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學者圍觀張愛玲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

童年時的張愛玲(中)與表姐弟在上海的舅舅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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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圣瑪利亞女校是張愛玲的母校。2017年8月6日，上海市近代優秀歷史建筑、原上海圣瑪利亞女校的鐘樓和禮拜堂完成修葺，恢復原貌，并向市民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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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常德公寓，張愛玲曾在這里寫出《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封鎖》等名作，其中《公寓生活記趣》說的便是在這座大樓里的一切。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所描述的張愛玲的生活狀態也是在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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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張愛玲早年生活的了解，還有太多空白。她編過幾個電影劇本，她在一個上海小報上發過兩篇作品（《十八春》和《小艾》），她去過一趟溫州——就知道這點事。

在普通讀者的印象中，關于張愛玲的各種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棟，但是隨著新史料的挖掘、新研究方法的出現，每個時代的讀者和研究者都會讀出自己的張愛玲。

2020年9月，張愛玲和宋淇夫婦的通信集《張愛玲往來書信集》出版，從此張愛玲的晚年工作狀態變得清晰起來。這樣的例子未來也許還會有，更多的史料等著學者去開掘。同樣，讀者和評論家也可以不再囿于老一套的細讀文本的方法，而用天馬行空的新視角去閱讀張愛玲。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張愛玲研究者（止庵、張小虹）、評論家（江弱水）和作家（張怡微），聽他們談一談各自的最新研究和閱讀心得。

“看出這一點之后，我明白這個人了”

南方周末：從一開始讀張愛玲，到后來讀了她的這么多作品之后，你對她的評價和感想有怎樣的變化？

止庵：慢慢理解就變深了，有兩個特別重要之處，是后來慢慢體會到的。第一個就是她的人物都要找一個立足之地，她關心的是一個個體在這個社會上怎么活。比方說白流蘇，婚姻是她的立足之地；曹七巧的財產是立足之地；然后到了《色，戒》，王佳芝可能是“他是愛我的”這么一個立足之地。

再一個就是張愛玲的文學里面有兩個視點，一個是人間視點，一個是人間之上的視點。我覺得這是她有別于其他作家的特點。她對個體的所思所想，能體會得很深，站在這個人物角度去考慮；同時她又離開人物的角度，站在整個人間之上去看這個人物，就能看出種種的徹底性或者終極性。第二個視點和我們看螞蟻一樣，就是你看出人的渺小之處，她作品里面的殘酷性、決絕，都是從這兒來的。實際上就是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不是說天地不好，而是天地沒有感情，它不特別對你好。這是張愛玲特別重要的地方，也是我花一輩子精力在她身上的原因。在新文學里，只有魯迅的一部分文學是這樣的。當我看出這一點之后，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讀者，我無愧于這本書的作者了，我明白這個人了。

南方周末：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對你們有什么影響？　你們如何評價夏志清的評價？

止庵：2020年9月14日臺灣就要出張愛玲和宋淇夫婦的通信集（編者注：訪談在出版日之前），叫《張愛玲往來書信集》，這里面你看了就會知道，張愛玲自己對夏志清的觀點也是不認同的。比如張愛玲不認為《金鎖記》寫得很好，她在當年回應傅雷的時候就已經說出這事兒。但是夏志清認為《金鎖記》是中國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這個差異很大。夏志清對于張愛玲的評價很重要，但是他未必被張愛玲所認同。

夏志清的書里邊關于悲劇喜劇的分界，我也不太同意。他說《金鎖記》是悲劇，《傾城之戀》是喜劇，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美國好萊塢的標準。把《傾城之戀》視為喜劇，恰恰把這小說最重要的地方給忽略了，白流蘇最后如愿以償不是她自己的努力，是戰爭把這個城市毀了，所以成就了她的“戀”。這一點就是最典型的“人間之上”的事，但是如果你把它作為一個喜劇的話，我覺得就有點淺了。我讀了《傳奇》之后，就對夏志清這一點特別不滿意。夏志清這書整個談文學都挺好，就這一點我始終不是特別能接受。

“這一年她在干什么？”

南方周末：2020年《張愛玲往來書信集》出版，會對張愛玲的研究產生哪些方面的影響？

止庵：這本書分兩冊，七十多萬字。書的錄入整理過程，我也參與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包括辨識一些字跡等等，所以我很早就讀到這個書。這里面包含了1955年到1995年，40年間的通信。1966年以前，只有張愛玲單方面的信，1966年以后就變成有雙方的信。這個信加上莊信正的《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和給夏志清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再加上其它比較零碎的信，我們大概對于張愛玲的后半生的工作狀況，基本上可以搞清了。但信件中只是呈現了工作狀態，她的生活狀態，還不能完全搞清。

要搞清張愛玲的生活狀態，還有一個材料，就是她的美國丈夫賴雅的日記。賴雅日記是從大概1956年到1963年，1963年后他就不寫了。這個日記有人看過，其實司馬新的那本《張愛玲與賴雅》用的就是這個日記，但這本書作為傳記來講不很嚴謹。另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文章利用過這個日記，但都只是摘錄一點點。這個日記在美國一個大學里保存，實際上應該把這個日記翻譯出版，才能更好地了解她的晚年生活。我想借南方周末的平臺呼吁學者去整理這份日記。

對張愛玲早年生活的了解，還有太多空白?，F在的張愛玲傳記，都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比如她在去香港以前的生活，她只有一篇文章加上她弟弟的回憶錄里邊的有價值的部分，就這么一點。在香港她也只有一篇文章，之外基本沒有什么材料。特別是1945年到1952年這七年里面，知道的就更少了。她編過幾個電影劇本，她在一個上海小報上發過兩篇作品（《十八春》和《小艾》），她去過一趟溫州——就知道這點事。1945到1946年大概前后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她在干什么完全不知道。1949年這一年她在干什么？　沒作品也沒有記載。1952年她去過一次日本，做了什么？　完全不知道。像這樣的空白還有很多。

南方周末：如果說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對張愛玲的評價還存在一些未發之覆的話，會是在哪里呢？

張小虹：張愛玲的身份非常曖昧，讓她跟文學史常常會產生很多緊張的關系。

臺灣文學史對張愛玲是欲拒還迎。張愛玲到底可不可以放進臺灣文學史？　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爭議。一派學者主張要把張愛玲放進臺灣文學史，他的《臺灣新文學史》也確實把張愛玲放進去了。臺灣有很多的文學創作者，其實是讀張愛玲的書長大的。張愛玲的創作風格，對于臺灣文壇，從197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另外，從張愛玲1952年到香港之后，一直到她1995年在美國過世，她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臺灣的皇冠出版社出的。在張愛玲心里，她晚年作品主要的閱讀者就是臺灣跟香港的讀者。另外一派覺得張愛玲只是在1961年為了寫張學良跟趙四小姐的故事短暫到過臺灣，當然她沒有見到軟禁期間的張學良。他們認為張愛玲的文學里面沒有臺灣，她自身也和臺灣沒有多少關系。

但我自己是非常不認同這樣一個譜系學的論述，文學史這種“想象的譜系”不是她待的地方。

張愛玲與蟲

南方周末：對張愛玲文學的研究，今后會有哪些更豐富的面向呢？

張小虹：之前的張愛玲研究，大約有兩個路徑。一個是對文學文本進行所謂的細讀，用“新批評”的方法談文學本身；一個是通過考據做張愛玲的傳記研究。這兩個脈絡其實是可以相通的，最夸張的例子就是《小團圓》，它雖然是小說，但基本上主要的人物都可以和真實人物對號入座。我研究張愛玲，簡單說就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把她“打開”——我們可不可以談張愛玲和莎士比亞，談張愛玲和卡夫卡，或者說張愛玲可不可以有新的可能性？我覺得任何一個作家，他還要繼續活著的方式，就是靠著我們幫他打開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會寫文章專門討論她的遺囑與遺物、她的假發、她的晚年精神疾病。

張愛玲晚年深受“蟲患”之苦，她總是覺得有蟲子在她的房間，她無法忍受。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時間，張愛玲顛沛流離，頻繁地更換居所，有時每周要換一個房子，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每天都要換一個汽車旅館。那時候她非常的慘，很多人不愿意去多談這段時間，也有很多人談的時候基本上把它當做一個精神疾病來談。但是我們能不能從“蟲患”里找到張愛玲與卡夫卡、芥川龍之介這樣的現代主義作家的聯結？德勒茲有個說法很有趣，他說作家不只是病人，作家也是醫生。他說作家是一個“大生者”。因為作家往往是一個最敏感的接收體，世界可以敏銳地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頭，作品有時候有他的生命經驗。德勒茲用這個方法去讀卡夫卡，讀伍爾芙，讀《白鯨記》，當我們這樣去談張愛玲，就遇到“流變-蟲”的概念?！傲髯?蟲”不是變成蟲，是說當你的生命跟一個跳蚤去做一個連接的時候，跳蚤能夠讓你的生命翻天覆地，讓張愛玲不再是張愛玲，而且跳蚤也不再是跳蚤，那個才叫做流變，這是張愛玲的“蟲化”。

江弱水：我認為，讀者也許可以從認知心理學和腦科學中借鑒方法，來重新觀察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譬如重新觀察《色·戒》中王佳芝的突然變節。那個語境是易先生帶王佳芝去買鉆戒。鉆戒是份禮物，禮物屬于愛的五種語言之一?！耙紫壬膫扔坝_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這樣特定的空間，人物之間有一定的距離感，昏暗的燈光又營構了一定的神秘感，這樣的環境塑造了王佳芝的認知，她從易先生那里感受到溫柔的憐惜神氣，突然斷定易先生是愛她的。這就是化學反應，即王佳芝的大腦在此刻分泌的多巴胺達到一個峰值，產生委身易先生的行動。于是，王佳芝立刻示警易先生，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使命。

張怡微：2016年“不死的靈魂”張愛玲誕辰95周年研討會上，在許多教授做完報告之后，有一位老師突然感慨說，今天這個場景也太奇異了，我們這些成年人居然聚在一起討論愛情——以往的研討會，我們說情欲議題比較多。然后全場都笑了。研討會上，李歐梵教授認為，張愛玲自己對西方文學的興趣是什么，這很值得關切：“我們把張愛玲語境擴大，一方面她對中國傳統文學興趣很大，張恨水、《紅樓夢》，但她對西方文學品位是什么呢，她自己說她喜歡的作家大部分是英國作家，她常用的作家的名字，都是我們現在不喜歡的名字，毛姆·斯特拉·本森……張愛玲終其一生都是喜歡這一類‘中級作家。她說‘我自己也喜歡看一些并沒有什么好的書，例如考古學與人種學?！绷硪环矫?，李歐梵教授也提醒我們留意張愛玲看過的好萊塢電影。這從作家創作思維來看的話，挺有意思。海外“張愛玲學”慢慢呈現為借由“張愛玲”符號延展的文化研究。

南方周末：現在在普通讀者之中，最受歡迎的張愛玲作品似乎依然是她1940年代的作品，她后期作品的價值也似乎還沒有被普通讀者充分認識，這其中原因是什么？

江弱水：普通讀者讀小說，還是期待小說敘述中有一個權威的聲音來向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張愛玲1940年代的小說雖然體現了現代意識，但是敘述方法是傳統的，敘事者可以專制地占據人物的位置上充分地言說。張愛玲后期小說，《小團圓》《雷峰塔》等等，對人物的位置開始有明確的意識了，說與不說不由敘事者擅作主張了，全知視角讓位給了限知視角，敘述空白開始出現。這是典型現代主義小說的操作手法，海明威將它總結為冰山理論。

張怡微：對普通讀者來說，很難調度太復雜的世界主題進入通俗小說的閱讀。美國時期的張愛玲，在研究領域也是比較晚近的、時髦的，并沒有被充分掌握。張愛玲早期小說比較好讀，語言也風格化，從塑造文學偶像的歷程來看，那些作品也足以吸引文學愛好者了。但她的人格魅力恰恰在于她的神秘。為何一個作者的語言，得以調度學院里最聰明的研究者動用到廣博的知識面加以反復詮釋還沒有結論？　恰恰是因為她的神秘，她文學語言模棱兩可的極致魅力。張愛玲文學語言的模糊性，其實是和白話文運動簡白清晰的目標背道而馳的，但她恰恰找到了一個介于新舊之間、明暗交界中的語言表達方式。誤讀是不可避免的，而對張愛玲的誤讀從文學傳播的角度來說，成就了她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