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時代痛點猛戳
——讀石一楓《我妹》及其他

⊙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0000］

一、從青春題材向現實主義的轉變

石一楓近年的小說創作對社會現實與當代人的精神世界多有關注，2018 年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揭示了階層固化的社會癥候，引發了文壇對“失敗青年”寫作現象的熱議。石一楓的小說創作有著一個從青春私事到時代現實的轉變過程：創作初始，《戀戀北京》《紅旗下的果》等有著世紀之交青年文化的印痕，青年作家與筆下的青年都洋溢著青春的活力與朝氣，到了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地球之眼》《世間已無陳金芳》等作品都指向了現實社會的丑惡痼疾，敘事者都表現出激情與理想消退后的犬儒姿態?！段颐谩愤@部小說正處于這個轉折點，它的形象塑造、敘事手法與敘事模式都有一定的初始特征，卻因為不夠成熟而被批評家所忽略。

《我妹》出版于2013 年，故事發生在2004 年前后，青年楊麥在一家報社工作，參加工作之初也曾有過新聞理想，想對社會的黑暗面進行揭露批判，但是“隨著年齒漸長，所謂的‘理想’煙消云散”，變成一個混跡于酒桌飯局，通過寫美食文章為生的“毫無原則的混混”。楊麥對市場經濟時代的理解是“‘掙錢’已經是一個終結性的狀態”，對自己的定位是“沒追求的人，不期望大成就，只想過小日子，這就夠了”。這種灰色的知識分子形象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從倪煥之，到劉世吾、小林，楊麥無疑也位于這樣一個典型形象的序列里面，他們普遍經歷了理想的從追求到幻滅的過程，以犬儒的姿態退守到日常生活中，正如當下“垮掉的一代”與“佛系青年”們，這樣普遍的價值選擇是當代人心理結構的底色。

除了楊麥，石一楓還塑造了另外兩種典型形象。一種是以老岑和肖瀟為代表的理想主義者。老岑是一個愛較真，甚至有些偏執的老媒體人，苦痛的經歷帶給他毫不妥協的信念，他退休后創辦了一個公益網站，專門用來曝光報社不敢報道的社會性事件，但是這種超人的意志與斗爭精神注定老岑“變成了嘈雜時代里孱弱而孤獨的異端”。另一種是以李無恥為代表的商人。李無恥是這個時代的弄潮兒，真心擁抱資本和金錢，沉迷聲色，為了利益可以出賣一切。而楊麥則矛盾地處于這兩種極端形象之中，上下浮沉。這三種人構成了當代社會的基本結構，石一楓在這部小說中開始擺脫之前青春故事中迷惘懵懂的青年形象與混沌羼雜的人物關系，“塑造人物”成為他寫作最直接也最顯著的目標。

回顧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方式，石一楓也面臨著席勒化的風險——《我妹》中“我”的塑造依賴于大段的內心獨白與自我剖析。他還曾承認，“筆下的人物與其說是人物，倒不如說是社會問題的人格化”，在小說的呈現效果上，“我”的獨白一方面揭示了這個社會的現實癥候，另一方面也通過自剖展現了社會個體的存在狀態。相對于“零度寫作”“非虛構”“神實主義”等玄虛的寫作技法，這樣老實的表達顯得難能可貴，某種程度上甚至具備了現實主義關懷精神，也達到了很好的表現效果，所以有人夸贊他“是一位能夠兼顧社會歷史圖景（宏觀）與個體內心世界（微觀），并將二者以較具文學性的方式融合于故事之中的小說家”。

二、“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我妹》中女主角當然是“我妹”小米，小米是“我”同母異父的妹妹，相隔數十年未見，突然上京，請求在報社工作的“我”幫忙找個實習工作。獨居的“我”欣慰于妹妹的服帖照顧，便把她帶到了李無恥的酒桌上?！拔摇迸c李無恥的一眾“狐朋狗友”覺得小米有一種“不一樣”的氣質，而“我”的生活因為小米的到來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來自于追問：“我”在閑暇之余做了一個美食網站，展示給小米以證明“我”不是沒有理想的人，小米追問再三，將“我”的理想主義外衣剝去，“萬一真掙著錢之后，你又想干什么？”如同《祝?！分邢榱稚Α拔摇钡陌l問，這個“讓我犯難”的問題最后不了了之。同時這樣“觸及人生意義的談話”也使我惱火不已——小米“倨傲”的眼神與“為什么”，“攪得我頭疼”，“仿佛把我的本質都看透了似的”，“我”不禁自我安慰：“這是如今二十啷當歲孩子們的通病?！边@一幕很有魯迅先生的興味，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位置互換，“病”的指向來回折射，于是“我”的心里便“仿佛有鬼”，小米似乎是魯迅先生筆下的夏瑜，一個堅定的戰士，也是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和李無恥等人的庸眾面目?！跋乱庾R”地，“我”點開了老岑所創辦的“真相論壇”，“這個論壇仿佛在提醒我：眼前的生活皆是幻象，幻象背后存在著一個‘真實的世界’”。這種被割裂的現實感其實是個人生活中“理想”與“現實”的割裂，這在“我”這個“中間物”身上有很好的體現：既不能像李無恥那樣完全地沉浸在欲望與資本帶來的聲色犬馬中，也不甘像老岑和肖瀟保持孤絕的戰斗狀態。小米的到來首先將“我”的這種撕裂感暴露了出來，而這之后，當“我”繼續之前的生活節奏時，習慣的生活便“跟我隔了一層”。

后來小米在肖瀟單位實習遇到挫折，小米和老岑、肖瀟一樣，身上都表現出“較真”“死磕”的習氣，小米也因此獲得了肖瀟的欣賞。也因為這次風波，“我”和小米吵了一架，小米一氣之下離開北京，但是“自從小米來過之后，我的精神就已經受著一個‘妹妹’的影響了。她近在咫尺的時候是這樣，她遠在千里的時候也是這樣”。小米來到“我”的生活中，就像《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的林震來到官僚化的體制中，作為一種“異質性”精神注入“我”犬儒主義世界觀中。所以在小米離開之后，“我”受到感召，開始完善自己做的美食網站，遇到了可以結婚的戀人，結束了獨居生活，消極、“喪”的氣質逐漸散去，美食網站在李無恥的資本的幫助下獲得了成功，“我”也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我”獲得了成長。這時，故事又轉到母親的家，小米離開北京之后輾轉漂泊，后來一度失蹤了，“我”在尋找小米的過程中也彌合了和母親的矛盾，家庭生活也趨于完整，同時被割裂的自我也被縫合：“這一次去找小米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多年前的自己也被找回來了”，“我不‘獨’了，不頹廢了，不刻意地以憤世嫉俗來自我標榜了……有了這個妹妹之后，才覺得自己正式長大了”。

這是很典型的成長小說主題。批評家李壯也指出，石一楓近些年的小說“很多同時帶有‘成長小說’及‘社會問題小說’的雙重特征”，這兩種“糾纏滲透、彼此共生”的小說模式來自于對經典文學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同時這種小說模式的使用來源于對大量經典文本的戲仿和借鑒。比如石一楓曾坦言《小李回鄉》受到了奧斯汀《勸導》的“動機”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最終呈現的“肯定不是致敬，而是變奏”。李音梳理了石一楓近年小說創作的“變奏”史：《世間已無陳金芳》的“潛在文本”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心靈外史》變奏或致敬的對象是魯迅的《阿Q 正傳》和《祝?！返鹊?。在這個認識基礎上回看《我妹》，便可以從這部轉型之作中辨認出些許作者所承襲的“經典”的氣息?！秱鹘y與個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認為，一個好的詩人能夠使傳統和個人才能（差異和特質）獲得一種完整的占有和統一，最終“他的作品，不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個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不朽的地方”。石一楓仍然是一個文學的學習者，他努力的方向指向了當下寫作界所忽略的現實主義，《我妹》其實可以算作他寫作“回心”之旅的起點，一方面，我們可以透過這部小說看到他所皈依的傳統，另一方面，和近作的對照，更能檢驗他這一苦旅的收獲。

三、“干預”及“干預”的現實意義

《我妹》的前半部分是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戲仿”與改寫，后者的經典之處在于林震作為“外來人”所帶來的超越視角與理想氣息的注入，林震的存在參照出日常體制內眾生態的相對位置。小米也是“組織部”來的“年輕人”，她的到來照見了“我”消極病態的生活狀態與價值觀念?！督M織部來的年輕人》創作于20 世紀50 年代“干預生活”的寫作潮流中，王蒙創作的目的是揭示官僚體制的僵化與批判被體制異化的人，“純文學”思潮統治下的當下文壇缺少這樣具有現實干預性的作品。文學不去反映，不代表問題不會存在，從“傷痕小說”到“底層文學”，再到當下的“非虛構寫作”，社會與個體的精神危機與現實困惑一直存在，直面現實、干預現實的文學沖動也一直存在。石一楓的創作也許可以放到這個傳統譜系中去，從《我妹》開始，無論是《世間已無陳金芳》還是《心靈外史》，他都一直關注呵護著中國大眾的精神世界，面對這個被當下的精英文學家拋棄的現實，他選擇回到經典作品的傳統中，尋求趁手的“投槍”或“匕首”，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

《我妹》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借鑒與致敬”不止人物塑造或情節設置，“干預”精神更為重要，這是石一楓小說與偉大的現實主義經典作品所存在的最大的“互文性”?！兜厍蛑邸分邪残∧谐缴虡I契約精神、所遵循的“內心律例”，《特別能戰斗》中苗秀華養成于動亂年代、保衛家人的戰斗精神，《心靈外史》中一生坎坷的大姨媽對信仰力量的需求……這些都是石一楓用來“干預”的武器，是他引入后現代生活的“異質性”精神力量。當代人在同質化的生活中逐漸丟棄了這些精神，從而成為空洞、萎靡的現代個體，在精神危機中自怨自艾。這些“異質性”的精神力量可以沖決滌蕩石一楓的小說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同樣也為現實中的癥候提供了一種從外部打破鐵屋的可能性。

這也是石一楓小說中總要設置一個第一人稱視角的原因，一方面，借“我”的自剖，展示出當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局，另一方面，以“我”的存在體認這些“異質性”精神的存在，又以“我”的成長，來演練“異質性”精神的有效性。但是真的具有有效性嗎？《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結尾，“像娜斯嘉一樣生活”的林震堅持了自己的原則，在區委工作會上提出了自己對組織部的意見，卻遭到區領導的忽視和同事的嘲諷，于是在朋友溫暖的家庭氛圍中陷入了自我懷疑，但是“英明的”區領導的召喚又重燃了林震的勇氣?！澳人辜蔚摹畬氖陆^不容忍’”原則在區領導主持正義的情況下戰勝了“劉世吾的‘條件成熟論’”，這樣一種矛盾解決和前景呈現顯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也是曾經“干預生活”潮流的歷史局限性，雖然這篇小說被毛澤東點名表揚，但王蒙本人日后的遭遇也揭示出小說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本質性差異。

《我妹》也有一個光明結局：“我”在和小米接觸的過程中收獲了家庭的完滿，小米失去的親人也被尋回，緩和了家庭關系的小米繼承了老岑、肖瀟的新聞理想，又動身前往揭發黑磚窯事件——“她比我多了一分從凡俗生活里掙脫出去的力量……小米比我年輕，因此她應該擁有比我們這代人更好的生活”?，F實并非這么理想，在這部小說之后，“佛系”“喪”“社畜”等形容“我”曾經精神狀況的新詞被互聯網生產出來，同時，這樣的精神困局的產生時期已經從“我”下移到了二十啷當歲的“年輕人”，更年輕的一代似乎并沒有更好的生活，小說終究還是小說。于是，近年石一楓的寫作光明的結尾逐漸黯淡了，《世間已無陳金芳》中，陳予倩被最終無法突破固化的階層天花板，“活成人樣”，被打回原形變成土俗的陳金芳；《特別能戰斗》中與人斗其樂無窮的苗秀華最終卻被家人疏遠、被戰友攻伐；《心靈外史》中盲信一生的大姨媽人生并沒有因為信仰變得更美好，最終獻身于深山之中神秘宗教團契。也許石一楓也在反思與時代歧異的精神資源回歸觀照當下現實的可能性和實際效果，也許正是因為當下的“當代性”使這些精神資源具有了“歧異性”，小說家并不是預言家，小說也只是小說，他只能在文字中體驗無窮的可能性，也只能用文字去擁抱關懷“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這在這個充斥著“價值觀”與“精神”卻又羞于談論“價值觀”與“精神”的時代，應該是小說創作最基本的價值觀與精神。

① 石一楓：《我妹》，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文中相關引文均出自此書，不再另注）。

②③ 李壯：《如此完好的撕裂——談石一楓近年來的小說創作》，《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

④ 石一楓：《情感的時代故事》，小說月報微信公眾號，2015年2月21日。

⑤ 李音：《復刻“幽靈”——從〈阿Q正傳〉到〈心靈外史〉》，《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

⑥ 〔英〕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卞之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⑦ 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