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簡單政治刻寫到多元形態共存
——《人民日報》（1979—2018）“兩會”新聞圖片的敘事變遷

□ 曹慧娥

一、圖像：政治新聞的可視化呈現

圖像敘事是聚焦于圖像本身，將其置于社會現實、意識形態等多層社會關系中，解釋圖像在一定事件或一定社會歷史中的象征意義，同時通過對特定時代圖像生產、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呈現的特征進行研究，揭示其作為普遍意義上的圖像所代表的特定的文化體系和時代背景，以及與此相對應的群體觀念①。圖像的內容或意義附帶著鮮明的階級、國家和時代印記。只有對圖片的背景構成的時間與空間進行具體分析，分析被掩蓋的歷史信息，將其還原為公眾所熟知的文化符號，才能完成圖像對歷史的詮釋②。

新聞圖像是事先經過拍攝構思，經由攝影師把握光線角度和編輯把關的圖片，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創作者的理念和時代意識形態。圖像的呈現，尤其是重大時政新聞圖像在任何時候都與政治權力有著密切的關聯，這種關聯不僅源自政治形態的干涉，更來自于特定的社會情境③。時政新聞圖像以視覺原型作為社會文化建構的符號，根植于一個民族的集體社會形態中，從而使圖像與對應事件之間建立起一種基于社會文化共同認識的對應關系。重大時政新聞的圖像不僅是個別作品對相應事件的現場刻寫，更是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對政治事件所代表的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風向的呈現，同時作為可視化傳播手段，承擔著批判、反思、引領教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宣傳手段④。

“兩會”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它所創造出的政治和話語空間讓人民參與到政策討論中，與“國家”進行對話，提升政策、政治的民主性和開放性，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⑤?！皟蓵眻蟮乐械膱D像將政治事件本身所代表的政治性、民族性、民主性等象征意義真實形象地呈現出來，通過媒體的傳播，這種象征意義進一步擴散，在受眾心中形成關于國家政治、社會形態的印象，進而達到宣傳、教化的目的。

二、1979—2018年《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片的敘事變遷

作為國家傳達政策、溝通民意的重大政治活動，“兩會”逐漸成為各大媒體時政報道的重點對象。本文選取1979—2018年《人民日報》“兩會”報道的新聞圖片作為研究對象，以“年份”為變量，通過分層抽樣的方式，在每年《人民日報》關于“兩會”的新聞圖片中，由前至后每10張隨機抽取1張作為樣本，逐年統計。研究共選取有效樣本672份，從圖像數量、角度、主體類型、呈現方式等方面進行綜合統計考察，以視覺呈現為基準，通過研究圖片敘事角度的轉變，以求從歷史維度把握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日報》的“兩會”報道。由于1979—1995年平均每年的樣本數量少于10張，因此對1979—1995年的“兩會”新聞圖像進行全面考察，從而增強研究的準確性。

綜合來看，《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片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由于2008年廣告版及其他固定專版的增加，2009年“兩會”圖片數量較前一年稍有回落，之后再呈上升趨勢。

表1 1979—2018年《人民日報》“兩會”新聞不同類型圖片數量變化情況（一）

表2 1979—2018年《人民日報》“兩會”新聞不同類型圖片數量變化情況（二）

改革開放初期，“兩會”新聞圖片數量不多，主要起到記錄事實的作用。1985年起，關于代表委員的圖片在數量和所占比例上較前一階段明顯增加，拍攝視角多變，注重抓取人物動作、表情等瞬間，圖片的意義不再局限于事件本身。2006年開始，數據圖表、主題漫畫、概念設計圖開始大量運用在“兩會”報道中，并逐漸與代表委員的圖片綜合成為“兩會”新聞圖片中最重要的形式（如表1和表2所示）。因此，本文將分3個階段來闡述1979—2018年《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像的敘事變遷。

（一）政治觀念刻寫期（1979—1984）：圖片凸顯嚴肅政治性

1979年的“兩會”是改革開放后的首屆“兩會”。受社會思想初步解放的影響，相關新聞報道較之前有些許改觀，這在圖片上體現得較為直觀，會場圖不再一味凸顯偉人符號，而是試圖通過刻畫與會領導、代表委員等多元化主體緩解時政報道濃重的政治桎梏。例如，1979年6月20日關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分組審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的報道，選用華國鋒在北京代表團的小組討論會上同代表委員交流的圖片，抓取華國鋒同代表委員交流的瞬間，凸顯“協商”的含義。

由于此時尚處改革開放初期，政治意識形態轉向、社會思想解放等都處在試水階段，“兩會”圖像作為由政治現實、歷史文化積淀而成的時代標識和意識形態符號，其生產和呈現過程并未脫離既有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人民日報》僅有8個版，“兩會”雖是重大時政報道對象，但并未占用太多版面，圖片更是寥寥可數。這一時期“兩會”新聞圖片總數平均每年約50張，最多為1983年，共有94張；最少為1980年，僅有11張。社會政治形態與新聞報道現實決定了這一時期“兩會”新聞圖片雖有意突破政治枷鎖，但總體上還是以政治觀念刻寫為主，突出“兩會”本身的政治性。

（二）民主意識提升期（1985—2005）：弱化刻板政治印象

1984年12月，黨中央正式做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力求從根本上擺脫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掀起全國范圍的思想解放。1985年以來，《人民日報》對“兩會”圖像的刻寫，在擺脫固有的刻板模式、傳播新的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對代表委員這一特殊身份群體的重點關注，不僅闡釋了圖像本身的意義，更體現了圖像背后政治關系的生成與發展。

1985年開始，《人民日報》關于“兩會”的新聞圖片相較于此前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勢，數量較前一階段有明顯增長。1995年后，每年“兩會”新聞圖片總數超過100張，2001年達到200張。圖片主體不再只是領導人或會場全景，關于代表委員的圖片在數量和所占比重上都呈現絕對優勢。人大代表走訪基層、同普通民眾大聯歡等圖片借助代表委員的“橋梁”身份，通過反映其與領導人、普通民眾的互動，凸顯“民主”“協商”等特質。

1985年3月26日1版，關于“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開幕”的報道選擇了“會場＋領導入場”兩幅圖片。會場圖摒棄了以往嚴肅刻板的全景圖，轉而使用看得清個體的會場一部分，通過取消留白的方式凸顯“兩會”的莊嚴之感。在與會領導圖片的選擇上，抓取彭真、鄧穎超等中央領導人步入會場的時刻，一方面，以靜態的圖像展現動態的時刻，極大地凸顯了現場感；另一方面，通過步行入場的瞬間賦予鄧穎超等人“與會者”的身份符號，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央領導”的政治符號，轉變公眾的關注視角，擴大了公眾的思維空間。

“兩會”中具有民族或國家象征意義的圖像，自然會附加上國家對人民群眾的統領感，在攝影圖像協助塑造國家政治形態與社會文化的過程中，通過圖像意志傳播意識形態，喚起公眾的政治聯想⑥。這一時期，《人民日報》“兩會”圖片著重展現代表委員這一特殊群體的行為，凸顯其在溝通政府與廣大民眾方面發揮的作用，將“兩會”代表的“民主”“協商”等意義傳遞給受眾，進一步增強受眾對“兩會”本質的理解。

（三）多元形態共生期（2006—2018）：嚴肅性與可讀性的平衡

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多次強調，新聞宣傳工作要堅持“三貼近”原則，改進工作方式，增強群眾觀念。2008年6月，胡錦濤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時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增強新聞報道的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⑦。這是我黨首次將“以人為本”作為新時期新聞工作的指導思想。

隨著黨中央“以人為本”新聞政策的進一步落實，這一時期的“兩會”圖片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首先，在數量上，受2008年版面調整影響稍有回落之后，2009年起，呈逐年高速增長狀態。其次，在主體選擇上，不僅關注與會領導、代表委員，還將目光轉向基層群眾、媒體記者、工作人員等普通大眾，全方位、多角度呈現“兩會”全貌，開幕式、閉幕式的報道較為統一地選用“會場全景+1至2張領導人特寫”的模式，刻畫“兩會”本身的嚴肅性。最后，呈現方式上也別具匠心，組圖、漫畫、創意性圖片等成為主要形式，在活躍版面的同時極大地提高了傳播效果。

“兩會”期間，會場與中央主要領導的圖像最能體現會議的嚴肅性，將其以不斷趨向統一的組合方式置于頭版頭條位置，作為會議開幕式、閉幕式的代表性圖片，是《人民日報》作為黨報堅持黨性原則的集中體現。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多視像文本的生產和敘事在政治形態表達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基本存在形態⑧。2015、2016年《兩會表情》專欄以組圖的方式抓取“兩會”瞬間，此類圖像在選取及呈現方式上進一步擴大了受眾對與會主體形象的想象空間，最大限度地契合公眾需求，凸顯其作為黨報踐行“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中國特色新聞理念。

三、《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片的敘事策略

（一）以圖說“事”：促進政治新聞可視化

作為歷史的印記，圖像在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作用下，被視作特定歷史背景下重大事件的現場“目擊者”?！皟蓵笔俏覈闹卮笳禄顒?，也是新聞媒體報道的重點，可視化的傳播方式弱化了“兩會”本身的嚴肅政治性，使其更容易為受眾所接受。

從數量上來看，《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片數量大體呈逐年上升趨勢，尤其是1995年以后，每年圖片數量超過100幅，自2015年以后，每年超過300幅，2018年超過500幅，大量圖像的使用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呈現“兩會”的真實現場。從內容上來看，《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像在主體選擇方面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改革開放初期，“兩會”新聞圖片數量不多，內容主要是領導人或會場圖。自1985年起，代表委員成為鏡頭抓取的主要對象。2006年開始，創意設計圖開始大量運用，尤其是經濟新聞報道中大量數據圖的運用，使得“兩會”新聞報道的可視化程度進一步加強。從呈現方式上來看，2006年以前主要是直接刊登常規的新聞現場圖片；2006年以后，大量漫畫、組圖、數據圖表等創意設計圖開始運用于“兩會”新聞報道之中，通過圖像的方式將“兩會”這一嚴肅的政治事件轉化為受眾喜聞樂見的新聞報道。

改革開放初期，“兩會”新聞圖像只承擔展現真實現場的輔助作用，“兩會”新聞內容主要靠文字信息來呈現。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時政新聞報道不再局限于只追求嚴肅刻板性，而是將靈活性、親近性融入新聞報道中，在保證政治報道嚴肅性的前提下，化解其刻板的風格，使其更容易為受眾所接受，因此出現了大量與會人員的精彩抓拍。隨著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兩會”新聞圖像的呈現方式發生改變，從改革開放初期單純的現場刻畫轉為更加追求多樣化的傳播效果，針對不同的新聞內容采取不同的呈現方式，契合受眾多樣化的需求。

從簡單現場刻寫到信息全面可視化表達，《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像的敘事變遷不僅是新聞實踐的發展，也是我國政治話語的變遷。

（二）借圖傳“意”：代表性圖片強化傳播場域

德國學者馬萊茨克強調，傳播者或受眾的行為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磁場”中進行的。新聞圖像已成為大眾傳播的主要內容之一，圖像的產生過程是特定場域內意義建構的起點，大眾媒介的廣泛傳播是圖像意義建構不可或缺的環節⑨。把握好圖片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運作關系，賦予典型圖片符號以代表性意義，借大眾傳播的影響力不斷加強意義刻寫，在特定的場域中維護鞏固受眾思維，形成圖像記憶⑩。對代表性圖片符號進行意義建構，會極大地增強圖像的傳播影響力，同時會將受眾的關注點吸引至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新聞事件，加強并擴大傳播效果。

《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在開幕式、閉幕式的報道中，統一選用“會場全景+1至2張領導人特寫”的組圖方式凸顯“兩會”的政治性，這種編輯模式長久沿用下來之后，會逐漸形成一種固定的傳播場域，在受眾心中形成一種特定記憶，使受眾看到這樣的圖像組合就會自動聯想到有關“兩會”的政治記憶。此外，在版面編輯方面，《人民日報》“兩會”報道多采用紅、橙等色調，用人民大會堂穹頂的五角星、天安門剪影、華表等元素鑲嵌空白，活躍版面，營造“兩會”信息的特定傳播場域，強化受眾記憶。

（三）優化圖像結構：實現硬新聞軟著陸

時政新聞圖片是重大政治事件的現場“目擊者”，也是報道中受眾首先關注到的部分，因此除了必須呈現的全景圖、領導人特寫等場景，其余多角度、多方面的圖像應該在尊重政治傾向和遵循新聞規律的基礎上，盡量貼近普通群眾，實現“軟著陸”，在遵循新聞規律的前提下抓拍真實自然、能引起受眾興趣和共鳴的瞬間，全面展現新聞現場實況，達到多角度全方位的表達效果。

《人民日報》“兩會”新聞圖像在主體的選擇上，從最初著重呈現領導人或會場全景，轉而聚焦于人大代表或普通群眾，通過關注其“兩會”期間的工作或生活細節刻畫真實的形象，通過對現實瞬間的抓取凸顯其親近性。2003年3月6日6版，《少數民族代表成亮點（兩會剪影）》中，身著艷麗民族服裝的少數民族代表在記者的提議下并排向前走，為攝影記者提供最優拍攝場景，這種會場外細節的抓取成為報道亮點。

四、結語

報紙的報道方式是受眾所熟悉的“圖片+文字”形式，因此圖片成為再現現場、敘述事實、活躍版面的重要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日報》在“兩會”新聞圖片的選取上，從簡單政治刻寫到凸顯人民意志，再到平衡時政新聞的嚴肅性與受眾需求的多樣性，體現了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凸顯了國家政治話語的轉變。

注釋：

①⑥孫慨.攝影研究中的圖像學闡釋[N].中國攝影報，2013-09-13(003).

②李錦營.重建歷史情境——“情境邏輯”理論與美術史學研究[D].沈陽:沈陽師范大學，2016.

③[德]漢斯·貝爾廷.現代主義之后的藝術史[M].洪天富 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18.

④王春辰.圖像的政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31.

⑤張善若.中國政治文化對公共政治討論話語的影響——以立法聽證會為例[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02):97-110.

⑦唱響奮進凱歌弘揚民族精神——記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N].人民日報，2008-06-21.

⑧周逵，苗偉山.競爭性的圖像行動主義：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一種視覺傳播視角[J].國際新聞界，2016(11):129-143.

⑨邱華.修辭傳播學視域下新聞圖像的意義建構[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5.

⑩Dahmen，N.S.，Mielczarek，N.and Perlmutter，D.D.(2018)‘The Influence-Network Model of the Photojournalistic Icon’，Journalism&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4)，pp.264-313.doi:10.1177/1522637918 803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