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補償、共享：疫情防控期間城市家庭收視數據對電視欄目編排的啟示

□ 林春昭

一、對疫情防控期間城市家庭收視行為的研究，有助于鞏固主流輿論陣地，增強主流媒體影響力

疫情期間城市家庭場景中的收視行為，處在“電視+手機”為代表的大小屏共存環境中。江西電視臺高級編輯曾學遠曾指出2018年北京城市居民收視行為調查顯示，97%的受眾在看電視時有打電話、看書報等伴隨性行為；而另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97億，我國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3%。這樣的大背景下，加之疫情爆發后一定時期內，紙質出版物生產、投遞環節受到客觀影響，“宅”使得對戶外媒體接觸減少，不難想象城市家庭場景中的收視行為處在“電視+手機”的大小屏共存環境中。中國廣視索福瑞于2020年2月發布的《疫情期間用戶媒介消費及使用預期調查報告》中印證了這一點：對于疫情期間使用時間最長的媒介，1/3的受訪用戶表示花在微信上的時間最長；近20%的用戶表示看電視時間最長。因此筆者認為對這一特殊時期觀眾的收視行為進行研究，將有助于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有助于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找到更多鞏固主流輿論陣地、增強主流媒體影響力的抓手。

二、對多人收視行為的重點研究可為電視欄目編排提供改進方向

筆者分析了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到2020年4月23日的三個月內，中國廣視索福瑞全國35個省會級（及以上）城市家庭的晚間時段單、雙、多人收視率數據，并與2019年1月23日-2月23日進行了對比，數據顯示，2020年1月23日至2月23日的晚間時段，城市家庭單、雙、多人收視率與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增長，特別雙人、多人收視率最為明顯；隨著疫情防控形勢向穩向好，城市家庭晚間時段單、雙、多人收視率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而又以多人收視率回落尤其明顯，因此筆者認為，將多人收視行為作為研究的一個重點方向，將有助于為電視欄目編排打開一個突破口，獲得改進的方向。

三、疫情期間城市家庭場景中對新聞時事類欄目、綜藝、電影的收視意愿高，為多種因素疊加影響的結果

筆者逐一分析了疫情期間城市家庭單、雙、多人收視時在欄目類型上的偏好：疫情期間新聞時事類欄目成為城市家庭普遍關注的欄目類型；春節因素使得綜藝欄目的收視提升明顯；此外雙人以上收看電視時，城市家庭更傾向于選擇電影。

今年1月23日至2月23日期間，城市家庭中新聞時事類欄目的單、雙、多人收視率均比去年同期有明顯提高，電視的公信力得到了觀眾普遍認可。且城市家庭單、雙、多人收視情況下，收視率高點均出現在19：00-19：30的《新聞聯播》時段。

在其他欄目類型方面，城市家庭的單人收視行為從1月23日以來都相差微??；主要的區別來自于城市家庭的雙人和多人收視行為。在1月23日至2月23日的一個月內，城市家庭雙人和多人收視時，對電影和綜藝欄目有明顯偏好，最高收視率提升明顯；且這兩種欄目類型的收視最高點基本在晚間20：30時段前已經達到了收視最高點；筆者認為，晚間收視最高點出現較早與1月23日至2月23日城市家庭成員普遍居家不外出有關，而隨著時間推移，防疫形勢向穩向好，部分城市開始陸續復工復產，家庭成員的作息也隨之調整，這兩種欄目類型的最高收視率及其出現時間均有所回落，而以多人收視的回落最為明顯。

四、疫情期間城市家庭收視數據的啟示：權威、補償、共享是三個值得關注的電視欄目編排方向

從前述疫情期間城市家庭收視數據中，筆者認為可以得到電視欄目編排方面的三個可能方向。

一是“權威”，即積極探索公共應急方向的欄目編排。數據電視媒體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大型公共事件中仍具有相當的公信力。北京市廣播電視局網絡視聽節目評審專家何天平在其《“抗疫”傳播的電視力量》說到：“……當今天的傳統電視頻頻被計算著何時終將落幕，但在重大突發社會事件面前，電視所具有的權威性、公信力以及凝聚共同體意識的能力依然是其他任何一種媒介無法取代的?！惫矐毙偷臋谀烤幣耪腔谶@樣的背景應運而生，如湖北公共新聞頻道在2020年1月21日晚間開播了《應急行動》欄目，每期10分鐘；經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批準后，甘肅電視臺則將其第三套節目公共頻道整體調整為公共應急頻道，播出呼號為“甘肅電視臺公共應急頻道”，成為全國首家公共應急頻道的省級電視頻道，調整后編排播出了《公共應急新聞》《應急大講堂》《應急十八班》等一系列欄目。進一步地，中國教育電視臺《教育傳媒研究》總編輯張志君在其《設立“國家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教育應急電視頻道”芻議》一文中更是探討了國家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教育應急電視頻道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徑，認為可以將教學類欄目納入到編排當中，使得這樣的一個頻道在“戰時”狀態下承擔為“不能上學、不能上課”的學生們提供相應的系統的國民教育服務。

二是“補償”，即有版權等條件情況下考慮電影在電視端的“插花”式編排。疫情期間城市家庭在多人收視情況下，對于電影有著特別的偏愛。人均收視總時長的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如表1所示，在1月23日以來的一個月內，彼時影院都因疫情影響處在關閉狀態，全國35個省會及以上城市觀眾對電影的人均收視收看時間提升明顯。

表1 2020年1月23日以來三個月內全國35個省會及以上城市所有頻道電影播出及收看情況 （單位：小時）

筆者認為，出現該收視情況，體現了電視此時大屏在觀看體驗上的相對優勢，觀眾從電視端播出的電影中得到了觀影需求的“補償”。事實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9中國電視收視年鑒》中也提到，2018年前3季度全國城市組中，電視端的電影播出比重雖然比2017年略有降低（4.5%），但收視比重增長到了9.4%，收視回報率超過100%，其收視回報率可謂穩定。表2為今年1月23日至2月23日期間部分頻道在全國35個省會及以上城市播出電影的收視率，可見，除中央臺六套外，部分知名少兒頻道也播出了卡通電影，部分省級衛視頻道根據自身資源和觀眾情況也有排播。在目前電視收視整體下滑的現狀下，電視端的電影無疑是一個值得有條件的頻道深入探討和挖掘的欄目類型。

表2 2020年1月23日至2月23日部分頻道電影播出情況

三是“共享”。從數據看，城市家庭在疫情期間的多人收視情況與抗擊疫情進程關聯最大，筆者認為這與疫情期間家庭場景中電視仍然具有“電子壁爐”特性有關，即成為一個家庭成員聚集的地標，家庭成員藉以找到共同話題，在集體表達的過程中獲得最大公約數，制定策略，“抱團取暖”，從“共享”到“共為”。這也是移動端新媒體不能替代的優勢?！妒找曋袊房l的《網絡視頻為什么無法取代家庭電視收視？想不到竟跟社會學相關……》一文中也指出：“由于情感、交流等精神及心理需求，家庭電視收視更多地表現為成員間情感表達、陪伴、互動的一種更廣義的生活方式，這種需求遠非個性化媒體所能夠滿足?！痹瑿NTV未來電視有限公司戰略發展部負責人尤文奎也指出目前電視機技術發展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智能化的強終端，成為家庭計算中心；而另一個方向則是弱終端，成為家庭中顯示能力最強的大屏，筆者認為數據印證了“共享”這個弱終端的發展路徑，這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電視欄目編排中，以地區電視觀眾節假日單、雙、多人收視數據為基礎，掌握家庭觀眾流入流出規律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發揮電視作為唯一接觸全家庭用戶的媒體的作用，以家庭多人收視的場景為突破口，增強傳播力和引導力，甚至可以探討借助硬件技術的進步，引入游戲設備，在電視內容制作流程再造的前提下，打造適合家庭成員集體參與的“電視+游戲=客廳娛樂”的前沿模式。

五、結語

疫情防控對媒體是一場大考，電視作為傳統媒體之一，在這場大考中經受住了考驗，不但沒有被移動新媒體完全取代，反而成為傳遞黨和政府聲音，傳遞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和工作成果的重要途徑，充分體現了其在媒體融合時代權威、補償、共享的作用。對疫情防控期間城市家庭收視數據總結得到的經驗，必將在鞏固主流輿論陣地和增強主流媒體影響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助力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