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影響中國和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

摘要：以產品多樣化和國別多元化為基礎，借鑒雙重差分模型思路，本文對中國和沿線國家521915個二元邊際數據進行了經驗分析，探討“一帶一路”倡議的出口增長效應，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客觀價值性，“一帶一路”倡議的確促進了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二是差異性?！耙粠б宦贰背h更有利于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而非擴展邊際;三是非對稱性，“一帶一路”倡議似乎更有利于“海上絲路”國家貿易增長的擴展邊際，對“陸上絲路”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更有利;四是擴圍建設的合理性，增加西歐和美洲等國家后，“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明顯促進所有國家出口增長。上述結論在控制經濟規模、母國市場效應、實際匯率、結構轉型、貿易成本、外部沖擊、區域合作、語言溝通、地區和收入等級差異相關變量依然成立，且即便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限制控制組與對照組在總量和成本四個關鍵指標差異的配對樣本中也較為穩健，說明“一帶一路”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有一些細節需要把握和處理。

關鍵詞：一帶一路;出口增長;集約邊際;擴展邊際;雙重差分模型;傾向得分匹配

中圖分類號：F1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0）04-0110-11

一、引言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源自中國但屬于世界”的共商、共建、共享發展原則，引起了國內外政策制定者、學術研究者和實體企業經營者的廣泛關注?？陀^來看，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前景十分廣闊?！拔逋?六路”提出以后，得到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相互貿易投資的拉動作用已經顯現。比如貿易暢通上，2018年中國與沿線進出口貿易總額為83657億元，比2015年增長了34.5%，其中，出口為46478億元，進口為37179億元，也分別比2015年增長T 21.9%和54.3%。

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和新興市場發起的新國際合作倡議，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碩，領域也十分廣泛，既有“一帶一路”對中國經濟增長動態影響的研究，也有推動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研究[1]，還有國內沿線省市的創新藕合與集聚、財政分權等的研究[2]。在中美經貿摩擦大背景下，同樣有推進“一帶一路，建設[3]，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貿易強國的研究[4]。

具體到經濟貿易合作領域，現有研究大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出口到沿線具體國別或地區的分析，比如對金磚五國[5]、非洲地區國家[6]的研究等。二是對具體貿易領域的研究，內容涉及到農產品[7]、林產品[8]、水產品[9]、制造業中間品[10]和裝備制造產品[11]等。三是對整體貿易格局的分析[12]。四是具體討論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影響因素分析，包括貿易的恐怖主義隔離作用[13]等。

應該說，上述文獻對我們正確理解“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尤其是有關經貿合作的大量討論為正確理解貿易暢通提供了眾多新見解。只是在內容上，文獻梳理的結果顯示：現有研究基本上都是關注中國對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沿線國家貿易增長怎樣？是以集約邊際為主還是以擴展邊際為主？“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對哪種邊際的作用更大？“海上絲路”與“路上絲路”是否存在差異？倘若“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得到更多國家的積極響應，擴圍建設是否更有利于世界貿易增長？等等新話題，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首先，筆者以老產品老市場、老產品新市場和新產品新市場測算二元邊際的方法，對CEPII BALI數據庫提供的中國與沿線國家HS-6位碼貿易數據進行分解，測算各國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其次，借鑒現有設定雙重差分模型形式[14]，并加入控制變量進行經驗分析。再次，考慮到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出口規模、經濟總量、地理距離和貿易自由度等可能存在差異，采取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15]，控制處理組與對照組可能存在的稟賦差異。最后，具體分析中，本文還分“一帶一路”65國、“陸上絲路”29國、“海上絲路”36國、擴展“帶路”34國以及中國同“帶路”國家、“擴展帶路”國家、全部國家等11個子樣本組進行再檢驗，驗證結果的穩健性。之所以采用雙重差分模型，筆者認為，可以把“一帶一路”倡議看成是一個“自然實驗”[16]：中國和沿線國家的政策變動自然會影響到國際貿易的運行，沒有參加或介人程度低的國家可以近似看成不受政策變化影響的對照組（Control Group），參與程度高的國家可以看成受政策變化影響的處理組（Treatment Group）o通過對比他們在政策前后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實際變化，應該可以得到該政策的實際凈效應[17]。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或許有一些補充，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和沿線國家貿易增長進行全面分析，而非單獨考察中國對沿線國家的出口增長。二是使用相對較新的數據實際測算沿線每個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雖處理工作量大，但應該能對現有研究進行補充。三是細分“海上絲路”“路上絲路”“擴展國家”等多個樣本組討論貿易增長的源泉及其差異，可以較好地梳理現有“一帶一路”建設取得的成就，對妥善處理未來發展中的細節問題或有幫助。

二、模型設計

（一）雙重差分模型

本文使用雙重差分模型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沿線國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影響。我們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集合視為處理組，將其他國家視為對照組，構造一個二元國家虛擬變量du，其中，du=1表示國家i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du=0表示國家i為其他國家。同時構造另一個二元時間虛擬變量dt，設定dt=1表示“一帶一路”提出及其之后的時期，dt=0表示“一帶一路”提出之前的時期。令y_i表示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或擴展邊際，△y_i表示dt=1和dt=0兩個時期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實際變化。如果國家i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則將其在兩個時期內的實際二元邊際變化記做△y_i1。同時，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某種方法“估算”出該國不參加“一帶一路”倡議的二元邊際變化，即假定將該國沒有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二元邊際變化記作△y_i0，則國家i參加“一帶一路”倡議之后的二元邊際“真實”變化（δ）可表示為：

δ=E（δ_i|du=1，dt=1）=E（△y_i1|du=1，dt=1）-E（△y_i0|du=1，dt=0）（1）

式（1）的估計難度在于E（△y_i0|du=1，dt=0）是不可觀測的，因為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國家i要么參加了“一帶一路”倡議，要么就沒有參加，不可能出現“加入”的同時又“不加入”的情況發生。我們可以借助雙重差分模型的思路加以解決，即如果假定樣本期內始終存在沒有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則可以將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實際變化衍?？闯墒羌俣尤雵覜]有“加入”的替代值，即E（△y_i0|du=1，dt=0）=E（△y_i0|du=0，dt=0）。也就是：

只要將樣本期內連續在“一帶一路”倡議內的國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視為處理組，將樣本期內始終沒有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視為對照組，式（2）中的系數s就可以看成該倡議的實際政策凈效應。于是，我們設定以下的估計方程來測算沿線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后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實際變化δ：

lny_ij=α+βdu+γdt+δdu×dt+ε_it（3）

式（3）中虛擬變量du和dt的設置及其含義與上文相同，其中，i表示國家，t表示時間。當隨機擾動項ε滿足E （ε_it）=0時，對于du=1的處理組來說，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為E（lny_it1|du=1）=α+β+（γ+δ）dt，加入后為α+β+γ+δ，之前為α+β。因此，處理組國家的出口增長二元邊際變化為△lny_it1=γ+δ。對照組du=0的國家來說，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為E（lny_it0|du=0）=α+γdt，同樣前后變化可以記做△lny_it0=γ。由式（2）及其假定，沿線國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實際變化就可以表示為：δ=△lny_it1-△lny_it0=δ。

也就是說，式（3）交互項的估計系數8反映了國家i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能對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真實影響：δ>0意味著處理組二元邊際的增加程度大于對照組，即“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沿線國家出口貿易二元邊際的增加;相反，δ<0意味著處理組反而不利于對照組實際二元邊際的增長。

我們將被解釋變量依次換成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并分別使用InIM_it和lnEM_it表示，帶入式（3）后可以構成沿線國家貿易增長的基礎雙重差分模型：

比較式（4）和式（5）估計系數8的顯著性、正負號、相對大小，就可以較為容易判斷出“一帶一路”建設是更有利于集約邊際還是擴展邊際。

（二）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模型

為比較“陸上絲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簡稱“陸絲”）與“海上絲路”（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簡稱“海絲，）之間的差異，將式（4）和式（5）中的du細分為du₁和du₂，前者表示“陸絲”國家組，后者表示“海絲”國家組。同時，鑒于“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倡議、全球共享”發展理念，并沒有限定哪些國家不能參與，我們繼續將du細分為du₃和du₄，前者指包括11個主要西歐國家內在的亞歐大陸橋國家組，簡記為“附加帶上其他國家”;后者包括沿主要航道和海岸線的國家組，簡記為“附加路上其他國家”（詳見表1所示）。

這樣，再把中國加在其中，還可以繼續將樣本期的全部國家劃分為“中國”“帶路”“中國+帶路”“附帶路”“中國+附帶路”“帶路+附帶路”“中國+帶路+附帶路”這樣七種類型，分別用du_i表示。加上前面的四種劃分，檢驗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式（4）和式（5）可以表示為：

其中，i=1，2，3，4，5，6，7，8，9，10，11。綜合借鑒經典引力模型方程和已有文獻中給出的影響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相關因素，并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在式（6）和式（7）中還加入了反映母國市場效應的相對經濟規模（In（Y^h/Y^h））、目標市場需求能力的外國絕對經濟規模（In（Y^f））、相對固定貿易成本（ln（free））、可變貿易成本（ln（τ））、PPP相對價格衡量的匯率變動（ln（P_f/P_h））、反映經濟結構轉型的農業勞動力相對大?。╨n（L_h/L_f））、雙邊是否簽訂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的經濟合作（contig）、語言相通性（comlang）、外部經濟沖擊（shock）、所屬地區和收入等級等控制變量納入其中，并統一用cv_it表示。加入這些控制變量，一方面是為了檢驗結論的穩健性，另一方面是為了說明影響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影響到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于是，我們的最終模型設定為：

三、變量選擇、數據來源與處理

（一）被解釋變量的測算與處理

本文選取集約邊際（IM）和擴展邊際（EM）為被解釋變量。筆者借鑒項松林等[18]的研究方法，將出口產品多樣化和國別多元化結合起來，使用老產品新市場（OPND）、新產品老市場（NPOD）和新產品新市場（NPND）作為衡量擴展邊際的基礎，而僅將老產品老市場（OPOD）界定為集約邊際。所謂“老產品老市場”是指過去已經出口的產品繼續出口到已經出口過的市場;“老產品新市場”是指過去已經出口的產品出口到以前沒有出口過的市場;“新產品老市場”是指以前沒有出口過的產品出口到已經出口過的市場;“新產品新市場”是指沒有出口過的產品出口到以前沒有出口的市場。

為確定一國出口結構中的新老產品身份，需要對其歷年微觀貿易產品進行比較。假定國家i在基期有產品。出口到國家jl且該產品在隨后的時期t（t>0）內都向該國出口，則國家i出口到國家j的集約邊際為：

同樣，假定國家i在基期有產品d出口到國家x，且該產品在時期t以后出口到新國家i，即存在OPND_ijt^d（t>0，x≠j）>0，則該國向新國家j出口的累計老產品d為∑_dOPND_ijt^d。假定NPOD_ijt^d>0表示國家i在時期t向老市場國家j出口了新產品e，但該產品在基期并未實現出口，即NPOD_ijte=0，則該國向老市場j出口累計的新產品為∑_eNPOD_ijt^e。如果國家i在基期從未向國家j出口過任何產品，但在時期t有新產品f出口，則該國向新市場國家j出口累計的新產品f為∑_fNPND_ijt^f。將老產品新市場、新產品老市場和新產品新市場加總后，國家i出口到國家.1的擴展邊際為：

CEPII BACI數據庫給出了聯合國貿易統計署統計的全部國家HS-6位碼數據。我們以該數據庫為基礎，首先設定基期為1995年，通過對比1996年及以后每個國家i出口到任意對象國家J的HS-6位碼同1995年的差別，以確定每種出口產品的老產品、新產品和消失產品身份，再進行加總就可以計算出口的擴展邊際和集約邊際。由此可以得到521915個國家組二元邊際數據。

由于有部分國家與少數國家在某些年份的零貿易現象，為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取lnIM_it=ln（1+IMi_it）和lnEM_it=ln（1+EM_it）代入式（6）和式（7）。所有國家測算二元邊際的基礎數據均源自于CEPII BACI數據庫。

（二）解釋變量選擇、數據來源與處理

選取虛擬變量du_i和dt為本文的解釋變量。按照表1的分類方法，我們設定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其虛擬變量du_i（i=1，2，3，4，5，6，7，8，9，10，11）=1，否則為0?！耙粠б宦贰背h初始提出時間是2013年，我們設定2013年及其以后年份的dt=1，其他為0。

（三）控制變量選擇、數據來源與處理

1.經濟規模（ln（Y^f/Y^h）和ln（Y^f））

經濟規模采用人均國民收入表示。全部樣本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源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數據庫，獲取各國人均國民收入（Y^h、Y^f）后，按照成對國家組方法計算反映母國市場效應的相對經濟規模（Y^f/Y^h），然后取其自然對數作為ln（Y^f/Y^h）和ln（Y^f）帶入計量方程。其中，h為本國，f為外國。

2.實際匯率（ln（P^f/P^h））

先從IMF數據庫中獲取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然后使用計算成對貨幣匯率的方法，確定國家i和目標對象國家或地區j國家的實際匯率并取其自然對數ln （P^f/P^h）代入計量方程。

3.相對結構轉型（ln（L^h/L^f））

因為“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仍處于經濟結構轉型階段，有些國家甚至處于工業前中期，為衡量結構轉型可能對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影響，我們先使用農業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經濟結構轉型（L"）變量，然后使用出口國i與進口國j的相對農業勞動力占比作為相對結構轉型變量，并取自然對數ln（L^h/L^f）帶入計量方程。各國農業勞動力、總人口數據源自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

4.可變貿易成本（ln（τ））

可變貿易成本使用出口國i和進口國j首都之間的距離表示，并取自然對數ln（τ）帶入式（6）和式（7），各國首都間距離原始數據源自CEPH BACI國際貿易數據庫。

5.固定貿易成本（ln（free））

借鑒現有研究成果，固定貿易成本測度首先采用1995-2018年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涵蓋商務自由、貿易自由、財政自由、政府規模、貨幣自由等九方面的l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評價得分表示[19]，然后對其取自然對數ln（free）帶入計量方程。

6.其他控制變量

外部經濟沖擊（shock）。1995-2016年全球經濟主要遭受到三次典型的外部沖擊，分別為：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1年的世界經濟溫和衰退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用虛擬變量shock表示外部經濟沖擊，則1998年、2001年和2008年的shock=1，其他年份shock=0。

簽訂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的經濟合作（contig）。使用虛擬變量contig=1表示任意出口國i與進口國j簽訂了一體化協定，否則contig=0。contig的數據來源于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

語言相通性（comlang）。Hutchinson[20]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如果出口國i和進口國j使用一種語言人數多，則雙邊貿易的交流信息成本下降，貿易量將增加，這也會作用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為衡量這種效應，筆者借鑒Lohmann[21]的方法，使用虛擬變量comlang=1表示貿易雙方有至少9%的人口會說一種共同語言，否則comlang=0。數據也來源于The CEPII Gravity Dataset。

（三）貿易成本對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的影響

可變貿易成本ln（τ）顯著負向影響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符合經典貿易模型的分析結論。固定貿易成本ln（free）同樣負向影響出口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反映出沿線國家自由度越高，固定貿易成本越小，越有利于出口增長的擴展邊際。貿易成本反向影響出口增長二元邊際，說明減少貿易成本有助于增加沿線國家的新老產品出口能力。

（四）實際匯率對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的影響

ln（P^f/P^h）表示數量標價法下的實際匯率，上升意味著本幣升值，一般而言對出口增長具有消極影響，但實際情況可能更為復雜。這是因為同等條件下，如果本國和他國在既定第三方市場同時出口現有老產品，價格競爭優勢會減弱，由此帶來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會減弱;但也正因為本幣升值對現有市場既定產品出口有負面影響，對于那些瞄準國際市場的潛在微觀生產出口主體來說，實際匯率上升一方面會讓部門老產品出口企業“轉戰”新國際市場，另一方面部分低效率老產品出口企業設置的“國際市場進入門檻”被打破后，可以起到鼓勵其他企業生產和研發新產品增加出口，老產品新市場、新產品老市場和新產品新市場或會增長。由此，我們預期ln（PI/P^h）影響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為負，對擴展邊際的影響應該為正。

經驗分析結果部分支持了筆者的結論。表3中，實際匯率負向影響出口增長集約邊際基本成立（除中國組外），但在部分樣本中并不顯著，即表明匯率變動對出口增長具有復雜效應。與集約邊際回歸結果的復雜性不同，ln（P^f/P^h）影響擴展邊際的作用幾乎一致，全部為正（多數顯著）的系數體現了貿易市場主體的理性選擇：一旦本幣對特定國家升值，老產品企業會選擇新市場出口，新產品企業看到進入壁壘降低會在合適時機選擇進入市場?？傊?，樣本期內本國貨幣的匯率變動對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影響較為復雜，既有消極作用也有積極作用。為實現各國貿易的穩定增長和發展，一個理想的狀態依然是各方均維持本幣幣值穩定，這不僅有助于緩解市場主體對東道國貨幣貶值可能遭受匯率風險的擔憂，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助推貨幣流通或資本流通的作用。

（五）其他控制變量對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的影響

外部經濟沖擊（shock）。所有樣本組中，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系數多數顯著為負說明外部沖擊不利于所有國家的貿易增長，一定意義上也體現出“一帶一路”倡儀的價值意義：經濟全球化下外部經濟的巨大波動，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只有共商、共建、共享方能推進中國和沿線國家朝共同繁榮方向不斷邁進。

簽訂了區域一體化協定的經濟合作（contig）。contig均顯著正向影響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表明通過簽訂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對已經出口的老產品和尚未出口的新產品都有促進作用。因此，具有明顯的政策含義：各國保持相互良好的對外經貿關系，對企穩出口貿易增長極為有利。

語言相通性（comlang）。沿線國家集約邊際（“帶路”除外）和擴展邊際（“中國+附帶路”除外）估計結果中，comlang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隨著本國與出口對象國之間說一種共同語言人數的增加，對出口增長有利。這也充分體現了文明互鑒的重要價值：語言因素對“一帶一路”沿線回家的貿易具有重要作用，語言相通能夠降低交易成本，進而可以促進雙邊貿易。

（六）“一帶一路”增加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的凈效應

盡管上述控制變量解釋沿線國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都有合理性，但這些效應是否與“一帶一路”倡議有關？或者說，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沿線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后出口增長二元邊際的實際變化s是否具有明顯作用，誰更受益？擴圍建設是否有合理性？等等問題仍未得到妥善解決，畢竟如果8不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則意味著即便不參加“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也不會有太大影響;相反，不參加就可能存在貿易增長方面的損失。我們需要重點探討這些問題。

首先，應該客觀公正地評價“一帶一路”倡議的價值所在，倡議的確促進了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這是因為在“中國+帶路”的總樣本中，du×dt促進集約邊際增長的顯著作用8達到0.162，促進擴展邊際增長的作用也達到0.081，并且分別在10%和5%的水平下顯著。這一結論的政策啟示是：面對境外部分媒體質疑，我們或許可以理直氣壯地弘揚“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取得了積極成果，尤其是在貿易增長方面的貢獻。

其次，我們也應該看到差異性。全部樣本的回歸結果顯示：目前“一帶一路”倡議是更有利于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而非擴展邊際，而對中國則相反。這是因為從系數顯著性和大小來看，不僅“中國+帶路”樣本中集約邊際的凈效應8 （0.162）大于擴展邊際0.081），而且“帶路”合在一起樣本中集約邊際的凈效應達到0.296，并在5%的水平下顯著，擴展邊際的凈效應達到0.039卻不顯著。與此不同，中國在樣本期內，“一帶一路”倡議帶給中國集約邊際擴張的凈效應為0.836，低于擴展邊際的0.940，且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從而進一步說明“一帶一路”倡議更有利于中國出口增長的擴展邊際。

再次，沿線國家出口增長二元邊際具有非對稱性，“一帶一路”似乎更有利于“海上絲路”國家貿易增長。這是因為從集約邊際看，雖然“帶”上國家duxdt系數顯著為正并大于“路”，但從擴展邊際看，“帶”國家duxdt系數不顯著而“路”國家顯著為正，這意味著全部樣本中，“陸上絲路”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增長速度快于擴展邊際。

最后，擴圍建設有利于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從集約邊際看，將“一帶一路”擴展到其他34個國家后，無論是加入中國還是不加入，或者是加入現有65個國家還是不加入，du×dt的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擴圍后倡議建設的政策凈效應8是明顯存在的。即便是擴展邊際，擴展到其他34個國家后，du×dt的系數也都為正，表明擴圍建設對新產品新市場的出口增長也有利。這種作用不言而喻，隨著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國家的增多，原本存在阻礙貨物流動的各種障礙和“藩籬”將逐步減少，沿線任何國家進入其他國家市場銷售本國產品更為容易，無論是已經出口的企業還是潛在出口的企業都可以發現更大商機，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也都會隨之增加。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首先將沿線國家1995年以來的HS-6位碼貿易數據分解為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然后借鑒雙重差分模型思路，對這521915個國家組樣本進行傾向得分配比（PSM），并控制目標市場經濟規模、母國市場效應、實際匯率、相對經濟結構、可變貿易成本、固定貿易成本、外部經濟沖擊、簽訂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的經濟合作、語言相通性、地區和收入等級差異后，經驗研究了“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作用。筆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本身的貿易政策凈效應具有客觀價值性、差異性、非對稱性、擴圍建設的合理性。具體來說，通過PSM-DID模型，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客觀價值性。對中國和沿線65國來說，“一帶一路”建設的確促進了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和擴展邊際，不參加就會存在貿易增長方面的損失。這意味著我們或許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傳“一帶一路”建設以來取得了積極成果，尤其是在貿易增長方面的貢獻。

第二，差異性。樣本期的回歸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建設是更有利于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而非擴展邊際，而對中國則相反。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擴展邊際總體不足，政策含義是：現有貿易暢通仍需持續推進，各方仍需要在“造出來”“走出去”“融進去”“請進來”中下足功夫?！霸斐鰜怼?，形成新產品;“走出去”，強化新產品交流互鑒，一方面發揮政府推動作用，讓商品走出國門，另一方面發揮國際展覽作用，把新商品帶出去，讓企業新產品“走進去”;“融進去”，通過“政府搭臺，投資唱戲”，不斷實現跨境投資自由有序流動，加快新商品的全方位傳播;“請進來”，善于吸引外資，優化投資環境中“請進來”，有“請進來”滋養的生產創造才會更加健康強勁地“走出去”，擴大出口增長的擴展邊際。

第三，非對稱性?！耙粠б宦贰彼坪醺欣凇昂Ｉ辖z路”國家貿易增長的擴展邊際，對“陸上絲路”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更有利。這必然要求采取差異化政策應對“海上航線”國家和“陸上交通線”國家的訴求差異。對于大都聚集在全球價值鏈之中的“海上絲路”國家而言，重點是重塑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充分發揮各國在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等要素稟賦差異，進一步放大擴展邊際在出口增長中的作用，實現貿易的共同繁榮。對于“陸上絲路”國家來說，促進貿易發展的重點任務應該是建立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梢栽诩訌娀A設施互聯互通的同時，建議各方在沿陸上交通線、陸路口岸等共同出資建立保稅港、保稅區，逐步建立起新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區域聚集，由此先發揮集約邊際拉動出口增長的作用，再逐步過渡到擴展邊際。

第四，擴圍建設的合理性。將沿線65國又拓展了新的34國后，“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明顯促進所有國家出口增長的集約邊際，即便是擴展邊際也在大多數情況下具有積極促進作用。這一結論的政策含義是：“一帶一路”建設不應該過度意識形態化，需要選擇適當的戰略，用變通的方式，求得最大公約數，尊重多樣性、尊重商品交流、互鑒的規律性，潛移默化，久久為功。只要我們始終強調方案是中國的，智慧是國際的，受益是全世界的，就會創造出足夠強大的政策包容性，各國就會在貿易上取長補短、增信釋疑、共同繁榮，商品創新創造和國際交流活力將會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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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艷）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4.013

[引用格式]項松林.“一帶一路”影響中國和沿線國家出口增長的二元邊際——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20，（4）：110-120.

收稿日期：2019-12-1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一新貿易理論拓展模型視角下的中國外貿結構轉型升級研究”（15BJID86）;中央黨校2015年度校級科研青年項目（思想庫）“亞太自貿區：動因、障礙和對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多邊合作研究”（18DV003）

作者簡介：項松林（1979-），男，安徽宜城人，副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研究。E-mail：cupxs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