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動力主導下的蘇州村域城鎮化發展模式研究

黃 晗， 黃明華， 孫新新

（蘇州科技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江蘇 蘇州21501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戰略，從而導致鄉村凋敝、城鄉差距日益顯著。 全球城鎮化和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為解決“鄉村病”問題、重構新型城鄉關系，村域城鎮化的命題應運而生。 基于我國幅員遼闊、農村剩余勞動力眾多的基本國情，傳統低水平、不完全的異地城鎮化不具有可持續發展動力。十九大國家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發展路徑由城鄉統籌轉向城鄉融合，體現了國家對鄉村地位的再定位與鄉村價值的足夠重視。 本質上，我國鄉村發展是農業、農村、農民三者缺一不可的問題，農民作為村域城鎮化的最主要要素，要實現職業非農化、生活方式市民化，仍需要長期的實踐和政策調控。 因此，推進村域城鎮化建設，不僅對農民身份、農村產業融合與優化升級、空間城鎮化提出較高要求，而且強調農村治理機制建設，為鄉村城鎮化的建設發展提供有效保障。

1 我國村域城鎮化研究

1.1 研究概況

村域城鎮化主要指行政村范圍內就地城鎮化的過程，是我國發達地區農村城鎮化的重要形式，其概念由學者王景新首次提出，即建制村域內經濟社會結構、人口集聚規模、聚落建筑景觀、農民生產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務的方式和水平趨同于城鎮的過程[1]。 可以理解為人口集中化、產業非農化與生產要素集聚、空間形態的轉換以及農民市民化。 村域城鎮化是村域經濟的轉型發展，其本質是職業非農化與農民市民化[2]。

動力因素方面，張明明認為就地城鎮化的推動因素包括地方政策、經濟發展、非農產業產值、農民可支配收入、基礎設施等[3]。 從產業發展視角，陳楊樂認為農村城鎮化分為內生作用的內生型城鎮化（蘇南模式）與外生作用的外生型城鎮化（珠三角模式）[4]。 陳玉福、劉彥隨等人認為，蘇州農村發展包括四大驅動力，即工業化、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制度創新[5]。 徐海賢，莊林德認為，蘇南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動力機制包括鎮村撤并、村鎮企業產業結構升級、內外資雙輪驅動、農業產業化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6]。

1.2 發展模式研究

目前學術界對村域城鎮化的模式劃分主要依據產業動力機制、主導產業力量、產業空間轉移以及村域經濟產業結構等方式，不同的分類標準對應的模式選擇上有所不同[7-12]（見表1）；但總體來說，村域城鎮化發展必須以主導產業為支撐。 主導產業作為村域經濟收入的主體，能夠推動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轉變，加快建設生產性配套設施、生活服務設施，推動村域城鎮化發展。

表1 城鎮化發展模式研究綜述

2 蘇州市村域城鎮化實踐與發展模式

2.1 蘇州市村域城鎮化發展階段

蘇州村域城鎮化發展是一個連續動態、循序演進的過程。 通過深入剖析蘇州農村發展階段與特征，對農村產業非農化、勞動力就地轉移等分析，將蘇州村域城鎮化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2.1.1 初期階段：內生型就地城鎮化

1978 年-1990 年，隨著蘇州市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村集體利用農業原始積累發展工業企業，形成“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工業景象。 在這一階段，蘇州非農產業勞動力首次超過農業勞動力，但是農村常住人口沒有減少，城鎮人口增加不明顯，蘇州農村形成了以工業化為主導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就地城鎮化[13]，即“蘇南模式”，也稱為內生型城鎮化。

2.1.2 發展階段：市場型異地城鎮化

1990 年-2000 年，隨著蘇州工業園區、高新區、昆山開發區、張家港保稅區、太湖旅游度假區開發建設，農民務工開始向城鎮集中工作和生活，形成“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的局面。 在鄉鎮企業大范圍的產權制度改革下，蘇州積極推行鄉鎮企業向工業園區集中，農村居住經歷了由磚瓦房向樓房的轉變，出現了永聯村、蔣巷村、康博村、夢蘭村等一批新農村面貌，形成了蘇州村域城鎮化發展的“新蘇南模式”。

2.1.3 提升階段：均衡型村域城鎮化

2000 年至今，蘇州全面推行農村社區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三大合作”[14]，同時受外向型經濟發展影響，蘇州農村“三資企業”數量迅速增加，不僅解決了本地農村勞動力就業，還吸納了大量外來農民工，農村就業非農化現象普遍。 在蘇州政府的積極推動下，不斷推進“三集中”政策，在村莊規劃、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村容風貌整潔、民主治理等方面給予資金與政策支持，極大的改善了蘇州農村的地域空間形式與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實現了“三農”與“三化”同步的發展，走向村域城鎮化的道路。

目前，蘇州村域產業結構已由單一的農業為主要地位轉變為以非農產業為主體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在三次產業結構中，農業占GDP 的比重逐漸減少，非農業占GDP 的比重持續上升，且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非農化轉型。 因此，結合上述理論綜述中對于發展模式的劃分，本文基于村域主導產業的視角劃分，將蘇州村域城鎮化模式劃分為農旅融合型村域城鎮化、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和電商帶動型村域城鎮化模式，如表2 所列。

表2 蘇州市村域城鎮化發展模式分類名單

2.2 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發展模式

蘇州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模式是以鄉鎮企業起步，通過村集體投資創辦鄉鎮企業，實行村企合一，隨后經過產權制度改革轉變為私營企業，建立起現代化企業制度，并通過改變農村居住條件、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吸納本地農民及外來人口從事非農產業，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升級，帶動服務業發展，推動村域城鎮化發展（見圖1）。

圖1 蘇州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發展模式代表性村莊分布圖

2.2.1 企業與村委會（村集體）是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的參與主體

鄉鎮企業在蘇州村域城鎮化建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蘇州鄉鎮企業的發展根植于農村地域，依托農村的物質環境實現規模擴張，促進農民收入增加和職業非農化轉變，推動村域經濟快速發展。 同時企業的規模、數量等影響著農村經濟效益與空間形態，通過投資、捐資、項目帶動、產業合作等形式推動建設農民集中居住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等。

目前，蘇州市大部分農村只設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兩套機構，不單獨設置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一般和村集體相結合，共同參與村域城鎮化建設。 村集體資產均由村委會管理，因而村委會既有社區公共服務的職能，又具有農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的職能。 村委會是村域城鎮化建設主要推動力量，充當組織動員、提供部分資金的等角色，在建設過程中擔任與企業協調溝通的工作，實現村集體與企業互利互惠發展[15]。

2.2.2 鄉鎮企業由“村企合一”走向“村企合作”

最初蘇州村域內鄉鎮企業發展采用“村企合一”的管理模式，即村黨支部、村委會及村集體三合一，通過村民入股等形式統一經營管理，農民享受按股分紅。 村委會通過整合現有產業或資源，優化資金、土地、人才等要素配置，使村里龍頭企業和村委會之間建立有組織、緊密型的關系。 企業將技術含量較低的崗位剝離出來提供村民就業，村域大多數農民在企業中就業，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蘇州“村企合一”模式弊端凸顯，鄉鎮企業通過現代化企業改制，使村集體和民營企業政企分開，產權清晰、管理獨立，形成“村企合作”模式（見圖2）。 村集體與當地主導企業合作共同建設，村委會或村集體起到組織領導作用，企業依托村莊發展獲取收益，通過捐資與投資形式參與村莊建設，重點建設農民集中居住區及配套設施，使90%農民基本住進新居。 同時建設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和村內生活配套設施，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實現居住方式城鎮化、生活方式社區化、收入來源多樣化，推進村域城鎮化建設。

2.2.3 發展機制

在蘇州村域經濟發展中，鄉鎮企業一直發揮著主導地位。 通過興辦非農產業推動村域工業化發展，極大地促進村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 其次，工業化為城鎮化提供了產業支撐，延伸產業鏈、調整產業結構。 最后村域工業發展，集聚本地農村勞動力，同時吸納外地農業勞動力的遷入，村域人口規模不斷擴大，進而帶動商業、教育、銀行等第三產業發展，激活了村域消費能力，通過改善居住環境、健全基礎設施等，推動農民集中居??；通過社區治理，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使農民生活方式市民化，進而推動村域城鎮化發展（見圖3）。

圖2 蘇州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建設參與主體

圖3 蘇州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運行機制

2.2.4 蘇州永聯村村域城鎮化實踐案例

永聯村地處于蘇州市張家港市南豐鎮，改革開放之前以漁糧為主，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花磚廠、枕套廠、永鋼集團等鄉鎮企業相繼建成。 工業化發展需要大量土地，永聯村不斷拆遷征用土地，建立了農民集中居住區，同時配套建設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設施；通過拆遷安置，農民土地換社保，享有年底土地福利分配[16]；永聯村還建設了永鋼集團、永合社區、南豐鎮派駐永聯的管理和服務中心，與一些社會組織共同構建了五位一體的鄉村基層治理方式，在村民集中居住、耕地規?；洜I、農村勞動力就地非農化和村民享受到與城鎮趨同的社會福利與保障等方實現成效顯著，實現了村域城鎮化[17]。

2.3 農旅融合型村域城鎮化發展模式

蘇州農旅融合型村域城鎮化模式是通過農業功能的延伸和休閑旅游業的關聯與融合，形成以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為主導動力，推動村域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模式。 該類村域要依托于農村特色資源優勢，通過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服務水平，促進資源要素的集聚，輻射帶動周邊村莊的發展，進而實現村域城鎮化（見圖4）。

圖4 蘇州農旅融合型村域城鎮化發展模式代表性村莊分布圖

2.3.1 政府、企業、農戶是農旅融合型村域城鎮化的參與主體

農旅融合型蘇州村域城鎮化的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農戶，一般采取“政府+專業合作社+農戶”、“政府+企業+農戶”、“政府+企業+旅游協會+農戶”等多種聯合方式。

政府包括各級政府、村集體等，蘇州政府通過政策幫扶和財政投入，改造和完善鄉村道路、房屋、水電、通信、管網等基礎設施，提升村域空間品質。 企業包括資源管理部門延伸的旅游企業、外來投資經營的企業、村民個體戶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村民在鄉村旅游中充當參與者、決策者、監督者和收益者。一些農戶自發開設農家樂、家庭旅館等旅游型經營活動，既保證了農民可持續性增收，又將失地農民就地轉移到農業旅游業中，實現非農就業[18]。

2.3.2 發展機制

通過延伸農業產業鏈，與旅游業對接，能夠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 蘇州實行的“以旅帶農、以農興旅”政策，推動農業和旅游業產業融合，拉動農村服務業發展，吸引外來資本與經營者，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旅游服務活動，實現農民非農就業。 其次旅游業的發展刺激了旅游配套服務設施、農村基礎設施等的發展， 形成了外在鄉村風貌、 內在現代化設施的特征，使得蘇州農村在空間形態上呈現新的變化。 由于蘇州農業旅游季節性特征，許多農民成為混合職業者，一方面旺季為農業旅游提供服務，促進了農民市民化的素質和觀念提升；另一方面淡季則享受農業旅游帶來的城鎮化建設成果（見圖5）。

2.3.3 蘇州陸巷村村域城鎮化實踐案例

圖5 蘇州農旅融合型村域城鎮化運行機制

陸巷村位于蘇州市吳中區東山鎮的中西部， 村內枇杷、楊梅、碧螺春茶等農作物豐富，還有多處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成為其旅游業發展的基礎。2003 年，陸巷村在市政府的幫扶下初步劃定陸巷古村核心保護區和旅游開發節點并進行修復改造， 此時由于村集體經濟實力有限，旅游配套和公共基礎設施配置不足，多數為農民自發建立的農家樂，開始了最初的農民非農化就業。2008 年在區、鎮兩級政府的財政和政策幫扶下，陸巷村的基礎設施和旅游配套設施逐漸完善，以居住、生活質量為主的環境整治得到大幅提升。2009 年開始，政府牽頭組織村內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村域內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水平向城鎮靠攏；村民自籌自建農家樂等提供飲食、住宿、旅游服務，實現就地非農化就業；企業負責旅游產品開發和經營管理工作，旅游協會負責旅行社、村民、景區管理，開拓客源市場等，促進農業旅游的信息化、現代化，助推陸巷村實現村域城鎮化。

2.4 電商帶動型村域城鎮化發展模式

電商帶動型蘇州村域城鎮化模式是村莊以電子商務為村域主導產業，村域內集聚有相當規模的農戶從事于電子商務產業，隨著電商產業發展，農村土地用途發生變化，出現了電商交易、服務設施，農戶在自家宅基地內從事網上銷售的線下加工生產，改變了農民生產、生活方式，鄉村面貌與空間格局，從而走向村域城鎮化的道路（見圖6）。

2.4.1 政府、農戶、合作社、企業是電商帶動型村域城鎮化的參與主體

電商帶動型村域城鎮化參與主體主要包括：政府、農戶、農民專業合作社、電商企業等。 蘇州市電商產業在市場需求和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各類家庭作坊、個體網商、電商一條街等逐漸發展壯大，形成一條自下而上的村域城鎮化道路。

蘇州政府一方面專門設置了電商辦公室，通過籌集資金，改善電商銷售所必須的基礎設施條件。 另一方面通過財政補貼、信用擔保等方式，為農民提供產業啟動資金；通過與專業合作社合作提供技術培訓、創業培訓以及農民科技文化教育培訓等， 給予優惠政策扶持， 吸納更多農民和外出務工人員從事電子商務及相關服務產業，帶動本地非農就業。農戶主要依托家庭作坊形式從事電商，改變了生產、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等，實現人口城鎮化（見圖7）。

2.4.2 發展機制

圖7 電商帶動型村域城鎮化運行模式圖

電子商務具有扁平化結構特征， 能夠克服農村偏遠區位、經濟落后等限制，推動農村產業升級與創造電商服務業，帶動本地農民就業和創業，使蘇州農村發展越過了工業化階段，直接進入信息化階段。

由于土地資源限制，蘇州政府積極推動建立新型社區，使農民實現集中居住，置換的土地用于電商交通物流設施、網絡設施等配套建設，從而改善了農民生產生活條件。 依托固有的資源稟賦和特色農副產品發展電商產業， 既增加了農村的非農產業空間，又帶動產業鏈的延伸。 同時蘇州將電子商務引入農村，不僅擴大了農民獲取農產品等信息資源的渠道，而且改變了農民傳統產銷及消費的觀念，培養了農民網購行為，增加了休閑娛樂、旅游等需求，改善農村生產方式與生活質量，對縮減城鄉差距、促進村域城鎮化意義重大（見圖8）[19]。

2.4.3 蘇州消涇村村域城鎮化實踐案例

消涇村位于蘇州市相城區陽澄湖鎮東北部，陽澄湖大閘蟹、消涇蝦蟹等都是村內名牌產品。 蘇州市、縣、鎮政府對此給予高度重視，先后成立了蘇州市陽澄湖大閘蟹行業協會、消涇蝦蟹產銷合作社等組織；建立網絡銷售平臺，鼓勵水產養殖大戶注冊水產公司，開通電商平臺，帶動村民本地創業就業。 其次，在鎮政府規劃指導與資金扶持下，消涇村通過新建基礎設施，對消涇老街立面改造，提升村民生活環境。 第三消涇村通過低成本、高效率、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技術普及，消除城鄉之間信息和資源不對稱，實施“互聯網+產業”、“互聯網+大閘蟹”發展消涇村域經濟，更新了當地農民的消費方式與觀念，形成了與城鎮居民趨同的現代生產、生活方式，促成了村域城鎮化的發展。

圖8 蘇州電商帶動型村域城鎮化運行機制

3 結語

本文以蘇州村域城鎮化過程為基礎，根據蘇州非農產業的不同主導動力，將蘇州村域城鎮化分成工業主導型、農旅融合型以及電商帶動型三種模式。 研究認為工業主導型村域城鎮化模式中村域的工業勞動力占據絕大多數比例，主要依靠鄉鎮企業作為村域產業的支撐，能夠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企業發展又反過來回報社會，通過投資建設農村基礎設施，改變農民生活條件。 農旅融合型是以自身固有的優勢農業資源與旅游資源為特色，擴展農業社會服務化功能，通過開發農業旅游產品，吸引城鄉人口交流與互動。 電商帶動型是村域通過投資建設現代物流設施、電信網絡設施等，增加電商經營者數量和農村網民數量，改變傳統銷售方式，促進農民增收，以實現村域城鎮化。

村域城鎮化的過程有效的實現了鄉村產業的融合發展與優化提升、改善了村域的空間環境、保障了農村治理與服務的就地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之一。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村落都能實現村域城鎮化的過程，要基于一定的現實產業基礎，找準村域城鎮化的參與主體，培育良好的發展機制，因地制宜的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 當然由于作者自身學術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分析不當之處，懇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