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蔭喬與《貴州田賦研究》《實習調查日記》

李慶曾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偶然發現了父親李蔭喬先生1938年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學習期間的畢業論文《貴州田賦研究》和與此相關的《實習調查日記》。這兩本出版物總共七百馀頁，除少量表格、文件外，全部為先父的恭楷原稿的復印件。這些文字展現出，作者是一位文字上有功底、學術上有建樹、思想上有正氣，敢于公開批判國民政府的貪婪與卑鄙的有志青年。他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以天下為己任，具有批判精神和憂國憂民情懷。這些著作顛覆了父親在我心目中的平庸形象，讓我有機會見到他隱藏起來的另一個真實的自我。

關鍵詞：李蔭喬 《貴州田賦研究》 《實習調查日記》

1965年，我在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學讀高一，第二年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們班的同學抄了我家。除了一些瓷器以外，還抄走了齊白石送給我父親的三幅水墨畫，其中的一幅就掛在我睡的小床床頭，所以記憶頗深。記得那是一幅牽?；▓D，畫的款上有齊白石的題字，內容大約是蔭喬兄雅正等字樣。另兩幅分別畫的是金魚和螃蟹，細節記得也不是太清楚了。后來，我先后于1969年下鄉，1974年病退返城務工，1977年參加高考。在北京經濟學院讀完本科后，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了碩士和博士。碩士畢業后，在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幾年后，又于1989年出國，在澳大利亞阿德雷德大學做研究工作。時過境遷，我也就把這些往事拋諸腦后了。

我在國外工作生活了近十年，九十年代末回國創業，直到2000年才又在北京定居。定居北京后，我開始重新和以前的同學、朋友、同事、兵團戰友恢復聯系。直至前幾年，才聯系上了高中時的同學。一別四十多年，再見面時大家都已經六十多歲了。

老同學見面，無非要聊起一些在學校時的往事，其中不免又提及我家被查抄的事，也少不了談起我家被抄走的齊白石的那些畫。后來與其他朋友閑聊時，這些往事也被當做談資，以半玩笑的方式提起。此時，白石老人的書畫價格已經不菲，而我家這一丟就是三幅，聽者大都表示惋惜。正因為如此，可能也給一些聽者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于是，不久前的一天，一位朋友突然在微信上問我：“你父親叫什么名字？”“我父親叫李蔭喬，怎么了？”我反問道。他說這兩天在電視上看鑒寶欄目，其中有一幅齊白石的畫，上面也提了某某某雅正等字樣。鑒寶欄目上不時有齊白石的作品出現，但有齊白石老人送某某人的題款的字畫反倒并不多見。這使他聯想起了我家曾被抄走的那些畫，順便詢問我父親的名字，以備查考。

正值全國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時間，大家都居家隔離，我也閑著沒事兒，在回答完這位朋友的詢問后，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隨手就在百度上輸入了父親的名字。此前，我從沒想過在搜索欄上輸入過父親的名字。因為他一生都忙忙碌碌、辛苦操勞、平淡無奇，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所以自然也就不會上百度去查找關于他的什么事情。殊不知這一搜索，竟發現了我所不知道的父親。

一、我所知的父親： 鐵蹄下的流亡者，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新社會的建設者

詳細地詢問父親的過往是我上高中時的事情。當時我們的班主任名字叫鄭紅娘，好像是個干部家屬，隨她的丈夫從南方調到北京，暫時在我們學校落腳，做我們高一六班的班主任，但也就大半年的時間她又被調走了。記得鄭老師是老黨員，為人親切慈祥。當時我是班里的學習委員，屬于團組織的重點發展和培養對象。我在班里的表現深得鄭老師的賞識，所以上高一沒多久我就入了團。當時入團在家庭出身問題上的大政策是有成分論，但又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現。按組織要求，入團前我要向團組織如實交代父母過去的歷史。我對父親的歷史做比較細致的了解，就是源于入團這件事。

父親李蔭喬，1909年出生在遼寧省岫巖縣城的一個大戶人家，祖父是商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隨東北大學的流亡學生流亡到北平。為了躲避日本的侵略，他于“七七”事變后，又不得不從北平跑到開封、西安，后又到南京的地政學院進修。后來，又隨學院遷到九江和重慶等地，也在湖南、貴州等地有過短暫的停留?？箲饎倮?，父親回到北平，在北平市地政局第三科，也即是土地估價科，當科長。1949年，我出生前，他作為國民政府軍政人員，隨傅作義投誠。1949 年后，按照軍管當局的要求，在炮局的清河大隊被集中管訓三個月，以改造思想，查清歷史。國民政府的地政系統是由CC系掌控的，而在地政系統中，父親也算是一個中層干部。由于當時北平市地政局下屬部門為科，沒有處這一級，所以他這個科長大致相當于現在的處長。另外，父親在三十年代就加入了國民黨，因而他也就被懷疑是CC系特務。

“CC系”是國民黨內的一個政治派系，其代表人物是陳果夫和陳立夫。CC系的實力主要分布在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門尤其是組織部、中統局、地方各級黨部和教育系統（尤其是大學）。其中，中統是國民黨黨務部門控制的特務機構。中統的全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特務組織的原始機構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內的黨務調查科，成立于1928年2月。中統的工作重心是對內，即對國民黨黨內和國民政府進行監督控制，打擊一切滲透到黨政機構內部的異己分子和赤色分子，同時對社會上的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中統的勢力非常大，因為其始終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所掌控，國民黨的各級黨組織，都是中統的特務網的延伸，許多基層黨部的負責人，本身就是中統的基層負責人。而父親盡管早年參加國民黨，但既未從事過黨務工作，又未在國民黨各級組織中擔任過任何職務。他作為一名普通的國民黨員，所從事的僅僅是有關土地管理、土地利用、土地規化等方面的工作。正因為如此，軍管當局沒有他參加特務組織的真憑實據，直到管訓結束，沒有給他解放前的歷史作任何定論，僅僅說他有特務嫌疑。此后，“特嫌”這一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與他相伴多年。

“文革”初期，父親被他所在的單位剃了陰陽頭，當做國民黨的殘渣余孽進行了批斗，然后又把他遣送到原籍遼寧省岫巖縣農村，交給當地群眾監督進行勞動改造?！拔母铩焙?，父親平反了，工資也全部補發了，大約有一兩萬元。七十年代末期的一兩萬元，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是一筆巨款。這時，父親下放的農村勞改所的那個縣的縣長，專程來家看望他，還帶來了幾件當地出產的岫玉雕件作為禮物。他們來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化緣”。至于父親貢獻了多少錢支援家鄉建設，我并不知情。但縣長一行應當是成功的，他們滿意而歸了。父親退休的單位是北京市雪花電冰箱廠，他在那個工廠的財務科做了二十多年的成本會計，據說號稱李大拿。這個稱號，可能是說他的手伸的特別長，科里大大小小的事兒他都管;也可能是說，別人干不了的會計上的活兒他都會做得好好的。1998年父親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九歲?？傮w來說，父親在1949年前的經歷頗為曲折：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使他流離失所，顛沛流離。這個階段里，他無論是求學還是工作，基本上稱得上衣食無憂。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雖算不上什么接收大員，但畢竟在北平市地政局做了一個科長（大致相當于現在的處長）。因此，在我的意識中，他在解放前是為國民政府效力，應當算是一個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1949年后，他經歷了鎮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四清社教等歷次政治運動，都平平安安度過了。除了“文革”時受到沖擊外，他一直在為一家八口人的生計而奔波，生活的平淡和工作的勞累我都歷歷在目。生活中的父親給我的印象是，平時話不多，除了安排我們做些事情外，很少與我們交流，對于他以前的經歷更是很少提及。他的性格急躁，養花是他唯一的嗜好。自從我記事起，就知道他每天都要騎著那輛半新半舊的自行車，奔波于交道口的家與呼家樓工廠之間，一趟要騎四十分鐘，風雨無阻，一進家門就喊累是常有的事。說他為了工作也好，為了生計也罷，總之他把所學的知識和大部分精力用在了他所從事的會計工作中。一路走來，可以說他在政治上擁護黨和社會主義，在工作中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因此說他是一個新中國的建設者也是確定無疑的。

二、發現父親著作：《貴州田賦研究》《實習調查日記》

當我回答完朋友詢問父親的名字這一問題后，可能是疫情期間在家閑居無聊，也可能是冥冥中有什么在提示我，于是鬼使神差地隨手在百度的搜索欄上輸入了“李蔭喬”三個字，網頁上彈跳出來的結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因為展現在我眼前有關他的信息，竟有七八條之多。這一搜索結果讓我非常驚訝。于是我進一步順著搜索到的線索繼續查詢，便有了后來更為驚喜的發現。通過對查詢到的信息進行梳理，我發現有關父親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一部專著《貴州田賦研究》1和一本《實習調查日記》2上。網上電子版還顯示，這兩本書都未經點校整理，所以不是常見的印刷本，而是父親的手跡原稿的影印件。在網上購書后發現，這兩部書還保持著行書、楷書書寫的繁體豎排式樣，行文風格半文半白，這大概是當時流行的文體吧?！顿F州田賦研究》一書有五百四十六頁，《實習調查日記》有一百三十二頁。這兩本書都被編在一部資料文集中正式出版。這部文集的名字是《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主編叫蕭錚。經查詢后得知，此人當時的身份是父親求學的地政學院（系）的主任。

關于這本資料集，蕭錚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總序》中是這樣介紹的：

中央政治學校之地政學院，成立于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九年停辦……（蔣介石）乃召本人于二十一年一月間自德返國創辦地政學院，以訓練專才，解決中國土地問題。本人承命以后，招考大學畢業生之有志于研究土地問題者，入院研究;于第一年基本學科研究完畢后，即派往各重要地區為實習調查三個月，返院時須呈繳調查實習報告，由各教授分予審閱，并命其以所獲得之實際資料為研究論文?！群缶拍觊g出發調查之學員凡一百六十八人，成論文一百六十六篇，論文中關于各省縣市田賦研究者三十六篇，土地整理者二十二篇，農村經濟者三十篇，農業金融者八篇，市地問題及土地征收者十二篇。調查報告一百七十八篇，涉足所及者凡十九省，一百八十馀縣市。均收取其當地實際情形及其重要文書，存之于報告中。 1

這些資料說明，父親就讀的這所地政學院共存續了九年。在這九年間，地政學院先后派出學員一百六十八人，奔赴各地進行與土地有關問題的調研，從而積累下一大批翔實的土地管理利用、土地整治規劃、土地權屬和田賦制度等方面的調研資料和研究成果。蕭錚把這些三十年代的有關土地問題的文獻編輯起來，于1977年由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和美國中文資料中心聯合出版，便構成了這部由蕭錚主編的二十年代土地問題的影印寫本史料巨著。

關于蕭錚，《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是這樣記載的：

蕭錚（1905-？2），字青萍，浙江永嘉人。生于1905年1月15日（清光緒三十年臘月初十）畢業于北京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經濟系。曾任中國國民黨浙江特派員。1932年至1939年任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院長。1932年創辦中國地政學會，1947年擴充為中國土地改革協會，任理事長。1940年任中國地政研究所董事長，1941年任中國土地調查會會長。1933年1月11日至1936年3月5日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導淮委員會土地處處長。1946年5月，任經濟部政務次長，是年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5月22日，函聘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948年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并任立法院地政委員會委員。去臺灣后，仍任“立法院”立法委員。1955年至1972年，任“中國土地銀行”董事長，“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董事長，“農業對市場研究中心”主任，“亞洲土地改革及農村發展中心”主任，政治大學教授，《土地改革》月刊發行人。1970年起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小吨腥A民國土地改革之理論與實際》《平均地權之理論》《中國土改運動》、《土地經濟論文集》等書。3

蕭錚主編的這部資料集收錄論著共計二百種，約六千萬字，被學界公認為是迄今為止研究中國近代土地問題最重要的史料文獻。海內外學界亦將之視作無價之寶。而這部資料集收錄的首篇的論文《貴州田賦研究》，作者就是我的父親李蔭喬。

我查了一下，地政學院先后九年間共派出調查學員一百六十八人，父親既不是第一期學員，也不是最后一期學員，這樣看來，他的論文在這一百多篇畢業論文集中被編為首篇，應該不會是蕭錚先生的無意之為。眾所周知，一個論文集的首篇通常是這個文集中分量最足的、內容最重要的。而蕭錚作為民國時期的土地學科的奠基人和先導者，由他主編的資料集中把父親的畢業論文放在首篇這一醒目位置上，可見父親的研究成果在這部二百篇體量的資料集中是出類拔萃的。

當了解到上述情況后，使我逐漸感覺到父親的這部專著的分量，因而讓我不得不對父親的學識重新審視和考量了。

通過網上搜索，我還發現，父親的這兩本著作不僅在臺灣得到出版，而且貴州省文史研究館近年來編纂的，反映貴州民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內容的大型叢書——《民國貴州文獻大系》第二輯下冊，也收錄了由商毅先生整理的《貴州田賦研究》一書。

2011年，整理者還專門為《貴州田賦研究》撰寫了整理前言。前言中除了詳細介紹了中央政治學院地政學系在三十年代派學員赴各地調查形成論文，后由蕭錚先生將這些論文及相關原始資料編撰成書并出版的來龍去脈外，整理前言還指明，《貴州田賦研究》就是這部文集的首篇?！瓣P于作者李蔭喬，我沒有找到任何資料。蕭錚在序言中還說，學員們實習調查回來之后，‘又一年始得卒業，分發各省工作?！顿F州田賦研究》成于一九三八年冬，李蔭喬分發也當在次年或更后，尚處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幾十年過去，查不到戰亂之時一個人的蹤跡，當有各種各樣的可能，不足為奇。不過，這些實習調查報告，對保存貴州那個時期的社會風貌是珍貴的資料，貴州人不該忘記他們?！?

父親的書是1977年在臺灣出版的，按時間推算，那時也許他剛剛從農村勞改回到北京，也許還沒有被平反。當時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尚未開始，身居北京，無法得知臺灣的出版信息。父親是在1998年去世的，這是在他的著作被出版的二十多年后。他作為本書的作者，對此事仍不知情。自己的著作被出版，著作的價值被世人肯定，而作者本人卻絲毫不知，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這確實就發生在了他的身上。我想，這既是父親個人一生中的重大遺憾，也是那個時代的遺憾。是金子總要發光的，父親的著作并沒有被滾滾的歷史潮流所湮沒，他的著作不僅被出版了，而且學術價值還得到了海峽兩岸專業人士的充分肯定。作為他的子女我們十分欣慰，我們為父親的學術成就而感到自豪。

父親從1931年到1949年，即他二十二歲時隨東北大學南遷，到四十歲這十八年間，中國始終處于內憂外患的動蕩之際，他雖歷經顛沛流離，但仍在困境中刻苦學習，自立自強，實屬不易。四十年代末，他在北平市地政局任職的那個科長，在他一生的經歷中無足掛齒，反倒是在地政學院學習期間的畢業論文，應當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處。這一得意之筆被后人當做重要史料保存了下來，還予以整理出版，傳之后世，并給予“彌足珍貴”和“貴州人不應當忘記他們”等極高的評價，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蕭錚主編的《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中，除了收集地政學院的學員所撰寫的一百余篇畢業論文外，也收集了與這些論文有關的一些調查日記，其中就包括了父親的《實習調查日記》。這份日記詳細地記錄了他從1938年6月底離開重慶輾轉數地到達貴陽，7月1日開始在貴州省財政廳進行畢業調查，到9月20日完成調查，離開貴陽返回重慶其活動的全部軌跡。這幾十天日記的每一篇，都詳細記載了他的日程安排和調查結果，同時有些篇目還記錄了當時的主要戰況。1938年，正值侵華日軍的氣焰囂張之時，日軍挾“七七”事變之勢，一路南下，隨著國軍的節節敗退，我國大片領土淪喪，廣大人民群眾不得不在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下生存。父親在1938年7月27日的日記中，對時局進行了這樣的記述：

據本日報載“月之二十六日，九江近郊混戰，情況不明”等語觀測，甫別半載之九江，恐已歸淪陷矣。溯自故里淪亡，負笈燕市、汴梁卒業，金陵投考，返西京經武漢，離廬牯而止芷江，復來筑市。曾幾何時，故處多以失陷，往事不堪回首。然處此生死關頭，存亡決諸最后之期間，一城一地之失，誠無損于大局。所可慮者，厥為已失領土上之人民，強為敵用耳。2

這篇日記共九行，前三行紀錄的是他的工作。后六行不足一百五十字，記述了他自“九一八”流亡開始七年間全部的求學經歷。這些文字表明，自故鄉東北淪陷，他的求學之路竟橫跨了北京、河南、江蘇、陜西、江西、湖南和貴州等七個省市。盡管他的求學之路如此坎坷，生活如此顛沛流離，但他的內心始終對國土之淪喪、人民被奴役而憂心忡忡。

從字里行間，我讀出了一個不愿在侵略者鐵蹄下被蹂躪的流亡學生求學之艱辛，讀出了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有志之士對戰況的分析和關切，讀出了一個正直的中國人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憂國憂民之情懷。這區區百余字可真是意蘊深刻，字字千鈞。

從內容上看，父親的這些日記大多以記事為主，夾敘夾議的并不多見。在這幾十篇日記中，偶有感慨議論的無非也就是四五篇。而下面所舉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從日記中我發現，他在貴州這七十多天的實習中就病了三次，頭兩次病得并不嚴重，只是因為身體不適改變了他預定的調查計劃，其工作和日記都未中斷，但從8月13日他的日記突然中斷了十一天。從8月24日的日記中得知，他不僅大病了一場，而且寢室被盜，真可謂是禍不單行。這次寢室被盜非常蹊蹺，他對此議論頗多。由于是半文言文繁體字行書，我在文字的辨認上下了些功夫，但是仍舊有幾個字沒有辨認出來，后經老友吳長生的指點，謄寫輸入才得以完成。

這篇日記的內容如下：

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四日

于此十日中，除以病魔纏擾，致僅完成論文第一章預稿外，尚有數事，頗堪記述：

1.天氣：半屬陰雨，半屬晴明，忽冷忽熱，日凡數變。

2.意外：寢室于十九日晚餐外出時失盜，揆情度勢，顯系處內之人所為，純屬搜索性質，而予獨被損失，殊堪痛恨。蓋予系與吳景初暨張紺光同處一室，事后情狀，凡屬吳、張二君之書札公牘，均紛散滿地，而予之辦公桌物則秩序井然，惟皮包一只，卻被刀破，而所失者除金錢之外，卒屬零星物品，至吳、張二君，則略無所失。雖將被盜情形，聯名簽呈所長，懇予函知警局，派員斟查破案。且業經警局派員偵察，并云“依據諸種情形，如失盜時間、盜經途徑等，均可斷為內盜”，惟迄于今，仍無結果。黔省黑暗，官廳貪鄙，即此一端，亦可概見。至六期學長處境之困難，工作之匪易，自不待言。

3.志感：處人難，處事難，求知難，求實難，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更難。由于實習之所得，調查之經驗，以及整理材料，所經過之諸種困難，更足比證。1

在這篇日記中，他記述了寢室被盜一事。警局來人勘察后，斷定為內鬼所為。更為蹊蹺的是，除了財物以外，竊賊對信件和公文資料也感興趣，足見當時包括政府公務人員在內的所有人，都是國民黨特務的監控對象。父親對此十分氣憤，他對現場分析說，這完全是一起 “純屬搜索性質”的“失盜”，并對這起所謂的“失盜”深惡痛絕。社會的黑暗，官僚的貪婪和卑鄙，由此可見一端。進而他還記下了自己的感受：“處人難，處事難;求知難，求實難;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更難?！痹谀呛诎档膽饋y之年，莘莘學子求學之艱辛可想而知。

父親的《實習調查日記》并非純粹的私人日記，而是學校對每個參加實習調查的學生布置的實習任務，并作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最終要提交給學校。父親敢于利用在貴州調查期間寢室失竊一事借題發揮，公開抨擊國民政府的貪婪和卑鄙，大膽揭露國民黨統治的政治黑暗。用那時流行的話來說，這完全是一個赤色分子之所為。當然，他的這些公開言論也許現在看來似乎不足為奇，可當時卻是國民黨特務橫行的年代，更何況父親是在蔣介石為校長、陳果夫為教育長的學校的學習期間，以《實習調查日記》的方式公開抨擊國民政府的腐敗和卑鄙，這就更讓我十分驚愕了。因為在“中央政治學?！边@樣一所以“政治”著稱的學校里，出現反對黨國，抨擊國民政府的異己分子是不會被允許的。若被特務發現，是會給他帶來大麻煩的，不僅會影響他的學業，甚至會給他帶來牢獄之災以至殺身之禍。

這篇日記足以顯示，父親是一個一身正氣，勇于揭露國民政府的腐敗和卑鄙的正義青年;是一個不畏強暴，敢于與黑暗社會抗爭的社會精英;是一個把改造社會作為己任的思想激進，勇于擔當的有志之士。父親作為一個流亡學生，他是一個不甘愿做亡國奴的有血性的知識青年;作為一個國民黨員，他是一個國民黨左派陣營中的有識之士;作為一個中央政治學校的學員，他是一個敢于公開指責國民黨政府的貪婪與卑鄙的批判者和反對者。

三、我不曾知道的父親：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和舊社會的批判者

經過上述考察，我的另一個驚人的發現是，父親以前告訴我們的有關他的經歷，與他的真實的歷史是有差距的。他以前所告訴我們的他的經歷的時間脈絡基本是清楚的，但是他有意地模糊了自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期在地政學院學習的經歷，其中有些情況還刻意做了隱瞞。

關于他在地政學院學習的那段經歷，他是這樣跟我們描述的。他說地政學院是一所普通的干部進修學院，他在那里短期學習過。但實際上，這所地政學院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而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一個下屬單位，更確切的說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地政系。

這所中央政治學校是個什么學校呢？我查了查這所學校的來歷。

中國國民黨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黨務學校，負責北伐期間國民黨干部的教育訓練。這所學校的校訓是蔣中正所提的“親愛精誠”，與黃埔軍校完全相同，校長也同是蔣介石。1929年中央黨務學校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戴季陶、陳果夫、陳立夫、張道藩等國民黨高官都曾任過這所學校的教務長。學校初設政治、財政、地方自治、社會經濟四系，后來又增設了地政、教育和外交等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央政治學校遷至重慶小溫泉，并將科系調整為法政、經濟、外交、新聞、地政五系，爾后又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專修班。從功能上說，中央政治學校是中國國民黨訓政時期培育國家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地位類似時人所言的“中央黨?！?。這所學校的全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1

父親說的也不錯，因為這所學校的確是培養干部的地方，但他所培養的絕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國民黨的政治精英。地政學院所招收的也不是普通的學生，他只面向大學畢業生，其學制也不是父親所說的短期，而是整整兩年。這兩年被分為四個學期，頭三個學期在校上課研習，最后一個學期是實習調查和畢業論文的寫作。所以，父親的學歷并不是以前他告訴我們的，僅僅只是東北大學政治經濟系本科畢業，而應該還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畢業（相當于現在的研究生）。這所學校的來頭如此顯赫，我想這就是父親刻意隱瞞的真實原因吧。因為在那個尖銳的階級斗爭年代，父親為了自保，為了躲災避禍，避重就輕地說自己只是東北大學本科畢業，只是在干部進修時在地政學院學習過，而對那所隱藏在背后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只字不提，便不足為奇了。面對上述事實，父親的人格形象在我腦海中被徹底地分裂了。一邊是我親眼所見的平淡無奇，甚至是碌碌無為的父親。另一邊擺在我面前的著述卻證明了這個作者不僅有著很深的文字功底和寫作能力，而且具有很高的學術造詣。一邊在我心目中，他是國民黨員，舊社會既得利益者;另一邊展現在我面前的文字卻顯示，這是一個黑暗社會的揭露者，是國民政府貪鄙的挑戰者。一邊是我所知道的，他是侵略者鐵蹄下的流亡者，甚至是四處奔波的落荒者;另一邊這個逝者所留下的文字卻說明，這是一個痛惜祖國大好河山不斷淪喪，憂慮人民在侵略者鐵蹄下被蹂躪，在顛沛流離中始終心系國家安危和人民疾苦，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志士。

無論我怎樣努力，也無法把這兩個尖銳對立的形象聯系起來。在上述文字記錄的鐵一般的事實面前，我發現以前對父親的印象是不確切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我不得不承認，我以前心目中對父親的評價完全是大錯特錯了。在這些著作背后，還有一個我所不知道的父親。

責任編輯：王堯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