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女性內衣訶子的產生原因與社會因素

陽夢婷

摘 要：安史之亂后的中唐，逆建唐以來逐漸流行的女性袒胸之風，而出現了一種專遮胸乳的女性內衣，名為訶子。服飾上的變化，實際上成為了“禮”與“非禮”的體現，這與安史亂后唐廷邊疆危機、藩鎮割據導致的“夷夏之防”轉嚴以及中唐儒學復興運動的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關鍵詞：唐代;女性內衣;訶子;安史之亂;華夷之辨;儒學復興運動

訶子，據《事物紀原》載：“本自唐明皇楊貴妃作之，以為飾物。貴妃私安祿山，以后頗無禮，因狂悖，指爪傷貴妃胸乳間，遂作訶子之飾以蔽之。事見唐宋遺史?！盵1]（153）訶子是中唐以后流行于唐朝女性的一種內衣，與襪肚、齊襠、裲襠（原為內衣，后外穿）、心衣、主腰、襕裙等不同，訶子僅遮“胸乳間”而不遮肚，類似于今日之胸罩。它上承盛唐女性袒胸露乳，而下啟五代南唐至宋女性著抹胸之制，是唐宋女性內衣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點。

黃強《中國內衣史》、潘建華《云縷心衣：中國古代內衣文化》、杜曉雯《中國唐代訶子服飾研究》等都提到了訶子，認為訶子是“注意了內衣服飾輕、薄、透傳遞的性感信息”[2]58，“目的在于以裝束誘人對身體的關注”[3]8，“使胸部達到挺立效果……訶子能夠美化體型，襯托生理曲線。輕盈、透薄面料制成的內衣訶子服飾可將性感信息進行傳遞，增添神秘魅力”[4]26服飾是社會的風向標，它的變化與社會背景有著緊密聯系，訶子亦如此。孫機先生在《唐代婦女的服裝與化妝》中指出：“至中唐時，裙腰之上出現抹胸，如在《簪花仕女圖》中所見，表明此風稍斂”[5]63;納春英《隋唐服飾研究――以平民日常服飾為中心的考察》一文在述及唐代女裝袒露成因時分析：“露和透共同特點在于大膽的表現女性的形體之美，所流露出的女性意識與世俗情感，終因與儒家傳統禮教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馳，稱為千古絕響。當宋明理學重拾傳統，這絕響便成了嘆息并快速歸于沉寂?！盵6]159-160

1? ? 建唐以來女性袒胸之風

唐代前期的女性衣服裝飾大多承襲隋制，主要由上襦、下裙兩部分構成，常常還施有外帔及半臂，衣裙也較為窄小。進入盛唐以后，男裝和袒胸逐漸開始流行開來。就唐代女性袒胸之產生來看，它并不是在建唐以后才突然而至的，實際上，早在南北朝時期即已開始出現女性袒胸現象。

山西大同北魏早期司馬金龍墓（太和八年，484年）和河南安陽北齊晚期（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均出土了袒胸女俑，“其中七件女俑似為模制，頭梳雙髻，袒胸，著長裙……另有兩個跽坐女侍俑，梳高髻，橢圓面龐，豐滿腴潤，上胸略袒”[7]（圖1）。河南洛陽北魏甯懋石室（孝昌三年，527年）中出土了石刻女侍像（圖2），領口敞開至于腰部。[8]197

在這些女俑與石刻中，雖然出現了胸部袒露的特征，但并沒有關于胸部曲線的刻意描繪。即使在卒于高宗總章元年（668年）的李爽墓中，執小扇婦女仍只袒露而無胸型刻畫（圖3）。而中宗復位后（706年）遷葬的懿德太子墓與永泰公主墓壁畫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對于女性胸型的鮮明描繪（圖4、圖5），包括與李爽墓中執小扇婦女所著上衣領型十分相似的李重潤石槨墓門上盛裝女官（圖6）。唐睿宗女婿薛儆（卒于開元八年，720年）墓出土石刻中，也有大量袒胸女性石刻出土。表明這種影響經由魏晉南北朝與初唐的積累，終于成為趨勢。

榆林窟第25窟繪于大歷十一年（776）至建中二年（781）間，在其主室北壁彌勒經變圖左部的訣別圖上繪有3位女子，她們皆身著窄袖對襟上襦與高腰齊胸長裙，長裙的上緣較低，露出了部分胸部（圖7）。在彌勒經變圖的中部，有數位正在剃度的女性，同樣也身著露出部分胸部的高腰齊胸長裙（圖8）。在這些女子身上，我們仍可以看到袒胸而露出的胸部曲線。但在此之后，女性或以訶子遮住乳部，或由敞領改著趨于窄小的交領，我們已很難從壁畫和石刻中發現袒露胸部露出胸型的唐代女性。

2? ? “服以旌禮”與訶子的產生

唐代的訶子究竟出現于什么時期，目前學界尚無準確定論。從周昉《簪花仕女圖》（圖9）看，已經出現了身著訶子的貴族女性（圖中從右數第二位），故訶子的產生應不晚于周昉所生活的8世紀后期至9世紀前期。同時，宋人所作《唐宋遺史》與《事物紀源》中皆載有“貴妃私安祿山，指爪傷胸乳之間，遂作訶子飾之”的故事。雖然故事不足為信，但大體上能反映出訶子產生應與楊貴妃及安祿山的時代相去不遠。孫機先生也認為：“女裝露胸……至中唐時，裙腰之上出現抹胸，如在《簪花仕女圖》中所見，表明此風稍斂?！盵5]63而中唐時期女性袒胸之風稍斂及訶子的產生，或許可從社會歷史背景中尋到其端倪。

中國古代服飾，除了實用性目的，還有重要的精神性意義。陳寶良認為，“古代中國的服飾顯然存在著以下兩個世界：一是倫理世界;二是時尚世界”，“所謂服飾的倫理世界，其建立的基點則是儒家傳統的‘禮……通過禮教的規范，傳統中國服飾建立起整齊劃一的等級秩序，籍此控制社會群體行為”。[9]32實際上，服飾與禮制相聯系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史上早已有之，自周以來中原士族一直奉“短毋見膚，長無被土”[14]846為服飾標準，對女性更要求“出門必擁蔽其面”[14]419，并將此視為“禮法”歷代恪守。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內遷，并伴隨著長期戰爭和頻繁的政權更替、人民離亂，促使佛學走向昌盛。又遭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炊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辟，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10]2144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的黑暗現實更使得文人普遍對政治理想及個人價值之實現產生危機感，于是一部分學人被迫回避政治現實，走向崇尚出世態度的道、佛一途。這一切無疑對傳統儒學的禮教觀念產生了巨大沖擊，并體現于服裝袒露之上。

而這種袒露的風氣終于經隋延續至唐。隋唐統一全國之后，經濟上行，至于盛唐，國力更趨強大。在思想上，唐代采取佛、道、儒三教并舉政策，但不容諱言，自科舉內容轉向帖經、墨義、詩賦為重后，“導致經學不為士子所重，真正通經的士子甚少”，“唐代儒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儒學出現了衰落的趨勢”。[11]且武則天執政更促使女性地位提高，社會風氣亦相對開放，更有學者認為，“正是武曌所具有的這種超乎時代的女性意識，促使生成了唐女裝空前絕后的袒露之風尚”，“袒胸代表的是古代女性歷史上第一次接受自己身為女性，并以與男性有明顯的生理不同而自豪的史實”。[6]158-159在此情況之下，與傳統禮教相悖的女裝袒露之風得以流行起來。但這種袒胸之風對于自古奉行傳統禮教的中原漢族儒學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離經叛道的。

總體上來看，袒胸風尚流行時間主要集中在中宗復位到開元時期，“袒胸發生的時間主要集中在中宗復位（705神龍革命）到天寶末年間（天寶742-756）”，[6]153-154而安史之亂正發生于天寶十四年（755）到寶應二年（763），從歷史進程看，訶子的產生與安史之亂及此后的儒學復興運動是有緊密關系的。

3? ? 中唐儒學復興運動、“華夷之辨”與訶子的流行

天寶末年，隨著安史之亂爆發，社會歷史背景轉變，國家危亡、中原殘破，當時即有“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12]531的說法出現。同時，納春英的《隋唐服飾研究》，在分析壁畫、石刻及文獻后認為：“敦煌壁畫中，中晚唐婦女的裝束……比初唐更緊小的交領重新成為時尚主流?！盵6]這點在活躍于南唐五代時期的畫家周文矩《合樂圖》中可以得到佐證（圖10 美國芝加哥美術館藏）。除此外，我們還注意到，南唐五代時期的女性服飾多以齊腰下裙為主，與盛唐時期的齊胸下裙相異，此在周文矩《合樂圖》及同樣活動于南唐五代時期的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圖11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中可以看出。而從儒家的倫理標準看來，“衣服的長短之式，男女截然不同。女服上衣齊腰，下裳接衣服，是代表‘地承天;男服上衣覆裳，是表示‘天包地”。[9]由此可見，唐朝后期女性服飾之變，某種程度上正是出于中國古代將服飾和禮制相聯系的“服以旌禮”的儒家傳統。

晚唐時期，反袒露的訶子及緊小領口更加流行。咸通十二年（871年）莫高窟第107窟北壁下方所存的10位女供養人畫像、同為咸通年間的第192窟壁畫中的女性（圖12），以及咸通十年（869）莫高窟第12窟甬道北壁的女供養人（圖13），皆著訶子。此外，在阿旗寶山墓室壁畫及法門寺地宮出土的仕女畫中，也可以看到大量身著訶子的女性形象。

除訶子外，著緊小領口上衣，同樣達到減少袒露的目的。唐景福年間（892-893年）莫高窟第9窟女性（圖14）及莫高窟第12窟主室西壁女供養人（圖15）即身著交領上衣，同時下裙上緣疑為減少袒露目的而增設的裙頭，這種裙頭相較于訶子更窄，可能與下裙直接相連，與較寬且與下裙分體的訶子相區別。

安史之亂后，唐王朝于政治、經濟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也促使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影響國家治亂的社會思想及文化，他們將國家喪亂的原因歸結于取士，認為“末學之馳騁，儒學之不舉”是“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的重要原因。在此情況下，“宗經”、“復古”、“崇儒”思想盛行，儒學復興思潮順勢而出。

與此同時，唐國力受創，邊疆的藩鎮割據更加嚴重，這種政治經濟背景的轉變進而影響到思想方面，“河北藩鎮的割據行為造成了唐廷在政治上的失勢，從而促使唐廷士大夫在文化層面將敵對的河北藩鎮視為夷狄。其次，中唐士大夫將夷夏之辨思維帶入對河北藩鎮割據的認識上……”，[13]使得中唐的漢族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拾回儒學中“夷夏之辨”的思想。

社會思潮的變化，直接反應到與人民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中，服飾作為社會風氣最直接的表現，理應值得注目。從初唐至于盛唐，女性胸部越來越袒露，以儒家傳統的禮教中“短毋見膚，長無被土”[14]846、“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14]419的服飾標準來看，顯然違反了自古以來的禮法。韓愈在《原人》、《原道》、《送浮屠文暢詩序》等文章中以“禮”作為夷、夏的根本區別，“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15]3服飾的變化，實際上成為了“禮”與“非禮”的體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袒露者即流為非“夏”的“夷”了。訶子將半露的胸部遮掩起來，與中晚唐女性敞領減少相伴隨，一反南北朝以來的袒胸之風，是一種明顯的反袒露的產物。這種反袒露的服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傳統禮教中的服飾標準。故此，中唐以后，唐代女性服飾中減少袒露的趨勢，究其根源，應來源于中唐以后儒學復興的社會風氣。

綜上所述，建唐以后，在社會風氣相對開放及女性地位提高的社會背景之下，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女性袒胸風潮。但隨著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改變，這種風潮也因缺少社會背景的支撐而逐漸轉變。與此同時，在唐代儒家知識分子推動下，中唐以后出現了儒學復興的趨勢，并伴隨著邊疆危機再次強調產生“華夷之辨”，“禮”成為“夏”與“夷”相區分的重要標準。盛唐女性服飾中的袒胸裝正是違背了傳統的“禮”，而中國自古以來便將服飾與禮制相聯系，這更是從思想上促使中唐及以后女性服飾變得樸素而保守，而訶子正是這一轉變趨勢中值得注意的標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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