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應你

陳明明

一

1993年，29歲的中國政法大學在讀研究生薛波在翻看資料時驚奇地發現，我國居然還沒有一本適用于自己的《英美法詞典》。

泱泱東方大國，缺少這樣一部詞典，是什么概念呢？簡單來說，就是在外交上，我國與執行英美法的國家，如美國和歐洲等國，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本無法正常交流。就拿19世紀70年代，中美談判僵化一事來講，中方與美方，簡直是“雞同鴨講”，完全不懂英美法的我國外交官，在談判中根本無法守住一席之地。

當薛波知曉這件事后，汗毛倒豎——他知道，改革開放近15年的中國，已經不可阻擋地與世界接軌，而缺少這一部法律，無異于鳥無雙翼而寸步難行！

作為法學界的中青年學者，他非常焦急，立馬召集幾十名年輕學者進行鉆研，為此他們每天工作16個小時，苦苦奮戰兩年?？僧斔麄儩M懷信心地展示初步成果時，卻遭到英美法學者們的一致否定。學者們告訴他們：“年輕人，這不是你們的問題，而是英美法教育被中國割斷了30年，又怎能在一朝一夕間就接上血脈呢？”

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腦袋一下子就蒙了。上哪里找精通英美法研究的學者呢？若找不到，這件事就只能擱淺了。

皇天不負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機會，薛波了解到，原來民國時期東吳大學的一批法學前輩，還生活在上海。

他內心無比激動，要知道，東吳大學是我國許多法學權威的母校。從1930年到1990年，國際法院曾經出過6名中國籍法官，他們均畢業于此。東吳大學更是中國唯一一所系統教授英美法的大學！

1946年，東京審判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蔣介石幾乎找遍整個中國，都沒有找到懂英美法的人，最終點名去東吳大學要人。結果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團隊成員，包括法官、檢察官、顧問等，幾乎都來自該校。

薛波立刻意識到，只有這些學者能幫他們了。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詞典》審訂學者合影，左起依次為潘漢典、周枏、盧繩祖、許之森、蔡晉、徐開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諸位先生

但他也深知，此行可能“成少敗多”。畢竟，這些學者曾經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因為“文革”，被荒廢了整整30年的青春。如今，再邀請他們為國家做貢獻，他們愿意嗎？即使愿意，他們的平均年齡也已經80多歲了，身體是否允許呢？

二

懷著一顆忐忑的心，薛波來到上海。一開始，他總是碰壁。一些東吳老先生，心里早已布滿無法愈合的傷痕。

讓薛波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是，當他拜訪一位東吳老人時，他發現對方已把過去的苦難、專業知識忘得一干二凈，“他們越平靜，我就越覺得他們可憐，那該是怎樣一種力量，才讓這些知識分子絕望”。這種無力感，讓他十分悲愴。

而拜訪盧峻先生，又讓薛波的心靈受到震撼。盧峻先生是東吳大學與復旦大學雙學位畢業生，1933年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著有《國際私法之理論與實際》一書，曾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盡管在去之前，薛波已做好功課，這一批老先生可能在過去30年間，已受盡生活的折磨。但當他敲開盧老的房門時，還是震驚了：這間房子，大概可以稱得上是上海最質樸的民居了——兩步就能走完的房間里，最值錢的電器就是巴掌大的電風扇，曾花12元錢買的。盧老90多歲了，一只眼睛已經失明，鼻梁上掛著用紙糊了一條鏡腿的眼鏡。他蜷縮在被子里，生病了不敢去醫院，連藥也買不起。

薛波走上前，心里很不是滋味。沒有人能想到，這位連《哈佛法學評論》每期都要寄送樣刊的老人，此時面容竟如此蒼白。在殘酷的生活面前，他的學識根本無人知曉。

思慮了很久，薛波還是提出請求：“盧先生，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北R老的一只耳朵有點背了，薛波只能跪在地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征，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盧老的眼睛里泛著淚花。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東吳大學被勒令整改，“文革”期間，不能在國內接觸任何法學知識，他都沒有落淚?？蛇@一刻，當聽到國家“需要你”的這一刻，他落淚了。他說：“我答應你?！边@四個字，明明語氣十分微弱，在薛波耳中卻擲地有聲。仿佛在盧老心中，自己從未被時代辜負，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風燭殘年之際，再為國家做貢獻。

東吳大學法學院舊影

和盧老情況類似的，還有被稱為“羅馬法活詞典”的周枏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年文庫”叢書里，他的排名位于胡適等大家之前。這樣一位法學精英，在風華正茂時，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范學院圖書館。20年，本可在法學界有進一步造詣的他，只能隱姓埋名。如今，他住在一個破敗的兩層平房里，一臺單門冰箱、一臺黑白電視，就是他的全部家當。當聽到能重操舊業、發揮價值時，他的眼睛里充滿了光。

除了盧老和周老，讓薛波記憶深刻的，還有高文彬老人。他是迄今為止仍健在的曾參與1946年“東京審判”的學者，正是他從浩瀚的卷帙中找到兩名差點逃離法網的戰犯犯罪的證據，立下大功。他本可在法學領域繼續深造，卻在1952年，因參加過“東京審判”，被定為“反革命”分子，下放到鄱陽湖修大堤。他每天起早貪黑去挑土，完全沒有時間搞學術?？杉词乖谀菢訕O端惡劣的條件下，他仍然咬牙堅持，從來沒有放棄過閱讀學習，每天堅持寫英文筆記，直至平反。

1980年，59歲的他，雙手布滿了老繭，臉上飽經風霜，在承受了原本不該承受的重量后，他終于得以平反。但當有關部門提出可給予資金補償時，他一口回絕。

可當薛波找到他時，他卻把編纂詞典的任務，一下子扛在肩上，義不容辭。因為在他心里，可以不原諒過往的歷史，卻從來沒有一刻不熱愛自己的祖國！

三

經過30余次的走訪，薛波終于將散落在華東地區的14位老學者找齊了。之后，他們立即投身《英美法詞典》的編篡修訂工作中。

一開始，薛波很擔憂老人們的身體會扛不住，畢竟，他們的平均年齡已高達84歲！可老人們忘我的熱忱，是他無法想象的。一群耄耋之年的老者，精氣神毫不遜色于年輕人。

有一次，僅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與同僚吵得面紅耳赤;盧繩祖先生寫下長達6頁、2000字的注釋，直至腦血管痙攣住院治療……

在日常的修訂工作中，老人們憑著異于常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難。

王毓驊先生視力嚴重弱化，一定要借助自然光看稿，而他簡陋的家中沒有陽臺，因此，他每次都要跑到遠居的女兒家審稿。

潘漢典先生把審稿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甚至在手術前兩天，他掛著尿袋，也要把稿子審完。曾寫出《最高法院條例》《刑事罪條例》的蔡晉先生，在接受審訂《詞典》的任務時，已經身患重病，但他仍然臨危受命。沒日沒夜的工作讓他的身體勞累過度，間接導致病情加重。最終，他沒等到看一眼出版的《英美法詞典》，便溘然離世……

四

整個《英美法詞典》的修訂過程，歷時整整九年，沒有鮮花，沒有正規部門的支持，沒有基本的經濟保障，甚至連正規的辦公室都沒有?？蓪W者們毫不計較，每一部分修訂好時，他們都歡欣雀躍，露出開心的笑臉，真的就像小孩子。

是啊，他們如小孩般純粹。盡管他們知道，這本詞典一定會名垂千古，但是幾乎沒有人提到“署名”二字。盧峻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還叮囑著：“千萬不能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p>

在這一群被時代辜負的知識分子廢寢忘食的努力下，《元照英美法詞典》終于出版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收錄的詞條多達4.5萬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詞條量的整整3倍之多。

這部令人震撼的詞典，不僅擺脫了當時的外交窘境，更激勵了一代人的心靈。在感動之余，許多人不能理解，他們是如何把時代的苦難一點點磨平，卻仍保留著一顆赤子之心？

潘漢典先生的話，也許能給出答案：“不為什么，我就應該干。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p>

對這一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榮華富貴、安逸穩定，并非他們心之所向。正如盧峻先生的女兒對薛波所言：“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實現和認可！”他們最想做的，就是利用豐富的學識，為社會做貢獻，為國家做貢獻。

（土豆爸爸摘自微信公眾號“德國優才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