中亞一體化的架構變化與發展前景

顧 煒

一、問題的提出與不同視角的解釋

自2005年中亞合作組織被并入歐亞經濟共同體后，所謂的“中亞地區一體化”被捆綁進地理范圍更廣、規模更大的歐亞地區一體化，失去了獨立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隨著歐亞經濟聯盟替代歐亞經濟共同體，歐亞地區一體化取得了更具實質性的進展，同時作為歐亞地區組成部分的中亞地區，其一體化似乎被人們遺忘。但自2018年起，“中亞地區一體化”再現生機。2018年3月，中亞五國領導人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現更名為努爾蘇丹)舉行會晤，討論地區安全和跨境水資源等問題。這是中亞國家領導人在2005年后時隔13年的首次單獨會面。2019年11月，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舉行了第二次中亞五國領導人會晤。下次會晤擬于2020年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中亞峰會的舉行及其機制化發展的趨勢，顯示出“中亞地區一體化”或“中亞地區合作”再獲新的發展生機。如何理解中亞國家的政策選擇，中亞地區合作與地區一體化如何在當前形勢下獲得發展空間，其發展趨勢和未來前景如何，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

圍繞2018年中亞峰會的召開和中亞局勢的變化，現有觀點提供了三種不同角度的解釋。第一，俄羅斯陷入困境，不能給予中亞地區更多的支持，所以中亞國家尋求集體合作，并有意與俄羅斯保持距離。中亞地區是俄羅斯僅存的具有優勢的戰略空間，俄羅斯一直重視與中亞國家關系的發展，這也是中亞合作組織在21世紀初被俄羅斯“收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烏克蘭危機后，俄羅斯經濟和外交遇到各種困難，外交重心轉移，中亞的優先性下降，(1)Slavomír Horák, “Central Asia after Astana: From Integration to Cooperation,”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509-central-asia-after-astana-from-integration-to-cooperation.html.所以中亞各國難以從俄羅斯獲得支持，轉而增強了彼此合作的意愿并擴大了合作空間。第二，中亞地區各國尋求獨立合作，拋開第三方舉行峰會，防止大國施加影響。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確實為中亞地區提供了新的合作機遇，但中國影響的擴大也令各國存在不同程度的擔憂；(2)李煥宇：《中亞峰會沒叫俄羅斯和中國，就是面向美國？》， https://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8_03_19_450686.shtml。上海五國機制及上海合作組織20余年的發展，形成了“中俄兩國+中亞國家”的合作框架和路徑依賴，但這一合作模存在一定的問題；美國通過推行“C5+1”計劃，加強了對中亞國家的支持，但美國影響的擴大也存在負面影響。所以，當中亞國家更多地把“中亞地區”視作一個地緣政治實體時，(3)Наргиза Мураталиева, Навруз-2019. Как пройдет второй саммит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caa-network.org/archives/15797.美國及其他第三方國家、尤其是大國的影響應當予以排除，中亞應謀求在地區內部開展合作。第三，烏茲別克斯坦調整外交政策，與哈薩克斯坦加強合作，烏哈兩國共同推動中亞合作。中亞五國之間的實力和影響力并不平衡，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是其中最強的兩個國家，長期存在爭奪中亞領導權的問題，兩國此前在部分問題上的不睦降低了中亞五國的地區合作水平，也延緩了地區合作的發展進度。但當烏茲別克斯坦調整外交政策，顯示靈活性，(4)張寧：《中亞一體化新趨勢及其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3期，第43～45頁；周明：《烏茲別克斯坦新政府與中亞地區一體化》，《俄羅斯研究》2018年第3期，第76～105頁；В Астане прошел первый саммит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www.hronikatm.com/2018/03/v-astane-proshel-pervyiy-sammit-glav-gosudarstv-tsentralnoy-azii/。并與哈薩克斯坦“步調一致”時，(5)Paul Stronski, “Integration Without Liberation in Central Asia,”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2/29/integration-without-liberation-in-central-asia/.烏哈兩國將能夠推動中亞峰會的舉行和中亞地緣政治的變化。(6)焦一強、陳燁：《“后卡里莫夫時代”中亞地緣政治新變化——基于烏哈合作的分析視角》，《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8年第6期，第120～133頁。

然而，上述解釋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種問題。首先，與俄羅斯保持距離或者推進“去俄羅斯化”，是冷戰后中亞各國始終抱有的政治意圖。獨立后的中亞各國一直在不同程度地推行“去俄羅斯化”的各項政策，(7)楊成：《去俄羅斯化、在地化與國際化：后蘇聯時期中亞新獨立國家個體與集體身份的生成和鞏固路徑解析》，《俄羅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93～159頁。即便是2005年中亞合作組織并入歐亞經濟共同體時，中亞各國也依然對俄羅斯心懷芥蒂并存有防范。其次，中亞國家始終存在與中國和美國等其他國家開展合作的意愿，盡管意愿的強弱在不同時期存在差別，但召開中亞峰會并非意味著選擇誰或拋棄誰，而是更多體現了一種地區內部團結合作的意愿，(8)Виктория Панфило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аммит пройдет без России, http://www.ng.ru/cis/2018-03-15/6_7190_sammit.html.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全拋棄”——拋棄所有外部影響，謀求內向性的自立合作。最后，地區內部國家的合作，特別是兩個規模相對較大的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的合作，確實是推動中亞峰會舉行的重要原因，反映了中亞的內部變化。但這不是唯一原因，而且兩國的合作是否能夠轉化為中亞地區合作和一體化持續發展的動力，進而將如何推動一體化的發展是更加重要的問題。

從地理歸屬上看，中亞地區是歐亞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學者由此認為中亞一體化進程應被納入歐亞一體化進程中。(9)Alexander Libman and Evgeny Vinokurov, “Is it Really Different? Pasterns of Regionalization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Vol.23, No.4, 2011, p.486.但從規范意義上看，中亞一體化與更大范圍的歐亞一體化相比，屬于次地區一體化的范疇，歐亞一體化屬于地區一體化的范疇。在地區一體化具有較強發展態勢的背景下，次地區一體化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如何獲得發展空間，遵循怎樣的架構，如何才能實現生存和持續發展。這些問題在理論與現實中都值得關注與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是系統把握中亞地區作為“次地區”發展一體化的架構及其進程變化，探尋中亞合作和中亞一體化發展起伏的原因與未來趨勢。

二、次地區一體化的理論邏輯

用更加理論化的語言描述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即：在參與地區一體化的同時，為何次地區國家意圖發展次地區一體化，且次地區一體化如何得以生存和發展。概括地看，次地區一體化在定位上是作為地區一體化的替代還是補充，次地區一體化如何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其得以不斷發展的條件是什么，這些問題都將影響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前景。

(一)次地區一體化的概念和基本構成

本文討論的次地區，指的是既在地理和文化上屬于某個大范圍地區，又具有獨特性、可自成一體的一定的地理范圍。相應地，次地區一體化是指在這一特定地區內開展經濟、政治或安全合作，以實現更緊密聯系的整合進程。當我們將次地區作為一個獨立的“地區”看待時，地區一體化的相關理論可以適用并解釋一些問題。但次地區之外仍然存在更大范圍的地區，且可能同樣存在地區一體化進程，所以對次地區一體化的研究需要考慮更多的行為體和要素。

參與和影響次地區一體化的行為體主要包括次地區國家、地區國家和地區外國家三種類型。次地區國家在活動范圍和活動能力方面相對遜色，這是次地區國家的基本狀況。我們假定次地區一體化和地區一體化都能夠為次地區國家帶來收益，但收益的大小存在差別，收益與成本之間的比較將影響次地區國家對兩種一體化路徑的態度和政策選擇。無論參與何種一體化，國家都要付出相應的成本，如讓渡部分主權、修改相關政策、采取配合措施等。但對次地區國家而言，參與兩種一體化的角色成本存在很大不同，次地區國家在次地區一體化中承擔主要角色、提供公共產品，而在地區一體化中可以選擇搭便車或者提供部分公共產品等不同角色，且次地區國家受能力的制約無法單獨承擔領導和推動地區一體化的角色。在不同一體化進程中的角色差別，意味著成本和收益均存在不同。地區國家專指那些位于次地區外，但在地區層面能夠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其實力一般強于單個次地區國家。地區國家對次地區一體化進程來說是外部行為體，能夠發揮支持或阻礙的影響作用，但對地區一體化進程來說是直接參與者，并發揮重要影響。地區外國家不是地區的實際組成部分，但能夠對地區一體化和次地區一體化進程同時施加影響，所以地區外國家也具有相當的實力。這三種類型的國家在互動中形成了同心圓模式(如圖1所示)，次地區國家位于次地區內部(小圓形內部)，地區國家位于次地區外部、但在地區內部(小圓形外部且在第二層圓形內部)，地區外國家位于地區外部(在疊套著的兩個同心圓的外部)。

有關地區一體化的研究通常需要考慮行為體、地區結構等靜態要素和地區觀念、地區內外博弈、一體化進程階段等動態要素。如果同時存在次地區一體化進程，那么研究次地區一體化，需要觀察的靜態要素包括三種行為體、次地區結構和地區結構，需要觀察的動態要素包括次地區內外博弈、地區內外博弈、次地區觀念和地區觀念等進程。次地區結構和地區結構的不同形態，將影響地區一體化和次地區一體化之間的比較和博弈，次地區一體化如何具有存在價值，與兩種權力結構的不同組合密切相關。而內外博弈的復雜性，首先意味次地區一體化的生存并不容易。對于次地區國家而言，發展次地區一體化是在比較成本和收益的基礎上做出的政策選擇，既要關注地區國家對地區和次地區的影響，也需要關注地區外國家對地區和次地區的影響。因此，次地區一體化的理論邏輯更為復雜。

圖1 三種行為體的空間分布

圖表來源：作者自制

(二)次地區一體化的生存與發展

在明確了基本行為體和構成要素的基礎上，這一部分著重討論次地區一體化生存與發展的理論邏輯。作為動態過程，次地區一體化與地區一體化的相互關系，不僅能夠反映各種行為體和要素之間的互動和演變，也能夠影響次地區一體化的生存和發展。本文從兩個維度考察次地區一體化與地區一體化之間的相互關系。第一個維度是時間維度，區分兩種一體化進程啟動的先后順序；第二個維度是發展水平，判別兩種一體化進程發展的水平高低。由此可以出現四種不同的排列組合結果(參見表1)。

表1地區一體化與次地區一體化關系的理論類型

圖表來源：作者自制

由于地區一體化相較次地區一體化先天具有規模效應，所以“發展水平”這一維度決定了次地區一體化的核心目標。當地區一體化水平高于次地區一體化時，次地區一體化的主要任務目標是“求生存”，即在地區一體化較為強勢的背景下求得生存，之后才能求發展。而當地區一體化水平低于次地區一體化時，次地區一體化的主要任務目標是“求發展”，通過自身發展來實現持續存在。因此，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把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歷程區分為“求發展”和“求生存”兩種邏輯。

1.“求發展”邏輯

在時間維度的影響下，“求發展”邏輯包含兩種類型(類型B和類型D)。如果次地區一體化在時間上先于地區一體化，且發展水平高于地區一體化(類型D)，那么次地區一體化具有很大機會可以憑借在啟動時間和發展水平上的優勢，保持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因為時間維度和發展水平維度兩者是“順向的”，次地區一體化在兩個維度上都有優勢，甚至最終可以接管地區一體化，作為領導力量推動整個地區的一體化。而當次地區一體化在啟動時間上晚于地區一體化時(類型B)，其得以實現的較高發展水平意味著規模的適度實現了各方的共同利益，且并未受到來自地區國家或地區外國家的干擾和阻礙。但在這種兩個維度“逆向的”情況下，次地區一體化若要實現引領甚至接管地區一體化的目標，機會將減少許多，且要處理更多的問題和困難。

例如，歐洲一體化在啟動之初是西歐六國的次地區一體化，逐漸擴大規模的同時實現了更大的發展，并引領了整個歐洲的一體化進程。而在東亞地區，作為次地區一體化的東南亞一體化在冷戰后至今的近30年間，受制于地區國家中日韓之間的競爭或地區外國家美國的影響，并沒有真正實現東南亞國家聯盟所期待的領導作用，但東盟自身獲得了發展，也對東亞一體化發揮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對次地區一體化而言，“求發展”邏輯因為發展水平的領先相對容易顯現，盡管次地區一體化并不必然能夠領導甚至合并地區一體化，但可以不同程度地實現自身的發展。

2.“求生存”邏輯

相較于“求發展”，“求生存”邏輯更難實現，因為次地區一體化在發展水平上弱于地區一體化(類型A和類型C)。如果次地區一體化在啟動時間上早于地區一體化(類型C)，即兩種維度呈現“逆向的”情況，次地區一體化將面臨地區一體化的激烈競爭和擠壓，甚至存在被“收編”的可能性。而當次地區一體化在地區一體化之后啟動(類型A)，即兩種維度呈現“順向的”情況，“次地區一體化能否啟動”這一問題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疑惑，更不用講如何獲得生存空間。所以，無論是哪種類型，“求生存”邏輯對次地區一體化而言都相當困難。只有當次地區一體化在同地區一體化的競爭中取得優勢時，次地區一體化的任務目標才能從“求生存”轉為“求發展”。但在起步階段，“求生存”是更加重要和更為基礎的任務。

“求生存”的難度讓我們更加關注對生存方法的研究。這需要進一步細化此前涉及到的兩個基本假定：第一，地區一體化進程是現實存在的，而非愿景或計劃中的；第二，單個次地區國家在實力上明顯弱于地區國家，無法單獨提供地區一體化所需的推動力和公共產品，但有能力推動次地區一體化，而地區國家是地區一體化的主要推動者。由此，我們對次地區一體化的“求生存”方法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當地區國家無力或無意愿推動地區一體化時，地區一體化出現弱勢發展，次地區一體化獲得窗口機遇期，次地區國家需要團結合作，推動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以滿足本國和次地區的需要，甚至替代地區一體化。

作為地區一體化的主要推動者，地區國家的能力下降或意愿降低將使地區一體化限于停滯或弱勢發展。此時，次地區國家無法從地區一體化中獲益，只能放棄“搭便車”政策，轉而推進自己能力所及的次地區一體化，以彌補地區一體化停滯造成的收益減損。次地區國家的這種選擇變化不僅僅是為次地區一體化求生存，更重要的是為各自國家求生存，所以各國的意愿會逐步清晰地表達出來并開展相應的合作。而次地區一體化能否取得進展，取決于次地區國家對待次地區一體化的意愿和政策，也與地區國家是否支持或阻礙、有多大能力支持或阻礙有關。所以，地區結構與次地區結構相當重要，次地區國家的集體力量與地區國家的實力對比將影響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如果次地區一體化能夠獲得較快發展，且地區國家仍然無法恢復實力或者沒有意愿推動地區一體化，那么次地區國家甚至有機會以集體力量成為地區一體化的推動者，通過發展次地區一體化來引領地區一體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地區國家在地區內的地位，為次地區一體化謀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假設2：當地區國家有意愿和能力推動地區一體化時，地區一體化的生命力較強，如果次地區國家仍然有意推進次地區一體化，那么提升集體合力或引入新的地區國家將成為次地區一體化“求生存”和防止“被收編”的關鍵。

理論上說，地區一體化生命力較強時，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空間將自然縮小。一方面是因為次地區一體化在規模、范圍和收益方面不具有競爭優勢，且地區國家可能阻礙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以防止出現挑戰地區國家權威的進程。另一方面是因為次地區國家沒有“另起爐灶”的必要和意愿，更愿意也更容易選擇搭便車政策。但當次地區國家仍然希望通過次地區一體化實現利益時，地區結構將成為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當存在且只存在一個地區國家時，次地區國家即便有意愿發展次地區一體化，也容易懈怠或無法取得成功，因為地區國家阻止或“收編”次地區一體化的意愿較強?！扒笊妗钡某晒θQ于次地區國家的集體力量與地區國家力量之間的對比。但當存在更多的有能力推動地區一體化的地區國家，即存在兩個或以上的領導型地區國家時，次地區國家將獲得更多的政策選擇。其一，如果兩個或以上的領導型地區國家推進同一地區一體化進程，次地區國家沒有選擇空間，次地區一體化“求生存”需要使集體力量超過兩個領導型地區國家之和，這是難度相當大的挑戰。其二，如果兩個或以上的領導型地區國家推行不同的地區一體化進程，次地區國家可以多頭取利，在使地區國家相互競爭的同時，為次地區一體化贏得發展空間。由此，次地區一體化若想求得生存可以選擇兩種路徑，第一種是次地區國家團結協作使集體力量超越地區國家，第二種是次地區國家推動地區結構改變，使更多的地區國家提供不同的一體化方案、開展地區一體化的競爭，為次地區一體化謀求空間。

而地區外國家是上述兩種理論邏輯中的干擾變量。地區外國家既可能成為地區一體化的支持者，也可能成為次地區一體化的支持者。地區外國家是否支持并不直接影響次地區國家的政策選擇，但對次地區一體化的生存成敗和發展趨勢具有重要影響，因為地區外國家可以被次地區國家“歡迎”到地區內部，成為改變地區結構和影響地區一體化前景的地區國家。同樣，次地區結構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如果次地區結構呈現中心化形態，那么次地區一體化將受到次地區中心國家政策的強烈影響；但如果次地區結構呈現扁平化形態，次地區國家之間的討價還價將影響次地區國家政策選擇的集體效果，從而影響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

綜上可見，在同心圓結構的影響下，次地區國家如果有意推動獨立的次地區一體化，需要考慮到次地區內部結構、與地區國家的博弈和地區外國家的影響等多種因素。

三、中亞一體化的發展歷程

蘇聯解體后誕生的歐亞地區，是一個范圍廣大、邊界甚至還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地區。普遍被使用的“歐亞地區”概念，由除去波羅的海三國之外的12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可被劃分為多個次地區，中亞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次地區。受文化、歷史等因素的影響，中亞次地區一體化受到歐亞地區一體化的深刻影響，對其發展歷程的回顧有助于我們理解上文所討論的理論邏輯。

(一)中亞一體化與歐亞一體化：此起彼伏？

蘇聯解體使國際關系意義上的歐亞地區得以形成，也同時開啟了冷戰后這一地區的分裂過程。大多數國家在構建起基本的國家權力結構后，逐漸開始尋找本國在國際上的身份和地位。盡管大多數中亞國家是被動接受了“分”的結果，但它們在對外層面逐漸認識到自己不僅屬于地理上的中亞地區，也屬于新出現的“歐亞地區”。然而，或許最初不曾想到的是，歷史積累的慣性和現實發展的需要使歐亞地區很快出現了“合”的趨勢與需求。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任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提出建立“歐亞聯盟”的倡議，俄羅斯也逐漸重新談論起獨聯體一體化，由此，歐亞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得以啟動。

中亞屬于歐亞地區的一部分，是次地區。中亞開展一體化和次地區合作具有雙重內涵：從“分”的角度看，中亞一體化是歐亞地區進一步分裂的一種表現，會對歐亞一體化的發展構成阻礙；從“合”的角度看，中亞一體化如果能夠被納入歐亞一體化的軌道，那么也將有利于歐亞一體化的發展。由此，回顧歐亞一體化與中亞一體化的發展過程，有助于辨析兩者之間的關系。

1994年，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簽署統一經濟空間條約，吉爾吉斯斯坦隨后加入。這是中亞國家發展中亞一體化意愿的初次顯現。1996年，獨聯體國家首腦會議決議推動獨聯體一體化進程。盡管當時并沒有普遍使用“歐亞地區”這一概念，但獨聯體框架下的一體化是具有更大范圍的“地區”層次的一體化，可以作為歐亞一體化發展的標志性進程。1997年，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并簽署中亞統一經濟空間條約。1998年，塔吉克斯坦加入，哈、烏、塔、吉四國成立中亞經濟共同體，旨在推動中亞各國的合作。由此，中亞一體化與歐亞一體化實現并行存在。

199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對俄羅斯造成負面影響，也拖累了中亞各國的經濟。中亞國家雖然參與了中亞經濟共同體的活動，但各自的外交重心并不在這個組織，也缺乏實質性的政策推動和資源投入。烏茲別克斯坦的重心轉移到1999年成立的古阿姆集團上，哈薩克斯坦更加關注同俄羅斯的合作，所以中亞合作及中亞一體化并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和推動，只是展示了各方的姿態和意愿。與此同時，歐亞一體化也逐漸陷入緩慢發展的階段，推動獨聯體一體化的相關文件并未得到落實，歐亞地區層次的一體化并沒有取得明顯進展。

可以說在這一階段，由于俄羅斯的弱勢，中亞次地區一體化在地區層次上遇到的阻力并不大(符合假設1的基本條件)，但次地區內部的不團結使次地區一體化沒能抓住發展的機遇。中亞次地區一體化只是各種次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的一種，發展成果相當有限。

進入21世紀后，伴隨油價的提升與經濟的恢復，俄羅斯推動建立了歐亞經濟共同體，盡管這一組織同樣未能覆蓋整個歐亞地區，但顯示了歐亞地區一體化發展的新趨勢。與此同時，2002年，中亞經濟共同體更名為中亞合作組織，旨在加強中亞的多領域和全方位合作。2004年，俄羅斯加入中亞合作組織。2005年，中亞合作組織與歐亞經濟共同體合并。2006年，烏茲別克斯坦退出古阿姆集團加入歐亞經濟共同體。自此，中亞一體化被完全納入到俄羅斯推動的歐亞地區一體化進程中。在這一階段，地區國家俄羅斯的意愿強烈、實力增強，歐亞地區一體化獲得發展，這導致次地區一體化遇到的阻力增大。加上由于中亞國家缺乏團結，次地區一體化逐漸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空間，中亞合作組織被“收編”。

2011年，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三國加快經濟合作，并于2015年共同成立歐亞經濟聯盟。隨后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相繼加入這一聯盟，歐亞經濟共同體停止工作。歐亞一體化以歐亞經濟聯盟為平臺開啟了新的合作階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8年3月，中亞五國領導人舉行峰會，被視為“中亞一體化2.0”的開端。(10)王聰：《低配版的“中亞一體化2.0”啟動》，《世界知識》2018年第8期，第32頁。2019年11月，中亞五國領導人再度舉行峰會。

通過以上回顧，我們可以看到中亞一體化與歐亞一體化之間并非典型的此消彼長關系，兩者有過共存時期，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也有過合并發展的時期，如2005年后，次地區一體化并入了地區一體化的框架中。2018年以來兩者再度出現共存的新態勢，其未來發展是會出現新的“收編”還是將持續共存，甚至引發兩者之間的競爭，其前景同中亞一體化的架構有關。

(二)中亞一體化的傳統架構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俄羅斯對中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這既是基于蘇聯歷史影響的延續，也是基于冷戰后20余年的地區實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歐亞地區的分裂趨勢不僅表現為蘇聯解體為15個國家，更表現為一個緊密聯系的歐亞地區分裂為幾個次地區。按照次地區一體化的理論邏輯，中亞五國同屬于中亞次地區，歐亞地區在中亞外圍，俄羅斯是地區國家，中國、美國、歐盟等都是典型的地區外國家。這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亞發展次地區一體化的傳統架構。

在次地區內部，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是兩個實力最強的國家，這使得次地區結構在整體上呈扁平化態勢，不可能圍繞一個中心開展次地區一體化，需要所有國家的參與和付出。由于哈、烏之間存在競爭性關系，如果兩國合作順暢，中亞一體化的機制構建能夠得到推動，如1998年中亞經濟共同體的建立；如果兩國發展方向不同，如1999～2006年的態勢，中亞一體化相對沉寂和弱勢。在次地區外，俄羅斯是最重要的地區國家，“一強多弱”的地區結構使俄羅斯對歐亞一體化具有重要影響。(11)顧煒：《雙重結構與俄羅斯地區一體化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0期，第118～139頁。這種地區結構也影響了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俄羅斯超強的實力不僅明顯強于單個中亞國家，也強于中亞五國之和，所以俄羅斯有能力“收編”中亞合作組織，使中亞次地區一體化并入歐亞地區一體化的軌道。

地區外國家在這一時期對歐亞地區和中亞次地區的影響存在差別。美國、歐盟更多以北約東擴和歐盟東擴的方式“蠶食”歐亞地區，破壞地區完整性。歐盟的東部伙伴關系計劃更多聚焦于同歐亞地區各國的雙邊合作，較為缺乏整體視野，加上中亞國家在地理上與歐盟存在距離，所以歐盟對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影響有限。古阿姆集團盡管在美國的支持下實現擴容，發揮了干擾歐亞地區一體化的作用，但對中亞次地區一體化來說，烏茲別克斯坦參與古阿姆集團分散了其對中亞一體化的關注，所以美國在整體上對中亞次地區一體化也構成了負面影響。中國雖然憑借上海五國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成功實現了對中亞地區和歐亞地區的介入，(12)顧煒：《地區等級體系與崛起國的介入戰略——以中國介入后蘇聯空間為例》，《外交評論》2015年第4期，第19～44頁。但由于同俄羅斯處于同一機制中，缺乏獨立的影響。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6年的10余年時間里，中亞一體化的傳統架構對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產生了三方面的影響。

第一，中亞次地區一體化不被重視，次地區國家缺乏團結，且在意愿和能力方面無法提供動力和支持。且不論俄羅斯這樣的主導型地區國家以及地區外的美國、歐盟等是否重視，位于次地區的中亞各國都未能普遍重視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價值和作用。中亞國家沒有足夠的自信心憑借自身力量發展次地區一體化，而是更多寄希望于同外部強力國家的合作，并且次地區國家選擇了各自不同的優先合作對象，導致次地區一體化缺乏必要的內部團結和支持動力。盡管很難判斷中亞一體化與歐亞一體化在啟動時間上孰先孰后，但在初步啟動后，中亞次地區內部缺乏團結，很難推動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也就很難實現“求發展”的理論邏輯，更不可能成為歐亞一體化的領導力量。

第二，地區結構使俄羅斯對次地區一體化具有重要影響。獨立之初的俄羅斯，國力虛弱，難以推動地區一體化的發展，有心無力的現實使中亞國家得以發展次地區一體化作為歐亞一體化的補充，中亞合作的機制化和中亞經濟共同體的建立得益于俄羅斯的弱勢和不重視。這符合假設1的基本設定，次地區一體化遇到的阻力較小。21世紀后，俄羅斯的實力有所增強，將主要關注目標放在地區一體化上，對暫不構成威脅且發展遲緩的次地區一體化采取了放任態度。這雖然在客觀上為中亞次地區一體化提供了“低水平”維持的空間，但“一強多弱”的地區結構賦予了俄羅斯足夠的自信，沒有其他選擇的現實使中亞國家傾向選擇搭乘俄羅斯提供的便車，所以俄羅斯并不急于對次地區一體化采取行動。

第三，地區外國家缺乏整體性思維，更多聚焦雙邊合作，未能對次地區一體化提供足夠的支持。歐亞地區外的國家和行為體，如美國、歐盟、中國、北約等，更多聚焦于同歐亞地區國家的雙邊合作，在影響歐亞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同時，并未對次地區一體化提供支持，沒有認識到次地區一體化具有“分裂”地區的作用。所以，中亞國家在自身未能形成合力的同時，也沒能尋找到推進次地區一體化的外部支持力量。這無疑為低水平維持的中亞次地區一體化埋下了“被收編”的伏筆。

2004年后，當實力得到恢復的俄羅斯開始更加重視中亞地區時，俄羅斯加入了中亞合作組織，一年后中亞合作組織被并入歐亞經濟共同體。當2006年烏茲別克斯坦加入歐亞經濟共同體后，中亞次地區一體化不再單獨存在，而是同歐亞地區一體化并軌發展。中亞國家的搭便車選擇，不僅是重視同實力恢復的俄羅斯開展合作，也表明其對歐亞一體化的認可，認為歐亞地區的一體化可以通過規模發展實現中亞國家的利益。這一并軌過程中，中亞的次地區結構沒有發生變化，團結性的不足為地區國家俄羅斯提供了施展外交手段的空間。當時任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2006年提出建立“中亞國家聯盟”的倡議時，為時已晚，俄羅斯推動的并軌已經“水到渠成”。同時，地區外國家的影響方式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北約和歐盟的東擴步伐仍然在遠離中亞次地區的東歐，美國在中亞的影響因被要求撤軍而有所削弱，中國因俄羅斯的制約而缺乏擴大自身影響的獨立渠道。所以，在各種情勢的綜合影響下，中亞次地區一體化被并軌發展。

可以說，中亞一體化的傳統架構在實現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生存和發展方面并不十分有利，地區結構的“一強多弱”賦予單一的地區主導國家“收編”次地區一體化的能力，一旦單一的地區主導國家有意愿限制次地區一體化，那么次地區一體化的生存空間和發展前景就將嚴重受限。

四、中亞一體化的內外變化

發展次地區一體化的主要目標是聚焦并實現其主體——次地區國家的利益。相比之下，地區一體化具有規模效應，且地區國家具有更強實力來實現這一規模效應。所以，雖然某個選擇了地區一體化的次地區國家可以從地區一體化中退出，但體現次地區國家整體利益的次地區一體化一旦被“收編”，就幾乎喪失了再度獨立的必要，也很難再次獨立出來。例如，哈薩克斯坦的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身份，能確保其進入俄羅斯的市場和管道網絡，這顯然比它與鄰居“四個斯坦國”的經濟一體化更加重要。(13)Neil Collins and Kristina Bekenova, “Fuelling the New Great Game: Kazakhstan, Energy Policy and the EU,”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5, Issue 1, 2017, pp.1～20.然而，中亞的次地區一體化因為中亞峰會的兩度召開，又顯示出獨立發展的需要和趨勢。

(一)中亞次地區的內部變化

正如本文在理論部分所討論的，無論地區國家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推動地區一體化，次地區國家的團結與集體合力都是推動次地區一體化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所以，中亞次地區各國開展團結合作的意識不斷增強，合作意愿更加明確，將有利于次地區機制的建立和次地區一體化的生存。

2016年8月，米爾濟約耶夫成為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后，積極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2017年4月，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恢復了兩國首都間停運25年的直飛航線。2018年2月，烏塔兩國決定重新開放兩國間已關閉10年的所有邊境口岸。3月，烏塔兩國就向對方民眾提供30天免簽待遇的問題簽署協議。(14)《中亞各國合作進入快車道》，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18/c_1123289964.htm。2018年8月，塔吉克斯坦總統訪問烏茲別克斯坦，兩國決議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并簽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整個2018年上半年，烏茲別克斯坦同哈薩克斯坦的跨境貿易增長52%。(15)Paul Stronski, “Integration without Liberation in Central Asia,”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2/29/integration-without-liberation-in-central-asia/.這是烏茲別克斯坦近年來在周邊外交方面做出的積極調整。

另一重要國家哈薩克斯坦同樣經歷了政權變化。2019年3月，哈薩克斯坦時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宣布辭職，由參議院議長托卡耶夫履行總統職責。托卡耶夫就任后于2019年4月對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了正式訪問，雙方提出將雙邊貿易額提升至50億美元的目標。2019年6月，托卡耶夫在總統選舉中高票當選為新一任哈薩克斯坦總統，實現了政局的平穩過渡。哈薩克斯坦的外交政策也得以保持延續和穩定發展。

在雙邊關系不斷推進的基礎上，中亞國家開始推動次地區機制的建設。2018年3月，中亞五國領導人時隔13年舉行了首次單獨峰會。2018年，哈薩克斯坦提議中亞國家推出類似歐洲申根簽證的絲綢之路簽證，以便更多游客在中亞地區旅游，帶動地區發展與合作。2019年11月，中亞領導人峰會再度召開。中亞國家對集體力量的重視成為推動次地區合作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歐亞地區的變化對中亞一體化架構的影響

作為中亞發展次地區一體化的首要外部環境，歐亞地區的變化對中亞一體化架構產生了多方面影響。

第一，歐亞地區一體化發展放緩，促使中亞國家謀求政策調整。當俄羅斯于2010年開始集中精力推動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三國經濟一體化時，歐亞地區一體化在起伏多年后呈現出新的生機。2011年，俄羅斯提出歐亞聯盟的宏偉計劃，并將俄白哈三國的緊密合作作為歐亞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引領性進程。這一思路盡管提高了合作效率，實現了歐亞經濟聯盟的建立和發展，但卻再次削弱了歐亞地區一體化的覆蓋范圍，很多中小國家不得不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正是這一選擇帶來尖銳矛盾的集中體現。烏克蘭危機及其后續影響，不僅削弱了俄羅斯的經濟實力、限制了其外交空間，也影響了歐亞經濟聯盟的發展。2015年至今，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國只包含了位于中亞次地區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未能吸納其他中亞國家加入，所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地區一體化并不能完全符合并實現中亞國家的利益。選擇其他的合作對象或者再度團結合作都逐漸進入到中亞國家的政策選項中。

第二，中國逐漸成為“新”的歐亞地區國家，影響歐亞一體化進程。21世紀以來，中國憑借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不斷介入歐亞地區，與歐亞國家開展合作。2013年，中國提出了更為獨立的地區合作方案——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盡管“一帶一路”倡議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地區一體化方案，但其提出和發展表明中國對歐亞地區一體化的積極參與，并且中國正在發揮愈加獨立的影響。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中亞各國顯示出與中國開展合作的積極性。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2014年10月首批簽署了有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事宜的備忘錄，不僅顯示了中亞國家同中國合作的積極意愿，也顯示了中亞各國謀求多元化地區合作的意圖。2015年中國的直接投資占塔吉克斯坦吸引外資總額的81.2%，這一壓倒性數據甚至讓俄羅斯擔憂塔吉克斯坦的退化和塔對中國的經濟依賴。(16)《鞏固歐亞一體化成果，普京訪問中亞三國》， http://tsrus.cn/guoji/2017/03/06/656827。這些合作逐漸推動中國成為歐亞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成為了新的地區國家，改變了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外部環境。

第三，中俄作為地區國家，在地區發展與合作問題上很難完全一致，客觀上為次地區合作和次地區一體化提供了發展空間。中國與中亞互動的增多使各國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中俄是否會在中亞地區出現激烈競爭的問題上。然而，當2015年5月中國與俄羅斯達成帶盟對接協議時，雙方的所謂競爭顯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2016年中俄達成共建歐亞經濟伙伴關系的協議，再次顯示了雙方控制競爭、開展戰略協作的決心。正如俄外交部外交學院院長巴扎諾夫所談到的，“俄中在中亞如果存在競爭，那只是在經濟領域。至于說政治競爭，我并未看到。鑒于歷史，中國承認該地區是俄羅斯的優先方向。而我們和他們都希望中亞穩定?！?17)《俄中專家將共同研究歐亞一體化》， http://sputniknews.cn/society/201802011024608921/。

盡管中俄在地區層面實現了戰略協作，但兩國各自的重心仍然在推動本國占據主導權的地區合作議程中。中國的重點在建設“一帶一路”，而俄羅斯的重點是歐亞經濟聯盟和大歐亞伙伴關系。中俄不同的側重點客觀上為中亞次地區合作和次地區一體化提供了發展契機。對中國來說，中亞發展次地區合作與“一帶一路”并不矛盾，一個更為團結的中亞能夠減少中國與之談判的復雜程度，類似中吉烏鐵路這樣的互聯互通工程將更為順暢的落地。所以中國在重視發展同中亞各國雙邊關系的同時，并不阻礙中亞次地區合作的發展，這不僅有助于打破俄羅斯對中亞地區的“獨霸”地位，也有利于擴大中國的影響。而俄羅斯已經很難重演21世紀初的“收編”操作，因為它所提供的一體化方案始終是地區層次的、以俄羅斯為主導，忽視了中亞次地區的需求。加上自身能力的弱勢，俄羅斯將很難阻止中亞次地區合作和次地區一體化進程的獨立發展。而且俄羅斯面臨的競爭不僅來自中國，也來自地區外國家。

(三)地區外國家對中亞一體化的政策變化

不僅歐亞地區發生了變化，歐亞地區外的形勢也出現了新動向。地區外國家以更為整體性的思維認識和對待中亞地區，為中亞次地區一體化提供了更多的外部支持。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亞歐大陸互聯互通需要的提升，中亞地區的重要性日漸突出。美國、日本、歐盟等地區外國家和地區組織在發展同中亞各國雙邊關系的基礎上，日益重視同中亞的整體性合作。

美國是最重要和最有影響的地區外國家。2015年10月末，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遍訪中亞五國，并在烏茲別克斯坦的亞馬爾罕與中亞五國外交部長共同舉行對話會，啟動了美國與中亞五國合作的“C5+1”機制。2016年8月，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華盛頓招待了來訪的中亞五國外長，“C5+1”機制逐漸成型并延續運作。在雙邊層面，2018年5月，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歷史性地訪問了美國，烏美開啟了戰略伙伴關系的新時代。此外，美國還利用其在南亞的影響，推動中亞與南亞開展多領域合作。2019年2月，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參加了在塔什干召開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和中亞國家總參謀長會議。2019年3月中旬，美國主導的CASA-1000(中亞—南亞)項目塔吉克斯坦段工程開工，該項目旨在用統一的輸電線將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連接起來，實現電網的互聯互通。這些舉措都在延續并充實美國的“大中亞”計劃。

盡管影響力不及美國，但很多國家也以各種方式對中亞施加影響。對中亞以外的國家而言，與集合體——中亞開展合作，有助于減少談判成本、增加規模效應，所以地區外國家通常會持有支持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立場。歐盟駐中亞事務特別代表彼得·布里安在2018年2月中亞峰會召開前夕曾明確表示歡迎中亞舉行峰會，強調中亞的安全與穩定符合歐盟的根本利益。(18)《中亞國家元首將在阿斯塔納舉行峰會》， 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162364。日本早在2004年就啟動了與中亞五國的外長對話會，并將此作為各方開展合作的重要渠道。2015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亞五國，這是時隔九年再度有日本首相踏上中亞土地。在這次訪問中，日本與中亞國家簽署了價值10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無疑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與中亞國家的合作。2019年5月，第7屆日本與中亞外長會議上，各國達成共識擬建立機制使日本游客用一份簽證訪問中亞五國。

中亞發展的國際氛圍也在不斷改善。2018年6月22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加強區域和國際合作，確保中亞地區和平、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決議。2019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比什凱克宣言》指出，上合組織成員國支持中亞國家為深化政治、經濟、人文等領域合作所作努力。(19)《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比什凱克宣言(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5/c_1124625929.htm。在眾多域外國家的支持下，中亞地區擴大了發展空間。中國成為地區國家，改變了歐亞地區的地區結構，對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求生存”邏輯具有重要影響。在借助外力的同時，中亞國家提升了集體合力，加強團結合作，也進一步推動了“求生存”邏輯的實現。所以，俄羅斯作為地區國家，已經很難將中亞繼續捆綁在自己主導的地區一體化進程中?，F有的一體化機制雖然眾多，但都是地區機制，缺乏對中亞國家和中亞次地區利益的集中表達。

由此，中亞次地區一體化出現了新的外部架構，其最大特點是中國和俄羅斯成為歐亞地區的兩個主要地區國家。盡管次地區國家和地區外國家在構成方面沒有明顯變化，但各國的意圖目標、內外博弈等動態要素發生了改變。在中亞次地區內部，各國顯示了更為獨立的發展意愿，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合作更加順暢和密切。美國、歐盟、日本等地區外國家和行為體對中亞次地區的立場和政策發生變化。這種新架構將影響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在架構改變的基礎上，中亞國家開始試圖將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獨立出來，沒有大國參加的中亞峰會得以舉行。中亞地區一體化再次成為中亞國家的對外中心議題之一。

五、中亞一體化的發展前景

中亞峰會盡管顯示了中亞一體化發展的新趨勢，但無論是過去近30年的發展歷程，還是次地區一體化與地區一體化的互動邏輯，都令人們對中亞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前景抱有不同看法。再次啟動的中亞一體化，被認為是一種半垂直半水平型一體化，是起步非常低的部分一體化。(20)王聰：《低配版的“中亞一體化2.0”啟動》，《世界知識》2018年第8期，第33頁。這一觀點顯示出外界對中亞一體化信心不足。確實，在歐亞一體化進程和主要大國引領性合作的包圍下，中亞次地區一體化想要獲得發展空間并不容易，如何“求生存”繼而“求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問題。

但我們從不同角度仍然可以看到當前形勢發展中存在一些積極因素。從縱向比較看，相較20世紀90年代中期和21世紀初，當前時期的中亞一體化因外部架構變化而獲得了更多的空間，更多的國家參與到對中亞一體化的影響中來。無論是從具體合作中獲益的前景，還是對中亞這一“次地區”身份的追求，都將使中亞國家有更多的意愿推動次地區一體化。中亞各國不僅會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左右逢源，也將借助地區外國家的各種力量發展中亞一體化，不僅搭乘歐亞地區一體化發展的便車，同時也推動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在功能上，中亞一體化可以作為歐亞一體化的補充，令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更為密切，基礎設施聯通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從長期發展看，盡管困難不少，但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的發展有可能為歐亞地區提供新的一體化發展路徑。從橫向比較看，冷戰后的一段時期里，中日韓三國一直在競爭東亞一體化的領導地位，“東盟+某國”的各種“10+1”方案彼此競爭，卻反而為東盟的持續一體化提供了發展的資源和空間，東盟甚至成為了東亞一體化的引領力量。所以，我們依然可以對中亞次地區一體化抱有一定的信心。

在保持樂觀看待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中亞次地區一體化存在的各種問題。首先，中亞一體化的領導國家可否持續合作。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已經平穩完成了政權交接，從目前來看，米爾濟約耶夫和托卡耶夫兩位總統的對外政策，相較其前任總統，既有延續也有調整，雙方對彼此合作以及推動次地區合作也有積極意愿。但兩國的合作能否引領地區合作，推動中亞一體化的持續發展值得關注。第二次中亞峰會原定于2019年春季舉行，但一直推遲至2019年冬天才得以舉辦，烏茲別克斯坦以日程繁忙為由推遲會議，或許也能反映出其中存在一定的問題。

其次，中亞一體化的形式選擇尤其重要。烏克蘭危機的結果使中亞國家不愿意做出非此即彼的站隊選擇，所以才有更大意愿推動中亞次地區一體化，但發展怎樣的一體化、選擇怎樣的形式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納扎爾巴耶夫曾表示東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是類似中亞峰會的合作形式。(21)В Астане прошел первый саммит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www.hronikatm.com/2018/03/v-astane-proshel-pervyiy-sammit-glav-gosudarstv-tsentralnoy-azii/.但有學者對此也明確指出，維謝格拉德集團將合作建立在公民社會上，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而中亞更鼓勵自上而下的合作路徑。(22)Slavomír Horák, “Central Asia After Astana: From Integration to Cooperation,”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509-central-asia-after-astana-from-integration-to-cooperation.html.中亞次地區一體化究竟能夠做到哪一步，用哪種框架可以塑造并維系中亞一體化，仍然考驗著中亞決策者的智慧。

最后，與形式密切相關的問題是，中亞一體化與中亞合作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中亞峰會顯示了各國抓住契機發展一體化的良好意愿，但距離真正的中亞一體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亞地區內部經濟相互依賴水平低被學者認為是中亞地區主義發展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23)Sebastian Krapohl and Alexandra Vasileva-Dienes, “The Region That isn’t: China, Russia and the Failur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https://doi.org/10.1007/s10308-019-00548-0.在這一情況未能明顯改善的背景下，“中亞合作”或許是現階段能夠更為準確地描繪現狀的詞語，中亞一體化只是各國努力的目標，是否是各國的共同目標似乎也很難做出肯定性判斷。

綜合以上，中亞一體化雖然在當前獲得了發展機遇和空間，但中亞一體化是否能夠持續推進，還需要中亞各國的共同努力，也需要解決一些更加具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