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出土石雕研究*

孫周勇 邵 晶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石峁城址面積逾400萬平方米，以“皇城臺”為中心，內、外城以石砌城垣為周界向內拱衛，巍峨壯觀，氣勢恢宏，是距今4000年前后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城址。近年來，石峁遺址考古工作的重點集中在皇城臺地點。

皇城臺為一處四圍包砌石砌護墻的高阜臺地，頂小底大，臺體四圍以塹山砌筑的護坡石墻包裹，多達十余階，層層退臺，堅固雄厚?；食桥_北臨深達80米的溝壑（洞川溝），兩面臨崖，僅東北方向有一條大道與內城相接，是石峁城址內城和外城重重拱衛的核心區域。2016～2018年，石峁考古隊先后發掘了皇城臺門址（地牢壕地點）及東護墻（獾子畔地點）北段上部[1]，為了解皇城臺的結構布局和年代框架奠定了基礎。2018～2019年發現并部分發掘了臺頂的大型夯土高臺建筑基址—大臺基，臺基形制規整，體量龐大，暗示著作為核心區域的皇城臺當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或可稱為“王的居所”[2]。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發掘在大臺基南護墻上發現了仍然鑲砌于石墻上的大量精美石雕，引起了學界高度重視[3]。本文擬從出土背景及年代、分類、使用功能與性質、傳統淵源及影響等幾個方面出發，對皇城臺大臺基出土的石雕進行初步研究。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石雕的出土背景及年代

皇城臺大臺基為一處夯筑而成的大型高臺建筑基址，平面略呈圓角方形，夯土筑芯，周邊以石墻包砌。據殘存高度估算，原夯土臺體高度當不低于5米，其上分布著房址、石砌院墻、“池苑”等重要遺跡。

發掘工作集中在大臺基南側，自東向西共揭露南護墻約120米，再向西約10米為大臺基西南拐角，因有現代墳地暫未發掘，南護墻總長約130米。東、北、西三面護墻暫未發掘。根據調查和局部解剖情況來看，大臺基其他三面亦有石砌護墻，西護墻基本垂直于南護墻，長度大致與南護墻相當，北護墻及東護墻目前地表僅暴露約30余米。根據地表石塊分布及石墻走向推測，大臺基四邊長度相當，總面積16000平方米左右。

從平面暴露的砌石與夯土來看，南護墻內包砌的夯土形制不甚規整，南護墻厚度在2～8米之間。南護墻外（南）側有一道與之基本平行的石墻（夾墻），二者間距約8.5～9米，與大臺基之間形成了狹長的封閉空間，我們稱之為“夾道”。大臺基南護墻目前出土70件石雕，其中，21件石雕仍然嵌筑于南護墻墻面之上，1件矗立在臺體南側夾道的地面之上，其余石雕出土于南護墻與夾墻之間的倒塌堆積之內。這些石雕大多保存較好，圖像清晰，少量殘碎不全或畫面風化難辨。

根據大臺基南側層位關系及出土遺物判斷，其修建和使用年代當不晚于“石峁文化”中、晚期[4]。需要說明的是，石雕作為一種建筑裝飾，其年代的敏感性要遠遠弱于普通陶器，存在著后期不斷修葺及重復利用等多種可能，故年代跨度當比一般陶器類遺物要寬泛得多。所以，在討論大臺基石雕的年代時，首先要判斷大臺基本體的修建或最后階段修葺的年代。這一年代范圍大致可以代表石雕使用年代的下限，但并不一定代表石雕本身的制作年代。

疊壓大臺基南護墻的夾道④層和東護墻的巷道④層是目前發掘區域最靠近皇城臺原始生活地面的堆積，可視為大臺基廢棄之前的最晚一期人類生活遺存，是判斷大臺基及石雕使用年代的重要證據。夾道④層為黃色細沙土，厚0～0.2米，其內出土了較多陶片。巷道④層夾雜大量草木灰，厚約1米，出土陶器組合以鬲、斝、盉、甗、折肩瓶、三足甕、大口尊、豆等器形為主，其中雙鋬鬲為中領尖角襠狀，未出現明顯實足跟；單把鬲為表飾小方格紋的薄體型；折肩瓶為大喇叭口，不見束腰；三足甕下腹凸鼓、體量不大；大口尊頸部折棱較淺；豆柄中粗，常見圓形小鏤孔。上述陶器組合及器形特征與石峁呼家洼地點2012F3[5]、山西碧村H12[6]、H24[7]出土陶器的特征基本一致，年代的石峁文化中期。南護墻夾道④層出土陶器組合與東護墻巷道④層出土遺物特征基本一致，但鬲的形態發生了顯著變化，鬲足已出現高實足，豆柄加粗呈圈足狀，花邊口沿器物較為常見。這些變化體現了典型的石峁文化晚期特征。上述地層關系及出土遺物的比較表明，巷道④層應早于夾道④層，說明在夾道地面使用的最后階段，巷道已被填埋棄用。綜上所述，皇城臺大臺基的最后廢棄年代不晚于石峁文化中期，極可能在石峁文化的最晚階段被完全廢棄。

大臺基附近出土遺物的碳14測年數據也支持上述判斷。北京大學吳小紅團隊對皇城臺東護墻纴木、白灰面、植物遺存等進行了系統測年，纴木的數據集中于公元前2200～前1900年之間；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IAMS）對大臺基頂部一座年代屬于石峁文化晚期的夯土墻房址（F2）進行測年，其內朽木的測年數據為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800年（實驗室編號：210990，年代區間：1948～1777BC）；牛津大學實驗室對東護墻四段④c層中出土的羊骨進行了測年，測年數據為2135～1941BC（實驗室編號：SHM_KC002）。結合地層關系、出土遺物及系列測年數據綜合考量，我們認為皇城臺大臺基及其石雕的使用年代不晚于龍山時代晚期，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沿用至公元前1800年后廢棄。

最新考古工作揭示，石峁文化之后，石砌墻體大范圍倒塌（或被人為毀壞），大臺基已經喪失了“宮室”建筑的功能，頂上西南部出現了下挖修建的下沉式石砌院落，以居于院落東部的3座聯間房址為主體建筑，房址灶面上出土1件完整的蛇紋鬲。這類蛇紋鬲遺存，不僅數量較少、分布范圍有限，而且其居址的布局也呈現出不同于石峁文化的典型特征，可視為石峁文化結束即石峁城址廢棄之后“后來者”的物質孑遺，其絕對年代下限測定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石峁遺址內發現的蛇紋鬲類遺存為探討石峁城址廢棄后的社會圖景提供了重要材料。

皇城臺上大型宮室建筑遺跡，以及出土的陶瓦、陶鷹、玉器、口簧等不具備普遍價值卻能體現威望和特殊使用背景的器物，特別是數量龐大、圖案精美的石雕，不斷刷新著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已有認知?；食桥_大臺基是石峁城址高等級的建筑基址，象征著公元前第三千紀晚期中國北方地區區域政體的“權利中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是一個維系周邊層級化中小聚落的宗教禮儀中心。

二、石雕分類與圖像解讀

關于大臺基石雕的分類，我們做了多種嘗試。依據不同標準，可有多種分類結果。以形制區分，主要有長方體、圓柱體和人（頭）形等；從雕刻技法入手，可分為浮雕、陰刻、圓雕等；以構圖方式可分為單體、對稱、連續、組合等不同類型；就圖案內容而言，可區分為動物、神獸、人頭、符號等多種；從圖案的表現視角來看，可分為正視、側視和俯視；從圖像所在基體面來看，可分為平面和立體。

從技術層面來講，上述不同的劃分標準均可作為大臺基石雕的分類標準，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出現兩個甚至多個分類標準存在于同一石雕的現象。有鑒于此，我們以大臺基石雕的出土背景為前提和基礎，從圖像所在的石雕基體著眼，參考上述的分類標準綜合考量后，將其區分為平面型、塑像型及立柱型三大類（圖一）。

平面型 共64件。是大臺基石雕的主要類型，多為長條形，基體石塊除背部（與圖像相對一面）僅稍經琢剝而不規整外，其余各面均經敲琢修整，平整方正。圖像絕大多數雕刻于石塊平整面，雕刻技法以減地浮雕為主，另有少量陰刻。圖案內容包含動物、神獸、人頭、符號等，表現視角有正視和側視。根據構圖方式，平面型石雕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單體、對稱、連續、組合四式，其中以單體式最為常見。單體式是指圖像為一單獨完整圖案的石雕型式，如5、10、13、14、15、16、28、37號等石雕。對稱式是指圖像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體圖案構成的石雕型式，以居中的主體圖案為中心，一般為左右對稱結構，如1、8、11、24、34、41號等。這類石雕一般形制較大、體量厚重。連續式指圖像由多個或多組連續刻劃的幾何形圖案構成的石雕型式，如59號等。這類石雕常見陰刻技法，可能多被用作裝飾圖案。組合式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題材的單體圖案組合構成的石雕型式，如6、26號等。此式石雕當具有一定的表意功能，或可解讀為敘事圖像。

圖一 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出土石雕分類

圖二 石雕上的動物、神獸圖案

塑像型 共4件。以圓雕技法雕出輪廓，再以陰刻或浮雕刻畫細部，如18號等。該型石雕主要為人、人頭或動物形象。

立柱型 共2件。以加工規整的柱形石塊為基體，在柱體兩面上直接雕刻人頭部形象，包括30號和47號。這類石雕除底部外，頂部和柱身兩面均有圖案，兩面圖案對稱雕出。

平面型石雕的單體圖案有動物、神獸、人頭、符號以及裝飾性紋樣等多種（圖二）。其中以動物形圖案發現最多，包括蛇、牛、虎、蟾蜍、羊、馬等，刻劃細致，形態逼真。這些動物形象顯然來自于石峁先民的社會生活；神獸多為不見于現實中的獸形形象，以現實生活中常見的某類動物形象為原型，通過臆造、夸張或多種動物特征集合的方式形成寫意動物形態，有扁頭曲身有鱗者，也有長嘴有鬣者，因難予定名，故暫以神獸稱之；人頭形圖案發現較多，人物冠飾、頭部、嘴部、耳部、臉頰及表情等細節各不相同；符號類圖案常見“X”“O”或眼形，一般單獨出現；裝飾性圖案多為幾何形，連續組成繁復圖像或配置于其它主題圖案之內作為畫幅間隔使用。

平面型石雕中的動物形象種類豐富，栩栩如生。如蛇可分為三角頭和橢圓頭兩種，且細小的眼、嘴都有表現；牛角外表的細橫槽以及馬的鬃、蹄均表現得淋漓盡致，個別動物（牛、虎）眼內還以紅色和黑色涂抹。甚至還出現了不見于現實生活中的神獸。

圖三 大臺基南護墻11號石雕

“萬物有靈”是古代人類社會最為普遍的精神信仰和宗教觀念，將以動物或神獸為主體圖像的石雕砌筑于大臺基護墻墻面上，彰顯著建造者和使用者將“有靈之物”的信仰觀念與大臺基有機結合的精神追求和現實意圖。張光直在談到商周時期動物紋樣青銅禮器時指出，“如果說商周藝術中的動物是巫覡交通天地的重要媒介，那么擁有一件動物紋樣禮器就意味著擁有了交通天地的手段”[8]。對于皇城臺大臺基的建造者和使用者而言，動物和神獸圖案具有交通天地的媒介作用，雕刻動物和神獸圖案的石雕是交通天地的重要載體。另外，林巳奈夫還指出，面目猙獰、表情恐怖的獸面紋樣還可起到驅邪、守護、聚氣、保佑的作用[9]。大臺基石雕的動物和神獸圖案也承載了石峁先民的這種現實訴求和期望。

以人頭像為主體圖案的石雕是平面型石雕中最具特色、數量豐富的，共發現24件，占這類石雕總數的37.5%，多數體量較大，構圖方式也最為復雜。如11號石雕，基體厚重，加工規整，圖像雕刻細致，為左右對稱結構，中間為一正視人頭像，左右兩側由內而外對稱雕刻“L”形裝飾紋樣和側視人頭像。長267、高43厘米（圖三）。

圖四 大臺基石雕人頭圖案分類

這件石雕的同一平面上同時刻畫了正視與側視兩個不同視角的人頭像，人頭頂部正上方均有一道雕刻空白區域將頭像分隔為上、下兩部分。頭頂正上方為一小冠，造型別致，自上而下由三部分組成，上為6個直立的“F”形羽狀冠飾，3個為一組，相向排列，中為絳索狀冠檐，下為緊貼人面鼻根的倒三角形冠舌，整個小冠將人面前額完全遮蓋。根據冠頂裝飾，似可稱為“羽冠”。下方為人臉，橫“臣”字形大眼圓睜，外有圓形凸棱眼眶，鼻部棱角分明，闊嘴呲牙，牙齒雕刻細密，兩頰鈍方，兩頰外雕出對稱雙耳，下墜圓形耳珰。自雙眼外向上雕出外翻垂發，呈“幾”字形，下垂部分向內卷出上大下小的對稱內鉤，雙耳位于垂弧正下方。

從11號石雕的解讀出發，以發、冠的有無作為區分標準，大臺基石雕中人頭像可區分為無發無冠、有發無冠、有發有冠三類（圖四），尤以有發有冠的人像頭臉部細節豐富，表情夸張，最具“臉譜化”或“神格化”。其中，無發無冠者多見于體量較小的單體式石雕，如5號石雕，另外，組合石雕，其中的人頭像亦無發無冠如6號石雕；有發無冠者在單體式和對稱式石雕中都可見到，如41號（對稱式），10號及28號（單體式）。順便一提的是，28號側視人頭像的發現，對1976年征集的玉雕人頭像（SSY122）[10]具有重要的實證價值和指證意義；有發有冠者均見于大型對稱式石雕中，如11號和24號，還可注意到，此兩件石雕人頭頭頂的小冠也有不同形式，除“羽冠”外，另有其它樣式。

繁簡不一、裝飾不同當是不同人物形象等級地位的重要表現形式。無發無冠者地位最低，等級一般；有發無冠者中特別是發型華麗者地位較高，或為巫覡或貴族階層；而有發有冠者等級和地位最高，或為英雄、祖先、王者甚至神祗的代表形象，故此，兩側常見側視人頭或動物配伍。人頭形象同樣具有“萬物有靈、交通天地、驅邪守護”等精神內涵，但更為重要的是，將人頭形象以對稱式、組合式的方式來表達，顯示其可能還具備了記述王賢形象、頌揚英偉事跡的特殊用意。

至于符號和裝飾性紋樣，其結構特征決定其輔助使用的基本功能。有些符號可能還具備了一定的“代表”或“象形”性質，象征了某種動物甚至人。

綜上所述，大臺基發現的平面型石雕應與石峁遺址中已經發現的“藏玉于墻”和“人頭奠基”現象具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內涵，體現了石峁先民對皇城臺大臺基的精神寄托。

塑像型石雕或為偶像崇拜的物化載體，目前可見人和動物造型，刻畫細致、造型生動，或可理解為被崇拜的王者和動物的寫實形象。

立柱型石雕上均雕出華麗的人頭形象，或與平面型石雕中的人頭圖案內涵相通，只是換了一種表達形式和使用方式，就其出土位置及形狀而言，當系立于關鍵設施的重要位置，起到膜拜、崇尚的功能，大致與后世的圖騰柱性質相類，其上的人物為祖先或神祗。

三、石雕的功能與性質

物體的結構和形態是其功能的載體，結構與功能相適應是生物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就探討石雕的功能而言，探究其在使用環境中的原始位置是需要首先考慮的問題。從本質上來說，石雕的畫面特征及構圖方式只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其使用環境，是傳遞石峁先民意識形態的載體。

皇城臺大臺基附近發現的平面型、塑像型、立柱型等不同形態的石雕，暗示著不同的使用方式或位置。平面型石雕數量最多，個體差異較大，其基體一般被加工成條形石塊，背面稍經平剝，正面修治規整。這種形狀及加工方法，使得石雕既便于砌筑，又利于在正面雕刻圖像。平面型石雕多出土于大臺基南護墻的倒塌堆積之中，其倒塌狀態和墻體上的塌毀印痕表明，這些石雕原本是被砌筑于墻體表面的。還有一部分石雕，發現時依然砌筑在大臺基南護墻墻面上。截止目前，南護墻墻面上發現原位保存的石雕共計21件，均為平面型。從出土情況及保存狀態來看，平面型石雕一般將帶有圖像一面朝外砌筑于石墻墻面上。一些大型平面型石雕上還往往發現規整的卯槽、榫凸或折棱，暗示著其與其他石雕或石塊連綴組合的砌筑方式，一方面起到穩固墻面的“榫卯”作用，另一方面或可形成“連環畫式”的大幅圖像。綜上所述，平面型石雕在大臺基護墻墻體上起裝飾作用，不僅承擔了大臺基護墻“建筑材料”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石峁人希望通過這些石雕圖案來表達他們的精神信仰，這些石雕成為營造石峁王國聚落秩序及原始道德的重要載體，絕非一般性質的石塊建材。另外，將王者或神祗形象嵌筑于護墻，還可傳遞紀念和傳揚祖先的“豐功偉績”，彰顯了大臺基的“紀念碑”性質。

塑像型石雕數量較少，均發現于夾道內的倒塌堆積中，出土時多為碎塊，不見能完整拼合者，大小差異較大。上述情況暗示著這些石雕在南護墻外側墻體倒塌下來之前或已被毀壞。這類石雕的形制顯然不適于砌筑在石墻墻面上，而更適于放置在大臺基之上的宮室之內或“宗廟”類建筑之中。簡而言之，塑像型石雕當系“廟堂之物”，并不具有裝飾功能，也許是石峁城址中的“王”“英雄”或被崇拜的動物。

立柱型石雕僅見2件，均為橢圓柱體，形制規整，大小有別。大者為47號，高約1米，柱徑49～53厘米；小者為30號，個體較小，高62、柱徑19～22厘米。這類石雕的頂部及柱身均雕有圖案，底部留白，其結構便于矗立著使用。47號石雕出土狀態極好地說明了其使用方式和位置。這件石雕位于大臺基南護墻中部偏西的夾道地面上，高出地面1米，被放置于3塊條弧狀石塊合圍形成的石圈之內，石圈與石雕底部套口，起到穩固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除柱身兩面雕出人面像外，47號石雕柱頂平整，亦雕有圖案，中央為一圜底小圓窩，圓窩周緣對稱雕出4個呈十字分布的“Y”形紋樣將柱頂四等分，“Y”形紋樣之間均雕出同心圓。圖案整體似可解讀為以“Y”形紋樣為鼻、同心圓為雙眼、中央小圓窩為嘴的4幅面部形象，4面共用一嘴，連續的兩面共用一眼。這類布局結構的圖案，或被稱為“共用形”圖案[11]。立柱型石雕的功能和用法類似于圖騰柱，或與石峁巫覡階層求神、占卜、驅癘等行為有關。

顯然，三種不同類型的石雕其使用環境決定了其承擔的功能不同，或作為墻體裝飾，或為“廟堂之物”，或作為“圖騰柱”。鑒于一些特殊情況，還需對平面型石雕使用背景再做些補充說明。平面型石雕在大臺基附近發現的數量最多，使用背景也最為清晰，同時帶來的問題也最多。比如，從仍然嵌砌于大臺基南護墻墻面上及部分雖已塌落于夾道內但仍可清楚判斷其在護墻上原始位置的石雕來看，這類嵌砌在墻面上的石雕，整體來看并無顯著的分布規律，既沒有在同一個高度布置，亦沒有構成縱向或橫向的連續體，個別石雕甚至被“倒置”后嵌入墻體（圖五）。就石雕的保存狀況而言，有些石雕的局部殘損嚴重，其風化剝蝕的程度明顯比周邊的砌墻石塊還嚴重。

圖五 “倒裝”石雕

毋庸置疑，這些現象背后一定存在復雜的原因。筆者認為，上述現象或可理解為：大臺基使用期間，南護墻局部墻體的意外塌毀時有發生，為了保持墻體堅固完整石峁先民不斷地“回砌”或“二次整修”，逐漸形成了石雕“雜亂無章”的布局效果。如果這一解釋趨近事實，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嵌筑在墻體上部的石雕體量較小，而位于墻基位置的石雕往往體量巨大的原因了。大型石雕的基體長度一般超過2米，重數百公斤，絕大多數位于南護墻靠近夾道地面的墻基部位，少有擾動甚或沒有被搬動過（如11號石雕，長近2.7米，估重約1.5噸）。由此來看，平面型石雕至少在大臺基使用晚期，極可能是被作為護墻上的特殊裝飾建材使用的，盡管它還承載了更多的表意功能和石峁先民的精神訴求。

需要說明的是，大臺基南護墻墻面上石雕的原始位置，依然存在較大的討論空間。我們尚不能完全排除這些石雕本是皇城臺大臺基之上高等級建筑或宗廟的物件，在建筑本體遭到毀棄之后，被重新砌筑于大臺基石砌護墻墻面上的可能。因此，石雕本初就是砌筑于大臺基護墻墻面上作為特殊建材使用的看法還可探討。我們相信，對大臺基臺頂建筑的全面揭露必將會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重要信息。

四、早期石雕傳統形成及影響

在石峁文化核心分布區域，石雕并非普遍的文化因素。石雕大量出現于石峁遺址的皇城臺、外城、東門址等高等級建筑設施中，應與其是區域政體中心有關。要探討大臺基石雕的產生和來源問題，則需要將視域擴大到石峁文化鄰近區域。若將視角擴展到石峁遺址所在的中國北方地區，可以發現東北地區存在著脈絡清晰的石雕傳統。

考古資料顯示，公元前6000至公元前3000年的時間范圍內，在東北地區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及紅山文化都發現了大型石雕，以人像最為常見，還有一些動物類形象。如興隆洼文化時期在白音長汗[12]、林西西門外[13]，趙寶溝文化時期在灤平后臺子[14]，紅山文化時期在朝陽半拉山[15]、敖漢草帽山[16]等遺址都有發現（圖六）。

上述石雕中有的具有明確出土背景。白音長汗AF19②：4，通高36.6厘米，頭部及軀干輪廓清楚，雕出眼、鼻、嘴、胸、臂等，底部鈍尖。出土時仍栽立于室內灶坑后側正中。半拉山石雕的出土背景除墓葬（M41:1）外，還有1件（T0407②B：3）發現于具有祭祀性質的木構建筑址的活動面上，殘高45.7厘米，與其共出的還有1件陶塑人像頭部及數件玉器。另外在半拉山祭壇西墻發現雕刻人面像（T0306②B：1）和符號（T0405②B：6）的“墻石”，值得注意的是，均為平面型石雕。鑒于上述石雕具有特殊的出土位置，我們認為，這些石雕使用期間在精神信仰層面的功能是非常突出的。

圖六 中國北方地區史前石雕系絡圖

圖七 石峁石雕與后石家河玉器文化因素比較圖

從石雕形態和圖案內容來看，東北地區的石雕傳統對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雕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東北地區大型石雕以立柱型或塑像型為主要型式，只是在紅山文化時期出現了少量平面型石雕，這一現象與大臺基石雕以平面型為主體的特征形成了鮮明差異。如前所述，平面型石雕是皇城臺大臺基石砌護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作獨立使用，是在適應皇城臺石墻建筑的背景下產生的。所以，為適應自身需求，將立體塑像“平面化”是大臺基石雕對中國早期雕刻藝術的重大貢獻。另外，大臺基立柱型石雕除繼承東北地區石雕傳統外，更多地體現著平面型石雕的雕刻技法和圖像構成要素，設計者將平面型石雕的制作因素與塑像型石雕相結合的做法，是大臺基立柱型石雕“獨具一格”的主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石峁遺址除皇城臺以外，還在內城、外城區域內發現或出土了一些石雕，這些石雕的精細程度遠不能與大臺基石雕相比，應該是由其自身所在建筑規模、等級和性質決定的。

長江中游地區的“后石家河文化”[17]，年代約為公元前4200至公元前3900年，與石峁文化年代大體重合（圖七）。后石家河文化以各類小型玉雕為突出的文化特征，自1955～1956年發掘以來[18]，這些精美的玉雕備受學界關注[19]。近年來在石家河大遺址考古工作過程中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小型玉雕。2015年在石家河遺址譚家嶺城址東部高地發掘后石家河文化時期甕棺6座，有5座墓葬共計出土小型玉器240件，其中W8出土45件、W9出土63件[20]，這批玉雕中頭頂束發、兩側垂發、戴冠配珰等人頭像或神人頭像的造型風格以及雙向側視人頭的藝術構思在大臺基石雕中均可找到與之相似者。另外，譚家嶺W9:60虎形飾的俯視形象與大臺基24號石雕全虎造型也較相似。

圖八 石峁石雕與二里頭龍、虎形象比較圖

石峁文化與后石家河文化的雙向影響不僅體現在石雕和玉器上，石峁征集玉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的鷹笄和虎頭，后石家河文化腹地發現的黑色牙璋[21]也是在兩支考古學文化雙向互動的背景下出現于對方所在區域中的。這種遠距離文化因素交流和影響現象，在中國史前時期并非孤例[22]。

大臺基石雕中的神獸形象（8號）與二里頭文化綠松石龍有較大相似外[23]，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綠松石牌飾[24]和陶片刻劃中的虎形與大臺基石雕中的虎形圖案也有可比之處，特別是虎頭部分（圖八）。石峁與二里頭文化中牙璋等高級禮玉的存在，不得不讓人將二者關聯起來。

近來，有學者將石峁石雕及相關遺存放眼于歐亞大陸，討論其與歐亞草原早期文明的關系。如，郭物認為石峁遺址中發現的石雕人像與南西伯利亞奧庫涅夫文化及新疆的切木爾切克文化的石雕人像存在相似之處，陜北地區石人的出現可能受到了西北方向文化的影響[25]。李旻認為石峁發現的人頭石雕、坐像、巖畫、貨貝、綠松石珠、鴕鳥蛋殼、銅齒環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社會與北亞、中亞互動網絡之間的聯系[26]。誠然，石峁遺址所處的地理區位決定其便于和歐亞草原早期文明產生交流互動。但這一關聯還有待更多的考古發現支撐和證明，而不容忽視的是，中國東北石雕傳統向西擴展是石峁石雕特別是塑像型石雕的重要源頭。

作為目前石峁皇城臺考古最為引人注目的遺物，大臺基石雕的發現遠遠超出以往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斷。大臺基石雕與后石家河玉雕、二里頭龍虎形象具有相同的精神內涵，是石峁文化高等級文化因素的物質載體。我們認為，皇城臺大臺基石雕與中國東北地區的石雕傳統密切相關，可能影響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二里頭文化綠松石龍、虎形象，甚至商周青銅禮器的藝術構思和紋飾風格。另外，平面型組合式石雕所體現的敘事和表意功能，特別是其中的具體形象，若與甲骨文中“射”“馬”[27]的文字形象和書寫方式相比，不能說兩者完全沒有關系，或許，此類石雕還可為探討漢字起源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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