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左翼牢獄題材作品中的空間建構

李若男

(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加斯東·巴什拉在其著作《空間的詩學》中，從個體的經驗出發，對人類生存空間做出了范例式的具體探討。從房屋開始，再到抽屜、果殼，空間與個體都逐漸縮小，但最后呈現給讀者的卻是宇宙，是一個個個體所擁有的基本意識，外在空間與內在的自我終于形成了辯證的統一。小說人物與現實人物一樣，其日?；顒拥倪M行都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物質環境，因而可以說，生存空間的最主要特征是其物理屬性，這一屬性的存在既是小說人物的活動舞臺，也是小說敘事得以展開的基礎。出于對當時動蕩社會的獨特思索，以及對“革命”時代主題的自主追求，左翼文人不再簡單地將具有階級屬性的牢獄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舞臺，而是通過多角度地描寫來營造出這一物理空間不適宜人類生存的惡劣環境，以此直觀地暴露了統治階級對于牢獄統治的雜亂無章和慘無人道。之后，在具體的故事敘述中，左翼文人又通過揭露獄內官員、獄卒和黑幫勢力間暗箱操作的交易關系網，建構起了國民黨牢獄內的黑暗權力空間，由此對獄內統治階級及當局政府的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與此同時，獄內政治犯對于殘暴規訓的反抗和不以為然，既建構起了文本人物的革命心理空間，也恰巧反映了作家對于革命所充滿的滿腔斗志和美好希望。

一、臟亂狹小的物理生存空間

在?？履抢?，牢獄被稱作是一種徹底而嚴厲的規訓機構，隔離是實現這種徹底服從的首要條件，因此在剝奪囚徒自由的基礎之上，又會將其按判刑類別、懲罰輕重的不同實施隔離，其中單獨囚禁被認為是一種較積極的改造手段。而不同類型的監獄，如教養院、中央監獄等，所承擔的主要職能又存在著相應的差異，所實行的懲罰強度和規訓目的也不盡相同。左翼牢獄文學對牢獄這一物理生存空間的書寫也體現出了這一特質，不僅呈現了國民黨牢獄、偽滿洲國牢獄與上海租界牢獄等三種牢獄生存空間，而且其中，對于國民黨牢獄物理空間的書寫最為細致，又可細分為看守所、反省院和軍人監獄三個小的生存空間。這所有的牢獄生存空間共同存在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與文本人物的生活命運密切關聯，它們凌亂地散落在不同的文本之中，交叉形成復雜的結構網，共同構成了30年代左翼文學中的牢獄書寫。

首先，左翼作家不約而同地對國民黨不同類別的牢獄空間進行了篩選和不同程度地藝術再現。有過牢獄經歷的左翼知識分子，對于國民黨牢獄內的等級制度有著清晰的認識，“國民黨的社會，什么地方都分成頭等二等三等……的制度，在監獄內自然也是用得著而且必須施行的了?！盵1]65因而在其牢獄書寫中，他們將更多地筆墨集中于對魚龍混雜的看守所空間的描寫，并根據生存環境的差異，把看守所明確劃分成了優待號、普通號、病監和獨身監四類小空間。如下表所示：

大空間小空間作 品看守所軍人監獄反省院優待號普通號病監(癸字號)獨身監一等普通號二等普通號《可愛的中國》(方志敏)、《暮》(陳白塵)話劇:《大風雨之夕》(陳白塵)小說:《打遞解》《小魏的江山》《打靶》(陳白塵);《罪人》(陳荒煤);《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方志敏);《一個偉大的死》(吳奚如);《強與弱》《鄉下人》《張福?！贰娥囸I》《一家人》《小犯人》《小寶》(艾蕪)散文:《漂泊年年·歸宿》《獄中記》《獄中紀實》(方志敏)、《憂郁的歌》(陳荒煤)、《生與死》(吳奚如)話劇:《癸字號》(陳白塵)詩歌:《病監》(艾青)小說:《父子倆》(陳白塵)、《鬼門關———獻祭給五十二位孤魂》(陳白塵)、《活動活搖》(吳奚如)《第十六》(吳奚如)《獄中紀實》(方志敏)《獄中紀實》(方志敏)

第一，這種以權勢金錢劃分人物等級的制度，在獄內具體表現為優待號的設立。在《可愛的中國》一文中，方志敏表示，優待號是專門用來“優待”那些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有地位的人，因而該物理空間的生活條件是所有牢獄生存空間中最好的。住在此號中的人，除了不能自由地走出牢獄大門以外，其余的活動都不受約束，就連看守和獄官都會對優待號里的人客氣幾分，可謂與休養所相差無幾。由此，牢獄對囚犯實施改造和懲罰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將隨著左翼文人的披露而不斷被質疑甚至被消解。

第二，在左翼作家的牢獄書寫中，統治階級在獄內實行的恃強凌弱的等級制度，還主要通過對比描寫不同類別的囚禁空間環境來得以體現。他們不僅對比了一等普通號與二等普通號的基礎設施和關押人數，而且將更犀利的目光集中在了“癸字號”(即病監)這一特殊的牢獄生存空間。陳白塵的獨幕劇《癸字號》，專以病監這一物理生存空間作為故事的發生地，明確指出這個號子專門用來收押牢獄里的“下等人”，即那些癱瘸瞎癩的傷殘人士和壓榨不出寸水的窮人。這間屋子的四周都用櫳柱圍著，“籠子里豬樣的靠兩邊橫睡著兩排囚犯，一個靠緊著一個?！盵2]這些被陳白塵形容為“豬樣”的“弱勢群體”，就如同其他監號所排出的殘渣一般被堆積在癸字號這樣一個狹小黑暗的物理空間里。無論是患病者，還是健康者，這樣的生存環境都促使死亡快速地朝著他們逼近，甚至導致他們產生除癸字號是地獄外，其他監號都是天堂的驚人想法。由此，左翼作家反復使用“黑”“臭”“臟”“破爛”等形容詞，直觀且不遺余力地呈現國民黨牢獄昏暗、惡劣的生存環境。

其次，與國民黨的牢獄空間相比，東北作家群筆下的殖民政府牢獄，除了也十分擁擠、酸臭外，其用三面或四面墻壁圍城的監舍，還比國民黨獄內由櫳柱圍成的囚禁空間，更加給人一種臨近窒息的壓抑感?！陡g》中衛戍司令部的監房“向北是三間連廂，南邊臨街，沒有窗子，北邊有只貓洞樣的小窗都用鐵條護住，有木板窗。一只門，用鐵皮包著，有巴掌大一塊玻璃，預備給看守向里望的?！盵3]109在狹小擠滿人的空間里，有且只有一個小窗都被鐵條護住，潮濕的環境和囚犯未曾治愈的潰傷，再加上無法流通的空氣，使得整個囚禁空間都充斥著一股令人窒息的帶著黏膩感的酸氣味。

最后，在30年代的左翼牢獄書寫里，還有一類值得引起注意的牢獄空間，即上海租界里的牢獄。對這一牢獄空間的呈現最為有力的當屬左翼作家、批評家周立波。在《第一夜》中，他描寫了上海戈登路巡捕房寫字間里，用于關押剛被抓捕卻又不供罪的革命犯的鐵屋。這個鐵屋“四面都是蒙著鐵絲網的鐵柵欄，樣子很像兆豐花園關獅子的鐵籠子，只是小一點，整個屋子只有我的身子的一半長，寬和長一樣。睡在里面要把身子蜷成一個圈”[4]3，關押人的空間還沒有關押動物的鐵籠子大，由此可以窺視出革命者在獄內遭受到的非人待遇。而在《麻雀》一文中，他還特別強調了這所監牢對于囚犯的嚴密監視，所有的墻壁、門窗、走廊和欄桿的構造及顏色都非常簡單，沒有縫隙，更沒有暗角，任何一點多余的雜色都很容易被看見。另外，窗外與窗內一樣，都有通宵不滅的燈光，英國、印度巡捕和華捕在走廊上巡邏，英美軍隊則在樓外駐守，戒備森嚴。帝國主義對于革命者的嚴加看管，既表現出他們對于革命的忌憚，也顯露出他們對試圖扼殺革命所做出的努力。

基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左翼文人選擇將牢獄作為文學故事發生的舞臺，并在其文本中對牢獄生存空間的特征做了多樣且細致的描寫，“因為我們知道，人們在客廳里、廚房里、森林里或沙漠里說話和行動的方式不一樣的。因此，必須把背景告訴我們，也就是說把場所的特征告訴我們?！盵5]115總體而言，在左翼牢獄書寫中，關押懲戒革命者的牢獄空間，均被描述成了污穢的人間地獄。通過對比關押不同類別囚犯的監號環境，揭露和諷刺了統治階級恃強凌弱的虛偽性。

二、地獄變相的牢獄權力空間

?？抡J為，空間是裝載知識與權力的容器，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權力關系都在空間中產生，并伴隨著空間的擴張而逐漸生長。同樣，存在于敘事文本中的物理生存空間也充斥著多重權力關系網，由此而形成的文本人物間的權力空間，體現了具體物理空間中權力控制的不同運行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種空間的存在都與意識形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它永遠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6]62。誠然，在左翼牢獄書寫中，牢獄機構作為當局政府鎮壓革命的有力工具，在本質上維護著資產階級的利益，因而左翼作家在描寫牢獄空間生存環境特征的基礎上，還通過描述獄內管理者對囚犯的差別對待，以及與黑幫勢力間的暗通款曲，建構了牢獄內被逐漸正?；秃戏ɑ暮诎禉嗔臻g，由此影射出統治階級統治的昏暗。

(一)牢獄統治者的殘暴規訓

牢獄作為維護階級統治的特殊機構，享有依法懲戒和規訓囚犯的權力。然而，與統治階級利益對峙的左翼文人，在其牢獄書寫中，卻竭力將獄內施行的本是合法的規訓措施，描繪成對囚犯的慘無人道的迫害和壓榨，突顯了牢獄統治者對于暴力的迷戀。

首先，獄方統治者的殘暴主要體現為對囚犯的暴力壓迫，他們將舊時代的各種刑罰作為逼供、懲罰以及殘殺囚犯的一種暴力手段。除有專門的刑室外，水刑、鞭刑、火刑、“吃冷水飯”“踩杠子”“老虎凳”等多種刑罰手段，在左翼文學的牢獄空間里都被獄官、獄卒等統治階層廣泛使用。

其次，獄方統治者的殘暴行徑還表現為，各級官吏利用職務之便，直接從下級或囚犯處牟利，致使監獄這一部門“在中國百業凋零，經濟破產的當中，而能‘孤島獨榮’向前發展”[1]65。陳白塵通過文學敘事諷刺了各類監獄長和主任的冷血：他們有的為了一己之私而克扣看守工資以及囚糧，甚至費盡心機地霸占看守的妻子(《春》)；有的為了中飽私囊，而無視西醫的勸誡，毅然選擇讓前來賄賂的中醫給囚徒治病，最終致使五十多名囚犯命喪黃泉，甚至還在為囚犯購買棺材的過程中獨吞部分棺材本(《鬼門關》)。上梁不正下梁歪，獄內的看守們在監獄長的影響和帶領下，不僅私吞工錢，而且在牢獄里瘟疫橫行之時倒賣假藥，還以錢權實力為標準對囚犯實行差別對待，甚至在工作期間喝得伶仃大醉，致使弄錯執行死刑的對象(《打靶》)。由此，牢獄統治者對囚徒的暴力壓迫及錢財壓榨等行為，鮮明地成為了左翼牢獄書寫中所建構的黑暗權力空間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獄官與囚犯的腐敗勾結

空間里始終彌漫著各種社會關系，并且這些關系大都內含于財權關系之中。左翼牢獄題材作品中文本人物間以利益為先的社會關系，成為了左翼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所建構的權力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牢獄管理階層不僅變相地欺壓囚徒、掠奪錢財，而且還與牢房黑幫勢力無所顧忌地展開錢權交易。這主要表現為：牢獄管理方默許監房存有龍頭勢力，并與之勾結合作——獄官和獄卒通過龍頭勢力敲詐囚犯更多錢財，從而獲得更為豐厚的經濟利益，由此換來龍頭勢力在獄內享有種種特殊權利。

首先，獄內根據錢權地位而劃分的牢獄監房等級制度，在各個具體的監號里也實際存在。尤其是左翼文人筆下的國民黨牢獄，除獄中的特殊監號外(如“癸字號”、獨身監，以及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監號等)，各個號子里均存有龍頭勢力。誰在黑道上的地位越高，誰被判刑得越重，誰就有機會做監號里的龍頭，享有普通囚徒所沒有的優越權利。由此，同一監號里的囚犯便自然而然地被劃分成了三六九等。在這種牢房內部清晰的等級制度之下，不僅號子里的鋪位要依照相應的等次進行分配，如“昨晚小魏睡的煙鋪旁邊是頭等艙位，張常錚那一段是二等艙。楊小二子靠馬桶那鋪是最下等，而他對面較干凈點的地方是三等?！盵7]9就連腳鏈都會根據囚犯的勢力進行相應的調整，如龍頭的腳鏈便被稱為“上絆子”，因為他們的腳鏈比普通囚犯要輕要細，鐐圈也比較大，可以將其藏在褲襠里，行動起來十分方便。

其次，在牢獄統治階層的庇護下，龍頭勢力在獄內無所顧忌地享受著這些優越的權利——隨意串門、打麻將、抽大煙的同時，還在各自的監號內暴力地行使動私刑的權力。每一個新進監舍的囚犯，都必定會遭遇“談公事”(龍頭勢力向新案子敲竹杠)，若不主動上交或沒錢上交，均會受到一系列的私刑懲罰，如“吃大餅”(以大馬桶的蓋圈套在頭上)、“看金魚”(按犯人之頭納入馬桶)、“撒魚網”(撒開棉被蒙蓋住犯人，使勿出聲)等。

此外，在小說《小魏的江山》中，陳白塵還通過敘寫普通囚犯小魏不懈地在獄中全力打拼“江山”的事件，透過小魏打江山的三起三落，不僅呈現了牢獄內部從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以龍頭為代表的黑惡勢力的真實面貌，還展示了新舊黑惡勢力的激烈交鋒以及新黑惡勢力艱難滋生的詳細過程。這些黑惡勢力，不論是以小魏為代表的新派，還是以龍頭為代表的舊派，其本質都是虛偽與殘暴，都在盡力壓榨和剝削弱勢囚犯。盡管他們與牢獄統治者在明面上是被統治與統治的關系，但實際上他們也是牢獄內的隱形統治者，與明面上的牢獄統治者“合作共贏”。牢獄統治者通過賦予黑惡勢力特殊權利，來達到利用他們賺取更多不正當利益的目的，而黑惡勢力則在監號里將這種特殊權利轉化成至高的權力，并仰仗于此恣意妄為。

基于此，雖然牢獄的本質是一種維護統治的國家機器，它對囚犯施行“一種幾乎絕對的權力”[8]264，這種規訓和懲罰的權力也在監獄機制內被不斷合法化與自然化。但是，在左翼牢獄文學中，規訓與懲罰的權力空間卻已經被黑幫勢力和牢獄管理者的暴力壓迫所全部占據，普通底層囚犯被剝奪自由的同時，還不斷失去了個人尊嚴。由此，左翼作家對于黑暗權力空間的建構，進一步多角度地揭露了獄內管理的無規范性和腐敗性，有效地傳達了奮起抗爭的必要性。

三、心志難奪的革命心理空間

無論是文人作家，還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他們都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空間之中，而且都會受到其所處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進而在心理上對外部世界做出各式各樣的反應，最終形成不盡相同的心理空間。在20世紀30年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左翼作家的牢獄書寫大都目的先行，在“革命”大主題的框架下，自覺地將自己的革命意識直接介入到文本人物的言行之中，由此在牢獄題材作品中建構起了堅定的革命心理空間。這既是作家革命心理空間的藝術再現，也是對20世紀30年代現實社會中革命空間的一種回應。

第一，從建構方式來看，在左翼牢獄文學文本中，作家建構革命心理空間的方式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是在牢獄惡劣生存空間和黑暗權力空間建構的基礎上，通過批判、諷刺的基調對牢獄的地獄性狀展開敘寫，以此從反面來激發革命斗志，達到鼓動革命的效果，以陳白塵、艾蕪、端木蕻良等的文學作品為代表。這類文本故事之下，在獄中弱勢群體遭受牢獄統治者和黑惡勢力慘絕人寰的欺壓之下，實際上蘊藏著作家強烈的主觀訴求：弱者只有通過反抗才能擺脫無休止的壓榨。左翼作家以飽滿的革命情緒，用獄中強者與弱者的欺壓與反欺壓關系，來隱喻獄外階級與民族意義層面上的壓迫與反壓迫關系，傳達出無論是獄中或獄外，被壓迫方都只有舉起反抗大旗才能改變和顛倒強弱地位的革命意念。

一種是以鮮明的對比方式，表現獄中革命人士不畏強權和暴力的堅定意念，更多地從正面來傳達積極的革命情緒，以此完成宣傳和推動革命的目的，以方志敏、周立波、吳奚如等為代表。第一，在這一類牢獄文學作品中，牢獄不再只是?？滤^的維護統治的專制權力機構，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致使左翼文人在文本中，不斷消解獄中一切懲訓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且還將牢獄間接敘寫成被捕革命者用來磨練自身意志的試金石，以及純化革命隊伍意識的煉丹爐?！兑粋€偉大的死》(吳奚如)中的許吉盛，面對敵軍的多次審訊，都始終堅定地聲稱：“你們休想挑撥離間，要我真地成為反革命！你們聽著：要命有命，要頭有頭，我生為堂堂的共產黨員，紅軍連長，深受你們的殺戮，是求之不得，名正言順！”[9]10甚至他還時常自白道：“你——鐵的鐐銬啊，過去我對你感到羞恥和痛苦……而現在你的身份變了，是國民黨和白軍的象征，帶著你，感到痛快，榮幸！證明我到底是一個革命軍人?！盵9]10沉重的鐵鐐，在此也顯然不再僅是用來束縛自由的工具，而是成為了一種他們儼然蛻變成一名真正的革命軍人的標志。

第二，左翼文人將自己的革命意念深情注入文本人物的意識之中，又通過直截了當的筆觸敘寫文本人物充滿革命激情的言行，將革命的斗志赤裸地呈現給讀者。真正的革命者都生死無懼?！吧眢w的行動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場合里，改變原有的空間部署，將物理空間改變成為一個深富政治教化與文化意含的斗爭場域，使集體意識在其中獲得激情的宣示和落實?！盵10]227面對行將崩潰毀滅的國家，完成蛻變的革命志士，若欲救出垂死的“母親”，就必須“喚起全國民眾起來斗爭，都手執武器，去與帝國主義進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將他們打出中國去，這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1]65。于是，面對小柳同志被獄警活活打死的慘象，面對二十七號獄警的再一次抽出的警棍，吳奚如筆下的老鄭挺身而出了，以自己的行動帶動其他囚犯同牢獄統治者作堅定的抗爭。不難看出，作家們都希冀文本中燃燒出的斗爭的火花，可以通過讀者和群眾延伸到現實社會，燒毀多年來的沉默與憂愁，將燦爛的火光射入黑暗的牢房，也射入黑暗的社會。

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建構方式，即艾青在牢獄詩歌中建構其革命心理空間的獨特方式。他既不直接描繪黑暗的牢獄大觀，也不直接傳達革命斗爭的激昂情緒，而是通過表達自己對以往美好生活的懷念，以及對自由生活的迫切渴望和追求，來曲折隱晦地揭露牢獄的地獄性。在度日如年的獄中，詩人艾青試圖通過唯一能望見光亮的鐵窗，幻想著自己已看遍了四季里美輪美奐的自然景色，而這些對美景的愛只會讓他更加懷念獄外的自由生活，“只能通過這唯一的窗，我在能舉起仰視的幻想的眼波，去迎接一切新的希冀……這不斷的希冀啊，使我感觸到世界的存在，帶給我多量的生命的力?！盵11]8但這有力量的生命，卻也經受不住《病監》無情的“烘烤”，“我肺結核的暖花房呀；那里，在105°的溫度上，從紫丁香般的肺葉，我吐出了黯凄的紅花?！盵12]817與此同時，詩人艾青還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不斷追訴大堰河40多年奴隸般凄苦的人生，通過同情和贊美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的方式，直接控訴了世界的不公道。

第二，從建構的側重點來看，左翼知識分子在建構革命心理空間時，主要從兩個角度展開：一是揭露國民黨統治，進而喚醒更多的群眾參與階級革命；二是反抗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團結更多的民眾參與民族革命。

首先，蹲過國民黨牢獄的陳白塵、艾蕪、陳荒煤、吳奚如等人，在獄內外都深深地遭受過階級壓迫，因而對階級斗爭有著清晰的認識。作家深刻的生命體驗，致使他們多從階級性視角出發，以一系列描寫地獄性牢獄的文學作品來暗喻當局政府統治的無規章性，以及在其統治下的社會的黑暗性。小說《第十六》(吳奚如)和《父子倆》(陳白塵)分別講述了一個拾煤核的野孩子與一個盲人父親及他兒子在牢獄內外的悲慘遭遇，作者戲謔地敘述了這些弱小者是如何被黑暗的社會從一個魔窟投入進另一個魔窟的全過程，由此來凸顯和強調展開階級斗爭的重要性，從而完成了文學文本中階級革命心理空間的建構。

其次，在周立波、方志敏和東北作家群等作家的牢獄文學敘事中，革命心理空間不再單純只是階級斗爭，而更多地表現為民族矛盾與民族斗爭。東北三省淪陷以及上海各國租界的設立，都使當時的左翼文人逐漸感悟到反帝反殖民的緊迫性，階級訴求由此不斷上升為民族主義訴求。于是，在左聯的明確要求——“抓緊反對帝國主義題材”[13]——下，左翼作家總是會讓獄中的革命者在神智即將不清的剎那，發出吶喊：“親愛的朋友們，不要悲觀，不要畏餒，要奮斗！要持久的艱苦的奮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讓偉大的可愛的中國，滅亡于帝國主義的骯臟的手里！”[1]65使他們的眼前閃過同志們“為民族自由解放而犧牲的光輝”[14]715。也許斗爭的過程中我們會失去像小柳(周立波《紀念》)一樣的好同志，但是“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獻出自己的一切是最愉快的事”，并且“我們的每一次失敗，每一個死亡，顯然地，都能結出更多的果子”[15]35。

左翼作家以強烈的革命意識進入文本創作，在其牢獄書寫中，以揭露和批判的姿態竭力建構起獄中惡劣的生存空間和黑暗的權力空間的同時，還使用鮮明的對比手法建構了堅定且光明的革命心理空間，由此不斷轉化了牢獄這一壓迫反抗者和施行懲訓的空間性質和功能。其中，相較于同時代書寫牢獄的作品而言，左翼文學中的牢獄書寫，對于惡劣生存環境和人盡皆知的獄內錢權交易的全方位細致呈現，既直接揭露了牢獄管理的無規章性，也有力地諷刺了統治階級的偽善性和恃強凌弱。與此同時，對于獄中革命進步人士不懼殘暴和死亡威脅的著力描寫，既淡化了牢獄的苦難性和魔窟性，對牢獄管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提出質疑，而且傳達出了對于革命斗爭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