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歷史紀錄片求真的“三重門”

【摘要】 紀錄片（記錄電影），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承擔了記錄、反映現實的使命。自“新紀錄電影風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風靡各國的影壇，“虛實互補”的創作手法也逐步成為紀錄片突破固有模式的一劑良方。而作為架構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上的歷史題材紀錄片，現代科技條件下虛擬技術發展與應用不僅極大地豐富了紀錄片的表現手法，也從另一個角度對“什么才是紀錄片本質”和“如何更好地表現紀錄片的真實本質”進行了討論與嘗試。本文梳理了歷史題材紀錄片中虛實手法在幾個主要時期的運用情況，并著重討論了攝影及后期特技對歷史紀錄構建真實性的作用。

【關鍵詞】 真實與虛構; 新紀錄電影風潮;歷史題材紀錄片

【中圖分類號】J95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40-0036-02

一、真實與虛構：紀錄片創作兩種模式的百年糾葛

回顧紀錄片發展歷程，紀錄片創作對真實的處理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約翰·格里爾遜為代表，主張用戲劇化的手法對現實生活進行“搬演”甚至“重構”，而另一類則是以羅伯特·德魯和理查德·利科克為代表的“直接電影”與“真實電影”。他們將紀錄片理解為靜默式觀察記錄，以最大的可能復原現實。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出現的眾多新派紀錄電影的創作風格，被譽為“新紀錄電影風潮”。美國學者林達·威廉姆斯曾在論文《沒有記憶的鏡子——真實、歷史與新紀錄電影》中對新紀錄電影的概念做過較為詳細的表述。他認為紀錄片必須秉持真實性的基本原則，但在表現真實的方式上不應當故步自封，紀錄片雖不是故事片卻可以借鑒故事片講故事的方式，運用一切“虛構”的手段或者策略去反映真實，揭示人物及故事背后的更高層次的本質真實，而不是僅僅是記錄表面上的真實。除此之外，他還在文中對真實電影和新紀錄電影的創作風格進行了探討，將兩者對于真實的不同認識進行了解構，并從創作動機的角度分析了兩種流派的基本觀點。簡而言之，“新紀錄電影”創作風潮作為一種基于認識論與科技發展相結合的產物，在追求真實的層面，不是簡單的進步與倒退、曲折與發展的問題，而是反映出了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規律。

二、新紀錄電影風潮對歷史題材紀錄片真實觀的影響

四川大學著名學者歐陽宏生教授曾在其專著《紀錄片概論》中對歷史題材紀錄片下過這樣一個定義：“利用影像形態對歷史遺跡、歷史文物、文化景觀等的記錄，刻畫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反映一個地區、一個時期的歷史文化，并以此來折射當代人對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刻認識、體驗與反思，具有十分明顯的文化意味”[1]。這段表述不僅僅從表現題材和文化意義的角度對歷史題材紀錄片做出了界定，還將影像視作歷史題材紀錄片創作中一種可以掌控的力量，傳達出當代人對于歷史的獨特解讀。從業界反饋來看，這場相對開放、寬松的“新紀錄電影風潮”如今已被廣泛用于各種類型的紀錄片創作之中，特別是對于富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中國歷史題材的紀錄片影響尤甚。

傳統的歷史紀錄片限于對紀錄片創作中影視視聽語言以及紀錄片“真實性”的片面理解經常反復使用四大元素，即歷史資料畫面（圖片和視頻）、歷史遺跡畫面、事件親歷者或見證人采訪和配音解說進行拍攝創作，導致影片所呈現出的表現方式較為單一僵化。而在“新紀錄電影風潮”以及新歷史主義觀念的影響下，我國的紀錄片編導們開始逐漸嘗試個性、藝術化的創作手法，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找尋歷史題材紀錄片創作的革新。

2010年在央視播出的紀錄片《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創造性地將東西方藝術的兩大極致殿堂紫禁城和盧浮宮聯系在一起。在后期制作中其第一集《遇見》中大量運用三維動畫，將各色展出的藝術品賦予動態美，在保證展品原有真實價值的同時，重新賦予沉寂數百年的各色藝術品蓬勃嶄新的生命力。雖然這并不是我國的紀錄片創作者首次將這種虛擬藝術融入記錄真實的拍攝之中，但無疑在選題與創作方式的融合上是比之前的《大國崛起》等主流歷史文化紀錄片更勝一籌，它將新紀錄風潮中關注人文的真實內蘊在創作內容中體現出來，自然卻又深刻。此后，“虛擬”的創作手法開始在我國的歷史題材紀錄片中被大量運用，在展現視覺奇觀的同時也為觀眾們講述著一個個逝去的真實故事。

三、當前國產歷史題材紀錄片“虛構”創作的主要方法

（一）“搬演”與情景再現。梳理我國歷史題材紀錄片創作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從2004年開始，中外歷史題材紀錄片中均有大量“搬演”式影像出現，這些紀錄片的創作并不是簡單地運用“搬演”的手法并結合編導自身的主觀想象憑空捏造或杜撰歷史，而是在極為嚴格的學術考證下把本較為枯燥的歷史史實更換一種更為藝術化、趣味化的形式來表達。從創作理念上看，這些創作者秉承的正式紀錄片先驅者約翰·格里爾遜“對現實進行創造性地處理”基本原則。

歷史題材紀錄片不同于歷史劇的創作，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熒幕戲劇的創作允許導演合理地虛構情節，以此來展現復雜的人物關系和矛盾沖突，而歷史題材紀錄片在創作上則不能違背作為紀錄片的基本準則，真實、客觀、公正是創作者必須端正的基本態度。但這并不代表紀錄片必須放棄劇作角度上的敘事手段和“虛構”帶來的先進技術。從整個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上看，形態逼真的活動影像也只是近百年來才出現的新奇技術，其所承載到的歷史資料是非常有限的，而多數所能查閱到的歷史訊息則往往散落在古人浩瀚的歷史典籍或是一代代人真偽難辨的口頭傳承中。想要將其客觀又生動地展現出來，就必須經過藝術家精心的藝術加工與提煉，因此“搬演”的手法便逐漸被廣大的紀錄片創作者所采納。

從早期揭秘神秘兵馬俑的《復活的軍團》到反映秦趙長平之戰的《喋血長平》，再到今年為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70周年的紀錄片《英雄》。搬演的手法在此類歷史題材的紀錄片中隨處可見。極盡奢華的宮廷夜宴、驍勇善戰的古代將軍、嘶鳴奔襲的戰馬以及長津湖畔忍凍挨餓伏擊美軍的志愿軍戰士……這一個個鮮活的情景再現都是對史實資料所描述情景的極盡還原。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情景的還原大都基于史書的記載或親歷者的口述，如《喋血長平》中所有出現的對話臺詞全都來自《史記》《三將敘》等歷史古籍，而《英雄》搬演的故事場景則來自志愿軍老兵對于戰爭細節及戰友的回憶。盡管這其中夾雜了專業演員的表演與影視特技處理等“虛構”的視聽藝術手法，但卻在堅持真實的原則的基礎上填補了歷史題材紀錄片再現過去時空場景的諸多空白。

（二）紀實拍攝與數字動畫技術的聯姻。在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中，有大量過去的時空情景需要向觀眾呈現，以便更加清晰地了解編導所要講述的歷史故事。除了前文說到的“搬演”的創作手法之外，為了提升藝術作品的觀賞性與趣味性，今天的紀錄片創作者們還會借助更為高超的數字及動畫技術來表現逝去的時空。數字技術的出現讓影視創作者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去審視和紀錄歷史，通過將現代科技的虛擬力量與紀錄片本有的真實原則相結合，觀眾可以在如夢似幻的虛擬場景中體驗更高層次的虛擬真實，甚至在未來紀錄片創作的探索中，借助虛擬現實技術直接觸摸歷史。

從2005年橫空出世的《故宮》到2011年的《圓明園》，中國紀錄片創作者開始大量嘗試使用數字及動畫技術再現古代文明興衰榮辱的歷程，其中有對大量已經消逝的古代城池、建筑的數字化重塑以及古代藝術作品的動態特技處理，結合情景再現的手法共同講述兩座傳奇的古代建筑的前世今生。而今年在央視播出的紀錄片《大唐帝陵》則是數字動畫技術使用日趨成熟的體現，作者將更為先進的動作捕捉技術與帝陵現場實拍相結合，融合3D動畫片與紀實拍攝兩種形式，呈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大唐帝國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位帝王與其陵墓之間風云詭譎、波瀾壯闊的歷史往事。本片在創作方法上打破了一直以來慣用的由真人演繹的“搬演”之法，一方面使用大量的3D動畫來再現大唐帝國興衰榮辱的前塵往事，補充古代史籍在字里行間所披露出的歷史細節，另一方面又充分調動航拍、延時攝影等高超的現代化攝影技術拍攝多座唐代帝陵歷經歲月滄桑后的現存狀況及其中遺留的著名古跡。這種“一虛一實”的結合手法為未來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探索了更多新的路徑。

四、結語

回望歷史紀錄片創作發展的歷程，“虛構”與“真實”并不是兩種不可調和的創作理念，它們應該作為一種創作的手法而被共同服務于紀錄影像所展現的真實主題?！皩τ诮裉熘袊o錄片人來說，重新認識紀錄片的‘真實’與‘虛擬’無疑是一次紀錄片觀念的解放。因為在紀實影像成為唯一路徑長達20年之后，紀錄片更需要一種開放的、自由的創作空間?！盵2]科學技術帶動影像技術領域的發展為紀錄片創作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科學前提，不能再懷著過去僵化的思想去否認新技術所帶來的理念與作用，相反，只有更好地利用先進科技才能創造出的愈加生動活潑的畫面，打動人心的解說，從根本上提升紀錄電影的觀賞性、思想性，也讓紀錄片反映生活本真的主題得到更加深刻而又形象的表達，讓更多的受眾群體關注真實的歷史、真實的紀錄片、真實的歷史題材紀錄片，這才是未來紀錄電影創作所應該倡導的共通之道。

參考文獻：

[1]歐陽宏生.紀錄片概論[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06）.

[2]劉潔.紀錄片的虛構——一種影像的表達[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

夏添，男，漢族，河南洛陽人，碩士，助教，西安外事學院人文藝術學院教師，研究方向：影視藝術，紀錄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