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基于公眾需求與滿意度的社會治理研究

一、文獻綜述

社會治理是指社會治理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多種主體通過平等的合作、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范，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

社會治理是一種導致公共理想的社會和經濟效果的治理模式。社會治理理論是西方治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治理是一系列的價值、政策和制度，通過這些，一個社會可以來管理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進程。社會治理是一個國家開發經濟和社會資源過程中實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時也是制定和實施決策的過程。所以，治理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動?！叭绻f19世紀至20世紀之交的改革家們倡導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組織機構的話，那么21世紀的改革家們則將今天的創新視為是一個以公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的復興實驗過程?！?/p>

在我國，社會治理是指在執政黨領導下，由政府組織主導，吸納社會組織等多方面治理主體參與，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的治理活動，是“以實現和維護群眾權利為核心，發揮多元治理主體的作用，針對國家治理中的社會問題，完善社會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推動社會有序和諧發展的過程”。

二、基于公民滿意度背景下的社會治理問題 ??

（一）政府層面

地方政府信息披露不及時。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堅持權力、政策、信息公開透明，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然而，在此次疫情期間，某些地方政府有著某些錯誤的看法。為了維護一時的穩定，沒有進行及時的政務公開和透明的信息公布，容易招致民眾片面的看法和無端的揣測，更有甚者通過網絡傳播將片面公布的消息夸大、歪曲真相;部分地方政府也存在推諉扯皮、沒有及時解決群眾需求的現象，社會公眾滿意度和信任度都會隨之下降。

缺乏規范化的權利問責機制和監督機制。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政府相關負責人員除了有效行使權力之外，還需要關注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地方官員容易存在“官本位”思想，從而欠缺民主法治意識，濫用權力、知法犯法行為層出不窮。我國政府治理中缺乏相對應的問責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使得部分官員存在僥幸心理，擁有權力的人總是會在權力的邊界處才肯罷休。因此，問責機制并非重大事故的專屬，而是應該落實在政府日常治理中。

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政府理念錯位。地方政府部門之間容易存在“雙重領導制度”，職能交叉和職能管理的雙重管理現象，一個社會主體可能要面對多個監管部門，多個監管部門容易出現政出多門、監管真空的現象。這些弊端使得某些政策落實不到位，不能及時、準確或者更加專業地處理問題，群眾的權益得不到滿足，對政府的信任和依賴程度也隨之下降。例如，疫情中湖北官員身在監督崗位，卻“一問三不知”的尸位素餐現象。

部分地方政府在處理“政企關系”，“政府與生產者、經營者之間的關系中還是沒有做到遵循市場經濟客觀規律、重視其自主性，干涉過多。

（二）基層組織層面

行政化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在某些方面，行政化的治理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間，以往一直承接大量政府下沉的行政性事務的居委會，其進行的“行政化”社區管理就起到了很大作用。社區組織接受上級所指派的行政任務，開展“封村封路”、“隔離潛伏期人員”、“宣傳疫情防控政策及指示”等工作，在防止疫情擴散、互相傳播方面起來很大作用;然而在面對某些多樣和個性化需求時，行政化的治理模式往往沒有優勢，比如在疫情中，有些家庭成員被隔離治療，他們不能自理的幼子老人缺乏照顧，出現了一些我們不愿看到的結果。雖說這些特殊情況是無奈之舉，但這也暴露了在行政化的社區治理中缺乏適應個性化特殊化需求的更為人性化的機制。這種情況下，某些自發的社團組織對這類情況的兒童老人進行幫扶援助，為其提供三餐和護理。這時，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會比行政力量更為有效。

（三）公民層面

公眾參與渠道有限、效果欠佳。進入大數據、新媒體時代，公眾通過網絡載體使得獲取信息、表達民意更順暢便捷，我國的社會團體、人大代表也在表達民意提出建議方面發揮極大作用。但通過某些事件能夠看出：網絡是一把雙刃劍，高速的傳播和魚龍混雜的環境使信息的夸大歪曲，微博等信息表達渠道并不能將民意實情進行有效匯總，利用度不高;社會團體、人大代表在傳遞民意方面偏于單向，與社會群眾缺乏密切聯系，很多民情反應流于形式，在公共危機事件發生時，這部分群體發揮的作用也相對微弱。

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利弊。在此次抗擊疫情過程中，為精準追蹤人口流動和行程統計，大數據技術在管控此次疫情方面發揮了極大作用。社交網絡的網上咨詢、遠程醫療、疫情申報、事實疫情通報等功能使得人們對網絡的依賴程度日益提升。但在這種便利的同時，為了使互聯網和大數據能夠更好的為公民服務，我們不免對其中的弊端產生一些質疑：隨著后疫情時代的來臨，在疫情期間為精準管控疫情而“大放異彩”的大數據追蹤技術是否能繼續廣泛使用？是否有泄漏個人信息的風險？網絡對政策、新聞的迅速發酵也易使民眾對政府政策的態度出現“一邊倒”的現象。自媒體互聯網“問政”是否可??？

三、社會治理在后疫情時代的發展趨勢與改良方向

轉變政府職能，向“回應性政府”轉變。要改善政府的公信力，必須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堅持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和優化服務，轉變政府職能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著力點和出發點。政府應明確自身職能范圍，理順與企業、生產者、經營者的關系，減少對經濟的行政干預，發揮市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避免在某些領域政府職能真空的現象出現。另外，各級政府和部門要明確劃分職權，防止職責交錯雙重管理的現象。

健全行政問責制度，健全問責常態化體制。要推行問責機制常態化日?；?，擴大問責范圍，落實對政府人員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的責任研究。要學習李克強總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絕不能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絕不允許占著位子不做事。同時，不僅要實施好政府上下級之間的問責，還要將社會組織、政協機構、權力機關等納入到問責范圍。

重視人文關懷，使治理兼具力度和溫度。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強化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治理理念，及時出臺與完善具有人文關懷的政策與措施。進入后疫情時代，政府要吸取疫情期間積累的經驗和教訓，首先要整合醫療資源，不放松防控救治、確保應治盡治;其次，要財政轉移、社會保障、補貼制度給予病例群體及家屬充分救助保障，以及對參與抗疫的一線醫護人員工作人員發放多形式獎勵和補貼;再次，針對疫情過后出現的失業人員、外地返程人員給予就業、住房等方面的補貼。

提高民眾參與度，發揮“共治精神”。政府應積極提倡共治精神，整合共享內部數據，通過數據流驅動高效整合調配資源和應對外部壓力;利用好輿情監督等多種民眾參與渠道，加強對民意的集，落到實處，提高公民參政議政意愿;社群和社團應在社會治理中得到更多重視，獲得更多空間，使社會力量得到有效發揮，去行政化。

突破傳統線下治理手段，形成線上線下新型治理模式。要抓住此次疫情催發的某些新興電子產業，如大數據、物聯網、線上教育、遠程培訓等，優先推廣發展;對于某些信息化產生的矛盾沖突需要政府及社會力量進行監督和管控;民眾要利用好新媒體媒介積極參與到對政府的監督、對新聞的掌握中去，同時也要對信息進行篩選，保留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免被謠言所惑。

綜上所述，進去后疫情時代，社會治理更要以公民需求與滿意度為衡量標準，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基層組織治理單位及個人社會治理參與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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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齊.面對疫情大考，各級政府要心中有數[N].光明日報，2020年03月04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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