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誤讀、霸權慣習是美國對華錯誤競爭的根源

【摘要】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美國霸權主義上升到一個新高度，不僅在貿易問題上向世界各國作出挑戰，而且比既往的美國政府更加防范中國的發展，甚至不惜提出與中國“脫鉤”進行對華威脅。本文通過歷史比較，從中美兩國的制度分析，認為中國不似蘇聯對美國乃至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但客觀上中國的發展使美國感到一定權力與利益喪失的危機感。中國不具威脅性在于當今中國的經濟制度不同于當年的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沒有本質的制度沖突，反而在當今世界經濟中具有與國際資本界共贏的基礎。美國社會中存在著對華焦慮感，從根本上說是利益分配的沖突，以及美國長期以來養成的霸權慣習。要避免中美之間出現沖突首先雙方要進行利益的新協調，同時中國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既定的外交方針，將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貫徹到底。這是改變美國霸權慣習，避免中美關系出現顛覆倒退的根本保障。

【關鍵詞】霸權思維 ?中美關系 ?互利共贏 ?中國外交

【中圖分類號】D815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03

自2018年出現中美貿易爭端之后，中美“脫鉤”（Decoupling）的觀點不時地出現在世人耳畔，特別是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政府對華政策”的演說之后，世人對中美之間“是否會出現新沖突”的猜測似乎一下子變得不再虛幻。彭斯所謂“對抗演說”是美國在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戰中向中國施壓的手段嗎？還是代表一種美國對華政策戰略新變化？若是前者，說明至少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還沒有把中美之間對抗作為美國對華的一種新戰略;若是后者，則說明中美之間的對抗很可能成為現實。

如何判斷中美之間是否會出現對抗，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對照美蘇兩個陣營當年的經濟制度以及當年發生冷戰的歷史環境，結合當今中美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來進行考察。歷史的發展既是客觀環境的產物，也是主觀能動性的結果。把當今中美之間的經濟制度與當年美蘇之間的經濟制度進行對比，是判斷中美是否存在對抗的經濟基礎，它既體現出中美之間最大的利益根基，也折射出中美之間的利益沖突。但同時，考察中美之間對抗的可能性也不能忽視政治與戰略的反作用。中美之間政治制度的差異可能是觸發中美關系倒退，甚至發生一定程度“準對抗”的重要因素。如何避免目前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發生對抗，既需要雙方政治家的智慧，更需要雙方的利益協調?；ダ糙A，實現中美之間的動態利益平衡是避免中美之間發生對抗最重要的前提。

美蘇陣營對抗的內在原因

1947年至1991年之間，以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華沙條約組織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斗爭，表面看是由于蘇聯作為世界第二強國引起美國的焦慮，威脅美國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但從深層次來看，需從蘇聯體制及其二戰后期一系列做法對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引起的恐慌展開。

蘇聯當時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一種公有制與國家指令性計劃相配合的高度集中經濟體制。對外較少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發生聯系。這種體制對蘇聯實現工業化、應對戰時需要以及規避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在失業問題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更為關鍵的是，蘇聯體制對于當時深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世界大戰浩劫的其他西方國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二戰結束初期日益凸顯。蘇聯體制在戰勝法西斯的斗爭中體現出來的韌性與生命力，西歐國家共產黨領導的頑強的抵抗力量，在戰后西歐國家的一片凋敝中更顯吸引力。

與此相對應，蘇聯在二戰行將結束之際，在被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的東歐領土上，也復制自己的制度。米洛凡·吉拉斯在《與斯大林談話錄》一書中記載了斯大林關于二戰后歐洲形勢的設想，斯大林說：“這場戰爭與以往有所不同。無論是哪一方占領了一塊領土，都會在該地區推行自己的社會制度?！盵1]

可以說，戰后初期，甚至是在二戰后期，蘇聯體制迎來的高光時刻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狂飆突進，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擔憂與恐慌。蘇聯體制“埋葬”資本主義的前景迫使后者必須遏制蘇聯體制的“蔓延”以及“復制”。雖然，斯大林實際上并沒有利用戰后形勢進行“世界革命”的設想，甚至還阻止過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人“執政”與革命，然而，蘇聯體制的內在特性與資本主義體制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與沖突，卻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一個開放的體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競爭原則與追求剩余價值動力下必然謀求市場的地理擴張，需要打破地理以及政治的阻隔，把一個個領土納入到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中。從近代歷史來看，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正是遵循這個邏輯。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2]因此，市場以及與市場分工相應的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生存發展的內在條件。消滅與阻隔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大忌。

而當時的蘇聯體制恰恰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都要“革資本主義的命”。國內的情形容易理解，消滅私有制和市場就是鏟除資本主義。國際上，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闡述的觀點，體現出蘇聯漸進式“世界革命”的邏輯。斯大林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經濟影響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的結果，應當認為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這個情況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3]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中國和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卻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和蘇聯一起形成了統一的和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而與資本主義陣營相對立。兩個對立陣營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4]在斯大林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由資本主義大國爭奪市場引發的?！霸趹馉帟r期互相廝打的兩個資本主義同盟，其中每一個都指望粉碎敵方，而獲得世界霸權，它們都想從這里尋找擺脫危機的出路。美國指望擊潰自己最危險的競爭者德國和日本，奪取國外市場、世界的原料資源，并取得世界霸權?！盵5]戰后社會主義的市場建立意味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縮小，斯大林由此得出結論，戰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奪取世界資源的范圍，將不會擴大而會縮小，世界銷售市場的條件對于這些國家將會惡化，而這些國家的企業開工不足的現象將會增大。世界市場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加深就表現在這里?！盵6]戰后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為爭奪世界市場的矛盾更為激烈，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7]總之，斯大林的邏輯是，世界大戰引發的革命以及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的增多必然削弱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縮小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使得資本主義大國爭奪市場的競爭更為激烈，由此會再次釀成資本主義大國的戰爭;戰爭結果會再次造成世界資本主義范圍進一步縮小，社會主義范圍會進一步擴大……不管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大國爭奪市場會再次醞釀它們之間的世界大戰這一結論是否正確，但由蘇聯主導的與資本主義市場平行對立的市場建立，真真切切沖擊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因此，當時蘇聯與美國的沖突，不僅反映在地緣政治的競爭上，更反映在世界性的制度沖突上。

正是這種世界性的制度沖突，使得西方整個資產階級迫切要求遏制蘇聯體制的“蔓延”。特別是當東歐被解放的領土建立了蘇聯體制，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力量在國內斗爭中節節勝利時，這種遏制要求就更為迫切。下野的丘吉爾代表著這種勢力遠赴美國，并于1946年3月5日發表了著名的“富爾頓演說”，要求當時西方唯一有能力擔負該責任的美國負責領導西方世界遏制所謂的“共產主義暴政”。他說，“美國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權力的頂峰。對美國民主來說，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擁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對未來負有令人敬畏的責任……如果拒絕、忽視、或糟蹋這個機會，我們將受到后世長期的責備”[8]，“趁今天還為時未晚，我們在這里要考慮的是永久制止戰爭和盡速在一切國家為自由和民主創造條件的問題”。[9]不久美國內部也出現了要求遏制蘇聯所謂的“共產主義擴張”長電文。[10]美國作為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必然要遏制所謂蘇聯體制世界性擴張（這里指的是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但不一定是蘇聯支持建立的）。其后，隨著亞洲革命的高漲，美國對蘇聯的遏制從最初的政治、經濟制裁發展到軍事制裁。由于美蘇的巨大軍力，直接的軍事沖突會造成雙方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雙方以一種冷戰的方式進行著對抗。

中美間是否存在如美蘇陣營間對抗的制度基礎

當今，中美之間是否存在美蘇當年對抗的制度基礎？這是中美之間會否發生對抗的一個重要條件。從經濟制度上，中美之間不存在對抗的基礎，但在政治上存在一定可能性。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已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一制度與蘇聯制度有著根本不同?？梢哉f，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與資本主義并不存在根本性沖突，反而是一種共同發展的關系。這與蘇聯體制相比，差別在于后者是既要資本家的錢，也要資本家的命，中國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同時，這一制度已經把市場的作用放在資源調配的首位，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種經濟制度的存在與發展不僅符合法律規范，而且順應歷史潮流。另外，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對外交往中，一直強調和平與發展，沒有蘇聯式漸進“世界革命”和“埋葬資本主義”特征，而是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倡導在國際舞臺和世界經濟中采取各類經濟制度的國家包容互鑒、相互合作、互利共贏、共同繁榮。中國的經濟制度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放棄，反而是結合現實基礎，從根本上遵循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優先考慮。[11]因此，與蘇聯不同，中國不存在經濟制度上消滅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并且客觀上奠定了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的物質基礎。正是這種經濟制度使得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能夠積極融入世界市場之中，成為最大的外來資本輸入國，近年來也成為世界最大的外來商品進口國。這既使中國獲得了巨大發展，也使國際資本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了巨大收益。正因如此，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不似當年國際資本界對蘇聯存在著普遍的對抗情緒。正是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才使得近年來美國挑起的對華貿易爭端中，并沒有太多西方企業支持美國的關稅政策，也沒有太多的西方國家響應美國的對華貿易挑釁。

然而，中國的發展客觀上還是帶來了與世界資本主義大國的矛盾，特別是與美國這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大國的矛盾，即中國在國際分工里從中低端走向中高端過程中產生的利益分配的矛盾。長期以來，作為國際分工中的主導，資本主義大國憑借技術優勢在分工中獲得了巨額利潤。這種在國際分工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由此帶來的利益分配是西方國家長期保持國際生產關系的優勢地位和國際關系中的權勢地位，并主宰著世界秩序的物質保障。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而言，人類的生產活動本源性目的在于滿足人生存、發展的需要。人的生存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為了實現這一根本需求，人就必須進行生產，發展生產力。[12]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已經越來越不是單個人的生產，而是組織起來的社會化生產，在組織起來的社會化生產過程中必然形成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另一個體現就是生產的社會權力關系。[13]這就是說，社會生產過程中，處于生產分工中支配地位的一方，在利益與權力分配中就處于主導地位。這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盵14]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則以及相應的階級分析，不僅適用于國內社會，也適用于國際社會。只不過這種國際社會中的階級單位變成了國家而已。馬克思曾說，“在交往比較發達的條件下，同樣的情況（民族內部的分工）也會在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中出現?！盵15]國際分工生產體系是人類的社會分工生產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體現。圍繞著國際分工，各國之間形成了一種國際生產關系。誰主導著國際生產體系，誰就能從國際生產過程（當今的跨國價值鏈）中獲得更大的分配利益，就可能在國際生產關系中占據支配地位，影響國際上層建筑（國際制度或全球治理）。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是其發展階段的最重要體現。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一直處于國際分工的邊緣，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正從國際分工的邊緣走向中心，在國際生產鏈上正邁向核心產品生產者的地位。這種發展轉型與西方大國的既得利益發生沖突，觸動了西方在國際分工生產體系中最大的“奶酪”——技術壟斷。在西方看來，正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得中國獲得了競爭優勢，實現著技術的趕超，侵蝕著它們的利益和權力。為了維護其在現存國際分工生產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西方大國決不會輕易任由其核心優勢喪失，必然會通過各種方式延續其技術壟斷優勢地位，阻止類似中國的后發國家通過國家政策或政治制度優勢來實現技術超越、成為國際/全球分工的新引領者。于是，客觀上，中美之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度競爭。雖然這種制度競爭不似當年美蘇陣營的制度對抗，但也產生出利益與權力之爭。如前所述，蘇聯與美國的制度之爭是一種世界范圍內直接的制度生死存亡之爭，而現今中美之間的制度競爭是一種創造市場競爭優勢之爭。因此，美國一部分政客希望消除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的政治制度之源，既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也是出于國家對外戰略的考慮。

除了這種政治制度層面產生的利益與可能的權力之爭外，美國部分政客的對抗戰略在一定程度也得到了國內受經濟全球化沖擊階層的支持。由于經濟全球化，美國“去工業化”導致大量制造業外移，對美國傳統就業階層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使得這部分階層最容易被煽動成為仇視中國的社會群體。因為中國目前是全球生產鏈最大的供應者，很容易被美國一些政客描繪成他們工作崗位的“搶奪者”。對中國發動對抗，給美國一些政客帶來多重效果。一是以此作為向中國施加壓力的重量級砝碼，以中美“脫鉤”或“對抗”相威脅，要求中國在經濟結構上作出所謂的改革，實際是一定程度上要求中國從政治上消除競爭優勢之源，以此討好資本階層，為他們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二是轉移美國國內社會矛盾，迫使中國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緩解美國部分就業壓力和社會矛盾。所以，美國一些政客會在今后利用一切機會發動對華的“對抗”。

然而，發動“對抗”策略能否成功，關鍵是它能否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資本的支持。從目前來看，國際資本界對中國既愛又恨。中國的發展帶來的巨大消費能力，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成為國際資本界最大的“掘金之地”;同時，發展起來的中國企業又日益成為國際資本界的重要競爭對手，成為它們利潤的碾壓機。美國一部分政客希望利用“對抗”的方式壓制中國的發展，目前并不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因為使中國與世界全面“脫鉤”意味著他們也會失去中國的市場。但這些國際資本也著實不愿看到中國企業的發展侵蝕其利潤，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由于政治制度帶給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這種兩難而復雜的局面使得國際資本對美國一部分政客向中國發動“對抗”的戰略，處于一種矛盾心態。因此，國際資本的代言人一方面不贊同美國發起對中國的關稅戰，另一方面不斷地以美國可能會對華發動“對抗”來“勸嚇”中國對美國的要求做出讓步。只要考量一些美國政治人物的言論就可以體會到這種“勸嚇”。

如何避免中美之間的對抗

不久前基辛格博士談中美關系時說道：“今天的中美，是否會進入當年美蘇的冷戰？甚至升級為一種熱戰？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與美國經濟聯系廣泛，如果中美沖突是不受限制地發生，那么后果可能比當時歐洲的更糟糕。因為當時的危機其實是相對比較小的，而這（后果）也是對當今世界構成的威脅。出現這種情況的前提是，美國和中國開始非常敵對，然后都去最大程度地尋求全球層面對自己的支持?！盵16]他用中國圍棋來比喻中美關系，認為中美關系應像中國圍棋一樣在對立中尋找平衡，通過博弈實現彼此的增長，而不能像國際象棋一樣，博弈的目的是大獲全勝，到最后對手就被將死了。[17]這種看法與中國對待中美關系一樣，雙方的互利共贏、共同繁榮才是避免中美之間發生“對抗”的最佳之策。

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中美不存在制度性根本沖突，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與蘇聯不同，并不是要“埋葬”資本主義;同時，中國一直強調不搞社會制度的輸出，因而不會導致類似二戰初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蘇聯體制的類似恐懼與擔憂。中國的政治制度只是保障中國社會內部的穩定與發展，如果客觀上對外產生了市場競爭優勢，那說到底只是利益分配上的沖突，這種沖突也可以通過利益協調來解決。因此，當今沒有像二戰后初期丘吉爾那樣的在世界范圍內擁有廣泛影響的政治人物來代表西方社會資本階層呼吁遏制中國，反而是存在像基辛格這樣的政治人物呼吁中美之間進行利益協調。

目前，應當說中美之間存在著利益協調的空間，存在著共同發展的空間。中國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擴大包括金融、資本與商品的市場開放，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深層次地規范市場競爭，拓展政府補貼的覆蓋面，這都是對美國利益關切的積極回應，都是在積極進行中美之間的利益協調。中美貿易談判的第一階段成果已經體現出中方的承諾與協調。這些開放的措施與積極的承諾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中，力求實現中美之間利益的新平衡。這符合中國一直倡導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方針。而且，中國一直反復向世界表明和平發展的方針，保持永不稱霸的原則，積極倡導并踐行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是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中的承諾。有目共睹，中國已經向世界承諾了不會積極尋求替代美國成為下一個世界霸權國。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由于美國一些政客深受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念的薰染，中毒太深，加之長期以來一直處于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由此養成的慣習（habitus）一時無法接受世界多極化與多元化的格局與狀態，因而在國際關系中難以與中國建立最起碼的戰略互信、安全互信。如果美國一味追求絕對收益，以限制中國的發展為對華戰略的導向，恐怕中美之間是極難實現新的利益平衡的。

改變美國這種慣習需要實踐。近年來，國際關系的實踐轉向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國家與人一樣，存在著慣習遲滯（habitus hysteresis）現象。慣習遲滯現象是由于個體習性與其在某個場域中的位勢不相適配，而導致實踐感發生錯誤的現象。[18]這種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鮮見。如果場域發生了變化，或者場域中的權力格局、游戲規則發生了變化，而實踐者仍然按過去的慣習去實踐，就會導致遲滯現象的發生，繼而導致個體無法適應新的場域或場域變化，其結果猶如現實中的堂吉訶德弄不清當下與過去的根本不同，進而在工作中飽受挫折感。然而，挫折與失敗也可能使人重新獲得實踐知識，進而不斷調整個體習性，形成正確的實踐感。

目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是西方大國的權力地位發生了巨大衰落，舊世界秩序范式已經造成了世界性動蕩和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失序和危機。二是相互依存的現實使得僅憑少數大國的力量無法左右諸多領域的國際事務，必須借助各國力量，特別是新興大國的力量來共同應對問題。然而，這種場域的變化并不能自動生成新的秩序，形成各國外交的新慣習，必須通過重新學習和實踐來克服慣習遲滯。由于過去長期的實踐，在新歷史變局下，許多國家尚沒有適應新的場域變化，更沒有做好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的準備。特別是美國一些政客無法適應國際關系場域的變化，看不到世界形勢正處于變化之中，沿用舊的慣習與世界打交道。但是，慣習的調整與變化并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激勵過程，也是一種斗爭過程。溫特（Alexander Wendt）曾把一個外部結構的內化過程總結為三個階段：一是受到懲罰而調整行為，二是受到獎勵而改變行為，三是在上兩個階段的基礎上把結構的規范內化于心。[19]由此可見，促進慣習轉化的過程不是簡單自然地自我接受的過程，只有通過較為長期的激勵與斗爭的互動，才能有效實現慣習的轉變。

中美之間要避免“對抗”，需通過激勵與斗爭改變美國一些人的中國觀與世界觀。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主動解決一些美國利益訴求，這是通過激勵進行內化的需要，也是贏得國際社會反對“對抗”勢力的重要條件，包括贏得美國國內一些社會勢力。同時，不放棄斗爭、勇于斗爭、善于斗爭也是避免“對抗”發生不可或缺的機制。只有通過斗爭，才能達到通過懲罰而內化到調整行為的效果。為此，中國決不能被所謂的“對抗”與“脫鉤”論嚇倒，不能一味迎合美國的無理要求，不能放棄原則，更不能放棄國家發展的追求。

雖然，中國目前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具備抗拒美國壓力的實力，但是要通過斗爭來改變美國一些政客的慣習，還需要繼續加強自身實力，把我們自身建設好，特別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繼續堅持和平發展，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這既是激勵機制的需要，也是斗爭實力的必須。比如在近來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中國只有在控制好疫情的同時，迅速復工復產，率先從經濟下滑中走出來，重拾經濟增長動力，贏得國際資本“青睞”，才能有條件和實力應對美國一些政客借全球疫情蔓延與中國“脫鉤”的企圖。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社科攻關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實踐要求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9JZD001）

注釋

[1][南斯拉夫]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司徒協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85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頁。

[3][4][5][6][7]《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0～628頁。

[8][9][英]丘吉爾：《富爾頓演說》，百度百科，https：//baike.so.com/doc/6285830-25564351.html，瀏覽時間：2020年1月31日。

[10]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Marc Genest（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Thomson& Wadsworth， 2004， pp. 73-86.

[11]李濱、陳子燁：《構建互利共贏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10期，第6～9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頁。

[13]生產關系、生產的社會關系和生產的權力關系是一個問題的三個不同表達方式。生產過程中體現的“主導-從屬”關系就是權力關系。見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l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13。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頁。

[16][17]《且聽老人言：基辛格再談中美關系》，鳳凰網，2019年11月23日，http：//news.ifeng.com/c/7rqLSWuRtHg。

[18]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no.2， 2008， p. 276， note 116.

[19]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5， 1998， pp. 101-117.

責 編/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