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的歷史演變及特點探析

馬立偉 劉山山

摘 要?文章從檔案開發利用的主體及受眾角度，對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從古代具有“君本位、相對單一”，到近代“官學并行、史學界作用凸顯”，再到當下“參與者范圍逐步擴大、‘以人為本成為最主要的指導思想”等特點進行闡述，并著重對當下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從“將受眾納入社會檔案資源建設及開發利用的主體中”“理論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有效結合”“‘以人為本，擴大視野”三個角度提出當下檔案開發利用的努力方向。

關鍵詞 檔案開發利用 參與者 演變 特點

中圖分類號 G273.5 文獻標識碼 A 收稿日期 2019-06-12

★作者簡介：馬立偉，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2016級博士，研究方向為檔案文獻與歷史研究;劉山山，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檔案與信息管理系2017級碩士，研究方向為文件學。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 body and audiences of archiv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being “monarch-based and relatively single” in the ancient times， “official and academic parallelism and prominent role in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and current “gradually expanding participant scope with ‘being people-oriented as the major guiding ideology”. Th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articipants of current archiv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rporating the audience into the main body of social archives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main bodies with practice main bodies”， “being people-oriented and broadening the horizon”，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es is proposed.

Keyword archiv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articipant;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現代檔案學中，開發工作和利用工作在實際上是相互銜接、相互促進的，檔案信息開發工作和檔案提供利用工作，是同一社會活動過程中的兩個相互關聯環節，缺一不可[1]193。故在實際工作和研究中，通常都是將檔案開發工作和提供利用工作聯合稱為“檔案開發利用工作”[2]51。這項工作涉及四方面的“人”：形成者、保管者、開發者、利用者。根據四者參與檔案開發利用時所扮演的角色，又可將其劃分為檔案開發利用的主體（形成者、保管者、開發者）和受眾（利用者）。

一、中國古代檔案開發利用的參與者

1.古代檔案開發利用的主體與受眾。許同莘在《公牘學史》開篇即言：“公牘之起也，自生民知治其群始也。民之初生，其臥徐徐，其覺于于;饑則求食，飽則棄余。當此之時，無所謂生令政教也。有睿智者出，為之君長焉，為之號令焉。有君長，有號令，則非口舌語言可以遍喻而盡曉也，于是文字生焉。文字者，古人所以為臨民治事之具也?！盵3]1文書、檔案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治理國家、溝通社會大眾的重要政治工具。隨著階級的產生和階級界限的明朗化，各階級的社會分工也漸趨規范化。自秦朝建立起我國第一個封建大一統國家之后，各封建君主都十分重視對承載重要文化史實的檔案典籍的控制，并借此加強對臣民的控制。檔案文獻被貴族壟斷，檔案開發利用活動受到嚴格限制，檔案文獻編纂公布成為統治階級進行教育和傳播知識的重要途徑，亦是檔案開發利用最主要的方式?？傮w上，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活動的目的是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上彰祖德，下啟孫謀”。因而，檔案開發利用的主體是最高統治者、史官及一些私人編纂大家，與其相對應的受眾包括統治階級本身和掌握文字、知識的知識分子群體，而普通民眾僅作為被告知者存在。

2.古代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的特點。（1）高度的“君本位”。中國古代，文字的產生與國家的出現使知識、歷史文化和記憶得以固化流傳，掌握文字的知識分子在統治者的領導下建構并保存“歷史”——史官集檔案工作與編史工作于一身，統治者是檔案存毀和開發利用方向的引領者。這一時期檔案開發利用的核心主體是統治者，其主體和利用者是統治階級本身，目的是宣揚統治者的統治思想、政策和文治武功，以期統治永世長存。檔案工作、修史工作的政治性極強，體現出高度的“君本位”。（2）參與者相對單一。古代檔案開發利用以檔案文獻編纂為主要形式，但因缺少制度和法律保障，受皇權至高無上影響，檔案文獻編纂工作興衰取決于最高統治者對編史修志工作的態度。這一階段，雖然出現不少知名檔案文獻編纂大家，成果蔚為大觀，且不乏私家編纂成果，但整體來說，檔案文獻編纂活動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官方手中，仍是政府控制的官方行為。特別是編史修志，最高封建統治者甚至“欽定”“御制”選題、序言[4]26。官方壟斷檔案文獻編纂活動的主動權，最高統治者的意志決定檔案開發利用方向和程度，集政治家、史學家于一身的史官則按照最高統治者的意愿開發利用檔案，是中國古代檔案開發利用的突出特點。

二、近代檔案開發利用的參與者

1.近代檔案開發利用的主體與受眾。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民主思想、學術思想和方法的傳入及近代四大史料的發現，促使我國檔案文獻編纂進入搶救性編纂高潮[5]17-19。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黨政府計劃籌建國史館，并準備建立國立檔案庫，同時史學界對檔案的利用需求也大大增加，于是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從1931年開始了對歷史檔案的清點、整理和編印等工作。此外，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系、禹貢學會、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一些文化機構、學術團體和高等學校也自發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檔案搜集、整理和利用工作。官學并行，共同掀起了明清檔案整理研究的高潮。除此之外，國共兩黨還根據各自實際工作的需要分別對重要的檔案文獻、史料進行編纂，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匯編出版的《蘇大會文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各種法令條令匯集》等。

2.近代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的特點。（1）官學并行。近代中國檔案文獻編纂活動具有明顯的“官學并行”特征。一方面，檔案文獻編纂繼承了官方修史的傳統;另一方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系、禹貢學會、北京大學等近代化的學術機構也成為檔案開發利用的重要力量。相比官方延續利用檔案資政存史及注重開發利用的短期實用性，學者、學術機構則更加看重檔案、史料在學術研究、文化傳承和保護中的長遠價值，為學術研究服務是當時文獻編纂的最直接目的。近代檔案文獻編纂以根本不同于傳統的面貌出現，檔案文獻編纂由以政治為中心轉變為以學術為中心[6]60-61。雖然，這一時期學術性的開發利用工作甚至明顯超過官方對檔案的開發利用，但總體上仍是官學并行。（2）史學界作用凸顯。被學術界稱為“近代檔案史料新發現”的殷墟甲骨卜辭、敦煌文書、西北漢晉簡牘以及明清內閣檔案的發現激發了檔案學界、史學界對文書、檔案的開發利用，并形成了甲骨學、敦煌學等新學科。史學界的濃厚興趣和高度重視，促成了這一時期史料的整理、編纂。其中“整理檔案會并未將檔案視為己有，而是當作學術公器，積極開放，通過展覽、公布目錄以及摘抄等形式向社會公諸于眾……”[7]131，使近代的文書檔案工作除“資政”作用外，突出地展現了其本身在承載文化中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各學術機構于整理之外或是通過陳列展覽，或是通過編纂出版、查閱借抄等途徑提供利用，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聞的檔案，這些系統、真實的材料使讀者得到了寶貴的一手資料[8]64。與史學界相比，檔案界在行政效率運動的作用下，催生了諸多“樸實無華，不尚虛理”的實用性著作，在檔案開發利用中的作用并不算突出。

三、當代檔案開發利用的參與者

1.當代檔案開發利用的主體。劉耿生主編的《檔案開發利用教程》一書認為，檔案信息資源開發主體“從廣義上講是指所有從事檔案信息工作的人員，然而從狹義的角度上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是由不同類型的檔案機構承擔的，它們編制各種檔案信息檢索工具、編纂公布不同種類的檔案、提供各種編研成品、提供深層次的檔案信息服務”[9]139-140。誠然，眾多檔案機構由于性質不同，其角色、任務及服務范圍也有所區別——檔案館是檔案開發利用責任和義務的主要承擔者，檔案室主要負責向本組織提供相應的檔案信息服務，以文件中心、檔案寄存中心為代表的新型檔案機構主要負責檔案的管理工作，基本上不負責開發檔案信息資源。但隨著“以人為本”理念被納入檔案工作指導思想體系及社會對檔案信息多元性需求的增加，以檔案室為代表的內部檔案機構和以文件中心為代表的新型檔案機構、學術群體、社會文化機構、文化產業部門作為檔案館之外的開發利用主體，在檔案開發利用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因此，廣義上的檔案開發利用主體更具適用性。（1）檔案館是檔案開發利用的核心主體?！吨腥A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三款規定，中央和地方各級各類檔案館負有“采取各種形式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社會提供服務”的職責。因而，檔案館是開發利用檔案、向社會提供檔案服務最主要的責任部門。（2）內部檔案機構和新型檔案機構是檔案開發利用工作的輔助性機構。內部檔案機構保管的是本單位所形成的檔案，主要為本單位提供服務，行使的是業務職能，對推動檔案工作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雖然內部檔案機構和新型檔案機構在檔案開發利用工作方面因性質而受到嚴格制約，但另一方面其行政職能色彩不濃，可以進行創意性的開發利用，為社會文化發展提供獨特的檔案文化資源。（3）學術群體是檔案開發利用工作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橋梁。首先，學術群體的檔案開發利用靈活度較高，研究角度廣泛，能夠透過檔案本身呈現出的表象深入挖掘掩藏于其中的本相，構建檔案所承載的歷史的完整體系，同時也能夠對檔案開發利用的技術、方法、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議，為檔案深層次的開發利用提供理論指導;其次，檔案學和史學等學科既有各自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也有交叉之處，對檔案開發利用工作既有共同的需求也有個性的要求，能夠共同推動檔案開發利用工作的不斷進步。（4）社會文化機構是檔案開發利用的重要補充性主體。2017年3月22日，廣東嶺海檔案館舉行開館揭牌儀式，意味著我國首家注冊登記的省級民辦檔案館正式開館，同時也意味著檔案開發利用工作有了新形式的補充：它的建設者來自社會大眾，館藏來自民間，用戶是整個社會的公眾。雖然尚不成熟，但在貫徹黨和國家對檔案工作“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優勢——來源于群眾，服務于群眾，更容易知曉并滿足用戶對檔案開發利用成果的需求。（5）文化產業部門是檔案開發利用工作的組織保障。首先，檔案與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檔案界在保護人類文化遺產中如何發揮優勢也是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一直在關注、研究的問題;其次，從概念上看，檔案部門應當屬于文化產業部門的一個下位概念，屬于文化藝術服務行業中的文化保護和文化設施服務門類，檔案的開發利用應當包括檔案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10]76-77。文化產業部門是檔案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重要組織保障。

2.當代檔案開發利用的受眾。檔案最初對于社會大眾來說是神秘的。隨著社會發展及國家政策的調整，社會大眾的檔案意識得到顯著提升，對檔案信息提出了多元化需求。正如加拿大檔案學者特里·庫克所說：“在普通公民看來，檔案不僅要涉及政府的職責和保護公民的個人權益，而且更多地還應為他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體記憶?！睓n案于普通公眾來說已不再只是“國家的秘密”，也是尋找個人和集體記憶的重要材料，具有完善歷史記憶、增強民族認同感、給予歸屬感的重要作用。當下，檔案開發利用的受眾具有范圍廣的特點，幾乎包含所有對檔案有需求的組織和個人。

3.當代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的特點。（1）參與者范圍逐步擴大。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制定并執行了開放歷史檔案的政策?！?958年，檔案界提出‘以利用為綱的檔案工作方針，使得普通公民能夠接觸和利用檔案有了理論前提?！盵11]301988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開始正式實施，并設專章規定檔案的利用、公布問題，標志著我國的檔案利用工作進入了信息資源開發和共享的嶄新階段。檔案開發利用工作不再局限于“資政”或學術研究，而是順應時代、社會的要求，在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利用需求?？梢哉f，檔案開放利用范圍的逐步擴大直接促進了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范圍的擴大，使其形成了以檔案館為主體，文博機構、社會文化機構和大眾廣泛參與的良好局面。（2）“以人為本”成為最主要的指導思想。21世紀初，國家檔案局將“以人為本”納入檔案工作指導思想體系，強調普通公眾在檔案工作中的地位，檔案工作的各項工作指標、體系建設開始突出公眾的“主角”作用，開啟了人民群眾成為檔案利用主體的轉變。2010年12月14日，楊冬權在全國檔案局長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十一五”期間“我國檔案工作指導思想的突破前所未有”，形成了以科學發展觀指導檔案工作、建立“三個體系”、實施“三大戰略”的宏觀思想體系，位居“三大戰略”之首的“以人為本”戰略明確提出“在資源建設方面重視所有涉及人的檔案的收集與保管，在檔案利用方面重視所有人特別是普通群眾的利用需求，在隊伍建設方面重視人的素質提高和積極性發揮”[12]18-25?！耙匀藶楸尽背蔀槿珖鴻n案工作最主要的指導思想，為檔案開發利用工作提供了方向和政策保障。

四、結語

總體而言，中國的檔案開發利用工作主體經歷了“君本位——官學并行——以人為本”，由官方到官學合一再到當下官方、學術機構、民間三大力量或獨立或合作開發利用的多種力量共同進行的發展歷程;而受眾則經歷了從幕后到臺前的重要轉變。正視現實，將理論付諸實踐，突破傳統觀念束縛，將各方力量形成合力，“以尊重人的權益、維護社會正義”為目的仍是今后檔案開發利用工作需要努力的方向。

1.將受眾納入社會檔案資源建設及開發利用的主體中。于國家檔案資源之外建設社會檔案資源是完善和傳承檔案文明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有助于拓展檔案開發利用的途徑。社會檔案資源是由社會組織、家族家庭或公民個體形成、所有并管理，區別于國家檔案資源，傾向于公民個體個性化檔案服務的新型檔案資源，具有明顯的服務性、開放性和社會性[13]73-76。隨著社會改革的發展與推進，檔案自身內涵也在不斷演進，研究的范疇也在不斷擴大，這種演進和擴大對檔案文明有解構和建構的雙重作用——將檔案推向“世俗化”，使其變得不再像以前一樣隱秘不可接觸，沖擊傳統認知中檔案的來源渠道;在“國家檔案觀”前提下，出現“社會檔案資源”觀念。民間檔案館、博物館的出現為社會普通公眾休閑式查閱，將自己私人的對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寶貝”存放于其中提供了渠道，同時也為充實社會檔案資源，擴大檔案開發利用提供了廣泛社會基礎。

2.將理論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有效結合。在檔案開發利用方面，二者都是開發利用的主體，同時理論研究者也是開發利用成果的受眾。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使檔案開發利用工作更加注重二者之間的合作具有必然性：檔案開發利用是檔案學術研究的重要內容，檔案學術研究主體肩負著發展、完善檔案理論與實踐體系的知識積累與探索的職責，承擔著保證檔案事業平穩、有效、科學發展的重要工作[14]5;而實踐則是掌握檔案開發利用工作發展方向的第一道門檻，既可以對理論界的相關研究提出實際要求，也可以為理論研究提供對象，檢驗理論研究成果的可行性。故加強理論研究主體與實踐主體的合作，對共同推進檔案開發利用工作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3.“以人為本”，擴大視野。加拿大檔案學者特里·庫克認為，后保管時代檔案學的變化核心是檔案不再被視為靜態的實體，而是一種動態的、虛擬的概念;檔案不再是人類活動的被動產物，而是個人或組織所從事的社會活動的積極體現。后現代檔案工作不僅要關注檔案的本身，還要關注檔案的產生、整理和保管全過程，關注作者的意圖，關注其形成和存在的宏觀背景信息[15]159-163。因此，當下對檔案開發利用參與者的關注也不能再只是眼前可見的開發利用主體和受眾，檔案的親歷者、報道人和整理者也應逐步進入開發利用工作的視野。對其進行回訪，也即是對檔案的回訪，可以將檔案、歷史、文學、個人、時代等主題連接起來，有效揭示圍繞檔案形成的多層文本[16]55-62。深入了解、分析相關“人”在檔案形成過程中的心理活動，對當下檔案開發利用來說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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