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李富春的三次蘇聯之行

姜長青 雷揚

新中國成立初期，李富春三次到蘇聯進行談判工作，時間分別為1950年、1952年和1956年。李富春三次訪問蘇聯取得了重大成果，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到了寶貴的支持。

1950年：跟隨周恩來去蘇聯參與中蘇條約和貿易等談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以出兵中國東北參加對日作戰為條件，與美、英秘密達成《雅爾塔協定》，稍后又同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協定，獲取了在中國東北的大量特權。

參與毛澤東關于中蘇條約的談判?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等乘專列出發前往蘇聯訪問，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蘇聯專家組負責人柯瓦廖夫陪同赴蘇。毛澤東這次出訪蘇聯有著重大的使命，那就是訂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毛澤東于16日到達莫斯科。在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并舉行中蘇第一次會談后，毛澤東于12月18日致電劉少奇提出：“請你和恩來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諸同志加以討論，目前是否有簽訂一個簡單通商協定（包括新疆在內）規定每年交換貨物的品種及總數量之可能與必要，以便決定恩來是否來此?！?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同意毛澤東18日來電所提問題，并加以準備。21日，劉少奇和朱德、周恩來復電毛澤東：“今日政治局會議，大家贊成如果蘇聯同意現在簽訂關于旅順、借款、航空及通商協定，恩來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兩協定已有成稿，通商協定亦可將我們輸出蘇聯貨物及蘇聯輸入中國貨物的種類和大體數量提出，貿易部長亦可同恩來同志去莫一次?！?p>

1941年，李富春與夫人蔡暢在延安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電報說：“為便于商定1950年中的出入口貨單，東北關系最大，除貿易部葉季壯前往外，毛主席曾提到富春是否需要前往，我們認為甚有必要，并望富春帶領鞍山、小豐滿、撫順兩三個負責工業的同志同往?！边@也同簽訂中蘇新約的談判有關。

1950年1月2日，劉少奇致電建議毛澤東向蘇聯政府要求在新疆設立開發金屬、石油的中蘇合資股份公司，并提出：“這種事業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可能合辦這種工廠和企業，甚至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團體和資本家也可能要求來辦這種工廠和企業。但我們如果不主動表示要蘇聯來辦，蘇聯是不會要求我們辦這種事業的，現新疆同志則要求蘇聯來辦，我們是否向蘇聯作這種要求，請你考慮決定?！?/p>

1月5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請注意兩件事：（一）改訂中蘇條約等項問題在政務院會議及政府委員會討論時，請囑到會人保守機密。（二）周率十余人動身以前，或在旅途車上，應召集這些人宣布紀律，不許亂說亂動，一切要聽指揮?！?/p>

1月10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乘火車赴莫斯科，會同毛澤東同蘇聯政府談判。代表團成員有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富春，以及葉季壯、歐陽欽、呂東、張化東、伍修權、賴亞力等。

1月20日，李富春等隨周恩來抵達莫斯科，旋即去毛澤東住所研究中蘇會談問題。

1月22日，李富春參加了毛澤東同斯大林進行的第三次會談，商談內容涉及中蘇簽訂新約和兩項協定問題。斯大林提出：現有協定，包括條約在內，都應修改，盡管我們曾經認為還是保留好。這些條約和協定之所以必須修改，是因為條約的基礎是反對日本的戰爭。既然戰爭已經結束，日本已被打敗，形勢發生了變化，現在這個條約也就過時了。毛澤東說：我們應當通過條約和協定來鞏固我們兩國現有的友好關系。友好同盟條約應當把保證我們兩國繁榮昌盛的東西固定下來，而且還應當規定必須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這兩點是我們的新條約同現有條約的根本區別。新的條約應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合作。毛澤東還提出，在新的條約中應當規定就國際問題兩國進行磋商的內容。斯大林說：簽訂友好合作條約時加進這一條是不言而喻的。根據毛澤東和斯大林商定的解決各項問題的原則及工作方法，從1月23日起，主要由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揚、維辛斯基、羅申進行具體談判。

1月23日，在毛澤東指導下，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開始同蘇方代表米高揚、維辛斯基、羅申進行談判，談判內容主要是新條約和各項協定。

1月24日，毛澤東同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研究中蘇同盟條約的具體條款，由周恩來起草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草案，在條約名稱上增加“互助”二字，經毛澤東同意后，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送交維辛斯基。蘇方對條約草案沒有提出原則修改，只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動。

1月25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指出：“二十四日，經我們起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送交維辛斯基?，F正起草第二個文件，即關于旅順大連中長路協定，大約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決定在三天內準備好第三個文件，即中蘇易貨協定?？傊?，工作是頗為順利的?！薄捌潓⒅刑K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發上，請中央加以討論，并以意見電告。請勿外傳?！苯拥矫珴蓶|來電的當日，劉少奇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并同意《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并電告毛澤東。

1月3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件，中蘇關于中長路、旅順口、大連協定一件，附議定書一件，貸款協定一件，附議定書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經雙方看過修改過，今日再談一次即可大體定案?！?/p>

2月14日，毛澤東同斯大林共同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蘇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的簽字儀式。

主導中蘇貿易等談判

李富春同王稼祥一同協助周恩來參加中蘇新約及協定的談判，還在中央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生病缺席的情況下主持中蘇貿易談判。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乘專列回國后，李富春繼續留在莫斯科主持談判此前中蘇談判中沒有結束的問題。

1950年2月27日，周恩來代替毛澤東起草的致劉少奇并中央政治局的電報指出：“我們走后，尚有貿易問題，民用航空問題，軍事問題，專家合同問題留待解決，故將富春及東北、新疆各同志加上葉季壯、伍修權、沈鴻、李強、蘇農官等二十二人，另劉亞樓等三人均留下，并由富春、稼祥、亞樓、季壯、賽福鼎組成代表團，富春負總責，繼續商談上述各項問題?！?/p>

李富春一方面不斷向中央請示匯報，加強和中央的溝通，按照中央確定的大政方針和原則來指導推進談判工作，另一方面也為中央決策提供盡可能多的資料，經常把代表團的意見、建議向中央和國內報告。李富春等人認為由于蘇聯在經濟、軍事方面都強于中國，中蘇談判是兩個實力差距較大國家的談判，中方應對同蘇方達成有利于中國的條款進行積極爭取，如中蘇新約和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協定的簽訂和關于貸款協定等方面;中蘇雙方就貿易問題、新疆經濟合作問題、民用航空問題、軍事問題、專家合同問題的談判等。李富春針對向蘇聯軍事訂貨增加、外匯支付困難的問題，向國內請示，陳云、薄一波提出三項辦法：減少向蘇聯的民用品訂貨;增加對蘇花生、桐油、銻、豬鬃的出口;將大豆等出口資本主義國家有困難的農產品轉銷蘇聯。李富春關于進出口貨物的價格問題向中央請示后，同意此次采用談判價格。李富春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既強調團結友好，努力發展中蘇互助合作關系，又堅持原則維護中國利益，不為對方的單方面意愿所左右，為談判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

周恩來夫婦與李富春夫婦

經過兩個月左右的艱苦談判，中蘇兩國政府代表簽訂了《中蘇關于在新疆創辦中蘇有色及稀有金屬股份公司的協定》《中蘇關于在新疆創辦中蘇石油股份公司的協定》《中蘇關于建立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協定》《中蘇貿易協定》以及其他相關協定和合同。此外，李富春還主持了蘇聯援助中國東北工業幾十個項目的談判工作，涉及鋼鐵和機械工業、汽車制造、有色金屬等重工業以及造紙等輕工業，在談判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52年：訪問蘇聯尋求蘇方對中國“一五”計劃的幫助

隨著中國經濟恢復的逐漸推進和抗美援朝戰爭形勢的逐步穩定，毛澤東于1952年7月26日致電斯大林說：我們現決定由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五同志組成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蘇，向您報告抗美援朝工作及中國國內三年來的重要情況和今后五年建設計劃的總方案，并向蘇聯政府商談下列各項問題：一、向蘇聯政府提議締結中蘇繼續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基地，延長蘇軍駐在旅順口地區期限的新協定;二、締結中蘇兩國（或中蘇蒙三國）對修中蒙蘇之間從集寧（今屬烏蘭察布市）經烏特（指扎門烏德）到烏蘭巴托直通烏蘭烏德的鐵路協定;三、締結中蘇兩國關于在中國種植橡膠的技術合作協定;四、請求蘇聯政府對于中國的地質勘測、工業設計和裝備、器材訂貨及技術援助等項給以幫助;五、請求蘇聯政府對于中國的國防建設、軍事裝備、兵工生產、通信設備及朝鮮作戰的軍火補充等項給以幫助;六、請求蘇聯政府對中國五年建設計劃中對蘇貿易訂貨的差額給以貸款援助。

?參與周恩來等與蘇方的會談?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周恩來在蘇聯逗留了一個多月，其間同斯大林進行了兩次會談，并與蘇聯專家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接觸。周恩來在與斯大林的會晤中還專門就“一五”計劃的編制請教了斯大林。斯大林指出，“一五”計劃草案中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20%太高了，應降到15%或14%。他還說，計劃不能打得太滿，要留有后備力量，以應付意外困難;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所需的設備、貸款和專家，一定給以援助，但具體給什么不給什么，現在還不能說，還需要經過工作人員用兩個月時間加以計算之后才能說。

9月9日，陳云同李富春起草致薄一波、葉季壯電，指出：蘇方要用兩個月時間對我們五年計劃的新設計項目加以核算，不論核算結果如何，我們五年的對蘇出口計劃不應變更，以使我國外匯情況處于主動地位。9月15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和蘇聯政府發表談判公報。公報指出，蘇聯政府在1952年底以前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鐵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政府并完全歸其所有。9月22日，陳云同周恩來等中國政府代表團部分成員離開莫斯科回國。

?同蘇聯國家計委的會談?

周恩來等回國后，李富春和部分工作人員留在蘇聯，繼續同蘇方有關部門廣泛接觸，征詢對中國“一五”計劃的意見，商談蘇聯援助的具體項目。蘇聯援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召開了連續3天的專家會議討論中國經濟建設問題。1953年1月5日，蘇聯國家計委同中國政府代表團舉行了首次小組會談，中蘇分別由李富春、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薩布洛夫主持，全面研究了中國的建設計劃，如經濟發展速度，重工業、鐵路的發展規模等。這次小組會談后，蘇聯國家計委專門成立了包括李富春，蘇聯國家計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對外貿易部代理部長、總顧問等5人組成的中心小組，研究審查中國“一五”計劃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方面基于前兩年工業產值年均增長43.8%的速度，提出工業產值年均增長20%的速度，但蘇方認為20%的增長速度仍然過高，是不能持久的。另外，蘇方對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筑材料、煤礦、石油、電力、機器制造等企業的新建、擴建規模，以及選擇的廠址等都提出建設性的具體意見。

2月1日晚，薩布洛夫再次約請李富春商談，建議中國對五年計劃的任務、資料反復研究，最好提二三個方案比較一下;技術干部和技術工人培養是中國五年計劃中的薄弱環節，落后的設計工作也需要提升;搞建設一定要把地質資料搞清。李富春認為薩布洛夫的意見是慎重的、負責的、中肯的，表示完全贊同。李富春、張聞天等表示，薩布洛夫的意見是對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要穩，以便抓住重點，建立基礎，從而培養一批工業化的人才，積累建設經驗，搞清資源，如此，則日后的速度可快。李富春要求各小組根據這些原則對原方案進行修改補充后，同蘇方舉行第二次面談。

1952年8月至1953年6月，李富春還利用工作之便，比較全面地了解蘇聯計劃工作的方式、組織形式、工作制度，還虛心地向蘇方學習經濟知識，了解經濟發展規律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對計劃工作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1953年6月李富春回國后，在編制“一五”計劃、組織156項工程建設的同時，對進一步完善計劃工作，提高計劃工作的水平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在他的領導下，國家計委在中財委制定的關于國民經濟計劃編制暫行辦法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有制結構、計劃工作的其他條件，制定了《關于編制經濟年度計劃暫行辦法》，于8月5日經中共中央批準試行。規定比較符合當時的國情，對不同經濟成分采取不同的管理辦法，體現了計劃管理的必要性和靈活性。這個時期，中國計劃工作的方法、表格、制度主要是學習蘇聯的經驗。這種學習對盡快掌握經濟發展規律，提高工作水平是必要的，但由于缺乏經驗，也存在脫離國情、盲目照搬蘇聯的傾向。

1956年：去蘇聯商談“二五”計劃及尋求蘇聯援助

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展順利。到1956年，“一五”計劃的很多指標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這個時期，中央把編制“二五”計劃的任務提上了日程。1956年6月19日，李富春率領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此次蘇聯之行，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商談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二是尋求蘇聯援助問題。李富春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和蘇聯方面的談判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分組會談，分兩個組：一個是談計劃，對方以蘇聯國家計委、經委和經濟聯絡總局為主;一個是談項目，對方以蘇聯有關各部和經濟聯絡總局為主，中國方面則是按專業將國家計委和有關各部負責人組織在一起參加會談。會談的方式一般先由中國方面說明情況，再由蘇聯方面提出問題，然后由蘇方在小組中提出意見，經雙方交談后報告綜合組，由綜合組進行總的平衡和研究。第二個階段是由蘇聯方面提出對中國“二五”計劃輪廓草案的初步意見，并對中國方面請求蘇聯援助項目給出初步答復。

中國“二五”計劃的草案及蘇聯援助項目安排

李富春是帶著“二五”計劃輪廓草案的第一方案去蘇聯的。7月20日，李富春在蘇聯國家計委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的說明》。李富春在這個說明中介紹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和主要指標、第二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中的幾個問題、輪廓草案中幾個尚未確定的因素。李富春在說明中解釋，這個方案只是輪廓草案，還要再作修改，并提交中共八大會議審查，作為黨的建議通過。因此這只是建議的初稿，有許多地方還研究得不透，對某些可變因素還考慮得不夠，還需要作若干次修改。蘇方在第一階段綜合小組會談中認為，這個輪廓草案是積極的，但是過分緊張了一些，計劃根據還不夠充分，在國民收入中積累的比例高（占26%），財政收入不可靠，物資平衡上缺口多，某些技術經濟指標也定得太緊，實現計劃物資保證不夠充分。

李富春帶去的中國請求蘇聯援助項目的方案中，原定在“二五”計劃期間委托蘇聯設計項目是236項。談判開始前，雙方核對項目數字時，減去2項，增加3項，增減相抵，共237項。談判過程中，中方根據會談情況和各有關部門的意見，主動撤銷27個項目，增加9個項目，總數改為219個。在專業小組同蘇聯國防工業有關部門進行商談時，雙方又同意撤銷11個項目，增加9個項目，這樣，又改為217項。在各專業小組進行商談時，蘇聯方面各部的態度一般是積極的。在蘇方內部匯報時，蘇聯各部愿意承擔設計并供應設備的項目約占項目總數的80%，其他20%的項目，有些蘇方可能要轉請東歐各國給以援助，有些要由中方承擔總交貨人，而由蘇方給以技術援助，有些則建議由中方重復利用自己的設計，有些建議取消。

?蘇方對中國“二五”計劃草案的建議?

8月17日，李富春同蘇聯國家計委巴亦巴可夫和巴烏金進行會談。巴烏金主要談對“二五”計劃輪廓草案的意見。他表示對這個草案所規定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任務和基本道路沒有意見，但是感到這個計劃相當緊張，對草案規定“二五”計劃時期積累率由“一五”時期的22%提高到26%，同時還要使居民收入增加1/3表示疑問，認為在這樣緊張的情況下增長速度又這樣快，是否會造成很大困難;農業計劃要超額完成是困難的，特別在農業的收獲量方面;物資平衡方面有很大差額，有些重要物資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設投資比“一五”時期增加近兩倍，這樣的增長比例太大了。巴烏金建議減少基本建設的投資，并且首先從降低機器制造業的發展速度和投資著手，以緩和整個計劃的緊張情況。巴亦巴可夫主要談了對中國請求蘇聯援助的答復，既表示誠心誠意地援助中國，也解釋了蘇聯在這方面存在一定困難。

巴亦巴可夫談了對中國“二五”計劃輪廓草案的看法。他說：“雖說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農業指標定得偏高，但定低了也不成。因為中國的人口在第二個五年要達到7億，每人都要吃飯。因此，大力發展農業來滿足人民需要的問題，還是要全面提出，否則人民是不會感謝我們的;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否則沒有大米面包就不算是社會主義?，F在的指標雖說是緊張一些，但我們沒有要急劇削減的意思，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有痛苦的教訓。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是用多大的努力來改正這方面的缺點。因為沒有土豆，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p>

李富春說：“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輪廓草案，我們自己也覺得各方面是很緊張的。從生產指標、發展速度、基本建設投資、建設規模、物資平衡和財政平衡等方面來看，巴烏金同志的意見都是很對的。聯系國民收入中積累的比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人民生活的提高等指標也都值得重新考慮?！崩罡淮罕硎荆骸案鶕鸵喟涂煞蚝桶蜑踅鹜镜囊庖?，上面所講的幾個因素和我們自己在研究計劃中的體會，這個輪廓草案是必須修改的，而修改的結果則是要降低?！薄鞍舜蟮慕ㄗh中所以要少定指標，就是為使我們不致陷于被動?！?/p>

蘇方提出的問題，李富春也一直在進行考慮，他于6月27日致信毛澤東、中共中央，提出對編制“二五”計劃的建議，供中央參考。這些問題是：

（一）以1967年基本上完成工業化和相應地發展農業的任務為標準，將第一方案中工農業生產指標加以審查，適當降低。根據生產指標，一面計算建設規模，調整建設項目及其進度，一面計算財政收入。（二）工業方面要抓住對工業化有決定意義的建設項目，如鋼鐵、石油、有機化工，特別是制造重要設備的機械工業。必須把和平和戰時生產結合、現有企業和新建企業結合來考慮，農業方面可以放慢農業機械化的步驟。這不但可以節省國家投資，也可以保證農民個人收入的增加。在交通運輸方面，有些單純國防性的鐵路和公路可以推遲點時間修。（三）國防開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壓縮到500億元以下，一般的國防建設和普通裝備的要求是否也可以放慢點，這樣不但可以解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矛盾，而且可以使國防建設能集中力量于發展導彈、原子彈的研究及飛機和無線電的發展上。建議中央討論一次作出決定，否則第二個五年計劃是不好制定的。（四）科學規劃不但在原則上而且要在具體的研究機構建立上明確重點，并且在有些部門特別是機械工業部門，要把科學技術研究和設計結合起來?？茖W規劃如何有步驟地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結合，建議中央指定陳毅、黃敬、薛暮橋等同志先研究一下，再將具體方案帶莫。（五）航空委員會的規劃也要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結合，并一并來談判。

信中所提出的降低生產指標、放緩建設進度、調整基建規模等建議，李富春在國內就已經考慮到了;有些他在國內有所考慮，到蘇聯時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如國防開支、國防建設方向等方面。

9月3日，李富春結束在蘇聯的商談工作，返回北京。李富春回國前，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已在周恩來直接主持下完稿。建議和報告初步總結了中國幾年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注意綜合平衡、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二五”計劃的方案。9月15日，陳云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6次會議，聽取并批準了中財委副主任李富春作的《關于與蘇聯政府商談蘇聯對我國經濟建設援助問題的報告》。

李富春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次蘇聯之行，分別就中蘇經貿關系中的重大問題，中國的“一五”“二五”計劃中的重要項目和實施，尋求蘇聯方面的建議和支持。蘇聯也給予了中國在項目、資金、技術和經驗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這為中國順利推進“一五”計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李富春在同蘇聯方面交往中所表現出來的虛心真誠的態度、務實高效的工作作風以及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令人敬佩，這也是促使中蘇談判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