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恭綽的古籍文物保護貢獻兼論其文化思想

劉潔

葉恭綽的一生可謂多角色不斷轉變，他所生活的年代也正是中國社會經歷重大歷史變革的時期。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主要的成就是他擔任交通部門要職期間在中國鐵路交通規劃上的舉措，在此期間他借助自己的影響力和人脈，在文物研究和文物文獻保護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本文依據中國國家圖書館重要館藏與民國史料，從古籍整理與保護、文物保護和文化教育事業建設的思想等角度人手，以期重新認識一位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情懷的學者與社會活動家。

一、古籍整理和保護

1.《四庫全書》的影印

關于《四庫全書》的保護影印，民國時期許多有古籍保護意識的文化名流均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張元濟作為出版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此前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古籍征集和存藏保護《四庫全書》的問題上就曾提出了影印保護的觀點。

葉恭綽于1919年至1920年1月期間曾經致函張元濟，請他對影印四庫全書的經費進行估算。張元濟估價70余萬元，總共12臺印機，需要五年完成①。據《陳垣年譜》記載1920年5月，政府擬用法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影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1920年3月5日張元濟寄孫壯一函，托向達轉達關于印刷的事宜②。此事，徐世昌總統令朱啟鈐督辦庚子賠款，影?。ǎㄋ膸烊珪?。6月15日至8月22日，葉恭綽與陳垣帶助手樊守執、楊韶、王若璧、李倬均、李宏業開始正式調查清點《四庫全書》③。10月8日，張元濟訪葉恭綽，談《四庫全書》事④。10月15日晚，葉恭綽在任鳳苞家，與張元濟談影印《四庫全書》事⑤。

《四庫全書》的影印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當時各界人士運籌周旋，一方面要對影印的版本、成本和排印做出選擇和計劃，另一方面又要爭取各渠道的資助，并獲得政府的批準和支持。1925年6月10日，葉恭綽電告孫繩武，請其轉告張元濟，政府再次打算重印四庫全書。但是，張元濟此次對此事已然沒有信心，的確這次依然未果。

2.《永樂大典》的收藏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三千多人參加，歷時四年，于永樂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類書。全書共22，733卷，是中國古代最為杰出的“百科全書”。1923年，袁同禮作《<永樂大典>考））附卷目表著錄梁啟超收藏《永樂大典》五冊，即：卷13494 13495、卷1350613507、卷13991、卷20478 20479、卷2064820649。但過了兩年（1925），袁氏新修訂的卷目表又將這五冊的收藏者均改為葉恭綽。卷13991-冊曾經被葉恭綽收藏，現已不知下落;卷2047820479-冊也曾經被葉恭綽收藏，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普通古籍收藏中藏有卷13991的影抄本，該冊書衣有葉恭綽題記：

此卷余于民國九年在倫敦所得，后以示袁君同禮、趙君萬里，趙君認為吾國傳奇戲劇中僅存之作，曾為考證登載于圖書館學雜志，緣是海內知者濅多。茲影鈔一冊以貽瞿庵先生。瞿庵為曲律專家，當必更有新得以餉我也。十九年四月恭綽。

此影抄本為吳梅（字瞿庵）藏書，書衣上有其藏書印?？梢?，此冊為葉恭綽影抄后送給吳梅，并且在書衣上作了這篇題記。

1931年4月，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據此冊排印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出版，葉恭綽曾作題記云：

余于民國九年游歐時，一日，在倫敦閑游，入一小古玩肆，驚見此冊。又“職”字一冊，遂購以歸。此標戲文二十七，足征前后所輯戲文尚多，惜均已佚，此僅存本，誠考吾國戲劇者之瑰寶也。

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卷首葉恭綽題記可知，葉氏當時在倫敦還曾購入《大典》“職”字一冊。所謂“職”字一冊，即《大典》卷20478_20479（屬二質韻職字），恰巧也在前述的五冊之中。既然前述五冊中有兩冊可以確定是由葉氏購自倫敦。據《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資料長編（19092009）》載，1950年12月，顧子剛將《永樂大典》三冊捐贈給北京圖書館。顧氏所捐的三冊原系北洋軍閥徐世昌所有，后從徐家散出，為顧子剛購得。據推測這三冊最早的藏家應為葉恭綽。

3.海源閣藏書紀事

山東聊城海源閣為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經楊以增、楊紹和父子兩代極力搜羅，藏書宏富，多孤本秘籍。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動蕩混亂，海源閣屢遭兵燹，楊氏的后人也無力保全家藏古籍的安全，葉恭綽在自己的文章里詳細記錄了這一經過，也有幸讓我們了解到當時運抵天津的海源閣藏書究竟有哪些。

1926年，楊紹和之孫楊敬夫定居天津，欲從事工商業。次年，在天津出售海源閣子部、集部珍本26種，此時葉恭綽計劃召集社會人士每人出資五千全數購入這批海源閣藏書，等到公家單位可以收購的時候將這批藏書歸公。然而，據葉恭綽《海源閣藏書》一文記錄，因有民間藏家從中挑唆，故無法將這批藏書整批購入，后來楊家人沒辦法只得將這批藏書零售。

1928年春，西北軍第17師馬鴻逵部占聊城，海源閣書同樣遭遇掠奪，只有濟南圖書館收購了零星的并非其中著名的古籍。葉恭綽詳細記錄了楊氏第一批運津書目，與此書目對照，我們發現后來大量匯人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海源閣藏書，包括后世藏書家捐贈的海源閣藏書中并未見到大量運津第一批書目中所記錄的古籍，如：三十六卷十六冊的宋精抄本《端明集》，南宋初鄱陽郡齋二十卷《范文正集》，北宋本十卷四冊的《孟東野詩集》等大量精良宋刻。從這個角度來看，葉恭綽撰文為我們進一步考訂整理和搜藏海源閣藏書提供了參考。

4佛學浸潤與敦煌經籍輯存會成立

葉恭綽早年就對佛學產生興趣，不僅問道于佛門弟子，還經常和身邊的朋友討論佛學著作和佛學教義，曾經出資刊印佛經《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并從佛經翻譯的歷史中參悟當時文化譯介和交流中的種種問題，有獨到的見解?！队膳f日譯述佛經的情況想到今天的翻譯工作》中葉恭綽肯定了佛教由印度傳人中國并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巨大影響，也充分肯定了在中國歷史上諸如玄奘這樣的佛經譯者能夠將來自印度、中亞、西亞等地的佛教經典轉化成漢文實在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光榮而重要的事。他從三個方面闡釋了自己的翻譯觀：一是唐代的譯經場多是根據梵文的讀音來譯經，況且當時的漢語注音系統并不完善，因此就造成了唐代佛經翻譯中的意義不能與原文一一吻合，現代的翻譯工作不必要按照唐時的繁重制度與組織來進行，卻應當設立專業人士來負責。二是隋唐時期譯經并沒有強調專業人才的培養，但是北宋后會進行選拔，葉恭綽主張可以引進留學人才，也可以借用外國專家，一面選用，一面培養，一面借用外來人才，不僅可以應急，也可以實現人才的延續。三是特別強調了社會科學領域譯介中必須搞通思想，在馬恩列斯著作譯介上要由專人負責，并建議設立譯學館，將翻譯進行定級管理。同時，他認為這一辦法可以適用于大學和外交部。由此可見，葉恭綽的文化思想是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又具有現代社會意識，不得不說是一位非常有見地和時代精神的智者。

1921年11月1日，交通部總長葉恭綽發起成立敦煌經籍輯存會。最初參與該會的有李木齋（李盛鐸）、王晉卿（王樹楠）、羅叔言（羅振玉）等。葉恭綽時年41歲，李盛鐸62歲，王樹楠69歲，羅振玉55歲。他們都是晚清民初的名宦、學者和藏書家。

清宣統三年辛亥1911年，7月在北京召集同人股購買何震彝所藏敦煌石室唐人寫 經。每股約七卷，二百一十元。入股時限為28日前截止，送款至廊坊頭條新華銀行方冠青。⑥

民國七年（1918） 7月24日與張元濟談買敦煌石室寫經之事。⑦

敦煌經籍輯存會成立之初，只是一個由佛學研究愛好者們所發起的、以敦煌佛學類典籍為輯存對象的組織。葉恭綽在敦煌經籍輯存會成立之初撰寫了《敦煌經籍輯存會緣起》—文，其中大段文字都與佛經道義有關：

夫真諦亡言，而有待于言說;法相無住，而必資乎住持?！浕鼭h、魏而還，迄于唐世，象教東漸，玄演云興?！欢?，道大莫容，過猶不及，履霜堅冰，智者慮焉。是以韜秘藏于蘭臺，寶真言于龍塔，蓋放魔外之侵毀，而待愚學之鉆尋。涼州敦煌莫高窟石室之經典，即其事也。

從1921年11月到1924年春，敦煌經籍輯存會成立兩年多時間，各位學者在收集敦煌經籍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而且即使有成果，也都以個人名義發表。

1924年夏，葉恭綽找到陳垣，囑托他和李正剛等編訂京師圖書館所存八千卷敦煌典籍：

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經籍輯存會之設，假午門歷史博物館為會所，予被推為采訪部長，僉擬征集公私所藏，匯為一目。

其時陳垣已經知道有敦煌經籍輯存會這個組織，然后被葉恭綽聘為敦煌經籍輯存會的采訪部長，輔助其整理敦煌經籍的實際為俞澤箴，時任京師圖書館“敦煌石室唐人寫經室”負責人。

但陳垣1929年3月17日給葉恭綽的信中又寫道：

丙寅夏公發起敦煌經籍輯存會……

丙寅夏即1926年夏，陳垣（陳援庵）前后所說時間有異，因此不足以以他的時間為證。王重民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的“后記”中寫道：

距今三十七年以前，即公元1924年，以陳援庵先生為首的一些愛國和愛古代文化典籍的人士，在北京組成了敦煌經籍輯存會，對帝國主義分子盜取我國敦煌遺書的悲憤痛恨之余，擬合群策群力，調查征集，作“有系統之整理”，并編出一部所有敦煌遺書的總目錄。

葉恭綽慨嘆我國世運乖舛，導致敦煌經典文獻晦跡鳴沙、流于域外，“斯文之喪，至于茲極”。同時，還從經典文獻與國家興亡的角度表達了他強烈的愛國之情和救國之心：

昔者，《墳》《典》散佚而周京覆，圖籍收聚而漢室興。況茲法寶，尤關隆替！有智之士，茍不取鑒前修，及時掇拾，廣咨博采，引為己任，妙典不存，法運焉轉？無道而欲興邦，豈可得之數哉！”

而后，葉恭綽表明自己成立敦煌經籍輯存會的決心、宗旨及方法：

用特集侶，啟法會，共抒軸于諏訪，誓崎嶇而纂錄，冀得悉索石室散佚之文，薈萃印、支珍秘之本，以審核古異而補苴缺亡。故標旨于輯存，托事于傳寫。先征海內家藏，進求歐西秘帙。其卷軸完整，則表為司南。即帙幅畸零，亦文存蓋缺。更取法僧祐，撰原始之緣記，將宗本劉向，作綱要之銓錄。

即要征集海內家藏和歐西秘帙，按照《七略》方法為其編目錄。

葉恭綽表明，參與敦煌經籍輯存會之后，規定了會員的責任與義務：

俾世學者，得以交征旨趣，審核名相，勘其踳駁，辨其紛糅，以舉一而反三。各因指而見月。

最后，葉恭綽號召“玄覽高賢”“明達開士”加入該會以共同完成這項事業。葉恭綽、李振鐸、王樹楠、羅振玉等幾位先生就先后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搜輯國內外所散佚的敦煌經籍，試圖為其編目。

1926年，葉恭綽發表在《圖書館學季刊》第1卷4期上的《旅順關東廳博物館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經典》主要輯錄了經名和卷次。劉半農從巴黎國家圖書館歷藏敦煌寫本中錄出的目錄《敦煌掇瑣》，共有文件104種，分為上輯“民間文藝類”、中輯“社會問題類”、下輯“語言文字類”三部分，都是唐宋的重要史料。敦煌經籍輯存會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就是陳垣編訂的《敦煌劫余錄》。1930年，《敦煌劫余錄》定稿，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于1931年刊行，這個本子一直流傳至今。原書共6冊，14帙，“分類編排，體制極佳”。目前原本保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圖書館藏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年影印本，共3冊14帙。

1933年6月1日，葉恭綽出席中國佛教會第五屆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與王一亭等五人被公推為主席團主席，當選執行委員。6月4日與王一亭、施肇曾等發起設置無線電臺，通過廣播宣揚佛化思想。此外，他還參與了呂碧城的保護動物會活動，這也是對呂碧城佛教護生思想的支持。因此，葉恭綽保護和刊印佛教典籍應該與其個人思想傾向以及在佛教界的影響力密切相關。

5.抗戰時期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善本轉移保護

1940年，珍珠港事后對日戰爭全面展開，除法租界，日軍幾乎控制了所有中國沿海地區。江南各藏書樓經數代經營而積藏的珍貴古籍不少已經毀于戰火或保存狀況堪憂，隨時可能受到戰火的威脅，各藏家迫于無奈紛紛出售藏書，使得大量的古籍流入市肆落到親日或親美（哈佛燕京）的買手那里。這時敵偽華北交通公司和梁鴻志、陳群等人，以及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日本三井會社等都爭相搜購。在中華古籍面臨大量流失的危險之時，由鄭振鐸牽頭，于1940年在上海秘密發起“文獻保存同志會”，致力于搶救江南藏書樓的古籍。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葉恭綽致鄭振鐸函記錄了“文獻保存同志會”有這樣一段記錄：

西諦先生：一周前所上一書，計達。茲因整理在港運書各文件，欲奉告數事：1.在港裝箱運美之書，弟處目錄尚在，惟此目錄限于運美各箱之書。其由滬運港之書的總目，大約尊處必有之，將來須由尊處除去其中運美各書，即為尚應存港平山圖書館之圖書?？上蛟擆^詢查，是否尚在該館（館中經手乃馬季明、陳君葆）。2.運美各書之目錄，當時編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擬向尊處補查補注，以為向日本索回之據。此項工作或由尊處辦理，更為省便，因諸書皆經公看過，且有底冊，易于覆按也。弟已覓人將各箱目錄再抄一分，以備尊處應用。3.此運美各書又聞仍在港，但并無確據，尊處曾否得有何項最近消息？4.蔣慰堂要自運美各箱中抽出之書，經弟托人帶渝，以為途中失去，茲查尚在香港，無恙，特此奉慰。但此部分之目，弟處無之，須候收回時點對方能明白，然必不出尊處所收者之外也。

讀《求書日錄》，不勝感觸，故貢近況，以備參考。有人見贈《蜀箋譜》，知公所好，謹以奉貽。余不一一，即承安口。綽上，十一月七日。

此函請留存，并見覆。前呈《我也來談談教育》一文閱后乞交回，因無副本也。

1938年后，葉恭綽前往香港避難，“文獻保存同志會”在香港設立了聯絡點。葉恭綽時任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被安排負責香港聯絡點的事宜，主要負責上海轉運過來的古籍的保管、轉運以及該地區流散古籍的搜購。

由“文獻保存同志會”搜購的古籍郵寄到香港后，由葉恭綽負責安排運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保藏。1941年，搜購的善本兩千余部郵寄至香港，由葉恭綽組織人員拆包、裝箱，準備運往美國暫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這批運美古籍即告失蹤，直至抗戰勝利后方才在日本本土發現，并于1946年8月追還。函中所提到的《求書日錄》是鄭振鐸在上海淪陷時期搶救古籍的日記，于1945年11月至12月2日在《大公報》文藝版連載?！按诉\美各書又聞仍在港，但并無確據，尊處曾否得有何項最近消息”，表明這批書是否在日本當時還并不確定?？梢娫诳箲鹬腥~恭綽為大量珍貴的江南藏書樓所收古籍順利轉出淪陷區并實現在香港的妥善保管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文物保護事業

據葉恭綽年譜記錄：1924年5月，葉恭綽幫助保存房山西域寺古代石經。房山石經指儲藏在北京市房山區白帶山云居寺石室里的歷代石刻佛教大藏經。石經始刻于隋代高僧靜琬，盛于唐、遼、金，終于明代萬歷時期，前后歷經干余年，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創舉。所刻佛經一千一百多種，刻石近—萬五千塊，分藏白帶山腰九個石洞和云居寺南塔前壓經塔下地穴中。房山石經具有重要的版本學價值;經末所附6000余則題記，對研究當時北方地區的經濟、職官、歷史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資料。1956至1958年，中國佛教協會會同北京圖書館等單位對房山石經進行了全面調查發掘和整理拓印。每石拓印七份，一套三萬余張，現分藏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單位。1999年，為防止風化侵蝕，全部石經重新回藏地下。中國國家圖書館專門為石經拓片設立了專藏。

在參與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的工作期間，葉恭綽起草《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陳請書》（民國十六年）陳述了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的職責和業務范疇，并明確了國學研究館的兩項主要職能：一是對國學和東方文化的研究，包括導師對研究生的培養;二是結合研究進行文物的征集和收藏，重視文物對科學研究和考古學發展的貢獻。他站在弘揚和傳承中華文化、樹立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認為庚子賠款的用途中應該包括對圖書館博物院所藏文物的保護和整理研究費用。這些文物包括歷代陶器明器陶俑、六朝墓志北魏造像、拓片孤本、青銅舊器以及清代內閣大庫文檔古籍等的整理、編纂、成書等。

盡管有研究表明葉恭綽廣收各類文物，作為一位收藏家對文物頗有研究，但大多研究并未注意到，葉恭綽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來盡自己所能。在談到梁代陵墓保護問題時，葉恭綽竭力喚醒國民的文物保護意識，他認為國人并不知道保存和研究梁代陵墓是社會責任所在，而大多文人墨客盡管能夠理解這些墓志的文化和藝術價值，卻僅僅停留在玩賞的層面。關于梁代陵墓資料的整理，葉恭綽認為應當將這一成果公布于世，讓更多的學者參考使用，如果中國的文物古跡毀滅消失了，或者被他國占有了這些資料，對于中國學人來講就失去了援助。對于已經流失于海外的文物，那些有志之士只能束手無措，表示嘆息。

民國二十二年，即1933年2月11日，吳湖帆到訪，談故宮文物事：

故宮文物方自北平運滬，忽被阻運，擱置浦口，無所適從。中國人之辦事，可謂無組織矣，不禁三嘆。

1933年5月14日，葉恭綽參加中國考古會成立大會，報告籌備經過。并參加首次理事會會議，被推為常務理事：

中國考古會下午2小時假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舉行成立大會，到王濟遠、劉海粟、張鳳、衛聚賢、滕固、關伯益、顧鼎梅等三十余人，由蔡元培主席致開會詞，繼由發起人代表葉恭綽報告籌備經過。⑧

同日，晚間7時，中國考古會假座上海霞飛路覺林蔬食處舉行首次理事會會議，全體理事均出席，由蔡元培主席，討論事項中，推舉蔡元培、葉恭綽、顧鼎梅、吳湖帆、張鳳、劉海粟為常務理事。⑨

5月15日到吳湖帆家，談考古會，邀吳湖帆為常務理事員。

1937年以后葉恭綽曾擔任北京中國畫院院長，發起保護袁崇煥墓，在香港期間（1937.12-1941.12）組織中國文化協會后，又組織廣東文物展覽會。

三、文化教育建設之構想

最能集中反映葉恭綽對文化教育事業建設構想的，當屬民國九年的《闡揚文化條陳》，葉恭綽在文中強調了國人于中華文明的態度，一定要樹立文化自信，強調了新文化運動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竊維吾華立國垂數千年，古代文明不在人后，自近百年間，皙種突興，一日千里。吾猶自封故步，彼此相形，遂瞠乎后矣。驕慢自是足召侮亡，茍且偷安亦復無濟，是宜淬厲精神，毅然奮發盡力，為新文化之運動以求適合于世界之趨勢。

因此，葉恭綽懇請政府要進行大學等高等學府的建設，讓大學發揮啟迪新文化的作用。

謹舉數事為大總統陳之，一通儒院宜亟設立也，查各國類有最高學府，慎選全國通儒，研求最高深之學術，發表于世，以當繼往開來之任。其資格皆極嚴重、位望皆極清高、學術皆極淵邃于世，以導揚文化，啟迪新知。

葉恭綽認為圖書館建設也是新文化的代表，他認為要實現新文化就要進行這項實踐，且圖書館應當搜藏海內珍本，并且強調了《四庫全書》急迫需要影印傳襲：

宜嚴名位，宜尊慎擇通才主持其事，以為舊文化之結束、新文化之始基，庶足一新耳目。一國立圖書館宜亟經營也。文明各國皆有國立圖書館，往時吾國所未夢見，吾國號稱文化最古，而歷史儲藏圖籍迄無妥當之法，致損失等于焚坑。比歲以來，士不悅學，各地大抵不知文化為何物，消沉散毀，尤有文武道盡之虞，宇內藏書非蕩為煙塵、販隨海舶，其保存遺佚者，亦不絕于縷，并無持久之策。再閱數載，恐收拾益難，是宜由公家經營一國立圖書館，搜求宇內希有珍本，筑最新之室藏焉，庶天下圖籍有所歸，而文化精神有所寄。其備普通閱覽之圖書需要尤亟，事當另籌一《四庫全書》宜速為影印流通也。有清類書之巨莫巨于《圖書集成》叢書之巨，莫巨于《四庫全書》?！秷D書集成》原有刊本，光緒間曾石印一次，又用鉛字排印一次，故海內流布尚多?！端膸烊珪分粋鲗懕?，分置七閣及翰林院，洪楊之役文宗、文匯毀其二，英法聯軍之役文源毀其一，庚子拳亂翰林院又毀其一，于是存者惟文淵、文溯、文津四部。文瀾本已多散逸，文津、文溯兩本年前輦載來京，及今不圖，恐此區區亦復難保。近日法國學院有商借全書之議，此書卷帙比《圖書集成》不過十倍，從事影印非不可能。文津本讎校末精，間有訛謬，是宜速將文淵閣本由政府提倡集資影印以廣其傳，不獨國內都會可各儲一部，即東西各國孰不歡迎，發揚國光莫此為盛。恭綽于此事已略有計畫，需費雖巨，尚不十分困難。

民國十七年（1928）夏秋間，葉恭綽發起建立中國文藝學院，旨在重振畫學精神：

夏秋間，在葉恭綽推動下，與上海金石書畫專家黃靄農、吳待秋、劉貞晦、張善孑子，樓辛壺、張紅薇、馬孟容、鄭曼青、鄭午昌、許徽白、沈仲俊、方介堪、馬公愚、王師子、商笙伯等上海金石書畫家，數次商‘議創辦以重振中國畫學精神的中國文藝學院，以規模宏大，需資過巨，雖一時未能即付實現，籌備工作一直在默默進行中。1930年正式成立。⑩

民國十九年（1930）春，自1928年開始籌辦的中國文藝學院至此成立，原址設在建國西路的建業里。先生任責任董事兼教授。（11）

不久又與黃賓虹商議成立中國畫會，意欲聯合全國畫壇畫家便于開展各類文化交流活動：

鑒于近年中國畫壇畫家麇集，畫展畫會此起彼伏，深感書畫家有必要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全國范圍的書畫團體的必要，與葉恭綽商議，囑陸丹林起草宣言。1930年7月，陸丹林將此稿以《國畫家亟應聯合》為題發表在蜜蜂畫會主辦的《蜜蜂畫刊》第十三、十四期，1931年開始籌備工作，1932年6月25日開成立大會，但是那時的委員名單未見葉恭綽。（12）

1950年3月，70歲的葉恭綽定居北京，此后又參與了漢字簡化委員會的工作。

葉恭綽在文化事業上的貢獻，尤其在保護珍貴古籍、保護文物、繼承中華傳統上做出的貢獻是十分突出的，而更值得我們研究和進一步思考的是，作為一個受過傳統教育又很快轉換到新學思潮上來的交通行業的重量級人物，他對近現代中國的各項事業建設和發展都提出了建設性甚至前瞻性的意見和建議，讓我們從他的理念中已經看到許多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的藍圖和雛形，令人十分欽佩。

（作者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責任編輯：陳春曉

注釋：

①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928頁。

②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第957頁。

③劉乃和《陳垣年譜》，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轉引京師圖書館目錄科館員譚新嘉的記述，時間未知農歷或新歷。

④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第1014頁。

⑤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第1018-1019頁。

⑥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第387頁。

⑦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第565頁。

⑧《申報》1933年s月is日。

⑨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申報》1933年5月16日。

⑩王中秀《黃賓虹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年，第193頁。

（11）王中秀《黃賓虹年譜》，第245頁;《蜜蜂》畫報（第八期），1930年s月21日;《申報》1930年1月24日、2月15日。

（12）王中秀《黃賓虹年譜》， 247頁（1930年及1934年條）;《新聞報》1933年II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