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辦刊的學術性與時代性成因的歷史回顧

祁麗華 王學典 任元軍

[摘 要]《文史哲》自1951年5月創刊以來，有了長足的發展，表現出了巨大的潛力。學術性與時代性的辦刊宗旨是《文史哲》成功立刊、聞名于世的本源所在?！邦A”學術潮流的使命感是《文史哲》始終走在人文學術研究前沿，引領學術潮流的動力引擎;謹記“知出乎爭”的辦刊理念，是《文史哲》不斷推出新的學術論點和社會熱點問題的活力源泉;恪守專家辦刊的傳統則是《文史哲》永葆學術性和時代性的生命之源。

[關鍵詞]“預”學術潮流;“知出乎爭”;專家辦刊;《文史哲》

[中圖分類號]G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20）02-0116-05

Abstract：Since its founding in May 1951，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has made a glorious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showing considerable potential. The academic and contemporary running aim of this journal is the origin of its fame and success. The mission of pre-academic trend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its leadership in academic fields， adhering to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comes from arguments” is the source of its vitality to continuously put forward new academic points and social hot issues， and abiding by the tradition of its running by experts is the source to maintain its academic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leading academic trend;“knowledge coming from arguments”;journal running by experts;Literature， History，and Philosophy

著名作家梁曉聲在評價《新華文摘》時說過“一個國家總得有一份刊物值得保留，起碼一份，一份沒有，對這個國家來說不啻是一種悲哀”。我國最早從事編輯學研究的學者宋應離認為，“僅就學術期刊來說，山東大學創辦的《文史哲》就是值得保留的一份?！盵1]《文史哲》有此殊榮，與其一以貫之的辦刊宗旨和學術品格是分不開的。創刊于1951年5月1日的《文史哲》本是份同人刊物，1953年2月轉由山東大學主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創辦最早、影響最大的高校文科學報和人文社科雜志。20世紀50年代，《文史哲》與北京的《新建設》、上海的《學術月刊》鼎足而立，為推動新中國的學術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網絡時代，高校學報的辦刊方式和編輯手段發生了質的變化，但作為社會主流話語的傳播者和學術建設的推動者，高校學報所承擔的學術使命和為社會意識形態傳播和闡釋的社會責任卻是一以貫之的。素有“文科學報之王”稱號的《文史哲》更是如此。學術性和時代性是《文史哲》自創刊以來所秉持的辦刊宗旨。近70年來，《文史哲》在促進新中國的學術建設和發展，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推動社會主義主流話語構建的進程中，以其獨特的辦刊方針就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學術領域的流布與貫徹、新研究方向的開辟、新學術成果的交流、新中國學術人才的培養等方面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在學術界和學術報刊界起到了積極的示范和引領作用。

一、以“預”學術潮流為辦刊使命

學術性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屬性，堅持學術性也就成了學術期刊得以存在的根本理由?！段氖氛堋纷鳛橐槐灸艽碇袊箨懳目茖W術水準的老牌學報，在構建和繁榮新中國學術研究的進程中，以“預”學術潮流研究的身份參與其中，起到了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據《文史哲》首任副社長吳富恒回憶，創刊初期的《文史哲》不僅僅是為了給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開辟一個新的學術園地，而是要通過打破舊有的、單一的學術模式，建立起一種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新的學術范式，為新中國開辟出一片新的學術空間[2]。從這一辦刊初衷可以看出，《文史哲》不僅是研究、傳承和弘揚中國古典學術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園地，也是宣傳和貫徹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陣地，更是以挖掘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問題來開辟新學術領域的殿堂。

首先，在推動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轉型中，《文史哲》起到了積極的引領作用。翻開《文史哲》創刊號，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一篇社論：《<實踐論>—思想方法的最高準則》，其次是《文史哲》首任主編楊向奎撰寫的《學習<實踐論>—一個史學工作者的體會》。楊先生從一個史學工作者的角度，指出歷史學本身具有嚴格的階級性，作出史學工作者“只有掌握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辯證唯物論……才能夠產生正確的概念與論理”的論斷。這兩篇文章的刊發不僅表明《文史哲》是一份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開辟學術研究領域的學術刊物，同時也表達了以一種學術研究者的身份參與意識形態轉換，充當推動學術界觀念轉變和話語轉換的排頭兵的愿望[3]。從《文史哲》1951年5月的創刊號到1958年12月的第1次?？?，其所刊發的學術文章，內容相當豐富，涵蓋文史哲各學科。僅就哲學方面而言，《文史哲》連載了華崗的《辯證唯物論大綱》，全面、系統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辯證法和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以及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目的和意義，這不但極大地滿足了從民國過來的知識文人欲通過學習馬列主義及其哲學，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其形而上學思想的現實需求，而且也為山大教職員工快速轉變自己的意識觀念，建立起符合時代需求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并以此來指導自己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段氖氛堋返倪@一做法實為開時代之風氣，為開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文史哲研究起到了積極的導向和引領作用。例如，《文史哲》在1951—1952年連續刊發的華崗關于魯迅研究的文章，不僅開了新中國“魯迅學”之先河，還以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和方法論對魯迅的歷史觀、科學觀、文藝觀以及婦女觀等熱點和焦點問題的精要闡釋和分析，為“魯迅學”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學術范式或曰研究理路上的示范，具有很強的學術導向性;《文史哲》所刊發的關于“魯迅學”的文章，不但帶動了一批新型的“魯迅學”學者，諸如劉泮溪、孫昌熙、韓長經等，而且通過刊發他們撰寫的魯迅研究論文，使得《文史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魯迅研究的一個重要陣地。

其次，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格局大洗牌期間，《文史哲》起到了積極的導向和推動作用。繼《光明日報》在5月11日刊發該報評論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之后，《文史哲》在1978年第5期刊發了該評論員胡福明的《理論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以及華飛的《從實踐的特點談真理的標準》，在學術界展開了“真理標準”討論。此后，《文史哲》的辦刊方向也發生了大幅度的轉變，刊發了一批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學術論文，對推進“新時期”人文學術研究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例如《文史哲》在同年第6期刊發的蔡尚思、李華興的《學習毛主席關于孔子論述的一些體會》以及周振普的《孔子論禮》，對孔子評價問題展開了正面交鋒。蔡先生認為，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派留下的是份珍貴的遺產，應該通過注入新的內容加以繼承，而不應一味地打到;周先生則大膽地為孔子的學說作了辯護，認為孔子論禮包含著積極的思想，具有進步意義。而《孔子論禮》一文也被認定是“文革”之后較早為孔子翻案的著作之一。再譬如，《文史哲》1984年第1期刊發的龐樸《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不但在學術界率先發出了“應該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時代性呼聲，而且還通過會同蔡尚思的《關于文化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張維華的《關于歷史上的民族文化交流》、向仍旦的《中國古代文化史芻議》、祝明的《中國文化史與世界文化史》等幾位學者的文章，共同倡導研究中華傳統文化，推動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 “文化熱”的研究熱潮①。再次，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格局發生巨大變化時期，《文史哲》編輯部率先組織的關于“儒學是否宗教”的筆談，不僅將我國學術界肇端于1978的關于“儒學是否宗教”之爭從初始階段推向了第二階段（高潮階段）[5]②。還標示著《文史哲》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進一步擺脫學術研究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的束縛，進一步深層次地探討相關問題和相關概念”的過程中，具有身先士卒的開拓引領作用。參加《文史哲》組織的這次“儒學是否是宗教”筆談的有張岱年、季羨林、蔡尚思、郭齊勇、張立文、李申等學術界知名學者，他們在筆談中就三個方面展開了討論：1.儒學是“學”還是“教”？2.若儒學是“教”，那么是“教化”之“教”，還是“宗教”之“教”？3.若儒學是宗教，那么是湯因比的“是指一種人生態度”的宗教，還是蒂利希的“就最基本的意義而論……是終極的關切”的神學信仰體系？自《文史哲》將此次筆談的文章推出之后，這三個問題迅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將由來已久的“儒學是否宗教”的討論推到了高潮，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一系列的關于儒學研究的話題，如：“如何理解儒家、儒學或儒教的本質，如何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如何弘揚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如何進行中外文化比較、世界聞名對話”，等等[6]。迄至今日，“儒學是否宗教”的討論仍在向縱深發展。

二、以“知出乎爭”來深化《文史哲》辦刊的學術性與時代性

“知出乎爭”是儒家遺訓，也是《文史哲》一直以來的辦刊理念。宣傳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方針辦刊，是《文史哲》創刊的初衷，但在論及和處理馬克思主義與學術關系的時候，首任社長華崗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學術的關系，是前者指導后者，而不是代替學術研究。當馬克思主義指導學術研究時，出現不同的理解，出現不同的見解，乃是正常與難免的現象，并不說明馬克思主義有什么問題。解決這類不同意見的分歧，只能通過充分與自由的討論，沒有別的好辦法?！?[7]近70年來，《文史哲》也是一以貫之地主張并鼓勵學者們在學術問題上各抒己見，開展爭鳴。這不但使得《文史哲》在辦刊思想上呈現出很大的自由性和包容性，而且這種辦刊理念也構成了《文史哲》的獨特氣質。這一氣質不但使得《文史哲》甫一問世，就攪動了一江春水，吸引了全國學界的視線，并在文史哲范圍內，組織了中國古代史分期、中國古代文學史分期，以及《紅樓夢》研究的討論;還使得與中國社會形態密切相關的“五朵金花”有三朵盛開在《文史哲》雜志上。據葛懋春回憶，《文史哲》之所以能夠較早地在全國開展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的討論，主要是由于華崗在領導《文史哲》的工作中，十分重視組織學術上不同意見的爭論，總是鼓勵持不同意見的人寫文章，并刊發在《文史哲》上[8]。正是在華崗社長的這種鼓勵下，童書業在《文史哲》1951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封建制的開端及其特征》的文章，并以此拉開了《文史哲》創刊后引發的首場全國性的學術大討論—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童先生的這篇文章不僅關乎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的討論，更關系到對中國發展規律的認知和如何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所以在當時很快吸引了幾乎整個歷史學界的力量參與其中。討論中的各種論證觀點，包括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魏晉封建說，都在《文史哲》得到了充分發表的機會，《文史哲》也因此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刊載古史分期討論文章最多的刊物，真正做到了“百家爭鳴”。在此后《文史哲》組織的一系列學術討論和筆談中，也都貫徹了這個精神。譬如，《文史哲》憑借趙儷生《武訓當時魯西北人民大起義》一文，引發了農民戰爭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爭鳴;憑借童書業的《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拉開了波及整個社會科學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討論的序幕，并在20世紀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兩個討論高潮。隨著李希凡《典型人物的創造》在《文史哲》1954年第2期的發表，《文史哲》扶持小人物的傳統得以呈現，而李希凡和藍翎合作撰寫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的刊發，不但《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傳統由此確立，而且因此文的刊發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關注，使得《紅樓夢》研究成為整個文化學術界的中心話題，極大地推動了山東大學古典文學史研究在全國的專業地位。有學者認為，《文史哲》在20世紀50年代所發起的古史分期、農民戰爭、《紅樓夢》問題、典型問題等的學術討論，“成為中國學術界自上世紀50年代初至改革開放前數十年熱烈談論的重要話題……影響了或掌控了學術界數十年的話語權”[8]?！段氖氛堋芬允聦嵳f明，只有注重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才能真正推動學術的研究，這也是《文史哲》之所以能如余英時所言“……自問世以來即波瀾壯闊，一展卷而數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盡收眼底”的根本原因。

三、恪守專家辦刊宗旨，確?！段氖氛堋放c時俱進的學術氣質和人才儲備

堅定不移地恪守專家辦刊是《文史哲》一以貫之的辦刊準則，也是《文史哲》從創刊以來就秉持的優良傳統。2008年，《文史哲》的海外訂單達到545家，成為國內學報在海外發行量最大的學術期刊，對此有記者采訪了《文史哲》現任主編王學典。在回答記者：“王老師，《文史哲》是怎樣取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的？”問題時，王先生很自然地道出，在于“我們一直走的是專家辦刊之路?！币驗椤皩?、深的學術修養使得編輯具備了捕捉學術前沿、把握學術動向的判斷力，從而能約到最具有學術含量和學術價值的稿件”[9]。翻檢歷史，《文史哲》自創刊以來，從社長到主編，再到其編委委員的確全都是學有所長的專家學者，他們的學術專長涵蓋了中文、歷史、哲學各學科領域。例如，《文史哲》首屆領導班子和編委的構成人員名單：華崗任社長、陸侃如和吳富恒是副社長、楊向奎擔任主編;編委委員是童書業、王仲犖、趙儷生、殷煥先，盧振華、孫思白、孫昌熙、劉泮溪等同志[10]。華崗先生不僅是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還是位橫跨文史哲的通人型學者，所以將《文史哲》辦得風生水起，蒸蒸日上;陸侃如是位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在1931年，他與其妻馮浣君合著的《中國詩史》被時人稱為是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古典文學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們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稿》，在《文史哲》連載18期，分別在1954年第7期至1955年第12期刊出，更被譽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用新觀點、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統的文學史著作，山東大學文學史研究的重鎮地位也由此而得以確立;吳富恒作為時任山東大學文學院的院長，其學術造詣主要在文學和哲學兩大領域，雖然其真正的學術專長是美國文學研究（他早年留學美國，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碩士），但在早期《文史哲》上也刊發了他數十篇關于馬列主義方面的譯文和與之相適應的理論性文章以及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文藝理論和政策方面的文章，其深邃的教育思想、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為《文史哲》的發展和學術人才的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徐顯明如是說）;楊向奎是位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畢生致力于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國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學術史、歷史地理方面卓有成就，被譽為一代宗師;童書業是自學成才，沒有專業文憑，30年代初師從顧頡剛，是顧頡剛的研究助手和“最知我者”，也是新中國著名的史學家和古史辨派的代表;王仲犖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專家;趙儷生、盧振華、孫思白是歷史學家;殷煥先是語言學家;孫昌熙、劉泮溪是現代文學與魯迅研究專家，等等。由于創刊之初的《文史哲》是本同人刊物，這套領導班子和編委的構成人員不但是《文史哲》的創辦者，也是《文史哲》的撰稿者。同時，亦如郭延禮所言，正是《文史哲》的創辦，“才使得山大學生們對他們如雷貫耳的大師們的學術成就才有所了解，盡管他們對那些專業性和學術性很強的問題（如古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并不完全理解，但時常會爭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11]。當然隨著辦刊條件的成熟，《文史哲》的編委們不再是主要的撰稿者，而是稿件的把關者和“小人物”的識撥者。細數《文史哲》創刊近70年的歷任社長、主編，不論是20世紀50年代的華崗、楊向奎、蔣捷夫，還是60年代以后的劉建飛、孫衷文、劉光裕、孔繁、王復三，乃至90年代以來的丁冠之、韓凌軒、蔡德貴、陳炎、王學典等都是知名學者，他們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術有所攻，在學術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時他們又都能深諳編輯工作，熱愛編輯事業。他們不但憑借各自所具有的學術功底和深邃的學術眼光，以《文史哲》為平臺，廣交學術界知名人士，廣納學術界優秀成果，保證了《文史哲》的學術品位，使《文史哲》在一次次的社會思潮中始終處于學術漩渦的中心，并就一系列重大學術問題自覺地展開討論和爭鳴，成為學術界的學術風向標之一，使《文史哲》在新中國的學術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最為重要的是，這些主編和編委們在辦刊中，始終秉承華崗在《文史哲》初創時期定下的“盡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現一個新作者”的編輯原則?！段氖氛堋吩谄溆庠揭患鬃拥臍v程中，憑借學者辦刊的傳統，慧眼識珠地造就了一批批承繼《文史哲》學術品位的專家學者，而這些專家學者又反哺著《文史哲》的成長和壯大，成為《文史哲》保有學術界重要地位的支撐者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文史哲》上發表文章的許多青年人，后來都成長為飲譽學界的碩學名家。譬如前面提到過的文學評論家李希凡、藍翎，還有美學家李澤厚、思想史專家龐樸、葛懋春，古代史專家張傳璽，近代史專家湯志鈞、王學典，等等，他們成長的足跡伴隨著《文史哲》的辦刊歷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文史哲》通過發揚“專家辦刊，造就學者”的優良傳統，將山東大學一批“新三屆”的學術新秀推向了各自的學術前沿，構成了山東大學文史哲領域學術研究的主體力量。例如，陳炎的美學研究，譚浩哲的文藝學研究，高旭東的比較文學研究，盛玉麒的漢字信息處理研究，王平的古典文學研究，杜澤遜的“四庫全書”研究，馮春田的古漢語研究，張樹錚、羅福騰的語言學研究，張濤的經學研究，王曉毅的魏晉玄學研究，王學典的史學理論與20世紀中國學術史研究，王育濟的宋史研究，陳尚勝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胡新生的先秦禮俗與巫術研究，陶飛亞的教會史研究，傅有德的西方哲學研究，何中華的哲學與現代化研究，顏炳罡的新儒家研究，王新春的易，劉杰、傅永軍的西方哲學研究等[13]，為當下山東大學文科建設與學科調整與重建提供了充盈的學術儲備人才。從中也可得出，《文史哲》“專家辦刊，造就學者”的辦刊宗旨是《文史哲》在新中國學術史上譜寫輝煌篇章的重要保障，也是《文史哲》薪火相傳，取得令人矚目成績的成功經驗。這一歷史經驗或可為當前高校學報在互聯網時代站穩自己的陣腳，銳意進取的現實需要提供參考，起到積極的導向作用。

四、意義及思考

翻檢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認清當下，提點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5日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13]，表明了歷史的繼承作用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伴隨著中國社會重構的發展需要也經歷了三次重大的整體轉型：在1949年由民國學術范式轉到共和國學術;在1978年，由“以階級論為綱”的學術范式轉到“以現代化為綱”;目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正經歷著“以現代化為綱”的人文社會科學向“以中國化為綱”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轉變。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基因”“文化學脈”和“獨特的精神標識”成為世人了解中國現象的重要來源，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再一次被推到歷史的臺前，儒學在中國而世界儒學中心長期在海外的局面由此向中國大陸回歸。在這重要的歷史時期，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報作為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展示平臺和交流平臺，應如何承擔起自己的使命是每一位期刊人必須面對的問題。王學典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不入“主流”，難成“一流”—論期刊人的作用和當下的使命》的文章，點明高校學報的前行之路仍是“進入當下的文化主流、思想主流和學術主流中去……以最大限度地實現期刊人創造歷史的獨特價值”[14]。這既是一個期刊人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責任，也是高校學報應有的擔當。而《文史哲》之所以能成為“文科學報之王”，也在于其在近70年的辦刊過程中堅守學術立刊的宗旨，積極“探索、提煉和鍛造公共學術話題，以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的方式，回應現實社會政治需求和意識形態關切，進而在學術史上扮演一個更積極、主動、自覺的角色，以期引領學術研究之潮流”的必然結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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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張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