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司成為“混血組織”

公司是現代經濟的基石。絕大部分生產、投資、創新和就業崗位創造，都發生在公司內部。它們的決策不僅決定經濟表現，同時也決定一個社會的健康與福祉。但由誰來管理公司，并且應代表誰來作出上述決策？

傳統的公司理論，建立在兩個假設之上。首先，只有投資者“投資于”公司，因此他們是唯一承擔風險的人。其次，市場具有完全競爭性，沒有摩擦，因此勞動者如果不喜歡某個公司對待他們的方式，可以離開并去往任何地方。

但在現實生活中，工作絕不僅僅是收入的來源，而是成年人個人和社會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在崗位上建立的關系以及因此而融入的群體賦予了他們目標，并幫助他們確定身份。工作不僅為勞動者提供物質效用，而且提供表現價值。這解釋了為什么失業往往會嚴重沖擊我們整體的生活滿意度。

法律學者伊莎貝爾·費雷拉斯在其引人入勝的著作《公司：政治實體》一書中，進一步挑戰了投資者治理公司的傳統觀念。她認為，問題源于未能將“法人”與“公司”區別開來。法人是一種國家認可的法律形式，規定了投資者的法律權利和責任，以及投資者之間的關系。公司本身則并非某種法律結構，而是一個社會組織。它將法人嵌入由勞動者、供應商和其他利益相關方構成的關系網絡。

無論在法律意義還是經濟邏輯上，如何治理公司的問題都沒有確定的答案。費雷拉斯提出了一項與國家政府的類比。隨著國家政治變得愈加民主，一個更具代表性的議會成立，來補充由貴族統治的上議院。同樣，公司也可以由兩院制來進行管理，“勞工院”和“投資者院”擁有同樣的發言權。德國的“共同決定制”相對接近費雷拉斯的提議，但由于工人代表在德國公司董事會中從來不具有平等權力，因此上述制度仍然存在缺陷。

“勞動者控制”對平衡投資者無視員工福利的沖動非常重要。但必須進一步關注另外兩種社會外部因素。首先，現代創新需要生態系統，該系統中的公司嚴重依賴其他公司和供應商來制定標準、傳播知識和技能。但很多時候會出現協調失敗。例如，如果沒有互補的上下游投資，哪怕可行的技術可能也無法成功誕生。

其次，還存在查爾斯·薩貝爾和我所說的“好工作”的外部性。好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稀缺，會導致社區產生一系列社會和政治弊病—家庭破裂、吸毒上癮、犯罪、社會資本下降、仇外以及獨裁價值觀的吸引力不斷增強。不可能總是指望那些有好工作的“內部人”把“外部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因此，即使勞動者在公司內部得到授權，我們也需要機制來確保更廣泛的群體利益被內化。

由于上述兩個原因，政府行為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必須提供化解局部協調失敗所需的推動力，還需要提供胡蘿卜和大棒，從而使公司實現將好工作的外部性內化。而公司則不應將此類政府干預視為對其能力的限制。

近年來，大公司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它們不僅應對財務底線保持敏感，而且應當關注自身行為的社會和環境效應?，F在，社會責任、利益相關方模型和“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標準”充斥著有關公司治理的討論。越來越多的公司將自身定義為同時追求利潤和社會效益的“混血組織”。有些公司已經發現提升勞動者待遇有利于創造利潤。

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都是可喜的，但社會不應允許投資人及其代理來推動有關改革公司治理的討論。如果公司作為社會和政治主體需要服務于公共利益，那么勞動者和當地社區尤其應當在公司的決策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權《南風窗》獨家刊發中文版。丹尼·羅德里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貿易直言：對健全世界經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