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中政治用語的跨文化翻譯研究

胡慧

摘要：隨著翻譯研究的發展，翻譯的范圍也在不斷延伸。根據后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提出的“文化翻譯”理論，文化翻譯是異質文化在“第三空間”進行協商交流的過程。作為世界著名的美籍華裔作家，哈金在其英文書寫的代表作《等待》中呈現了許多典型的中國政治用語，這些政治用語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本文通過分析哈金在《等待》中運用的政治用語翻譯策略，探討了哈金作為文化翻譯者和華裔作家的雙重文化身份對于跨文化翻譯的影響。

關鍵詞：《等待》;政治用語;文化身份;跨文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18-0053-02

一、前言

《等待》出版于1999年，獲美國筆會/?？思{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思{獎評價哈金是“在疏離的后現代時期，仍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美國國家圖書獎評價《等待》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書，展示了一個我們必須了解的世界”。哈金通過英語講述東方異質文化獲得了西方主流文化的青睞，但同時也由于對中國文化的“特定呈現”而受到國內評論界的爭議?！兜却分v述了文革時期，一個部隊醫生不幸的婚姻愛情故事，并展開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制度以及人性的探討和思考。在《等待》所呈現的眾多文化負載元素中，政治用語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用語隱含著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背景、政治形勢、社會生活和政治意識形態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因素。本文試圖運用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譯相關理論米分析哈金對于中國政治用語的翻譯策略，并探討哈金作為中國文化翻譯者和美籍華裔作家的身份建構對于跨文化翻譯的影響。

二、后殖民語境中的華裔文化翻譯觀

翻譯是異質文化進行交流的媒介，傳遞著異質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在西方文化霸權的主導下，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之間必然存在著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沖突與交融。后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提出在兩種文化之間存在一個“第三空間”，它是介于兩種文化之間的空隙部分，兩種文化在這個空間中互相碰撞，形成一種文化雜糅的空間，使兩種文化既保持了自身的特點，同時兼具有兩種文化的特性。①翻譯通過第三空間，使異質文化通過邊界協商與溝通，產生了語言和文化的雜合體，不僅有利于傳播異質文化，還為抵制西方文化霸權提供了建立平等的可能性，有利于瓦解西方對東方的刻板印象，并重新定位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裘住ぐ桶偷摹暗谌臻g”和文化翻譯雜糅理論對于研究后殖民語境中的華裔作家的文化身份建構帶來了啟示。許多華裔移民作家為了在宗主國贏得話語權，堅持用英語進行創作，并把他們記憶中的母國文化思想傳遞在他們的作品中，扮演著文化的“翻譯者”和“協調者”的角色。②在華裔作家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很多中國文化元素，一方面作為翻譯者，傳遞了中國文化的異質性，使東西方兩種文化實現交流與碰撞;另一方面作為協調者，譯文除了兼具目的語的文化特征使目標讀者易于理解與接受，還有選擇性地呈現了源語文化，這種選擇性取決于譯者的文化身份定位。對于華裔作家而言，他們的文化身份在后殖民語境下是多元化的，翻譯的過程也就不僅僅是文化雜糅的過程，還是少數族裔追求身份認同的探索。

三、《等待》采用的中國政治用語翻譯策略

哈金在翻譯《等待》中的中國文化時，通過平等對話與互相滲透來體現文化翻譯中既不“異化”也不“歸化”的譯者立場和態度，或者說是一種異化和歸化兼而有之的翻譯策略。③政治用語作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革命文化，哈金也主要采用異化和歸化相結合的翻譯手段，保留了中文語言和中國革命文化的異質特點，沒有一味追求譯文的通順和連貫性。哈金將《等待》中許多政治用語中的詞和短語，翻譯得和原文一樣生動，傳播了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色。

例如，“Red Guards”（紅衛兵）④、“Mao Tsetung Thought”（毛澤東思想）⑤、“Secure the Law like a Mountain（守法如山）⑥等，譯者采取異化和歸化翻譯相結合的策略，使兩種文化實現了平等的交流與融合，又不失原汁原味?！凹t衛兵”和“毛澤東思想”是兩個專有名詞，哈金在翻譯時并沒有使用漢語拼音這種完全異化翻譯的手段米表達，而是結合了目標讀者的語言表達習慣。而“守法如山”是中國特有的成語表達，譯者也沒有采用完全歸化的翻譯方式米表達遵紀守法的堅定信念，而是采用了源語的文化內涵，保留了like amountain（如山）的語境含義。目標讀者不僅能很好地理解中國的政治文化，而且能領略到中國寫作風格的簡潔性和文化內涵的獨創性。

“Then he spoke about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tvalwavs commands the gun”（然后他談到了黨指揮槍的原則）。⑦

此處“黨”代表中國共產黨，槍”是指軍隊或武裝力量。中國共產黨對軍隊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所有士兵都要服從黨的命令，使用武力消滅敵人。譯者保留了源語中gun（槍）的借代修辭意義，目標讀者也很容易通過語境領略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領導力和中國軍隊強大的武裝力量。另有兩處關于“紅色”的例子也是采用異化和歸化相結合的翻譯手段來傳達異質文化的獨特性。

He had decided to buv some Tower Candv at a department store， but before taking the leave， he hadbecome so engrossed in completing an article on thetopic of becoming“Red and Expert”that he totallv forgot his promise to Ren to bring some back.

他本來決定要去百貨商店買點兒塔糖，但是臨出發前，他忙著寫完一篇關于醫務人員走“又紅又?！钡缆返奈恼?，完全忘記之前答應孔仁帶一些回來。⑧

From a tall smokestack in the south， a loudspeakerwas announcing the evening news after the music of“The East Is Red. the Sun Is Rising”，

一個喇叭立在南方高高的煙囪上，一曲“東方紅，太陽升”的革命歌曲播完后，又播起了晚間新聞。⑨

第一個“紅色”用在“又紅又?！钡谋磉_中，具有特定的政治含義，“紅”代表革命精神。雖然哈金采用異化翻譯的方式保留了“紅”的源語形式，單獨一個“紅”字失去了符合目的語言風格的表達流暢性，但是，“紅”與“?！北痪o密聯系在一起，expert指精通自己的專業領域，這是目標讀者所熟悉的，很容易就能把red所體現的革命精神與革命的專業性聯系在一起，因此哈金的翻譯成功地向目標讀者傳達了這一政治語境，同時體現了中國革命文化的異質性。第二個“紅”是用在一句歌詞“東方紅”當中，這首歌是歌頌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陜北民歌《東方紅》，在中國家喻戶曉?！凹t”在此處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指太陽的顏色，theeast指太陽升起的東方;第二層含義是比喻一股強大的新生力量，the east指世界的東方——中國，紅色的太陽從東方升起，就像紅色革命力量毛主席和他所帶領的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的東方冉冉升起。源語采用借喻的修辭手法，將中國共產黨比喻成紅色的太陽，哈金在翻譯時保留了源語的文體風格，在傳達文化內涵和彰顯表現力方面使中國革命文化在異國熠熠生輝。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陰郁時期，哈金選擇了許多有關這場文化大災難的政治用語，以異國情調呈現了特定的中國政治文化。有些政治用語往往還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悠久的歷史傳統，給譯者帶米了極大的挑戰。如果譯者巧妙地采用合適的翻譯技巧來有效傳遞源語的特質文化，又能讓目標讀者易于理解與接受，翻譯就促進了文化之間的傳播和融合;如果目標讀者不了解政治用語的米源出處或者沒有相應的文化背景經驗，譯者又不加注解，就很難實現兩種文化的平等交流與碰撞。以下是一例帶有歷史文化色彩的政治用語。

In the winter of 1966 the hospital undertookcampandfield training. For some reason a top generalin Northeastern Militarv Command had issued orders inOctober that all the armv had to be able to operatewithout modern vehicles， which not onlv were unreliable but also could soften the troops. The orderssaid，"We must carrv on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and restore the tradition of horses and mules."

1966年冬，醫院實行實地拉練。出于某種原因，東北軍隊總指揮下令要求所有部隊必須保持正常行進，不借助任何現代車輛。因為現代車輛不僅僅是不可信賴，更會消磨軍隊的意志。命令是“我們必須發揚長征精神，保持馬和騾子吃苦耐勞的革命傳統。⑩

在這個例子中，“the tradition of horses and mules”（馬和騾子的革命傳統）是一個典型的帶有文化內涵的政治用語?！癓ong March”（長征）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一次偉大征程。在西方歷史上，也一直存在軍隊行軍打仗（march）的歷史傳統，所以目標讀者不難理解長征精神象征著百折不撓、艱苦奮斗、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在這種語境下，馬和騾子的革命傳統與長征精神一脈相承。馬和騾子，不管是在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中，都傳承著吃苦耐勞和忠于職守的奉獻精神。哈金的翻譯不僅將源語形式的簡潔和異質文化的特色呈現出來，同時還通過借代的修辭手法，將文化的內涵傳遞給了目標讀者，使兩種文化交融雜糅在一起。

然而，哈金的翻譯并不能使目標讀者完全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意義。由于文化差異和背景信息的缺乏，有時譯者很難在堅持異質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將源語的文化內涵傳遞給目標讀者，這也使譯者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另外一個例子是關于“愚公移山”的文化傳統。

Lin even lectured on three of Chairman Mao's essays， “Serve the People”， “In Memorv of Dr.NormanBethune”.and“The Old Man Moved the Mountain”.Histalks were so well received that some people borrowedhis notes to read.

孔林甚至發表了關于毛主席的三篇文章，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演講。他的演講很受歡迎，以致于一些人借他的筆記米讀。⑾

“愚公移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則故事，提倡不畏艱難、堅持不懈的奮斗精神。在小說語境中，還可以作為一種政治用語，鼓勵人們在困難中積極勇敢、堅定不移地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作斗爭。1945年，毛澤東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賦予了這一用語新的時代意義。愚公代表中國共產黨，山代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然而，從哈金的翻譯米看，目標讀者無法理解其隱含的政治文化含義，這就使兩種文化在交流中產生了障礙和沖突，不利于源語文化進行有效傳播。因此，譯者如果對源語的出處加以解釋說明，同時又保留源語文化的異質性，不僅可以消除目標讀者對源語文化的理解障礙，還能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有力地解構白人文化的優越感和權威性。

四、身份認同對跨文化翻譯的影響

哈金作為一名中國文化的翻譯者和移民作家，在選取翻譯策略時受到多種主、客觀因素的綜合影響，比如文本類型、翻譯目的、讀者期望、歷史語境等客觀因素以及譯者文化身份定位等主觀因素。中國政治用語的文體簡短精悍，文化內涵豐富，哈金在翻譯時保留了源語的語言特色，并有效地傳遞了中國革命文化的異質性和獨特性。通過介紹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特有的政治背景、社會現狀、歷史傳統和人文價值觀等異國特色，哈金成功地引發了目標讀者的獵奇心理。西方和中國就社會發展歷程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制度，作為西方目標讀者，從哈金的作品中讀到了東方文明，極大地滿足了目標讀者的認知需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真實歷史語境對哈金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于1985年定居美國，在這之前他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親身經歷了歷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是中國革命歷史的見證者。1977年恢復高考，哈金考入黑龍江大學英語系，從此與英語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對于哈金而言，是人生命運的轉折點，留下了厚重的母國文化印記。哈金在《等待》中重現了這一史實，他的解讀既能夠保持中國本土文化的獨特韻味，同時他精通英文，通過兼顧目的語的表達習慣，讓目標讀者容易理解和接受。除了以上這些客觀因素之外，哈金作為譯者的文化身份定位也影響了翻譯策略的選擇。譯者的文化身份定位，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取的態度和立場，可能存在三種：一是對源語文化的認同;二是對目的語文化的認同，三是對源語和目的語文化保持平等中立。⑿采取第一種文化認同觀的譯者傾向于采用異化翻譯手段，使譯文在風格和形式上完全保留源語的特色;采取第二種文化認同觀的譯者傾向于采用歸化翻譯，使源語文化符合目的語的文化價值，易于被目標讀者所理解;采用第三種文化認同觀的譯者往往采取異化和歸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既不完全異化翻譯，也不完全歸化翻譯，盡可能讓譯文最大限度保留源語文化的特質，同時又能讓目標讀者普遍接受，呈現兩種文化的異質性和雜糅性。哈金在《等待》中趨向于第三種文化認同觀，他的翻譯模糊了“中心”和“邊緣”的概念，以一種平等的身份客觀呈現了他眼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背景，盡管這是一個動蕩不安、千瘡百孔、處于停滯中的中國社會，但他猶如站在上帝的視角，在審視和凝望著苦難中的中國。他通過平凡的小人物在復雜的政治社會中不斷抗爭米揭示人物的悲哀與命運的無奈，這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共情與關注。

但是，作為用英語米書寫中國歷史的美籍華裔作家，哈金在《等待》中有選擇性地呈現了中國文革時期獨特的政治文化。寫作是哈金當時在美國艱難求生存的唯一謀生手段，在接受陳愛民的采訪時，哈金透露，“我英語寫作，并打算用這種語言米聲明我的存在……我必須作為一個個體和一個作家米生存”。⒀作為一名華裔移民作家，為了在宿主國謀得一席之地，哈金在選擇題材時選擇特定的異質文化，以滿足美國主流文化的期待。文化大革命時期荒謬落后的政治文化和卑微無奈的小人物恰好滿足了西方目標讀者眼中的中國形象。但是，哈金盡可能以一種平等的文化身份立場來對待母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雖然兩種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必然存在著沖突與矛盾，但是哈金通過政治用語的載體所呈現的中國革命文化不是一種碎片式的串聯，反而恰恰是哈金自身在兩種文化之間穿梭游走的一種真實的內心投射。身為第一代華裔，他認同中國文化，骨子里的中國記憶是母國文化留下的深刻烙印。同時，移民美國后，英語創作也受到美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他清醒地認識到，要往西方獲得主流文化認可，必須用英語進行創作。哈金通過翻譯和寫作，把兩種文化雜糅在了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空間”，在這個可協商溝通的邊界空間里，兩種文化實現碰撞與交融，哈金保留了兩種異質文化的差異性，盡可能地讓兩種文化進行平等交流，努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權地位。

五、結語

哈金在《等待》中通過采用異化和歸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真實地傳遞了中國政治用語的語言特色風格和中國革命文化的異質性，盡可能使目標讀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時，作為華裔移民作家，哈金有選擇性地呈現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特定文化，滿足了西方目標讀者對中國形象的主觀期待，但是他努力以一種平等的文化身份來傳遞東方文化的獨特性，這就使東西方兩種文化在后殖民翻譯觀的“第三空間”實現平等交流與碰撞融合。雖然哈金的跨文化翻譯并沒有完全解決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的沖突與矛盾，但通過翻譯協商與溝通，哈金保留了源語文化的異質性和差異性，呈現了后殖民語境下文化的多元性與雜糅性，有力地解構了西方文化的霸權地位。

注釋：

①Bhabha， 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New York： Routledge， 1994：37.

②王寧，翻譯與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國翻譯，2013（02）：5-11.

⑧曹天飛，論哈金小說《等待》中的文化翻譯策略[J].當代作家評論，2015（04）：185-191.

④⑤⑥⑦⑧⑨⑩⑩Ha Jin.Waiting[M].New York：PantheonBooks， 1999： 51， 55， 217， 81， 127， 303， 37， 58，.

⑿曾灝如，文化“雜合”與翻譯策略探析[J].前沿，2010（03）：284-285.

⒀Chen Aimin.“Claim for Existence in Another LanguageAn Interview with Ha Jin”[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08（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