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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對中國勞務輸出的促進效應分析

2020-06-04 15:39李琴粟湘惠李輝
財經理論與實踐 2020年3期

李琴 粟湘惠 李輝

基金項目: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7BFX149)、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YBA377)

作者簡介: 李 琴(1977—),女,湖南新邵人,博士,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國際貿易學。

摘 要:依據2008-2017年178個中國勞務輸出目的國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考量《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對中國勞務輸出的促進效應。結果表明:《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的實施促進了中國對外勞務輸出的發展。其中,對勞務合作項下勞務輸出的促進作用大于對承包工程項下勞務輸出的作用,對向發展中國家勞務輸出的促進效應大于向發達國家勞務輸出的促進效應。鑒此,宜進一步完善《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確?!稐l例》執行到位,加大司法救濟力度。

關鍵詞: 《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對外勞務輸出;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0)03-0140-08

一、引 言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化,勞動力跨國流動越來越頻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國際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頗多,包括國家間收入差距、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國家政策等。推拉因素理論研究者普遍認為,收入差距作為拉力因素,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1,2]。孫照吉(2014)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各輸入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相對變化及中國與各輸入國之間的收入差距對中國勞動力跨國流動有很大影響[3]。張志新等(2019)利用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及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方法證明了勞動力價格上漲對勞動力跨國流動起到了顯著促進作用[4]。

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是影響勞動力國際流動的重要因素。Connell和Conway(2000)指出勞動力的跨國流動與國際貿易存在互補關系,勞動力跨國流動會增加輸出國的外匯收入,從而增加投資和出口貿易,進而促進勞動力外流[5]。國內多位學者基于我國數據研究得出,我國出口貿易與勞務輸出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同互動關系,國際貿易增長對我國勞動力跨國流動具有促進作用[6-8]。對外直接投資亦在總體上促進了我國對外勞務輸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較多的國家接收了較多的中國勞動力[9,10]。

政策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Mark(2002)提出國際移民與國際監督及各國移民政策之間關系密切[11]。金銳(2005)指出我國對外勞務輸出在管理機制體系上仍存在很多問題,同時移民政策也尚未完善,因此,給我國勞動力參與國際勞動力市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12]。Amarjit Kaur(2010)認為勞動力市場準入政策是影響勞動力跨國流動的主要因素[13]。Bougheas和Nelson(2013)研究發現貿易優惠政策的增加能夠促進國家間勞動力流動數量的增加[14]。Zhang(2015)得出我國政府政策,特別是海外承包工程促進政策是促進我國勞務輸出的主要因素,其對承包工程項下勞務輸出的促進效應尤為顯著[15]。

本文以我國首部對外勞務合作領域的專門法規為對象,運用雙重差分模型(DID)研究其對我國勞務輸出的促進效應。

二、機制分析

我國對外勞務輸出有多種形式,其中由商務廳主管的承包工程項下的勞務輸出和勞務合作項下的勞務輸出是最主要的形式。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統計數據中僅包含這兩類形式,本文亦僅討論這兩種形式下的勞務輸出。自1984年,特別是1990年以來,我國對外勞務輸出年末在外人數雖有個別年份略有下降,但總體上不斷上升。其中,最近一輪的快速增長發起于2012年,該年年末在外勞務總人數共計850 181人,相比上年增長37 772人,增幅達到4.6%。此后的2013-2015年,我國勞務輸出以昂揚的勢頭持續增長,2015年年末在外總人數達到了峰值102.6萬。是什么原因導致了2012年以后的這輪快速增長?2012年,我國首部有關對外勞務合作的行政法規《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施行。從時間上來看,極有可能是《條例》產生了實效,現實地促進了我國對外勞務輸出的快速發展。

2012年6月4日,《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由國務院頒布,同年8月1日正式實施?!稐l例》全文53條,共六章,確立了“規范對外勞務合作、保障勞工合法權益、促進對外勞務合作健康發展”的基本立法原則,主要規范了對外勞務合作企業的主體資格與經營行為、明確了勞務人員的權益、強化了政府的服務和管理、列明了各主體的法律責任。

相較之前的法律文件,《條例》在以下方面有明顯改進。第一,效力級別更高,內容成體系?!稐l例》是我國首部規制對外勞務合作的行政法規,效力級別高于以往的部門規章。相比之前零散的規定,《條例》內容更成體系,是我國首部綜合性的對外勞務合作法律,對對外勞務合作企業、勞務人員、相關合同、政府的服務和管理、法律責任進行了全面的規定。第二,提高了對外勞務合作企業準入門檻,嚴格規范了企業的經營活動。對外勞務合作企業需滿足嚴格的條件方可獲得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格;企業經營活動范圍受到了限制,禁止其從事一系列的活動,包括不得組織勞務人員赴境外從事賭博、色情工作,不得以留學、商務、旅游等名義組織勞務人員赴境外工作等;企業應當履行的一系列義務,包括繳存備用金、安排勞務人員培訓、給勞務人員購買保險等。第三,更關注對勞務人員權益的保障?!稐l例》對與對外勞務合作有關的合同進行了詳盡規定,要求在勞務合作合同、勞動合同、服務合同中載明與勞務人員權益保障有關的事項。此外,《條例》通過規定對外勞務合作企業及政府的法律義務以保障勞務人員的權利,譬如對外勞務合作企業不得違法收取服務費,應當協助勞務人員維護在境外期間的合法權益,商務主管部門應該組織建立對外勞務合作服務平臺以無償提供相關服務,中國駐外使領館應當依職責維護勞務人員正當權益等。第四,加強了政府的服務和管理?!稐l例》明確了對外勞務合作主管部門和協同管理部門,并對各自的服務和管理職責進行了明確規定。政府部門應該為對外勞務合作企業和勞務人員無償提供信息服務、建立統計制度、給予培訓支持、建立服務平臺、處理維權訴求、建立健全突發事件預警、防范和應急處置機制等。

盡管《條例》沒有專門的“對外勞務合作促進”章節,但是其“促進健康發展”的立法原則里應是包含有“促進增長”之意的,而且其規范對外勞務合作企業經營活動、保障勞務人員權益、加強政府服務與管理的具體法律規則會給我國勞務輸出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理論上會促進我國對外勞務輸出的增長。下文將通過實證分析方法,檢驗《條例》是否取得了促進對外勞務輸出增長的實效。

三、計量模型的構建

(一)模型設定與指標選取

基于自然實驗的雙重差分法是在國內政策效果評估領域應用最廣的研究工具,雙重差分法能夠定量考察制度的績效與客觀評估政策的效果[16]。運用雙重差分模型(DID)檢驗《條例》的實施對我國對外勞務輸出的影響。在研究中,如果法規政策等的頒布實施使經濟社會中的一部分主體受到了影響,另一部分主體并未受到或受到微小影響,我們就可以將它視為一項自然科學實驗,將受到不同影響的主體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這樣就能利用主體之間表現出的差異來體現法規政策的效果[17]。為此,在借鑒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采用國際上經典的間斷分組方式[18,19],計算2008-2017年年末我國在各國勞務總人數,然后取中位數將樣本分成兩組。中位數之上的國家被認為受到法規影響更大,為勞務輸出高頻國;中位數之下的國家被認為受到法規影響微小,為勞務輸出低頻國。將高頻國設為實驗組(Treatment),取值為1;低頻國設為控制組(Control),取值為0。由于《條例》于2012年開始實施,所以2012年為法規沖擊的起始年份,設置Post作為該法規的虛擬變量,把2012年及以后的年份取值為1,否則為0。我國對外勞務輸出分為承包工程項下的勞務輸出和勞務合作項下的勞務輸出,這兩種形式的勞務輸出存在差別。因此,模型設定三個被解釋變量:對外勞務輸出年末在外總人數(P)、承包工程項下年末在外總人數(P1)、勞務合作項下年末在外總人數(P2)。本文不僅用雙重差分模型檢驗該項法規的頒布實施對我國整體勞務輸出的影響,同時,還分別檢驗其對這兩種形式的勞務輸出的影響是否存在差別。

依據上述考慮,構建DID實證模型如下:

Pi,t=β0+β1Treati,t×Posti,t+βXi,t+μi+

λt+εi,t(1)

P1i,t=β0+β1Treati,t×Posti,t+βXi,t+μi+

λt+εi,t(2)

P2i,t=β0+β1Treati,t×Posti,t+βXi,t+μi+

λt+εi,t(3)

其中Pi,t、P1i,t、P2i,t為被解釋變量,分別為對外勞務輸出年末在外總人數、承包工程項下年末在外總人數、勞務合作項下年末在外總人數。β為雙重差分估計量,其中β1是本文重點關注系數,該回歸系數反映了《條例》的頒布實施對我國勞務輸出的影響。Treati,t×Posti,t為實驗組與法律實施時間的交叉項。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匯率、進出口總額、對外直接投資、工資差距比率、各國GDP、勞動力自由、貨幣自由、貿易自由、投資自由等。μi為國家固定效應,用來控制來自目的地國的特殊性差異可能對結果產生的影響。λt是時間固定效應,加入時間固定效應則可以剔除由某種運行趨勢或者特定年份的特殊事件可能產生的影響。εi,t是誤差項。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我國勞務輸出歷史悠久,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我國的勞務輸出目的國。由于數據庫中一些國家無數據載入,因此,剔除了部分國家,選取178個國家作為樣本國。所有變量的原始數據取自EPS數據庫、世界銀行數據庫以及CPEII數據庫(詳見表1)。

(三)平行趨勢檢驗

要使通過雙重差分模型得到的雙重差分估計量無偏差就要滿足平行性假定條件,即在法規頒布實施前我國對勞務輸出高頻國(實驗組)和低頻國(控制組)的勞務輸出擁有相同的增長或降低趨勢[18]。下文采用共同趨勢回歸檢驗以及繪制直觀圖兩種方法進行驗證。

1.共同趨勢回歸檢驗。

借鑒相關研究[20,21],對《條例》頒布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共同趨勢進行檢驗。利用《條例》頒布實施前2008—2011年178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將《條例》頒布前的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年份虛擬變量分別取值為1,反之則取0;然后利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可知,該主要解釋變量(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表明在《條例》頒布前,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具有共同發展趨勢。

2.直觀圖檢驗。

以2008-2017年10年為時間跨度,分別選取我國每年末在實驗組和控制組國家的勞務總人數、對外承包工程項下和勞務合作項下年末在各國總人數的平均值,繪制成圖2~4。

圖2很直觀地展現了兩組數據隨時間變化的趨勢,顯然2012年以前兩組數據擁有近乎相同的變化趨勢;2012年后兩者趨勢明顯發生變化,實驗組在2012-2013年呈上升趨勢,而控制組則在此年份反呈下降趨勢。

由圖3可以發現,在2012年之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上升或遞減趨勢基本相同;但在2012年后兩者趨勢明顯發生變化,實驗組在2012年至2013年呈上升趨勢,反觀控制組則在此年份間呈下降趨勢。

觀察圖4可以看出,在法規頒布前發展趨勢基本一致,法規頒布后尤其是從2015年后開始,實驗組呈現遞減趨勢,控制組呈現遞增趨勢。綜上,實驗組和控制組在法規頒布實施之前有著基本相同的發展趨勢,滿足平行性假設。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整體實證結果

雙重差分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以看到,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國家固定效應以及未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我國年末在外勞務總人數(P)的交叉項系數顯著為正,分別為1557、1301.507,并且都在1%水平上顯著。承包工程項下年末在外人數(P1)的交叉項系數分別為499.793、417.969,但顯著度有所下降,由在1%水平上顯著下降到5%水平上顯著。勞務合作項下年末在外人數(P2)的交叉項系數分別為1064.395、886.956,都在1%水平上顯著。

2.加強《條例》的執行,確保有效全面的監督。自2012年頒布《條例》以來,盡管我國商務主管部門對對外勞務合作管理嚴格,市場經營秩序有所好轉,但違法違規現象屢禁不止,這反映了在《條例》的實施與監督方面還存在不足,需要進一步地完善與加強。監督工作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監督主體復雜多樣。監督主體應包括行政監督主體、社會監督主體、勞務人員的組織及個人等。行政監督主體除了商務主管部門這個最重要的主體外,還包括外交、公安、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交通運輸、住房和城鄉建設、市場監管等有關行政部門。我國目前已有的監督方式比較單一,其他行政主體的監督、社會監督、工會監督明顯不足。因此,要加強全面監督,充分發揮各類主體的監督作用,以確?!稐l例》不流于法律條文,能真正落到實處,切實促進我國對外勞務合作健康快速發展。

3.加大懲治力度,完善司法救濟。伴隨著我國對外勞務輸出的不斷發展,擾亂對外勞務市場秩序、侵害勞務人員權益的行為一直不斷。對于市場上的種種違法違規侵權行為,一方面,應加大懲治力度,追究違法犯罪人員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應該完善司法救濟,暢通救濟渠道。我國勞務人員權利意識薄弱,法律認知不足,在遭受到不公正待遇時不知道如何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要為勞務人員提供司法救濟,積極開展勞務人員的維權機制建設,譬如加大對勞務人員的權利保障宣講工作,完善司法援助,加大組建境外勞工工會力度,與勞務輸入國建立維權平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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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鐘 瑤)

Analysis o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Overseas Labor Cooperation on China's Labor Export Based on the DID Model

LI Qin, SU Xianghui, LI Hui

(Economic Schoo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Abstract:Taking 178 destination countries of China's labor export from 2008 to 2017 as samples, this paper use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analyz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Overseas Labor Cooperation on China's Labor Export" on the export of labor services from China.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 has promoted China's labor export, especially that under labor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that export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Overseas Labor Cooperation; labor export;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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