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我們的師傅》谫論

黃斌

我在大學里主要教寫作課，出于講解的需要，有時會在課堂上援引凡一平小說中的文字進行分析評論，但我一直沒有動手寫關于凡一平小說的評論，或許我是在等待一個契機吧。新近讀完凡一平的《我們的師傅》（載《十月》2019年第4期），聯翩思緒被逗起，不斷地撩撥著我，仿佛在告訴我等待的契機已經來臨，糾結失眠了好幾個夜晚，拗不過這種撩撥，還是動筆寫寫吧，要不沒法睡個清凈覺。

一個故事中心主義者的新轉向

凡一平不僅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人，而且專注于講述懸念迭生、帶有偵探性質的故事，這已成為他的小說中一個極富個人識別性的特征。凡一平小說獨特的故事質感與成功的敘事藝術，一直為評論家與學者們所津津樂道。2011年，評論家傅元峰將凡一平的敘事藝術歸入“故事中心主義”的譜系，凡一平“故事中心主義者”的身份標簽從此廣為接受。具體到《我們的師傅》這篇小說而言，故事的質感與敘述方式依然是關注的焦點。該篇小說甫一發表，便有評論家迅速撰文贊譽其中嵌套式的故事結構與懸疑叢生的敘述技巧。

在《我們的師傅》中，懸疑與偵探這兩個關鍵詞一個都沒少，諸如“師傅為什么沒有出馬”“他為什么是個賊”之類的問句，總是像個勾魂的使者，在故事的銜接與轉折處讓我們亦步亦趨，而在行動與事件的展開部，偵探式的敘述總能引起我們的緊張關切。尤其是“我”盯梢韋有權的那一段敘述，凡一平利用三個“說明”所引出的分析，讓我們再次領略到他那偵探敘述的爐火純青。對此，我不由得感慨：凡一平確實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中心主義者”。但與此同時，我又頗有些猶豫，因為這部小說的故事講述，總是被不時涌上來的回憶與迷茫的情思所打斷;師傅作為故事的核心人物，并沒有充分的行動展開;故事的時間跨度雖久，但情節并不復雜多變。這些特點都迥異于凡一平以往那些“故事中心主義”的小說，似乎表明凡一平的“故事中心主義”有了新的發展動向，似乎提醒我們對凡一平的“故事中心主義”做出新的闡釋。

在討論凡一平的創作新動向前，當然需要先回顧一下他的創作歷程。自1995年以來，凡一平發表的《渾身是戲》《隨風詠嘆》《保鏢》《順口溜》《跪下》《變性人手記》等小說，都具有欲望敘事的鮮明特征，都對都市進行了解剖與批評。這些創作雖然獲得了成功，但凡一平對此是有所不滿的，因而有“背離我成長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對讓我無愧的農村生活”的自我反省。于是乎，從2013年的《上嶺村謀殺》開始，凡一平將目光聚焦于生長于斯的故鄉上嶺村，正視自己生活的土地，從此以后，上嶺村作為故事的發生地頻繁地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傮w說來，在系列“上嶺村故事”中，起初的上嶺村是作為著名作家凡一平的故鄉而被人重視的，不是因為它是上嶺村而被人所記憶;上嶺村作為中國社會鄉村縮影的一個符號尚不具備獨有性，似乎可以被“下嶺村”或“中嶺村”之類的名字所替換。這種情況從2018年《上嶺村編年史》開始，有較為自覺的轉變，凡一平開始更多地關注上嶺村人的命運與際遇，借此呈現上嶺村的歷史與當下，讓上嶺村不只是中國社會鄉村的縮影，更是無可替代的上嶺村自身。2019年，凡一平先后發表了小說《蟬聲唱》《上嶺閹?！贰段覀兊膸煾怠返热〔挠谏蠋X村真人實事的小說并撰寫了相應的創作談：《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現實比虛構精彩》《生命中遇見的人都不是平白無故出現的》?！艾F實比虛構精彩”這一表述并不是凡一平的發明，它是近年來隨著非虛構寫作的興起而被倡舉的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引領當下的寫作者走出書齋、走進生活，以“我”的“行動”與“在場”來見證時代，揭開“真相”，抵達“真實”本身。在《現實比虛構精彩》中，凡一平說：“與其坐在書齋挖空心思虛構作品，不如走進生活大眾汲取題材和養分。我這一段密集地外出和下鄉，就是我重新理解生活和創作關系的具體實踐?！彼谋硎鲭m然并未提及非虛構，但與非虛構寫作基本的理念是相契合的。

如果進一步對比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在凡一平其他的小說中，雖然都出現了上嶺村這個真實的村莊名稱，但是并沒有大批量地出現凡一平身邊的真人實事，而《我們的師傅》則不同，除了真實的上嶺村，還有菁盛鄉、金釵鄉、宜山縣、宜山高中、河池師專等真地名，有樊光良、潘得康、廖夢宜等真人名，有籌款修建德康碼頭、2010年宜州市一中80周年校慶等真事情。這些本可以進一步虛化的真人實事提醒著我們：上嶺村是一種鮮活而真實的存在，它借道上嶺村人的命運而成為自己。我既不敢、也不想由此得出《我們的師傅》是一部非虛構小說的結論，一方面非虛構小說至今還是一個合法性存疑的概念，另一方面這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凡一平今后的小說創作動向才能找到足夠的范本印證。但我想強調的是，作為“故事中心主義者”的凡一平，在繼續發揚其善于講故事的優長的同時，也正不斷努力嘗試返回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鮮活的上嶺村。唯其如此，他的“筆觸掉轉了方向”才有了真正到達了想要到達的終點，他所說的“心靈的救贖”才能得到最終的實現。就這一點來說，《我們的師傅》正是凡一平目前所抵達的離“終點”與“救贖”最近的地方。

我們與師傅的命中注定

師傅是理解《我們的師傅》這篇小說的關鍵，因此許多關于師傅的問題，都值得我們去細細探究。比如，關于師傅的愛情。就敘事策略而言，師傅的愛情遭遇是整篇小說所設置的一個大懸念，一直到最后才揭開，但讓人費解的是，對師傅那帶有傳奇性質本可以大寫特寫的愛情故事，凡一平并沒表現出應有的興趣，甚至連師傅愛情夭折的原因都懶得交代。凡一平選取這種會讓那些有真相強迫癥的讀者心生不滿的處理方式，其用意何在呢？

1958年，師傅韋建邦畸形的師生戀“東窗事發”，但師傅不是因為偷心的畸戀，而是因為情書有右傾思想才被遣送回鄉的?；剜l后，師傅與覃天玉保持著鴻雁傳情，為了支付郵資而去偷竊，并于1966年被抓，成為遠近聞名的小偷。鴻雁傳情十五年后，也就是1973年，覃天玉嫁給了一個喪偶的軍人。這意味著師傅的愛情大約是在1972年夭折的，而我拜師學“藝”的時間，正好也是1972年。換言之，1972年是師傅愛情遭遇危機的重要時刻，所以我帶韋衛鸞去見師父時，師傅拉的是《二泉映月》。

這些特殊的時間點，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呢？眾所周知，1958年與1966年是中國特殊時期中的兩個重要年份，在這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與一個叫韋建邦的青年的愛情相重疊之后，他的命運發生了轉變——從一個追求人生榮光與愛情美好的離鄉者，被迫變成了一個返鄉偷盜的竊賊。而1972年的愛情危機又讓他與我們有了交集。更為重要的是，遇見我們不久，凡一平便又刻意讓師傅的愛情出現危機并夭折了。我之所以說刻意，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這份愛情完全可以夭折在其他年份，但凡一平偏就讓它在1972年出現危機并迅速地于1973年夭折，這顯然是刻意的。在1958、1966、1972這三個年份中，前兩個年份與特定時期的荒誕以及師傅的命運有關，后一個年份與師傅的愛情以及我們的學藝有關，凡一平沒有對那荒誕的年代與傳奇愛情的危機展開濃墨重彩的描寫，而是將重點放在了師傅的命運以及我們的學藝上，這當然是刻意的，因而自然也有深意所在。在這篇小說的創作談《生命中遇見的人都不是平白無故出現的》的題目中，凡一平其實已經明晰地點出了其中的深意：命運才是那個最大的神偷，才是最終極的師傅，它籌謀規劃，偷走了韋建邦離鄉向上的人生，偷走了韋建邦的愛情，將韋建邦與我們扭合在一起，組成一個賊團伙。正是借助韋建邦與我們的人生際遇，上嶺村的歷史與現在才有了獨特的顯影，抽象的命運也才有了自己的真實存在。因此，《我們的師傅》的成功之處，不在于塑造了一個多才多藝的俠盜，也不在于塑造了一個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來激勵我們向上的父親式的人物（在小說中，“我”的父親是缺席的，是以長兄為父的方式替代出現的，但這種替代是“我”所不喜的，因而師傅實際上就是我的精神之父），而在于將我們和師傅的命運與中國的社會歷史變遷完美統一起來，更在于通過刻畫師傅與我們那被動卻又真實的人生際遇來讓上嶺村這個故鄉成為上嶺村自身，不再是可以隨意替換成其他名字的鄉村。在我看來，這是《我們的師傅》這篇小說最想表達的，也是凡一平在他的系列“上嶺村故事”中一直試圖真切表達的內在本質。

少年的回望

在寫這篇評論的開篇，我說我被折磨了好幾個夜晚，不得安眠，這并非出于吹捧而編造的妄詞。我的情緒之所以爆燃，是由小說結尾處那段少年回望的文字而引發的。當年的我，就像小說中的“我”一樣，是“那個臉圓圓、紅撲撲的矮個子少年”，是一個純真而熱忱的文學少年，生活在湘粵桂三省交界處一個叫鐘山的偏僻小縣城里，孜孜不倦地寫詩和小說。我的文學啟蒙以及關于浪漫的想象，與小說中的“我”一樣，并不高大上。讀初中時，我們玩得要好的小團伙里，有一個叫賀艷的女生，她的神奇之處在于我們的瘋野她基本沒落下，但成績卻很好，她會畫畫、彈琴，也會寫詩和小說。她在某次談論文學時，偶爾提過一句：最浪漫的事就是挽在一個有才氣的高個少年的脖子上接吻。我來自貧困工人家庭，父母只勉強念過小學低年級，家無藏書，不知文學與浪漫為何物，但這句話卻如仙女的魔法棒，讓我這個渾渾噩噩的小子瞬間感覺祥光籠罩全身，于是我將她的話移栽到了我的夢想國度，開始了寫作。與小說中的“我”后來遇到黃蓋云一樣，后來我也遇到了許多影響我的人，并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輕狂，給自己擬了一個叫“桂冠”的霸氣筆名。后來，我終于發表了一些詩歌、小說，還有足球評論，不過我總是憚于向人說起這個開始寫作的誘因，并試圖忘記它，就像小說中的“我”總是試圖忘記師傅一樣。如今的我，跟凡一平一樣，也是矮個子，光腦袋，唯一不同的是，他胖（我沒見過他真人，只在網上見過照片并讀到過他寫自己胖的文字）我瘦，還有就是我沒有他名氣大，但這并不影響我在凡一平所描繪的這幅少年回望圖中找到我的影子。之所以在評論文字中夾帶這些私貨，是想進一步表明：我們當年的青澀懵懂，犯下的錯誤，留下的遺憾，都不是可以簡單遺忘的過往，它們在無形中塑造和定義了我們，這就是我們的命中注定，是我們區別于他者的生命基因，我們“回望”的價值就是使之復活。

“他隱身，在相當長的歲月里，天天看我們，想念我們?！边@是小說最后的一段文字，充滿了詩的韻味?！段覀兊膸煾怠凡幌穹惨黄街暗男≌f那樣執著于作為一個智者以一種正確的姿態去批判或嘲諷，而是以回望的方式，溫情脈脈地講述，飽含著節制的憂傷，既不煽情，也不做作。評論家李浩評論這篇小說“形成渦流，讓我們隨之沉入其中”，“令人回味和百感交集”，我對此深以為然。因而，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是凡一平“故事中心主義”小說中最富詩意特性的一部。寫下這些話，得出這個結論，我不害怕遭到質疑，反而感覺一身輕松，相信今晚我可以睡個好覺了。但是，我又不免莫名感嘆起來：唉，做個文學評論者真不容易，遇到這樣的作品，不知道是我的幸運，還是不幸。在我的心里，既希望多遇到這樣的作品，又害怕再遇到這樣的作品。是的，我就像小說里的“我”一樣，糾結得很。

→ 黃 斌 （1978—）廣西鐘山人，文學博士，南寧師范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創意寫作以及廣西地方文藝的評論與研究，目前已發表廣西文藝評論文章十余篇，獨立完成并出版《林徽因和她的朋友圈》等著作三部。

責任編輯 ? 馮艷冰

特邀編輯 ? 陸輝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