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百祥與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的自立

王 菲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8)

武百祥是近代哈埠民族工商業的知名人士，然而他的另一個身份——基督徒卻鮮為人知。一直以來學界對他的關注也多放在商業貢獻方面，筆者至今還沒有看到一篇論文專注其基督徒身份及其在基督教方面的貢獻。實際上，武百祥作為一名基督徒，對于基督教在哈爾濱的傳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領導建立的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是20世紀20年代哈爾濱基督教自立運動的代表。筆者嘗試豐富此方面的研究，不當之處請專家批評指正。

一、武百祥走上基督之路

武百祥(1879—1966)，又名武作善，直隸樂亭人，其父武士信以農為業。1892年武百祥隨其舅父何善榮到長春經商，在雜貨鋪當學徒、管賬。1901年武百祥到哈爾濱，開啟了在哈的傳奇人生，其“同記”名下的“大羅新”“同記”“大同”三個大型百貨商店雄踞商業要沖，對當時哈爾濱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武百祥走上基督教的道路，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受基督教教義——“教人行善、十誡”吸引。他一切按照基督教的教義行事，在他經營的商店和工廠里，職工們都不許抽煙、喝酒、娶小老婆、賭博、嫖妓，如有違犯，堅決開除。[1](P174)在經商活動中，更是以教義為標準?；浇探塘x要求“不能欺騙、說謊”，武百祥便提出在同記商場實行“言無二價”，標明價碼出售商品。

其次，是同記管理的需要。肖任林在《記憶中的武百祥》中談道：“……后來事業越干越大，人員一天比一天多，武百祥覺得需要有一種思想把大家統一起來，引導大家去走改舊習、建新風的正路，于是開始結交社會名流。武百祥在尋找合適鞏固發展同記的思想的時候，找來找去，經朋友介紹，還是信了基督。他信基督，不是麻痹自己，欺騙別人，而是引導工人、店員走正路，改舊習，練修養，學文化，提高自信力，培養新式中國人?！盵2](P153-154)入教之后，武百祥在工人和店員中進行宗教宣傳，灌輸“仁慈”“博愛”思想。1924年在同記成立了“教友生產合作社”，組織傳道，有許多工人、店員領洗入教。[3](P138-139)武百祥根據教義和店里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同記章程。同記工人、店員都按新章程去做，處處講文明禮貌，說話不帶臟字，待人熱情，文化程度都在高小以上。

最后，是丹麥傳教士的宣傳。為了減少傳教阻力，丹麥傳教士們以興辦教育、開辦醫院及做慈善等社會事業為突破口，并宣傳說在貧困的中國創辦教會，旨在救濟貧苦的人們，[1](P175)這樣的傳教方式吸引了不少當地人的加入。馬德良初入哈爾濱傳教便創辦基督教夜校，設英文和俄文兩個講習班。此外還在道外保障街開辦一所三育小學校女校部，在三育胡同開辦三育男校。丹麥信義會當時雖然沒有在哈爾濱設醫院，但也進行簡易醫療，這對于當時缺醫少藥的哈爾濱市民來說也是很吸引人的。[4](P222)

1914年2月，武百祥在哈爾濱加入馬德良創辦的基督教夜校學習英文、俄文和圣經。1914年10月4日，和趙禪堂一起，由馬德良牧師給他們施行洗禮，正式加入哈爾濱基督教路德會。兩人的入教給哈爾濱路德會帶來了信徒人員和財力上的支持，也由此被選為教會督會成員，武百祥還擔任教會的司庫。

二、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的建立

(一)自立緣由

1.哈爾濱本土信徒與西方差會傳教士之間的矛盾

當時哈爾濱的教會掌握在洋人手中，他們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現，在教會內，中國人即使有較高的職權(指教會的執事們)或重要的捐獻，但一切仍要受洋人的控制和欺騙。武百祥與馬德良之間的矛盾便是當時兩群體沖突的集中體現。

第一次沖突是武百祥入教后不久，他將在道外保障街上同記工廠與趙禪堂合有的一塊土地捐給教會，以建教堂方便工廠工人做禮拜。但丹麥傳教士馬德良卻向督會提議因“所捐土地不適合建禮拜堂，換為丹麥差會的住宅，并答應丹麥差會每年給地方教會交納地皮租金一千元”。其提議被督會通過，武百祥只好認可。但丹麥差會答應的地皮租金一直拖欠未交，武百祥感到丹麥傳教士欺騙了自己。此次沖突看似是個人對抗，但卻反映了當時以馬德良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群體的政策取向不能代表和滿足以武百祥為代表的本土信徒群體的利益需求。

第二次沖突是關于新建西門臉教堂產權問題。丹麥傳教士認為產權應為丹麥路德會國外布道會(差會)所有，但地方教會骨干，特別是武百祥堅決主張教堂大部分建筑費用是中國信徒捐獻的，應歸地方督會所有。[5](P112)雙方爭執不下，甚至為此曾打官司到地方法院也未解決。后經兩會多次協商，才決定信義會上午禮拜，自立會下午禮拜，其他辦公室住宅也平分使用。這次沖突更明顯的表明了兩個群體之間的內在矛盾。

2.南方自立運動的興起

近代西方用大炮強制推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外國各種勢力競相進入中國，各國傳教士也搭乘帝國主義這班順風車蜂擁而至。大炮雖然為傳教士們提供了便利，但也為其披上了侵略的外衣，進而導致近代中國民眾綿延不絕的反教呼聲，此呼聲達到頂點便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在此過程中外國傳教士也不斷反思、調整傳教策略，注重培養中國牧師以減少傳教阻力。部分中國信徒也開始有意識地主張脫離洋教自立教會。開創華人自辦教會之先河的是創辦廣東浸會自立會的陳夢南，他于1872 年在一些廣州本地教徒和美洲華僑的資助下，首先自行租屋宣教，次年組織成立“粵東廣旅華人宜道會”。[6]20世紀初中國香港、山東、上海以及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相繼成立了自立教會。20世紀20年代爆發的“非基運動”，把基督教自立運動推向高潮，影響也蔓延到東北地區。

(二)自立準備

1.提議聘請中國牧師

自治和自傳是自立教會的兩個重要方面。要達到自治和自傳，中國信徒主導教會并傳道是首要條件。為此，哈爾濱信義會的本土信徒請在中華國內布道會任英文書記一職的牧師來哈擔任本堂主任牧師，并得到了差會“領袖一致同意”。雖然此次提議隨后又被差會牧師季天申單方面破壞，擅自推薦信義會武昌灄口神學院畢業的閻新亭牧師擔任此職，但是哈爾濱信義會自立前期本著“和平過渡”的方針，做了妥協。這是哈爾濱信義會“第一次提議聘請中國牧師”，[7](P293)為自立做準備。同時，差會的態度也使哈爾濱信義會本土信徒認識到通過差會協助的和平過渡方式實現自立是行不通的，進而加強了哈爾濱本土信徒在之后的自立過程中貫徹自立精神的徹底性。

2.利用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開展宣傳

關于哈爾濱青年會的成立時間、地點和發起人眾說紛紜，但根據1924年4月13日《濱江時報》中《青年會成立紀念之筵會》一文記載：“本月十一日為本埠青年會成立紀念典禮之日，當有世界青年協會總干事巴樂滿博士、晏陽初碩士來臨?！?929年4月16日《濱江時報》第10版報道：“后經主席報告開會理由，略謂本會之成立紀念日本為月之十二……”[8]通過這兩則報道可以確定哈爾濱青年會成立于1924年4月11日。根據《濱江時報》1925年3月27日報道的“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召開孫中山先生追悼會啟示”中也提到其地點在道外四道街。因此，其創辦地點應該是道外南四道街。

雖然目前關于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的創始人有不同的說法，但可以確定的是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與哈爾濱信義會關系密切，武百祥、趙禪堂等人不僅給予經濟支持，還帶領同記、大羅新商場的青年店員參加活動。哈爾濱西門臉教堂落成后，青年會多次借該教堂舉行活動，信義會的武百祥、王素均女士、尚魁英等信徒也多次進行演講。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內設德育科、智育科、體育科和衛生科，其組織的活動多種多樣。當時的哈爾濱本地報刊《濱江時報》報道了很多關于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包括開設英文班及俄文班、組織德育演講會、安排體育活動等。

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它為青年舉行的各種活動給哈爾濱的自立活動提供了人力資源，其提出的“振起精神救斯危局，愿為仆役福我國民”[8]號召同當時的自立思潮相呼應，大大推動了哈爾濱自立運動的開展。對當時宣傳影響較大的還有哈爾濱中國基督教改進社編撰的《改進》月刊，創刊號向全社會發出的《改進社宣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差會”傳教，依賴的是“從歷次條約中取得的特權”；斷然宣布：中國(華)民族“應以依附外人肘下為羞”，應當自立教會，“組織中華本色的基督教會”；大聲疾呼：有“良心”的基督徒，“應當急起自決，發展(揚)大無畏的精神，謀求教會自立自傳”。[1](P294)

3.與其他教派的聯合

哈爾濱當時的自立跡象在其他教派也有所顯現。例如，當時美國浸信會傳教士欒馬丁一身三任，既是牧師，又是美國駐哈副領事，并兼路透社記者。1925年楊美齋被立為牧師。由于教會“管理操縱之西人”“精神未克團結”，內部開始醞釀自立。欒馬丁曾在述職報告中寫道：“兩年來，不吉利的因素一直在哈爾濱異乎尋常的活躍”，并預測浸信會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P260)基督教的另一教派美國監理會(又叫衛斯里教會)每年信徒奉獻近千元，足夠堂費開支，達到自養。[2](P106)

為了促進教會自立目標的實現，哈爾濱信義會本土信徒聯合其他教會的愛國基督徒一起積極組建團體，“共同研究革新教會的事工”。[1](P293)1926年秋，哈爾濱信義會、監理會、浸信會共同發起組織“以促進中華基督教會為宗旨”的“中華基督教會促成會”。同年，該促成會為準備改組成立中華基督教會培養人才，解決教牧人員的來源問題，成立了“儲材委員會”，資助青年去神學院學習。此外還組成了“哈爾濱中國基督教改進社”及以它為核心聯絡外省同道組織的“東三省中華基督教改進社”。

(三)自立會的成立

通過以上種種努力，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于1927年7月3日正式成立，明確制定了“自立、自養、自傳”的宗旨。武百祥擔任“自立會”的執事長，李毓麟擔任牧師，教牧人員均由中國人擔任。以武百祥為代表的中國信徒在外國勢力控制得十分嚴密的宗教領域中堅實的豎起了中國人自辦教會的一面大旗。當時，人們對這個中國人自辦的教會很感自豪，都稱它為“自立會”。[8](P138)當時的信徒有256人，在哈爾濱也屬于一個不小的地方教會。1927年9月1日，已與原差會脫離關系，實行自立的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哈爾濱市道里中華基督教會、哈爾濱市道外中華基督教會聯合成立哈爾濱市中華基督教會聯合會。哈爾濱市中華基督教會聯合會成立后，又聯合當時吉黑兩省部分市縣的基督教自立會于1927年9月共同組織成立了吉黑中華基督教會協會，會址設在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9](P288)

(四)自立教會的本土化活動

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成立后，除了進行禱告、宣講等一些基本活動，以武百祥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基督徒展開了一系列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活動。

1.武百祥編寫《國韻詩篇百首》

唱贊美詩是基督教的一個例行活動，為了方便傳教，西方傳教士們結合中國本土情況創造了中文贊美詩、方言贊美詩。而中國人創作贊美詩最早的是以席勝魔于 1886年刊印的《我們這次聚會有個緣故》贊美詩為開端，這首贊美詩采用了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帶有鮮明的中國風味。[10]伴隨著20世紀初中國發生的“反教排洋”運動，中國教會的圣詩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國人開始大量的自編圣詩，相繼出版了一些圣詩集，本土化意味濃重。[10](P18)武百祥編寫的《國韻詩篇百首》應運而生。此贊美詩集由哈爾濱北滿基督教會發行，共有圣詩101首，其歌詞均選自《舊約圣經·詩篇》，其主觀意圖是采用中國的曲調進行譜曲，與當時的基督教自立運動相呼應。

2.布道與中國傳統節日相結合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開始新春大布道五天?！盵11](P161)“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新春大布道七天?！盵11](P163)“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中秋大布道七天?！薄耙痪湃迥甓氯?，除夕同樂會、新年同樂會。九日，開始新春大布道會七天?！盵11](P169)“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開始端陽節大布道會三天?！盵11](P170)這是北滿基督教浸信會之哈爾濱教會在舉行教會活動時考慮到中國傳統節日的因素，使布道活動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融合，體現了教會活動本土化的特點。此外，《濱江日報》1926年2月23日第7版報道了“基督教之布道大會”，說明這種帶有本土化色彩的傳道方式效果顯著。

3.其他一系列愛國活動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張力是近代中國基督徒一直面臨的問題。近代各種侵略戰爭接踵而至，中國基督徒是應以基督教倡導的“愛”去感化敵人還是當兵以自衛，已經引起了不少的疑難和爭論?！捌渲兄鲝埧箲鸬墓倘徊簧?，但是主張積極用愛來感化敵人作為進攻利器的也不乏人?！盵12](P57)外國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處境不同，他們多主張愛敵，譴責當兵救國的中國基督徒。

然而隨著我國民族危機的日趨加深，民族主義浪潮逐漸占據上風，中國愛國基督徒也參加到救亡圖存的活動中來。哈爾濱各自立教會的基督徒也盡自己所能貢獻一份力量。例如，1929年，中蘇兩國在東北邊境發生沖突，張海云募集捐款200余元，衣服200余件，送往海拉爾和博克圖等地濟助災民。1931年九一八事變，武百祥義憤填膺，不顧安危，奮筆疾書，連夜趕寫了長達千言的《倭奴寇我東北》的告同胞書，指斥日寇，號召反抗，并印刷了數千份。1931年冬季，日本侵略軍進攻哈爾濱，中國有一部分軍隊在市郊進行抵抗，基督教青年會志愿組成醫療服務隊，到戰場去搶救傷員，自立會李毓麟積極參加，不幸負傷，雖經努力醫治，最后還是因視網膜被炮火炸壞造成一只眼睛失明。[9](P297)

(五)自立教會的沉寂

東北淪陷初期，日偽當局考慮到穩定秩序的需要，并未對教會進行打壓。此時的自立會尚有一些自主活動的余地。七七事變后，日偽當局對宗教的管理與控制逐漸加強，自立教會的一切活動都在日偽的嚴格監控之下進行，根本談不上自立。山下永幸來到哈爾濱做北滿基督教自立聯合會的顧問，哈爾濱自立會教堂也為日偽警察、特務專設了“臨檢席”，以便他們監督教會活動。[5](P114)1943年，日偽當局強制西門臉自立會與已經分開多年的信義會重新合并，取消了西門臉自立會和哈爾濱信義會的名稱，改名為“滿洲基督教許公路教會”。[13](P102)20世紀20年代哈爾濱興起的自立教會由此沉寂消亡。

三、對武百祥及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的評價

(一)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的特點

哈爾濱地區的基督教本土化運動時間上相對于全國來說較晚，這與基督教傳入東北地區較晚有關，但這并沒有影響該地區本土基督徒的爆發性。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在建立過程的艱難性、自立原則的徹底性、影響的廣泛性等方面，都是其他地區的自立教會無法比擬的。

1.建立過程艱難

全國很多地方的自立教會都是在西方差會的支持下完成的，而哈爾濱信義會本土基督徒的自立過程是受到西方差會打擊最嚴重的。傳教士們一般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現，在教會內，中國人即使有較高的職位(指教會的執事們)或重要的捐獻，但一切仍要受洋人的控制和欺騙。[1](P175)武百祥決心脫離丹麥信義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以馬德良為代表的丹麥信義會的多次欺騙，包括干預聘請中國牧師、資助華牧薪金以期左右教會、拖延本土基督徒的提案決議、強行封鎖禮拜堂霸占教產使本土基督徒無從禮拜，等等?？梢哉f，在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成立過程中，他們層層設阻，使得哈爾濱自立會的建立過程舉步維艱，其艱難性是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

2.自立原則徹底

雖然外國差會層層設阻，但以武百祥為代表的本土基督徒的自立精神卻非常堅定，在自立教會過程中始終堅持自立原則。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得以成立完全是靠中國本土基督徒的力量，這是很多地區本土基督徒沒有做到的。雖然有的教會在基督教自立運動遍及全國時也打起自立教會的旗號，但并沒有完全斷絕差會的津貼。而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以武百祥、李毓麟為代表的基督徒，始終堅持拒絕差會的任何“嗟來之食”。在教會聘請中國牧師時，丹麥差會牧師馬德良極力主張請求中會“照例資助”華牧薪金的三分之二，但哈爾濱信義會愛國信徒自始至終堅決拒絕這項建議，徹底貫徹自養精神，使差會企圖以此左右教會的打算落空。[9](P294)

3.影響廣泛

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對哈爾濱市和吉林、黑龍江兩省的各教會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興起了“擺脫西方控制、建立自立教會”的熱潮。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成立后不久，香坊、高麗帽子、綏化、緬甸、興隆鎮、勃利等地原信義會教會先后自立。哈爾濱市其他教派也紛紛自立：1927年9月4日，哈爾濱道外浸信會改組為哈爾濱道外中華基督教會；美國衛斯里教會(監理會)也達到自養，并由華人獨辦，改名為哈爾濱道里中華基督教會。哈爾濱自立會的建立也影響到了外地，呼蘭、北安、克東、齊齊哈爾等地也先后出現了自立教會。有些地方的代表性信徒自愿發起自立運動，但由于傳道人數不足，一時形成傳道人嚴重缺乏的困難局面，幸有李毓麟牧師創辦的“北滿圣經學院”，才使得這個局面得到緩解。[13](P226)1931年，擁護自立的各教會聯合起來，組織成立了“北滿基督教自立會聯合會”，以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為領導，會址設在道外景陽街七十五號。至1938年，這個組織發展為2個中心區、8個區會、38個堂會。[13](P103)

(二)原因探析

東北邊境尤其是黑龍江地區普遍被認為是基督教勢力較弱的地區，且傳入時間較晚。但當全國興起自立運動熱潮時，哈爾濱地區的基督徒也絲毫不落后，甚至比其他地區辦得更成功。以武百祥為代表的基督徒建立的哈爾濱西門臉中華基督教會便是例證，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討的。

1.以武百祥為代表的基督徒的經濟支持

武百祥作為當時哈爾濱商業巨頭，具有很高的經濟地位，其創造的“同記王國”對哈爾濱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武百祥加入丹麥信義會后被選為教會督會成員，還擔任司庫，替傳教士管錢。在當時，教會司庫職位比較重要，均由外國人把控，而武百祥能擔任此職也表明了他的經濟能力。武百祥加入丹麥信義會后兩次向教會捐出價值可觀的地產以建教堂，對于教會在哈爾濱的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梢哉f，正是武百祥在經濟方面的雄厚地位，促使其在教會中有較大的話語權，也使得其主導的自立教會在脫離西方差會的控制中有資本徹底堅持自立，這是自立的物質基礎，也是很多地區的自立教會無法實現徹底自立的關鍵所在。

2.外國傳教士與中國本土信徒的矛盾

當時，東北地區英國長老會的勢力最大，其受餐信徒占95%。正常推理應該是蘇格蘭長老會與愛爾蘭長老會的中外職員平均人數最多。但表1可以看出，丹麥路德會的外國職員平均數要比蘇格蘭長老會和愛爾蘭長老會多，這從側面反映出相對于其他教會，丹麥路德會在東北地方教會中有更多的外國職員和中國職員。然而從武百祥與馬德良的沖突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這兩個群體之間是存在固有矛盾的，因此丹麥路德會在傳道過程中兩群體的摩擦與沖突會更多，進而使得哈爾濱信義會(路德會)在自立過程中遇到西方傳教士的重重阻撓，但卻加強了中國本土信徒實現自立的堅決性。

表1 東三省外國職員及受薪中國職員平均人數表[14](P510)

3.武百祥在哈爾濱本土基督徒群體中的權威主導性

武百祥在丹麥傳教士眼中是一個“教會叛逆者”的角色。作為近代哈埠工商業代表，武百祥因其經濟地位在教會中話語權的增強，本身就是對西方傳教士主導地位及權威的一種挑戰，因此當武百祥提出一些代表中國本土基督徒利益的主張時，丹麥傳教士無論從本位思考還是從在教會中的權威考慮都不會對其主張表示支持，而在本土信徒自立過程中丹麥傳教士更是重重阻撓以維護其權威。在此種環境下，武百祥能帶領中國基督徒建立自立教會的一個必要條件便是武百祥在哈爾濱本土基督徒群體中的權威性及主導性，尤其是在武百祥周圍聚集了一批忠誠的信教群體——加入哈爾濱信義會的“同記”員工。該群體之所以能牢牢地聚集在武百祥的麾下，一方面是武百祥控制著他們的經濟生活來源，武百祥的命運與他們自身的命運休戚相關；另一方面則是武百祥在這些信徒的信教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武百祥于1927年8月在同記工廠設立了“智育科、德育科、衛生科等，幾乎囊括了基督教所有的宗教方式，以此作為管理同記工廠職工的精神武器”。[14](P223)平時基督教的例行活動也是由武百祥統一帶領大家去教堂參加。由此，聚集在武百祥周圍的中國基督徒群體具有很強的群體認同感，當武百祥要“揭竿而起”自立時，其他信徒均群起而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