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齊紈
經學作為中國現代化之前的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從漢王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先是西漢的經今文學,而后是東漢至唐的經古文學,其后是兩宋的程朱理學,至明中葉興盛的陸王心學,經學的形態幾經變換。在經學時代結束之后,董仲舒、鄭玄乃至程朱之學都只能在學院保有一席之地,陽明學卻具有社會熱度,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自明中葉以來,陽明學在思想文化領域占據中心位置達百年之久,尤其在東南地區,王學幾乎將朱學完全擠出了思想舞臺。但從明末清初開始,卻又出現了否定王學的思潮。顧炎武、王夫之、呂留良、顏元等人,都將明亡歸罪于晚明王學末流空談誤國。
而清代經學內部面臨著漢宋之爭的問題時,諸儒為了調和漢宋,試圖從前儒調和程朱與陸王中汲取經驗,也就不得不關注王學。甲午戰爭之后,在救亡圖存運動的浪潮中,中國把目光投向了同樣是學西方的東鄰,想發現是什么力量促使日本“師夷長技”更為成功。最引起中國留日學生注意的,不是日本如何把西法改造成日法,而是日本從中國傳統中吸收了哪些東西。結果出乎意料地發現,當時日本的著名新派人物,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精神力量來自陽明學。
陽明學屢屢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展現的魅力,已經證明了它的生命力。陽明學何以如此受歡迎?拋開種種外部因素,王學自身的特質是更為關鍵的。無論是晚明王學士人對于西學的接納,還是晚清以王學為精神力量的改革,都彰顯了王學的與時俱進?!叭送诵?,心同此理”所呈現出的開放精神,“人皆可以為堯舜”所呈現出的平等精神,“知行合一”所呈現出的實踐精神,“致良知”所具有的道德感召力,無疑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特質,也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