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話“中庸”

[摘要]學界一般將儒家的“中庸之道”理解為一種道德態度，一種“無過無不及”、不走極端的個人修養;但在先秦古儒那里，“中庸”絕不僅僅關涉個人品質，而更是一種政治上的方法論。同時，在西方“中庸之道”也是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并成為近世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學說的重要原則。由于英美保守黨派在現實政治中強大而持久的影響力，“中庸”在西方社會的實際作用其實遠高于在中國。具體說來，“中庸”是一種“執兩用中”的方法、策略，它不預設任何“成見”，也不相信人自身的理性判斷，而是在對立的兩極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尤其是在傳統與革新之間維持一種張力，這也是英國社會得以較為平緩地從中世紀過渡到現代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這種“執兩用中”的策略其高明之處在于“審慎”——“執中”盡管未必是“最正確”，但至少不是“最錯誤”，這就是保守主義的“審慎”態度。這種“不求有功先求無過”的邏輯，對于政治實踐來說十分重要，它所關注的首先是共同體如何能夠長期存續，而不是如何走上峰巔。

[關鍵詞]中庸之道;執兩用中;審慎;保守主義;中道

[作者簡介]李博（1980-），男，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北京100081）。

“中庸之道”是我們中國人十分熟悉的一個詞，早在孔子之前“中庸”思想就廣泛存在于古代典籍之中;經孔子的大力倡導，“中庸”成為儒家思想中的一項原則而為世人所熟知。但近世之人常將“中庸”誤以為搖擺不定、無底線的退讓;而其實“中庸”是一種堅定的原則，它是一種既不能“卑”又不可“亢”、既無過也無不及、既要有所追求又不能走極端的態度。不過這種理解仍然遠不能說是全面的，更談不上深人。

我們今天對“中庸”的這種深具道德哲學傾向的理解，與宋明以降哲學色彩濃厚的新儒家不無關系;但在先秦古儒那里，“中庸之道”并不僅僅是一種個人品格，而更是一種政治方法。更為有趣的是，這種我們以為是中國獨有的古老思想，“五四”以來廣為人們所批判的“糟粕”，其實在西方也有，其歷史也與在中國一樣久遠;而且西方的“中庸之道”更為接近中國先秦的古儒，也兼具道德與政治的意涵;甚至其在西方歷史上的影響還要更大，至今仍是西方某些政治思想中的關鍵。

一、儒家“中庸"溯源

“中”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為一面多斿的旌旗的形態，古代的旌旗由多條叫做“斿”的飄帶組成，其中王旗的“斿”為十二條，諸侯旗的“斿”數則等而下之?！爸小弊掷锩娴呢Q線“|”為旗桿之意，而中間的“口”字形具體指代什么并無定論，但無論哪種看法都“表示居旗的四六游之中”，其位置處于旗桿的中段，把“斿”分為上斿和下斿，因此“中”的本意就源于此，后來被引申為不偏不倚、中正平和之意?！渡袝分兴d，盤庚之時，很多人對遷都持消極情緒，盤庚就勸告人們說：“各設中于乃心”，要求大家擺正心態。周人繼承了這種觀念，并發揚為“尚中”的思想。在周人的典籍中，堯在將帝位禪讓給舜的時候，對舜訓誡道：“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焙髞硭吹弁砟甓U位給大禹的時候，也是囑咐大禹要秉承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边@里的“中”就是指“中道”。

“庸”字的本意，《說文解字》的釋義為“用也，從用從庚。庚，更事也”。也就是說“庸”的古義為“用”，從用從庚;而對“庚”的解釋為“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因此“庸”的本意就在于實用?！吨杏埂返恼f法未免有過度闡釋的嫌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边@種說法與思孟學派發端的反思性儒家哲學有關。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對“中庸”這樣解釋：“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彼终f：“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币虼藦泥嵭慕忉寔砜?，中庸的意思就是以“中和為用”。其中“和”也是一個古老的哲學概念，其意為多種事物的和諧共存，儒家提倡多元與協調，而反對單一的“同”，如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和”與“同”是一對意義上相對立的概念。

唐代孔穎達對“中庸”的解釋與鄭玄的注解基本一致：

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為常。

直至宋明時代也大多持類似觀點，不同學派的看法盡管有所差異，但大致如此。如程頤認為：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可見程頤的中庸與鄭玄所解釋的并沒有多大區別，此處庸的釋義是取其“?！钡囊馑?。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對“中庸”看法稍顯不同，但其區別也主要是集中在對“庸”的理解上的細微差異：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至也。

朱熹只是將“庸”之“?！绷x理解為“平?！倍?。因而中國傳統上，“中庸”之意即“用中以為?！?。

二、“執兩用中"的方法論

那么，“中庸”的思想內涵是什么呢？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把中庸理解為市儈圓滑，或者毫無原則的折中主義，這些實屬望文生義，是嚴重的誤解。

如果拋開儒家的理念而單純談“中庸”的話，從內容上來說其實“中庸”本身并沒有十分明確的、特定的理念，而僅僅是一種不偏不倚、中正平和不走極端的態度，如子貢問到，師與商誰更賢德：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痹唬骸叭粍t師愈與？”子曰：“過猶不

及?！?/p>

子貢或許以為“過”相比“不及”會更好一些，而孔子卻說二者其實是一回事。也就是說，世間之事往往不是黑白分明極端對立的，“錯誤”的對立面未必就是“正確”，而或許是另一種錯誤，因而凡事要適度，不可偏激。但這還僅僅是從個人修養、道德品行上來說;而儒家“中庸”真正的意義實在于政治，即“執兩用中”的政治方法。子思作《中庸》，其中說道：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

乎！

已經清楚的表出了這種思想?！皥獭奔次粘种?，“兩端”亦即兩種相互對立或矛盾的觀念、看法或政治主張。因此，“執兩用中”也就意味著同時把握相互對立的兩種觀念，并不極端地傾向于任何一方，而是立足于二者中間，用一種空間的意向來比喻說明這種不作明顯傾向性選擇的態度。即使某一方的觀念看似極好，或極為正確，也不應該呈現出嚴重偏激的傾向性，“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孟子對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

中，執中為近之。

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是典型的個人主義，以個人為衡量是非的本位;而墨子則是典型的“普世主義”，“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是以整個天下作為本位。孟子認為揚子與墨子的觀念盡管都有道理，但都失之偏頗，其意皆極端;而“子莫執中”，執中盡管也并不完善，但已經離正道不遠了。

乍看起來，這種“中庸”思維似乎非常奇怪，既然明明知道某種觀點是正確的，為何卻又不去大力踐行呢，這其中有什么道理呢？這是因為，儒家在政治實踐上對于人的理性保持一種審慎的警惕，對理性的不足與局限有著深刻的洞見?！墩撜Z·子罕》中記載著孔子的這一見解：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這段話說的再明白不過了，即明確承認人在理性上的不足。我們認為一個觀點是好還是壞，其實都是來自我們自身作為認識主體的判斷，而這些判斷必定是與我們實際的理性能力、我們的認識能力、經驗閱歷、乃至身份地位密切相關的。因此，“我”認為很好很正確的東西，其實或許未必有那么好、那么正確。所以，孔子首先就強調要“自承無知”，“吾”是“無知”的，“無知”是人固有的狀態;這樣就不會由于自己理性、認知能力上的不足而陷入偏執，這是一種非?？少F的反思性（self-reflective）認知。

而既然承認“我的無知”，那么其政治理念當然就是“空空如也”。如個人主義偏重個體，集體主義偏重集體，自由主義推崇“自由”，而“中庸”則并沒有任何“題中之義”或特定的方向。這一點正如孔子所說“無可無不可”，也符合哈耶克對保守主義者的描述：

在保守主義者和進步論者之間的拔河比賽只能影響到當時發展的速度，而不是方

向……自由主義者要問的問題，首先不是我們應該行使多快或多遠，而是我們應該駛向哪

里……后者（保守主義）一般只是持有一種對時代偏見的溫和、中庸的解釋……

另一位英國保守主義學者奧克肖特對社會政治有一個著名的“船喻”，他說：

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是在一個無邊無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沒有港口躲避，也沒有海底

拋錨，既沒有出發地，也沒有目的地，他們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穩地漂浮。

他以一艘“船”來喻指社會，而且這個社會之舟“既沒有出發地，也沒有目的地”，也就是說，保守主義不認為有誰能為社會這艘大船提供“方向”。這與自由主義是根本不同的，正如哈耶克所說，自由主義有著明確的方向——“自由”——盡管對于何謂自由有著眾多的理解。因此，“中庸”這種方法首先就要承認自己的“無知”，不要預設任何“成見”。

那么，既然“我”是“無知”的、既然政治理念“空空如也”，那么最佳的策略就是，“叩其兩端而竭焉”。這一點在英格蘭近世的政治與宗教變遷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首先立足于傳統，此為一端;新觀念、新事物則為另一端;然后，“執兩用中”，站在新、舊兩端之間。因而英格蘭的政治既要維護傳統，又不否定革新;既不是完全舊的，也不是全然新的——英國的社會演進就是在這樣持重的方略之下緩緩前行，使英國社會得以較為平緩地從中古時代過渡到現代。這就是東方的儒家與西方的保守主義所共有的一種政治智慧——“中庸之道”，二者相隔萬里、相距千年，卻有著幾乎同樣的政治思維。

三、西方保守主義的“中道"

在西方，“中庸”思想源于古希臘時代，古老的戴勒菲（Delphi）神諭中就有所謂“凡事不可過度-（9的說法。與孔子差不多同時代的亞里士多德也明確提出了“中道”的說法，并極為推崇。他說：

有三種性格（diatheseis），兩種是惡的，其一是過度，另一是不及，一種則是中道。

已經充分地說過了，倫理德性就是中道，以及怎樣是中道。

源于亞里士多德的這種“中道”思想，在歐洲傳承久遠。亞氏被譽為西方保守主義的濫觴，“中道”思想就是西方保守主義的一種重要方法，并在近世英格蘭的保守主義思潮中被發揚光大。英國當代保守主義思想家斯克拉頓在強調保守主義之于社會的意義時就說：

亂世的征兆就是：那些“中庸之道”（moderation）的倡導者，那些要在極端立場之間尋

求切實可行的“中間路線”（middle course）的倡導者……將會得到滿懷敬意的信從。

哈耶克也是如此看待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是中間路線的倡導者，他們沒有自己的目標，由一個信念引導，那就是，真理

必定位于兩個極端之間的某個地方。

哈耶克此處所用的“中間路線”（The Middle Way）一詞，就是指當時的英國首相、保守黨的哈羅德·麥克米倫的綱領性著作《中間道路》一書，該書的英文書名正是“The Middle Way”。因此在分析西方右翼政治學的時候，可以明顯感覺到一種令中國人十分熟悉的“中庸”味道，儒家“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的策略無疑正是哈耶克與斯克拉頓所說的“中間路線”。

實際上將今天英格蘭保守黨的“中庸之道”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未免太過，但英國保守主義的這個特點絕不是到了20世紀才有的，甚至不是現代英格蘭保守主義奠基者埃德蒙·伯克的時代才出現的，而是這個民族的一個古老的性格特點。早在伯克撰寫《法國革命論》之前的兩百年，面對當時清教徒對英國國教的嚴重挑戰，英國神學家理查德·胡克于1594年出版了《論教會政體的法律》一書，其中提到兩大原則，一個是“三十九條信綱”，而另一個原則就是“中庸之道”，將英國國教（安立甘宗）定位于新、舊兩教之間，此后的英國國教一直秉承這些原則。而且，理查德·胡克的這些思想，也成了后世埃德蒙·伯克保守主義的淵源之一，亨廷頓就曾說：

在伯克之前兩百年，這部著作就已經描繪了伯克思想的每一個重要環節。他們的保

守主義主旨幾乎完全相同。

也正因于此，英格蘭安立甘宗作為新教三大宗派之一，成為新教之中最為寬容、也最為兼容并包的一派。我們知道，新教誕生之初各宗大多比較激烈而不寬容，其中以加爾文宗各派為甚，過于虔誠與純潔，故而不能忍受天主教或無神論的存在。而安立甘宗則因其包容而復雜多樣，至今既有傾向于路德、加爾文教義的低教會派;也存在著傾向于舊天主教的高教會派。

所以，保守主義在很多基本問題上的看法，確實都體現著“中間道路”的特點。對于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關系，保守主義既反對個極端的人主義又反對極端的國家主義，但是同時既承認個體權利，又承認國家共同體的必要性;在自由與權威的問題上，保守主義則既反對絕對的自由又反對極端的權威，正如劉軍寧先生所說：

沒有權威的自由是放縱，沒有自由的權威是專制。

這就能夠解釋何以保守主義總是強調“平衡”，對自由與秩序的平衡、民眾與國王的平衡、傳統與革新的平衡、以及英國人所津津樂道的“混合政體”等等……究其根本都在于這種“中庸之道"的觀念。

四、“中庸”的智慧——審慎

那么，“中庸”這種思維方式到底有什么意義呢？上文我們提到，西方保守主義所秉承的“中道”思想濫觴于亞里士多德，我們看一下亞里士多德的說法：

有三種性格（diatheseis），兩種是惡的，其一是過度，另一是不及，一種則是中道……

這樣看來，三者之間相互對立，而兩極端間的對立是最大的對立，因為兩端的距離比對中

間的距離更遠。

這是用一種空間的意向來闡釋保守主義所獨有的一種政治“智慧”。對此，我們可以假想一條線段，用線段的兩個端點來表示兩個極端（如“過與不及”或“傳統與新事物”）;用線段的“中點”表示“中道”。此外，在線段上取任意一點作為“真理”可能的位置（“真理”的位置可以任意選取，甚至可以選擇與兩極或中點重合的位置）：

從基本的幾何學原理出發，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極有趣的結論——無論“真理”在何處，“中點”距離“真理”或許并不是最近的，卻一定不是最遠的。也就是說，或許是右邊的“端點”距離真理更近;或許是左邊的“端點”距離真理更近;但無論怎樣，“中點”距“真理”一定不是最遠的。即使“真理”并不在線段上，也并不影響這一結論。我們不妨選取平面上的任意一點以指代“真理”，如圖：

根據幾何學原理，我們仍然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無論“真理”在哪里，“中點”距離“真理”盡管未必是最近的，但一定不是最遠的。

亞里士多德的這種看法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幾乎有著同樣的表述，如上文引述孟子的那段話：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

中，執中為近之。

也就是說，楊子是一個極端（個體主義），墨子是另一個極端（天下主義）;而“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注意，孟子這里并不是說“執中”就是真理，而是“執中為‘近之”——“執中”盡管未必是真理，但至少不會錯的太離譜。

這就是“中庸之道”的智慧：人的理性盡管不足以知道“真理”在哪里，并不知道如何才會最“正確”;但卻至少可以確切的知道，怎樣才能避免“最錯誤”，那就是“中道”。它所首要關注的不是如何能夠“最正確”，而是在于如何避免“最錯誤”，這就是保守主義的“審慎”態度。這是一種“不求有功先求無過”的邏輯，對于政治實踐來說，它所關注的首先是一個政治實體如何能夠長期存續，而不是如何走向峰巔。

由此分析即可得知，無論是對傳統的維護還是對理性的警惕，保守主義的這些觀念實有著一致的訴求，那就是“規避風險”，從而使社會共同體得以長久生存與發展。在保守主義者看來，無論理性有多么睿智，只要走向了極端與激進，那么就如同一個慣于孤注一擲的賭徒，總是冒險將所有籌碼押在某個自以為“正確”的選項上——或許他很高明，常賭而皆贏;但是只要輸一次，卻足以走向毀滅。而只有“用中以為?！保ㄖ杏怪溃┎拍茏屔鐣@艘大船在茫茫海上維持航行，風雨有其時卻不至于沉沒。因此，對于保守主義者來說，穩定的“秩序”比空洞的“權利”更重要;共同體的存續比美好的“自由”更實在，恰如《中庸》所說：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所以，秉承“中庸之道”，那么就要對理性主義者“自以為是”的冒險保持足夠的警惕。埃德蒙·伯克說：

它（社會）是許多世代中許多人思想的結晶。它不是簡單的、表面的事情，也不是膚淺

的理解力所能夠估價的。

一個無知的人，只要不愚蠢到時光倒錯的程度，他就仍然信心十足地認為，他能安全

地把一部多半由別的輪子、彈簧和擺輪以及對抗和合作力量所組成的，具有另一種外表、

重要性和復雜性的道德機器拆散而又拼攏起來。

社會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它不僅僅是一個機械的系統，而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也不僅僅是一個零件，也不是簡單的動物，而是有著善與惡、道德與欲望的復雜存在。以人有限的理性是無法完全加以認識的。所以，貿然地把這個系統拆散、再重新拼在一起，其實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只有無知的人才會這么做;而“真正想做好的人一定擔心行動失誤?！币蚨嬲兄腔鄣娜司蛣毡貙ι鐣淖兏锊扇　皩徤鳌钡膽B度：

謹慎在政治和道德美德的序列中不僅是首要的，而且她是它們整個的指導者、管理者

和標準。

保守主義是西方傳統的政治學說，它對西方政治文明的影響是深厚的;“中庸之道”作為先秦儒家與西方保守主義所共同擁有的原則，或會成為中西政治文明匯通之路上的一座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