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性與物質性：粉絲文化研究的新理論框架

【內容摘要】關于粉絲文化的大眾話語中存在三個誤區，即問題化、神秘化、商品化。本文反思了這種狀況，提出以“實踐”來理解粉絲文化，凸顯粉絲文化的主體、個體和身體，形成新的理論框架。認為結合媒介物質性理論，對作為物的周邊及其實踐進行研究，可以為粉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切入點。

【關鍵詞】粉絲文化;媒介實踐;周邊商品;二次元文化;媒介物質性

在過去二十年間，粉絲文化及其研究日漸興起，已經從小眾文化走向了廣闊的大眾視野。它勾連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種維度，不僅激發了豐富的生產與消費，而且已經在重大社會公共事件中嶄露頭角。在社交媒體廣泛普及的今天，如何進一步闡釋和理解形形色色的粉絲文化？在這一研究范疇中，是否仍存在值得反思的思維誤區或盲點？如何獲得持續的理論驅動力？本文試圖從媒介實踐和媒介物質性兩個理論點著手，拓展粉絲研究的理論框架，以尋求新的闡釋可能性。

一、粉絲文化研究的盲點與誤區

在中國，2005年是粉絲文化的里程碑式的年份?！冻壟暋返冗x秀節目的興起使得人們突然意識到，通?！安坏谴笱胖谩钡淖沸切袨榫哂幸瞬毮康木薮竽芰?。于是，大眾話語中形成了對粉絲文化的主流判斷，雖然熱情和肯定性越來越明顯，但其深層觀念需要認真審視。有一些聲音依然是大眾媒介時代的回聲，有一些則是新媒介時代的“變調”，但都存在著盲點和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對粉絲文化的問題化。任何一種新興文化現象可能都會挑戰既存文化秩序的基礎，也因此而可能招致各種批評。從新聞媒體的報道到學術研究，都容易把粉絲文化簡單地當作某種社會問題，或者“社會病癥”，甚至加以鞭撻。

第二個誤區是對粉絲文化的神秘化。成年人認為粉絲文化是小孩子的事情，父母師長認為粉絲文化是青春期的事情，社會輿論則把粉絲文化當作某種“神秘事物”，認為這是某種特定生命階段、某些特定人群、某些小眾圈子里的獨特事務，不問、不了解、不操心，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第三個誤區是對粉絲文化的商品化。資本及其代言人將粉絲文化當作“富礦”，認為是一種商機，可以挖掘出大量商業化價值，甚至在粉絲經濟的偽概念包裝下行剝削之實。

問題化、神秘化、商品化都是父權體系的觀念，將粉絲及其文化行為視為他者、邊緣、另類，或忽視，或貶抑，或尋找方法加以利用。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最響亮的閑言與最機靈的好奇‘推動著事情發展;在那里，日日萬事叢生，其實本無一事?！雹倭魉椎睦斫庑纬闪苏诒螤顟B。它不僅不利于理解粉絲文化的全貌，而且為相關社會工作奠定了錯誤基礎。學術研究需要對此作出科學回應。

中國的粉絲文化研究者常從兩位美國學者處汲取理論養料和概念，一位是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另一位是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費斯克強調大眾文化消費者的主動性，與消費文化的后現代主義思路結合，呼應“粉絲經濟”的浪潮，開啟了對“粉絲消費”和“快感”的研究。②詹金斯的“參與式文化”和“文本盜獵”的概念，則更適用于互聯網及社交媒體平臺化的新時代，為從彈幕、韓流到電子產品營銷的各種現象研究提供了理論觀照。③

實際上，粉絲研究的理論譜系極為廣泛。陶東風所主編的《粉絲文化讀本》就呈現了西方理論的“豐盛”資源，④而胡岑岑則在總結了粉絲研究的三次浪潮和兩個偏向之后，提出了圍繞網絡社區、狂熱消費和免費勞動形成的新趨勢。⑤作為一個例證，馮應謙以周杰倫粉絲為對象，從“勞動”概念入手進行研究，就融合了各種理論資源形成了中國語境下的新范式。⑥隨著互聯網介入帶來的新變化，研究焦點逐步超越文本及其消費，走向身份認同、勞動、社群建構、社會表演等方面。

本文將探索引入一種“作為實踐的粉絲文化”觀念，一方面將社會學中的實踐理論引入視野，以理解中國當前粉絲文化研究的新走向;另一方面用“文化實踐”這樣一個普通的、正常的、熟悉的概念，把粉絲還原到正常位置，讓他/她們的行為是可理解的、正?；?，而不是異化的。

二、走向媒介實踐理論的粉絲文化研究

“實踐理論”在哲學與社會學中有著悠久傳統。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到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再到布迪厄的實踐感、慣習、社會場，“實踐”都充滿豐富的內涵。在中國的語境中，從“知行合一”的思想，到毛澤東的《實踐論》，再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的“實踐”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合法行動，借用這一概念可以讓粉絲文化正本清源，也有了與文化及意識形態相呼應的契合點。

英國學者尼克·考爾德利（Nick Couldry）曾提出，應該將媒介視為實踐，形成新的學術范式。⑦他認為，將媒介作為“實踐”，而不是“文本”或“生產結構”，可以有效超越既有的學術爭議，使媒介研究與更寬廣的社會理論聯系起來。他借用社會學家安·斯瓦德勒（Ann Swidler）的理論，提出媒介實踐理論的三個要點：第一，它重新解析文化，著重從行動和話語兩個維度展開;第二，它盡可能保持開放性，并不畫地為牢，媒介實踐不僅是接觸使用媒介的狹義行為，而且是勾連起更豐富因素的社會行動;第三，它承認在這種豐富的實踐中存在著組織性，有的實踐成為其他實踐的“錨”，框定了其方向。在考爾德利看來，媒介實踐往往成為其他實踐的“錨”，尤其是慣例性、儀式化的媒介實踐。這種思路超越了功能主義，承認媒介實踐的多樣性，并指出它在一系列實踐行為中的秩序效應?？紶柕吕诓煌撝蟹磸驼劦竭@個概念，⑧雖然尚稱不上是一個成型的框架，不過這一理論通過與媒介儀式、媒介權力等概念的結合，已經形成了富有延展性的學術點，并激發了一系列研究。⑨

考爾德利也論及偶像與粉絲文化。他認為，僅僅將偶像與粉絲問題聚焦在“身份認同”上是不足的，與其說存在一個整體性的社會認同，不如說每個粉絲都有自己的認同實踐。理解這種文化實踐的“錨定”角色更為重要。伊麗莎白·伯德（S. Elizabeth Bird）在回應考爾德利的理論時說：“粉絲卷入了極為多樣的實踐，這些實踐是主動性的，又是與媒介相關聯的，將粉絲們、他/她們所選取的文本、其他的文本（例如媒體評論、網絡帖子、同人文等等）連接在一起，彼此鑲嵌在一起。它絕非靜止的，亦非線性的?！雹饫斫夥劢z的媒介實踐及文化實踐，也就是將偶像/粉絲文化放置在更廣闊的脈絡但是更具體的顯微鏡之下，理解其豐富性，而不是妄下斷言。

從這個角度講，作為“實踐”的粉絲文化研究，也就凸顯了三個重要的關鍵詞：

第一，它強調了粉絲文化中的“主體”。在文化研究中，自斯圖亞特·霍爾奠定了編碼/解碼模式之后，隨后的研究往往圍繞文本展開，形成一組二元對立，編碼/解碼、寫作/解讀、傳送/接受、生產/消費。這個模式強調受眾的能動性，即“主動的受眾”。按照艾伯克龍比和朗赫斯特的總結，這是“抵抗/收編范式”，而新的“觀展/表演范式”則超越了之前的二元對立，使得主動性更加張揚。

粉絲的主動性無疑是最為彰顯的。早在電視時代，詹金斯就指出了粉絲的參與性和主動性，而互聯網更提供了廣闊的疆域，讓粉絲們的創造更具變革性。例如，《哈利·波特》已超出自身的小說本文，不僅形成了一個跨媒介敘事網絡，而且激發了龐大的同人創作宇宙，甚至形成了一種粉絲行動主義。在網絡世界中，同人文、自制表情包、科普帖子等一系列衍生文本、粉絲應援活動、各種粉絲社團和組織，再加上他/她們在關鍵事件發生時的行動力，都使我們反思：當他/她們在面對原生文本的時候，怎么可能是毫無抵抗力的受眾呢？

第二，它強調了粉絲文化中的“個體”。媒介實踐概念拒絕把媒介使用當作單一的、割裂的行為，它是與更廣泛的社會行動相聯系的，也是非常多樣化的。在解釋社會行動時，吉登斯指出了“結構”與“動力”的辯證關系。他認為，社會結構具有二元性，它既限制了社會動力體的各種行為，又是它的產物。因此，必須對動力做充分討論。

這就意味著媒介實踐中必須強調個體的多元性或多樣性?？紶柕吕e了觀看電視足球比賽的例子。他說，對某些人來說，這意味著對足球的熱愛或者對某個球隊的熱愛;但對另一些人（比如這個足球迷的家人）來說，看電視只是和這位足球迷分享經驗的行為;對第三撥人來說，在公共場所看足球比賽是群體團結的一部分;而對于第四撥人來說，只是消磨時間。推而廣之，各種“迷”首先是個體性的行為，因此也具有了多元性。就像看足球比賽的媒介實踐各有不同，熱衷于此的“足球迷”同樣各各有別。那么，熱衷于某個游戲，是不是與看電視足球比賽類似;某個偶像的粉絲，是不是跟足球迷一樣，都是非常多元而個體化的行為？

對動力個體的強調，不能掩蓋對結構的關注。足球是一個巨大的產業，背后有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支撐。偶像工業同樣映射著各個維度的社會權力，并非僅僅提供了創造力的引爆點。各種媒介更是深深嵌入政治、經濟體系之中，無論是造成大眾儀式的電視，還是供粉絲游牧與盜獵的互聯網，都概莫能外。個體化的粉絲行動，同時還具有集體力量。因此，聚焦個體及其多樣性，同時不應忽視其背后的結構性因素，這是媒介實踐理論需要把握的平衡。

第三，它強調了粉絲文化中的“行動體”，或者說“身體”。粉絲文化不僅僅事關文本，而且是一系列行動、活動、過程。它已經脫離了文本、符號、觀念、腦海的范疇，轉變為具體的行動。

可以說，當前所有的粉絲文化都具有行動性。例如，偶像的粉絲們不僅會看其出演的電影、電視劇，聆聽其唱片和演唱會，閱讀其書籍和文章，觀看其寫真并腦補各種奇怪的東西，而且，會轉發相關的新聞消息，會寫同人文，還會跑到機場去接機，形成在線或線下的粉絲團體，安排各種應援活動，在偶像生日時分工協作。再如，二次元（ACG）文化的粉絲們喜歡COSPLAY，動漫大會更成為年度的集體狂歡，這種跨越次元界限的行動已遠遠超越文本，成為一種具身實踐。

行動的主要載體是身體，因此，粉絲文化實踐是“具身性”的。在B站等視頻網站上發彈幕，與其說是發送符號文本，不如說是虛擬身體實踐。從“前來報到”，到“顏表立”，再到“彈幕護體”，文本即是實踐，實踐即是文本。用朱迪斯·巴特勒的概念來說，其中富含“表演性”（performativity）。粉絲們在通過具身化實踐，來建構自己的身體、性別、認同和社會關系。這是身體表演，也是社會表演。涉及身體，還必然牽涉到感官、情感和體驗?！扒楦小保╝ffection）取向的粉絲研究勇于挑戰對粉絲文化的刻板印象，也與女性主義、酷兒研究、身體研究形成了對話。

在這些討論的基礎上，我們也可以走向一種粉絲文化實踐的界定了。它強調從三個維度出發去理解粉絲文化。首先，它強調“主體”，強調粉絲們的主動性、生產性、參與性;其次，它強調“個體”，既承認社會結構的制約性，又強調粉絲個體行動的多元性乃至碎片性;最后，它強調“行動體”乃至“身體”，強調在文本之外的行動、過程、姿態與身體，強調粉絲行動的具身性、表演性和情感性。這就構建了一個粉絲文化實踐的理論分析清單。（參見下圖）

三、以物為中心的粉絲文化實踐研究

媒介實踐理論強調開放性，盡量擴大受眾、用戶、粉絲行為的外延范疇，也就不免使得研究焦點顯得泛化。究竟什么才算是粉絲文化實踐，又怎么形成有深度且有秩序的理解與闡釋？研究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入手點？本文認為，“物”可以成為有效的抓手，開啟相關的經驗研究。

粉絲文化中充斥著各種物，既包括文化工業流水線上生產的千篇一律的周邊商品，也包括粉絲自制的手工物;既包括純粹的收藏品，也包括帶有實用性質、融入日常生活的用具;既充滿象征意味，又直接參與實踐行動。這些物勾連起了情感、身體、日常生活、記憶，連接了個體、集體與社會結構。

即以周邊商品為例。它既有物的特性，又連接了感官和身體。塑封的唱片，帶有龍飛鳳舞簽名的銅版紙海報，遵循主題顏色的應援燈，印有偶像頭像或大號字母的T恤衫與帽子，憨態可掬的Q版公仔，這些形形色色的周邊商品，交織出欲望、夢想、親密關系、自我認同等一系列社會特性。粉絲們將它們嵌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裝飾著自己的身體，從白天的衣服和飾品，到夜晚床上的抱枕。在演唱會、見面會或者粉絲們的聚會中，她們憑借這些周邊商品確認同伴（和“對手”），也確認自己。周邊物是粉絲樂趣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既雜糅著情感要素，又契合著新自由主義消費的邏輯，在追求新鮮和懷舊之間不斷擴張成一個流行美學宇宙，把粉絲們的時間、金錢、勞動與其身體、社會關系整合起來，借助實踐形成豐富的意義。要想理解粉絲的文化實踐，就必須理解周邊商品，理解這種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關于物的粉絲研究早已有之，可稱之為“粉絲物質性”（fandom materiality）或“物向粉絲研究”（object-oriented fandom）。2014年，《衍生作品與文化》（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曾經以“物質性與物向粉絲”為主題組織了一組稿件。編者鮑勃·里哈克在導言中說：“物品打開了一扇窗，讓學者可以觀察特定的構造，包括地點、目的、表演等使用的語境，而跨學科的理論光線可以照亮它，一個明顯的起點就來自馬克思主義對商品形式的批評，但更多光亮可能來自人類學、民族志、心理學和跨媒介研究等等?！?/p>

這樣，粉絲研究就與物向存在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等哲學思潮和媒介物質性（media materiality）等媒介理論有了連接的可能性。從海德格爾對物性、用具、操勞和上手狀態的論述出發，經過格雷厄姆·哈曼的“用具化存在”（tool-being）以及布魯諾·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ANT），物獲得了哲學上的體認。在物向存在論、新物質主義和馬克思唯物主義基礎上，媒介的物性也獲得重視，媒介研究同樣出現了“物質性轉向”。粉絲文化實踐中存在著重度甚至飽和的“戀物”現象，恰恰可以從中汲取理論滋養。

以物為中心還具有方法上的優勢。一個民族志研究者完全可以借助物來進入田野并沉浸于其中，由此展開參與式觀察;而一個口述史研究者同樣可以以物為線索厘清個人生活史的繁雜材料。這也正應和了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路。通過理解“物的聚集”，理解“物之為物”，曾經被遮蔽的東西顯露出來?！拔锘H，物居留大地和天空，諸神和終有一死者;居留之際，物使在它們的疏遠中的四方相互趨近，這一帶近即是近化?！边@正是海德格爾所追求的現象學感悟。

值得一提的是，英文的object既可以指“物”，也可以指“對象”。把粉絲著迷的東西視為對象，這一階段已經過去，所以有“后對象粉絲”（post-object fandom）甚至“無對象粉絲”（no-object fandom）的說法，強調了從“順從消費型”（affirmative）到“變革創造型”（transformative）的轉向。變革創造型的典型例證，就是OTW再創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Transformative Works），這是一個粉絲同人自發建立的非正式組織，以同人創作基地AO3而聞名，《衍生作品與文化》也是它創辦的期刊。它于2019年獲得了科幻文學雨果獎的“相關工作獎”，亨利·詹金斯以此為起點，指出粉絲文學開啟了網絡時代表達的新形式，它是集體創造的，而非個體占有的。這也體現了互聯網的“眾創”（crowd creativity）或“算法集智”（collective wisdom with algorithms）。

網絡成為變革創造的基地，虛擬世界同樣需要物質基礎，從檔案到算法，各種數碼物都具有物質性，數字物質性同樣應獲得粉絲文化研究的重視。

四、結語

粉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理論價值。本文從對大眾話語的三個誤區——問題化、神秘化和商品化——開始談起，通過引入“實踐理論”試圖走出誤區。媒介實踐理論并非一套成型理論，因此，筆者試圖在既有基礎上，對粉絲文化的經驗面向進行解析，構建主體、個體、身體三個維度上的分析清單。在粉絲文化中最有力量的，并非文本，而是豐富多彩的社會行動，它們才是意義生產的基礎。實踐概念為之正名，卻也因追求開放性而走向泛化，因此，筆者用“物”作為物質世界之錨，在理論上與媒介物質性等理論建立連接，在方法上找到研究的切入點與方法論上的通達之路。即使是在虛擬社區成為變革性粉絲活動基地的今天，數字物質性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值得反思的是，這一理論是否擁有太多的西方文化理論色彩，而忽略了中國粉絲研究的內生性質？我們追求的不應是普適性，而應是深入透徹理解那些活生生的文化狀況。中國的粉絲文化聚合著社會群體的創造力、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可能性、政治和經濟力量的環境，既復雜豐富，又充滿活力。通過實踐性和物質性兩個關鍵點的介入，我們有可能脫離文本，走向更開闊的理論地帶，進一步理解粉絲文化這種光怪陸離又光芒四射的文化形態。

注釋：

①﹝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02-203頁。

②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Routledge， 2010.

③Jenkins， Henry.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Routledge， 2012.

④陶東風主編：《粉絲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⑤胡岑岑：《網絡社區、狂熱消費與免費勞動——近期粉絲文化研究的趨勢》，《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⑥Fung， Anthony YH. "Fandom， Youth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3 （2009）： 285-303.

⑦Couldry， Nick.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14.2 （2004）： 115-132.

⑧Couldry， Nick.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Polity， 2012.

⑨Br?uchler， Birgit， and John Postill， eds.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 Vol. 4. Berghahn Book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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