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宋湖南歷史地位的提升及其地理背景

摘 ? 要：唐代湖南雖然從總體上仍然處于落后狀態，士人仍常以“荊蠻”稱之，但中唐以后隨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東遷南移與李白、元結、柳宗元、劉禹錫、元稹、李泌、裴休等一大批文化政治名人貶謫于此，湖湘之地的自然與人文地理資源逐漸得到認知與開發，經濟、文化出現程度不同的發展態勢。入宋以后由于南北經濟流通的加劇，水上交通地位也隨之上升，交通地理格局也發生重大變化，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為中心四通八達的交通格局。宋代湖南書院教育在全國首屈一指，是湖南文化興盛的重要標志。此外，南宋西蜀士人不斷遷入湖湘，帶來了巴蜀理學及梓潼民間信仰等，也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湖南的文化地理格局與成色。

關鍵詞：唐宋;湖湘;交通格局;書院教育

歷史上“湖湘”這一語匯有其特定的地理范圍及其意蘊，除了指代以洞庭湖為核心的湖南這一地域外，還有復雜的地域文化意象內涵，也經歷了由荒蠻偏遠到人文興盛的歷史變遷。湖湘之地雖然在歷史時期遠離華夏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常常被主流輿地文獻視為“苗蠻”“荊蠻”之地，但實際上湖湘之地歷史悠久、文明邈遠。遠在華夏先祖開天辟地之際，湖南即為炎黃文化流風余韻被澤之地，相傳炎帝神農氏嘗百草中毒身亡最終“葬于長沙茶鄉”，黃帝軒轅氏曾奏“鈞天子之樂于洞庭”，堯舜之時舜帝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舜之二妃娥皇、女英葬于洞庭湖畔之岳陽。后來又有后羿斬巴蛇于洞庭，夏禹治水于湘、沅之傳說，并留下諸多相關遺跡，這說明在早期華夏文明興起中湖南并非“化外之地”，同樣也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然而，隨著戰國末期南方大國楚的滅亡，自秦漢至南北朝隋，由于華夏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始終在北方黃河中下游一帶，湖南因遠離政治中心而日益被邊緣化，長期被視為“三苗”“蠻夷” 之地，地域形象帶有更多的“偏遠”“荒蠻”化色彩，主流輿地之學對湖南的地理認知也十分有限。這一狀況的重大改變直到唐宋時期才出現。

一、唐宋時期湖湘地區戰略地位的提升

唐至北宋湖湘之地雖然仍然遠離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長安、汴洛地區，但因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在國家的政治地理中開始受到重視。毋庸諱言，唐代湖南總體上仍然處于落后狀態，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在唐代中原人士語匯中荊湖之地常常被冠以“荊蠻”之稱，帶有明顯貶義的地域歧視意味。同時，正因為湖南地區還處于“荒蠻”狀態，唐朝大量罪臣逐客流貶湖湘之地，其中包括李白、元結、柳宗元、劉禹錫、元稹、李泌、裴休等一大批文化政治名人。但湖湘之地在國家政治地理中的優勢在唐代已經開始被認識并揭示，唐德宗時代名臣呂溫即說：“湖中七郡，羅壓上游，右振牂蠻，左馳甌越，控交廣之戶牖，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天下之安危系焉”[1]。呂溫曾流貶湖南邵州、衡州，對湖南的人文地理與民族關系及其四邊地緣政治有深切的認識，特別指出湖南“天下之安危系焉”的論斷可謂很有遠見，聯系到導致晚唐大動亂的序幕從湖南近鄰桂林拉開，呂溫的這段評論不能不發人深省。入宋以后，宋人對湖南的這種地理區位的認知有了進一步的強化。北宋王朝政治中心雖然遠在黃河中下游的汴梁，但仍然重視對湖湘地區的統治，曾公亮《武經總要》對湖南的戰略地位作了進一步的揭示：“境東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嶺，北連漢沔。其人多勁悍忿決，勇于私斗。自南郡、夷陵、瀘溪、辰陽諸郡，兼雜蠻夷，散處山谷。其外又有羈縻州縣，歲時修貢，間侵邊境。朝廷據要害戍守，凡典城領兵馬者，并擇武干以充其任。其澧、辰、峽、澤、金、邵、永州，仍募土丁置砦將，與官軍雜戍界上”[2]，對荊州湖南兩路的地緣政治、民風民俗、民族形勢、軍事備防作了精要的概括，所看重的正是湖南控扼西南、嶺南民族地區的交通地位與戰略意義。

從地理認知學角度看，唐宋時期是湖湘文化從荒涼沉寂走向崛起興盛的時代。中唐以后隨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東遷南移，湖湘之地的自然與人文地理資源逐漸得到認知與開發，經濟、文化出現程度不同的發展態勢。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于衡州置“湖南都團練守捉及觀察處置使”，簡稱“湖南觀察使”，領衡、潭、道、邵、永五州，“湖南”之名自此真正出現。唐末五代，中原戰亂紛攘，大量北方人口南遷，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與文化程度較高的中原士人的進入，為湖南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盡管如此，唐宋之際的湖南仍然屬于落后封閉之地。靖康之難，北宋王朝告亡，中原地區淪入女真金人鐵蹄之下，大量北方士女流寓湖湘，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湖湘文化的版圖色彩。南宋立國江浙，華夏政治重心遷移東南，湖南成為南宋國家的政治腹心之地與賦稅主要來源之地，也是南北交通樞紐，其政治、經濟、軍事意義又是唐與北宋不能同日而語，戰略地位的提升也使得南宋對湖南的政治控制與軍事守備格外重視。南宋初抗戰領袖李綱上奏說：“荊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盵3]張浚論及楊么武裝割據洞庭的危害時則進一步認為：“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為腹心之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4]，都揭示了南宋時期湖南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南宋前期，潭州為沿江六大帥府之一。宋孝宗在拜朱熹為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兼知譚州時說：“長沙巨屏，得賢為重”[5]，也道出了湖南在南宋帝王心目中的重要位置。這其中，潭州地當湖湘中心，“湖嶺一都會，西南更上游”[6]，控制長江中游交通要沖，發揮著長江中游軍事中心城市的作用。王應麟《玉?！氛f潭州“南五嶺，北洞庭，控湖湘上游，控交廣之戶牖，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長沙巨屏，南紀上游。湘川之奧，人豐土辟，南通嶺嶠，襟帶重湖”[7]。南宋初年的李綱也通過詩歌道出了一代抗戰派領袖對長沙戰略地位的看重：“長沙自昔號繁雄，兵火連年一掃空。猶有江湖資險固，恨無方略暢威風。旁通川陜關河遠，下視荊襄指掌中。圣主中興當自此，無因借箸感堯聰?！盵8]潭州逐漸成為中南地區政治、軍事中心城市，在南宋的國家安全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南宋立國浙江，湖南成為南宋王朝的政治腹心之地與賦稅經濟主要來源地，戰略地位顯著上升。南宋紹興年間，朝廷先后任命李綱、席益、呂頤浩等開府節制湖南。孝宗朝及其以后又有周必大、辛棄疾、李椿、朱熹、劉珙、真德秀、孫沔為帥，節制湖南，皆為名望頗高的重臣，足見南宋朝廷對湖南防守的重視，故王應麟《玉?！酚小爸睾ù冎畾饷}，九郡扼蠻猺之衿喉。中興以來，見謂重鎮，如綱、如益、如頤浩、如珙、皆繇政路，出殿是邦”[9]。湖南的軍事地位也隨之得到顯著提高。

二、從交通看南宋湖南的經濟地理意義

唐宋時期，湖南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商貿流通頻繁。湖南水系發達，江河縱橫，湖泊密布，浩渺巨浸洞庭湖更是航運交通大動脈。另有湘、資、澧、沅等多條江河與境外通聯，因此湖南的交通以水上運輸為主。入宋以后由于南北經濟流通的加劇，水上交通地位也隨之上升，交通地理格局也發生重大變化?；旧闲纬闪艘蕴吨轂橹行乃耐ò诉_的交通格局，故潭州有“湖嶺一都會，西南更上游”[10]之稱。北宋時，長沙與中原的聯系主要是水路，如上供京都的物貨均由水路運至真、揚、楚、泗州轉運，然后分調船只溯流入汴京。潭州為湖南經濟物資集散地，湖湘各地把物貨集中于潭州，再由潭州發運，沿湘江北上，至岳州，入洞庭湖，再由長江航線轉運北方[11]，通過運河至汴河抵達京師汴梁，成為宋代潭州聯系中原的交通干道。南宋時，朝廷還開辟了經由長江至兩浙路通平江府（今蘇州）再轉運行在臨安的漕運道路，“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余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陜西路及川綱并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12]。這是南宋王朝根據立國浙東的政治形勢對國家漕運路線作出的重大調整，其中湖南、湖北綱運糧米經平江府（蘇州）再循京杭大運河送達臨安，荊湖南路與荊湖北路的經濟交通地位空前提高。北宋湖南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庶民百姓生活安定，安居樂業，呈現在詩人筆下的鄉村社會是一派恬靜的田園風光，如宋祁的《渡湘江》詩：“春過湘江渡，真觀八景圖。云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睛日花爭發，豐年酒易沽。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13]，展現的就是湖南社會安定、海晏河清、經濟富庶的和平景象。

建炎初年鐘相、楊么割據的兩湖地區，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特別是金人入侵湖南及楊么割據洞庭湖地區，給南宋王朝在生存與抗金戰爭上帶來極大危害。[14]因此南宋朝野上下無不視為心頭大患，先后派遣王夑、李綱等率軍鎮壓，最后由岳飛平定之。湘湖地區是南宋財稅主要來源地之一，楊么割據洞庭之后，首先給南宋抗金造成軍需糧餉的困難。湘南一帶，平時“轉運使每歲于鼎州撥支錢七萬貫”，楊么將湖區占領之后，“辰之歲計不行，支撥止于鼎州支錢四千五百貫，自是官兵俸給日竭”。又如國家主要稅收之一的鹽運，“時楊么擾洞庭，淮鹽不通于湘湖”，致使“漕計大絀，無以備邊”。至于鼎州一帶缺糧就更嚴重了：“時鼎止諸縣，大半為賊所據。賦役絕少，米貴，升值二千，而養蔡兵頗眾，軍糧屢竭，有五日才給糯米一斗，軍人鬻妻子以自活?！睉馉幠甏?，“養贍兵將，錢糧為急”[15]。上述情況，勢必給岳飛為首的南宋抗戰派恢復中原的宏圖大業帶來極大的困難。

岳飛鎮壓楊么對湘湖一帶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史載“湖北平，（岳飛）即募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之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為屯田之法，使戍伍兵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庇钟杏涊d說：楊么被鎮壓之后，“制置使岳飛言，水寨愿歸業者二萬七千余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盵16]故張浚在給趙構的奏疏中說：“潭、岳、鼎、澧、荊南歸業之民，其田以為他人請佃者，以鄰近閉田與之，仍免三年租稅，原無產業，愿受閉田者，亦與之?！盵17]平定楊么后，岳家軍在湖區進行軍墾，即營田與屯田。紹興五年（1135年），“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流亡盡歸，田野日辟”。史載到宋孝宗淳熙年間，“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猶多”，“未問府縣，人民生齒，安居樂業，繁伙熙熙。至如龍陽上下沚江，鄉村民戶，無慮萬家，比居連檐，桑麻敝野，稼穡連云，丁口數萬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社會秩序的安定的事實，也反映了南宋政府對恢復湖湘地區社會經濟的重視與成效。

三、宋代湖南的文化地位

唐宋之際，國家經濟政治重心的南移東遷、南方地區迅速崛起的經濟開發，晚唐黃巢農民起義大軍所及曾自中原而現廣閩，縱貫大半個中國，客觀上促使了南北溝通，同時大量官宦士人的流貶（寓）湖湘及流貶士大夫開展的推廣儒教與移風易俗活動，加上水陸交通的開拓，使得宋代湖南的經濟文化地位迅速提高。

書院教育的興起是宋代湖南最具文化興盛意義的標志。北宋湖南書院教育的興起，尤其是名列天下的岳麓、石鼓等書院引領了全國書院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岳麓書院于開寶九年（976年）由潭州知州朱洞創立，系由官府捐資興建，確立了由講學、藏書、祭祀、學田四大要素構成的基本規制，為后來我國書院制度之濫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見岳麓書院山長周式，御筆賜書“岳麓書院”四字門額。從此岳麓書院譽滿天下，很快發展成為全國四大書院之首，成為我國中世紀書院辦學一面鮮艷的旗幟。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兵火后的岳麓書院，延聘著名理學家張栻作為岳麓書院山長。張栻主持岳麓書院期間，以“重振綱紀、傳道濟民”為辦學的指導思想，提高了岳麓書院在南宋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乾道三年（1167年），張栻邀請朱熹來岳麓講學，并與之論學，舉行了中國哲學思想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前來聽講者絡繹不絕，“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這次會講，也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期間，再次至潭州，重整岳麓書院，頒行《朱子書院教條》。經過朱熹的整治，岳麓書院進入繁盛時期，遠近學子前來求學聽講者絡繹不絕。元代理學家吳澄《重建岳麓書院記》謂：“自此之后，岳麓之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敝钡侥纤文┠?，岳麓書院仍然堅持聘請著名理學家主持的傳統，淳祐元年，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歐陽守道為岳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說，學者悅服”[18]。

石鼓書院創建年代更早，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年），由唐代處士李寬步在李泌南岳衡山講學基址上所建，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書院，至北宋太宗趙光義賜名“石鼓書院”，從此聞名遐邇。至道三年（997年），衡州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為衡州學者講學之所。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賜額“石鼓書院”，從此石鼓書院與應天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并稱全國四大書院，湖湘占其二。此外，宋代湖南尚有盧潘書院（衡山）、杜陵書院（耒陽）、笙竹書院等，逐漸取代官學成為中國富有生命力的教育機構[19]，湖南書院分布密度在全國首屈一指。元朝以后，全國書院如雨后春筍般興起，成為中國文化史、教育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見宋代湖南書院教育的深遠歷史影響。馬端臨所謂“后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賜，教養之規，往往過于州縣學，蓋皆欲仿四書院云”[20]，其在全國的表率作用非同尋常。宋代湖南書院的興盛，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古代湖南儒風不振、文化凋敝的現象，成為中國文化史上可與齊魯遙相呼應的文教禮樂之邦，因而北宋著名詩人、學者王禹偁在《潭州岳麓山書院記》中說，“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鄒魯?！盵21]對湖湘儒學文化評價之高，前所未有。宋末元初學者馬端臨在評價宋代四大書院時說：“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則又有西京嵩陽書院，賜額于至道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于天圣二年。嵩陽、茅山，后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后隨，皆務興起。后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賜，教養之規，往往過于州縣學，蓋皆欲仿四書院云。[22]

宋代湖南還是湖湘學派的發源地。湖湘學派是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地域性儒家學派。湖湘學派的創立可以追溯至北宋理學家道州（今湖南道縣）人周敦頤，南宋紹興年間，胡安國、胡宏、張栻等著名學者在湖南從事學術研究與思想傳播，逐漸形成了湖湘學派。張栻，南宋初年宰相張浚之子，是南宋時期著名哲學家、理學家，也是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與集大成者。張栻吸收周敦頤、二程、張載等前賢的學術思想，并與同時的朱熹、呂祖謙、陳傅良、陸子壽等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擴大了湖湘學派在全國的影響。淳熙年間，大批游學士子負笈前來湖湘研習理學，論辯疑難，甚至有學者“以不得卒業于湖湘為恨”，長沙一度成為聞名天下的理學基地。雖然張栻去世以后湖湘學派出現分化，南軒湘籍諸弟子紛紛轉學他師，如胡大時改從陳傅良，后又師事南宋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清湘人蔣元夫先師從南軒求學，后也歸之陸九淵，但湖湘學派從此卻薪火相傳，經過元代短暫的沉寂，至明代再次復興。明正德二年（1507年）王陽明貶謫貴州龍場，途經湖南，先講學于醴陵，后至長沙，受邀至岳麓書院講學，大力倡導、弘揚南軒、朱子之學，“朱、張遺跡久湮，賴公過化，有志之士復多興起焉”，湖湘之學重新得以振興。王守仁作為明代理學一代宗師在岳麓書院的講學，是繼南宋湖湘學派之后岳麓書院又一次重要的學術盛事，從此王學在岳麓書院傳播。王學雖然理論上自成體系，與程朱理學差異較大，但陽明之學“致良知”、知行合一、萬物一體之仁與南軒湖湘學派主張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重在明人倫，尤于義利之辨，強調“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等多有相通之處，有異曲同工之妙。王守仁在岳麓所作《朱張祠書懷示同游》中有“緬懷兩夫子，此地相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崇階”之句，表明了他對朱、張兩位先輩的深切崇敬。稍后湖南學道陳鳳梧繼王陽明之踵，講學于岳麓書院，并著《湖南道學淵源錄》，梳理湖湘學派學術源流，大力弘揚湖湘學派的傳統，影響很大，史載陳鳳梧“督楚學，人文蔚起”。受南宋湖湘學派的思想影響，宋代以降湖南人才輩出，特別是在近現代，湘楚仁人志士層出不窮，多具備學以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文情懷與遠大志向，出現了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陳天華、黃興、毛澤東、劉少奇等眾所周知的著名人物，深刻地影響了近現代中國歷史進程。

四、唐宋湖湘崛起的人文地理背景

唐宋時期，中國的交通地理格局出現重大變遷，原先一直地處偏遠封閉的荊湖之地的南北溝通交流也隨之大大加強。自秦始皇開馳道，拓展全國交通，長沙與中原、嶺南的聯系始漸通行。到唐宋，湖南境內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為中心的交通網絡，故潭州有“湖嶺一都會，西南更上游”之稱。唐代湖南在政區地理上先后分屬江南道、江南西道與黔中道，與外界交通主要依靠洞庭湖流域諸水系，遠離華夏政治、文化中心，閉塞偏遠，荒蠻落后，時人每每以“荊蠻”稱之，因而成為唐王朝流貶罪臣的“煙瘴”之地。但也正是在唐宋之際，湖南的發展出現重大轉機。盛唐時期的“安史之亂”、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及其南宋時期的宋金戰爭、宋蒙戰爭，曠日持久的戰爭動亂使得北方甚至西蜀地區多次陷入戰亂動蕩，社會經濟迅速衰落，傳統國家政治、經濟重心出現東遷南移的重大趨勢，大量中原、巴蜀士女流亡江南，荊湖人口激增。唐至北宋潭州人煙稠密，宋祁與李綱的詩句均提及長沙人口有十萬之眾，“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23]，“昔年假道過長沙，煙雨蒙蒙十萬家”[24]?？梢婇L沙人口稠密，經濟繁盛。宋、李所言應該僅僅指潭州城市人口，實際上北宋長沙人口遠遠超過十萬，王存《元豐九域志》載潭州有“戶主一十七萬三千六百六十，客一十八萬二千一百六十四”[25]，以五口之家計算，北宋神宗年間的潭州及其所領各縣人口數量之和在三十五萬左右。

對湖南而言，宋代與唐代的不同在于，政治、經濟重心的東遷南移為湖南帶來了諸多發展的機遇。南遷入湘人口中包括大量具有先進勞動生產技術與文化知識的北方人口，為湖南人文的崛起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同時，就湖南周邊的交通格局變化而言，唐宋海外貿易的擴大，江西大庾嶺路的開鑿、贛江水道南向與珠江流域的溝通，使得作為內陸閉塞之地的湖南與海上絲綢之路得以聯通，湘江流域與洞庭湖長江水道的進一步疏通也使湖南與中原地區的交通得以加強， 湘江流域內部及其與廣西、江西的交通仍有發展。這一變遷為湖南經濟、文化的興盛帶來強大的動力。雖然南宋與金戰爭和宋蒙戰爭中，湖南曾經遭受異族入侵破壞，城市經濟遭受損失最大，如南宋初期的湖南，“長沙自昔號繁雄，兵火連年一掃空”，多年積累的財富被破壞殆盡，但由于湖南地理區位特殊，宋金戰爭涉及湖南僅僅在南宋之初的高宗建炎、紹興年間，而宋蒙戰爭要到南宋末年才禍及湖南境內，因此對湖南來說，戰爭的破壞與動蕩并不算長久，相反，湖湘之地成為戰爭動亂地區士人的遷徙之地。宋金戰爭、宋蒙戰爭中大量西蜀士人包括綿竹張浚家族、蒲江魏了翁家族遷入湖南即為一突出的文化地理現象。再如沅、澧流域的中心城市常德，每當鄂、蜀發生戰亂，局勢不穩，常德一帶即成為蜀人遷移最近的目的地。蜀人大量遷入，隨之而來的蜀文化也改變了當地的信仰形態和文化形態。元朝揭傒斯曾經發現常德民間有祭祀蜀地梓潼君的民間信仰，“常德之龍陽，居多蜀士，祠事梓潼君甚嚴”[26]。元朝湖南茶陵人李祁也提及常德龍陽多有遷來之蜀人：“南宋時，蜀之賢士大夫居官避難者多家焉。今其故家巨室，率多蜀人。故其士皆文以雅，夫惟其如是也。故為政于是邦者，其政易以行;而為教于是邦者，其教亦易以入?！盵27]可見南宋末期遷徙至常德的蜀人已經不在少數，且成為當地新的巨家大族，參與本土的政治、教育，且頗有聲譽。因而可以說宋代湖南文化的興盛與外來移民的遷入有密切關系，相對發達的西蜀文化的傳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并促進了宋代湖南文化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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