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上海文人的處境與抉擇

常利兵

抗戰史研究，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注和研究的熱點，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大量相關檔案文獻資料的數據庫開發和建設，更加推進了這一領域的縱深發展。不過，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我仍愿把美國學者馬克·賽爾登（Mark Selden）著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視為經典之作，推薦給讀者。書中指出，《延安道路》一書以地方和地域的研究方式，既可從最基層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視角，也可從國際體系到根據地、縣、村莊和家庭的微觀世界來觀察社會變革，從而“它使得從人類的角度研究政治和進步——它們的產生和變革、它們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的方式曾被國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外——成為可能”。此書對抗戰時期中共在陜甘寧邊區政府進行的減租減息、互助合作、精兵簡政、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大眾教育等一系列革命實踐均有深入的探究和討論，為從區域社會史角度開展革命根據地研究提供了典范。

近日，我讀了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之后，覺得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研究抗戰時期上海淪陷區的代表性著作。如果說，現有抗戰史研究中關于革命根據地、國統區較多的話，那么，關于淪陷區的研究還不多見。在《灰色上?！芬粫?，作者運用思想的社會史方法（social history of idea），通過對史料的整理分析，從歷史的內在脈絡出發來閱讀文本，深入發掘上海淪陷區文人的心靈困境和思想掙扎，并將戰時文人在亂世求生與民族氣節的道德夾縫和歷史處境中所做出的種種抉擇與承擔概括為“隱退”“反抗”與“合作”三種形態。其中，小說家王統照以消極抵抗的“隱”的姿態以保全其人格，戲劇家李健吾以積極反抗的“忠”的姿態進行人性和德性的界定，而《古今》派的散文家們則以“附逆合作”的姿態為他們想要活下去的人之常情的意愿進行辯護。

在全書的論述方式上，傅葆石以戰時文學作為討論對象，通過對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文學作品的定位和闡釋，以實現對相關歷史的重建。如，作者對上海淪陷區文人寫作和出版的社會政治條件、作家們的生活和自我感知、創作的價值觀念等方面的考察分析，展示了淪陷狀況下文人知識分子的生活處境與抉擇。這種以文學和史學相交叉且貫穿社會史視野的抗戰史研究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