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文學的視野

朱一帆

賀桂梅，1970年生于湖北，文學博士。教育部2015年度青年長江學者?，F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研究和當代文化批評。已出版專著《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人文學的想象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2005）、《“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文化研究》（2010）、《思想中國——批判的當代視野》（2014）、《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2014）等，另有學術隨筆《西日本時間》（2014），并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說起來與賀桂梅老師的第一次“神交”，是痛并快樂著?？鞓肥且驗殚喿x《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之后，驚異于賀桂梅老師鮮明的問題意識和開闊的文學批評視野。要知道，這之前學界關于4、50年代之交的文學現象闡釋，大多從簡、從單，多把當代文學的開始描繪為是國共兩個區域兩支隊伍的“會師”，較少闡釋這其中的復雜性。至于痛苦，則是因為我的畫虎不成反類犬。其時作為研究生的我，也從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出發，草擬了《蕭乾文學創作發生學探析》的碩士論文題目，因為學識不足、積淀不夠等一些隨處可見的漏洞，這篇論文未能成形便“流產”而亡。和成長期的其他“事故”一樣，這一“事故”也被我深埋心底，鮮少拿出來檢視，至于它的“殘骸”，也早已轉化成我的人生經驗，構成生命的底色。只是機緣巧合，多年后，面對要為賀桂梅老師的文學批評作素描時，這一歷史的“沉渣”又泛上心頭。如今的我，如果能重返“歷史現場”，只想輕拍那個“她”的肩膀說：賀桂梅老師文學批評的視野與使命，你真的了然于心了嗎？

一

賀桂梅老師出生在湖北嘉魚縣，一個取《詩經·小雅·南有嘉魚》之義得名的縣城。因地處長江中游，這里每年6、7月份梅雨不斷。在混合著青春期感觸和粘稠陰雨氣息的江南水鄉里，賀桂梅度過了她的青年時代。1989年，她憑借優異的高考成績，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這之后，她在北京大學接受了完整的本、碩、博階段的高等教育，并于2000年畢業。面對這十年的學生時光，賀桂梅本人在日后鮮少有回憶性文字進行描述?？梢砸姷降?，只是蔡翔老師寫于2005年的文章《賀桂梅印象》。在他看來，這一時期的賀桂梅“少年老成”，“寡言”的很。只是在昔日中文系老友們眼中，北大學生時期的梅梅，是和他們在小南門外酒館兒一起讀過詩，一塊兒吞過煙的熱血女青年。至此，北大學生時期的賀桂梅形象，便也如說不清道不明的思緒，消散在時間的陰影里。但是，與時間的陰影相交織的光源——作為文學批評者的賀桂梅形象，卻正恰如其分地打開。

1993年，本科四年級的學生賀桂梅，為完成老師張頤武的“當代文學專題”課程作業，提交了《新話語的誕生——重讀<班主任>》這篇文章，之后其被發表在1994年第1期的《文藝爭鳴》上。賀桂梅在談到這篇文章時，她說：這是“最早的一篇，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文章的粗糙和幼稚自不待言，今天重讀它，頗有隔世之感，很難回想當時寫作時的具體思路?！边@顯然是自謙之詞。多年后的我在看到這篇文章時，還是驚訝于文章用筆的老道，以及對新學說使用的深入淺出。而且，從賀桂梅老師多個論文選本都將其收錄這一事實看，她應該是非常珍視這篇文章，哪怕將其視作是賀桂梅老師學術道路的起點，也并不為過。兩年后的秋天的晚上，那些黃昏的時辰退進大海，夜的想象涌上來的夜晚，研究生二年級的賀桂梅，和其他現當代專業的同學，一起在中文系五院的會議室，借著錢理群老師組織的“40年代小說研讀”課程，聽見秋天微風拂過木質課桌的聲音，看見微光透著玻璃走入教室的臉龐。賀桂梅在堂上作了《沈從文<看虹錄>研讀》的報告。報告中有語：“《看虹錄》對女性身體與鹿身體極端精微的凝視和呈現，正是出于表現生命本質的企圖，他懸置了任何關于身體的‘情欲‘道德等的理解，而僅將其看成‘生命的形與線的‘形式，‘那本身的形與線即代表了最高德性即神性，人由此獲得與上帝造物相通的處境?！边@一老成、干練的話語表述，實在很難與一個研究生二年級的小女生聯系在一起。有感于學生賀桂梅在報告中吐露的觀點，錢理群老師在課堂上說：“我想就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發展的角度，來談談沈從文在《看虹錄》里所作的實驗的意義——這也是賀桂梅同學的報告中已經涉及的，我不過再作一點發揮而已?！苯泿熞子?，人師難遭。錢老的謙卑，不僅映襯出他自己的學術風范，同時也顯露出學生賀桂梅“未若柳絮因風起”的才情。不出意外地，這篇課堂報告《沈從文<看虹錄>研讀》日后發表在1997年第2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朝來庭下，博士三年級時，賀桂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批評的增長與危機——90年代文學批評研究》。她在該書中對九十年代批評的主要問題和主要批評話語類型，作了資料清理和觀點述評。不難看出，這一以史料為出發點的學術研究，深受其導師洪子誠治史風格的影響。只是也如同門劉復生指出：“對于洪子誠的歷史研究而言，給歷史敘述提供支撐的其實并非所謂‘史料……而是他的歷史哲學與邏輯判斷……但彼時的賀桂梅顯然無法達到這種史料背后的判斷，也就是說，她還沒有獲得準確的判斷立場或立足點以及足夠的理論穿透力?！?/p>

“人生的道路雖然十分漫長，但緊要處只有幾步，尤其是當人年輕的時候?！鼻ъ昵昂蟮馁R桂梅，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80年代文學與五四傳統》，憑借學術報告《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和當代文學學科建制》留在母校，成為人師。而且，她開始第一次嘗試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處理文學以外的當代文化問題，并由此推出《世紀末的自我救贖之路——對1998年“反右”書籍出版的文化分析》這篇文章。日后撫鱗追昔時，她說：“如果說我確實由比較純粹的文學研究開始向著相對廣闊的文化/理論視野的‘轉向，那么這篇文章應該算是一個重要開端?！比绾卧谝环N更大的視野中重新理解文學的位置，及文學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成為日后脫離了學生身份的教師賀桂梅主要考慮的問題。文學的視野，也在教師身份的賀桂梅那里，被恰如其分地打開。

二

2000年，賀桂梅以教師身份站上講臺，開始為北大中文系的學生講授課程。這個講臺，實話講，不那么好“站”。而要努力的在那些和自己年齡相差無幾的學生面前“為人師表”，也不那么容易。賢良如孔子，也不曾逃過學生子夏的發問：“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轉型期靈魂的如何安放，確實讓初為人師的賀桂梅苦惱了一陣子。如果說這是初入職場的每個“小白”都會遭遇的問題，那么對自己“學院派”身份的審視與反思，則最終塑造了賀桂梅獨一無二的教師形象?！皩W院派”三個字，在賀桂梅工作的第一天便和她如影隨形。面對這樣一個身份標簽，賀桂梅倒也坦然，她直言：自己是“一個置身當代文學學科建制內的文學研究者”，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接受系統的學院訓練而成長的當代文學從業者”。但是得益于賀桂梅氣質鮮明的自反性批判立場，即對自己站立的位置，有自覺地分析和審視，她的文學批判風格，有著“學院風”氣息，但是卻也不拘泥于“學院風”。她曾說：“隨著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走上‘正軌，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置身的學術生產體制的影響……意識到自己生活于種種知識生產機器當中，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我可以超然其外。我的困惑在于，我可以多大程度上拓展這份被‘給定的空間，同時我又如何被這文化空間所限……不讓自己為專業所限，嘗試打通一些可能的學科、領域的隔絕，是我之‘拓展的另一種方式?！鞭q證法的光芒在這里閃現，自我反思的扣問精神，也在這里彰顯。之后沿著跨學科的批判視野，賀桂梅完成了自己從純粹文學批評向跨學科文學批評的轉型，也樹立了自己“文化批評”“思想史”“學科史”和“文學史”的基本學術格局。

賀桂梅老師在2003年出版的《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是個繞不過去的文本。因為這一文本是她首次用自己的“語言”和問題從事學術工作，并最終實現自己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轉型。面對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語境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賀桂梅敏銳捕捉到了當代文學/文化史中先前被遮蔽的、現如今正在浮現的繁復內涵。從此角度入手，在全書中，她以開闊的歷史視野，揭示了40-50年代轉折期蘊含的復雜文學內涵和文化內蘊，著力呈現了深陷其中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和精神脈絡。這一對先前當代文學學科領域內已成定論的問題的再考察，對后來者如何理解當代文學史，尤其是探討整個20世紀文學現代實踐的復雜多端，無疑都有著重要意義。之后，沿著跨學科批判的道路，她在2005年推出了專著《人文學的想象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該書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了在“文革”后30余年的時間跨度中，當代中國一些前沿性的思想、文化和文學問題。典型如對20世紀80-90年代的思想狀況作整體觀照;從世紀之交的文學與文化角度入手，對80-90年代小說中的北京記憶作書寫;從當代文學學科視野入手，考察“現代文學”的確立與50-60年代的知識生產與學科體制。2010年，賀桂梅老師出版了《“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一書。該書從20世紀80年代人道主義思潮、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尋根”思潮、“文化熱”、“重寫文學史”思潮、“純文學”實踐等六個文學與文化思潮入手，對80年代的整個思想狀況進行了知識社會學的考察。在談到80年代文學與五四傳統時，她指出：80年代有其自身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并不能完全用五四傳統加以統攝。即便是“文學性”“人性”“現代”“傳統”這些看起來很五四的話題，在80年代的具體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是由“80年代中國”這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場域中，不同的思想與文化資源構造出來的。更重要的是，我發現，80年代談論的“五四傳統”以及“現代化”“民主”“自由”“人性”等范疇，與五四時期中國語境中對于這些范疇的理解并不相同，實際上是一種由60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界塑造出來的、并在70-80年代發展為某種全球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理論”。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不管有意或無意，都與這種新的知識范式/意識形態關系更密切。五四傳統只不過在這個認識論“裝置”中得到了重新闡釋而已。如果不去關注這個“裝置”，而只關心這個裝置里面的五四表述，大概就只能說是舍本逐末、還是在“新啟蒙”的歷史意識內部談問題。

這一看待問題的角度與方法，很“賀桂梅”。從文學領域“跨出去”獲得“整體性”的公共意識，之后“再回來”，把文學問題放在一個開放的問題域中推進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思考，這是賀桂梅老師在從事文學批評時的方法與態度。孟繁華和張清華老師也稱贊她“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已遠遠超出了文學批評的范疇。它是綜合了社會、歷史、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一起提出來的。但是，它又沒有離開當下中國的問題場，并且仍然是文學批評的題中應有之義。作為‘70后一代，有如此寬廣的視野，實屬不易”。

90年代的北大，語言在這里激辯，思想在這里迸發。如何分析80-90年代轉型，如何理解“人文精神”大討論，如何看待知識界所謂“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戰，這些話題不僅在課堂上被唇槍舌戰，就是在課下的小飯館兒里也是“頭牌”“座上賓”。中文系里洪子誠老師的文學史研究、戴錦華老師的文化研究和女性主義研究、錢理群老師和汪暉老師的思想史研究、陳平原老師的學術史研究，張頤武老師的后現代主義批評等等，是“賀桂梅們”暗夜里一閃而過的燈火，造就了他們夜的神跡。至于結構——后結構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學說，讓“賀桂梅們”身披利劍，在學術領域揮毫潑墨。受到如此多大師的影響與指點，自然是一份幸運。不過，這些“學術上的‘父親”，對賀桂梅也難免帶有壓抑性的意味。好在，賀桂梅不斷努力，以一種“跨出”文學的社會性視野，去重新理解文學的位置，思考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的關系，走出了一條對“父輩”們創造性繼承的學術道路。當青瀝的夜色褪去，陽光亮堂堂地照進院子里，成為教師的賀桂梅，打開文學的視野，走出“影響的焦慮”，用學術這一“語言”，想象著一種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