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貿易：用商品和服務推動民族團結
——怒江州貢山縣民貿商店的故事

◇ 文/楊麗玉（四川大學錦城學院） 龍成鵬 圖/佚名

在云南，在民族地區，吃飯穿衣這等平常的事，也是民族工作者服務的內容。70 多年前新中國才建立時如此，今天脫貧攻堅下同樣如此。

有一個1951 年6 月出現的名詞——“民族貿易”，提示了這兩者的聯系。今年，媒體熱議脫貧，回頭看民族貿易的篳路藍縷，我們不難看到民族工作的意義、脫貧壯舉的初心。

風雪背糧路

獨龍族第一代售貨員

1953 年10 月，從昆明學習回來的孔志禮，被貢山縣政府分派了一份今天看來有些特別的工作——去獨龍江區（貢山縣四區）開商店。

孔志禮是云南民族學院（現為云南民族大學）第一批貢山縣學員，也是唯一的獨龍族。1951 年6 月，貢山縣一行6 人（1 名獨龍族、2 名怒族、3 名傈僳族）從縣城步行七天抵達麗江（1954 年前貢山屬麗江專區），隨后與麗江匯集的其他學生組成17 人的隊伍，前往民族學院報道。這批學生有的第二年就開始加入首次組建的省民族工作隊，成為此后云南民族地區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變革的推動者。（褚友本：《四十年的經歷》）

就在孔志禮回到貢山縣前夕，貢山縣由麗江派來的民族工作隊也剛好組建，但是孔志禮并沒有直接加入這支隊伍（工作雖然有交集），而是被引進到一個似乎同樣很需要他的工作崗位。

不久，獨龍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中心商店，一并誕生的還有獨龍族第一代售貨員。（李華口述、馬朝福整理：《獨龍江第一個貿易商店的建立》）

無獨有偶，一年后，1954 年，14 歲的獨龍族女孩加納，也被派往云南民族學院學習。一年后她回來，在民族工作隊工作幾年后，因為會幾門語言，她被調入縣商業局，成為獨龍族第一個女售貨員。（加納口述、何秀春整理：《獨龍族第一代女售貨員的回憶》）

培養民族干部很杰出的云南民族學院，連續培養了兩位獨龍族售貨員，這對于我們全面理解貢山的民族貿易的歷史情況，是不容錯過的提醒。民族貿易，今天已然有些陌生的詞，其意義值得我們把它放回到歷史的語境下去重新認識。

貧窮的根源

貢山縣在怒江州北部，與中國的西藏、緬甸接壤，在怒江州“邊四縣”中（“邊四縣”指瀘水縣、碧江縣、福貢縣、貢山縣。其中碧江縣于1986 年撤銷。民族貿易的一些統計數據經常把“邊四縣”放在一起），交通困難程度、物資匱乏程度可能相對更為嚴重。而其中，獨龍江區（鄉）因為與怒江峽谷隔著海拔4000 多米的高黎貢山，交通的困難又更加突出。

首先，物資非常匱乏。新中國成立前，糧食不夠吃，“一年生產的糧食只夠吃三四個月”，剩下就需要采集葛根、董棕粉和“達格勒”等野生植物，以及漁獵所得來維持。

生產生活的物資更是缺乏，除了自制的竹木器，砍刀、斧頭、鐵鍋、三腳、食鹽、茶葉等都需要從外面輸入。而這種輸入又特別困難。（李華口述、馬朝福整理：《獨龍江第一個貿易商店的建立》）

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云南分團1950 年10 月到麗江，獨龍族代表趕來參加各民族代表大會。他們在麗江穿政府新發放的中山裝，副團長王連芳看見后，出于對民族文化的尊重，跟籌辦會議的人說，“這幾位代表還是穿本民族服裝好?！苯Y果，獨龍族代表換上了原來的衣服，在麗江冷得“打哆嗦”。獨龍族代表原來的服裝，露出雙臂，上身著一件皮褂，下身穿小短褲，根本扛不住麗江的冷空氣。王連芳后悔自己“太主觀”，但也深切感受到云南“民族兄弟”的苦。（王連芳：《云南民族工作回憶》，第32 頁）

從自然資源看，貢山其實很富有。這里的麝香、黃連、貝母都是名貴藥材。新中國成立前，獨龍江還發現金沙，有些淘金者冒著生命危險到這里謀求暴富。

貧窮的原因出在哪里？

在與中央訪問團的座談中，一個傈僳族代表說，新中國成立前，“我們沒有鹽，只好受國民黨敲詐，5 斤黃連換1 斤鹽，漢族商人的一顆針換我們一只雞?！保ㄍ踹B芳：《云南民族工作回憶》，第32—33 頁）

買賣不公平，搞“剪刀差”，是過去貧困的原因。曾任福貢縣第一任縣長的李世榮，在后來的文章中提供了更詳細的數據。

他說，福貢縣盛產黃連，新中國成立前“外來商人進行謀取暴利和投機買賣，甚至壟斷了某些居民迫切需要的商品如食鹽、布匹、糧食等”。結果，黃連價格下跌，而從外商購買的生產生活用品價格則暴漲。

價格懸殊多大？看他列舉的一組數據。

大概在抗戰前、后，黃連的價格從每市斤半開（指當時云南鑄造的小銀元）5元，降到半開0.5元，降了十倍。與此同時，過去在這里熱銷的大理土布，從每件半開1.5元，漲到了5、6 元。按過去價格，1 斤黃連可換3 件布，做兩套衣服還有剩余。黃連降價后，十幾斤黃連才能值1 件布的錢，價格前后相差30 倍。

盡管黃連是福貢、貢山的特產，但黃連也并非遍地都是。李世榮說，一個成人挖黃連要4 天才能挖1 市斤，價格跌落后，1 市斤黃連換來的食物不夠一個人吃4 天。這就意味著挖黃連無法生活下去了。（李世榮：《福貢市場史況與解放初期的民貿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的十多年里，因為貝母價格上漲、獨龍江發現黃金等等有利可圖的契機，內地商人，乃至跟官商勾結的政府官員，想各種辦法來貢山縣謀取暴利。比如，貢山政府在路上設關卡，貝母10 斤，交稅1.8 斤。再比如，抗戰結束不久，貢山設治局局長跟商人合伙，從維西趕著60 頭黃牛到獨龍江，強行給每戶獨龍族賒銷6 斤牛肉，然后讓他們挖貝母、黃連償還。（李華：《民國時期貢山商品流通史況》）

新中國成立前，貢山縣的貿易方式比較奇特，既是原始的以物易物，又誘導甚至強制地搞提前消費，甚至還有搞金融產品的意思。

踐行黨的民族政策

貢山縣的民族貿易，從正式機構講，始于1951 年。

貢山縣1949 年8 月和平解放，第二年4 月人民政府成立。1951 年，也就在國家貿易部發文（《關于準備出席民族貿易會議問題的通知》）倡導積極發展民族貿易這一年，貢山縣成立了顛覆以往貿易規則的民族貿易辦事處。

民族貿易對基層的輻射帶動作用，1953 年后更加明顯，主要原因是這時辦事處規模擴大，職工由原來的4 人增加到18 人，隨后全縣四個區分別建立了民族貿易中心商店?？字径Y被分到獨龍江區（四區），而另一位獨龍族的售貨員加納則先是留在縣城的百貨門市部，再后來又調到一區丙中洛的商店。

民族貿易在網點鋪開之后，收和購的功能都得到增強，這兩個功能在當時物資匱乏和貿易不暢的情況下，作用很大。

時任福貢縣縣長李世榮說，福貢的民族貿易，最缺的東西是鹽巴和鐵質農具。鹽巴缺到什么程度？

“一般人看來，食鹽比黃金還要稀奇。即使是富裕戶，也要用麻繩把一小塊鹽拴著，吃飯時在湯里隨便泡一下就很快拿出來，娃娃哭了才給他舔一下。廣大貧苦農民則哄騙娃娃一小點鹽巴也沒有，甚至有的人為了去蘭坪買點鹽巴凍死在碧落雪山上?！?（李世榮：《福貢市場史況與解放初期的民貿工作》）

獨龍江的生活條件不比福貢好，所以鹽巴同樣是民貿商店帶來的大福利。此時，獨龍族群眾不僅不用擔心買不到鹽巴，而且鹽巴的價格也大幅下降。

鹽巴的價格降幅有多大，可以參考福貢的情況。

李世榮收集了1949 年和1951 年的價格對比。

1949 年1 市斤黃連只能換來井鹽8 兩，到1951 年，1 市斤黃連就可以換30 斤井鹽了——“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缺鹽問題完全解決了?！? 市斤黃連，還可以換新鮮豬肉6.9 市斤，大米15 市斤。過去那種壓低本地特產黃連的價格，抬高外來商品價格的剪刀差現象再也沒有了。

不只是交易更公平了，而且透過貿易，國家對怒江少數民族的物資方面還給予照顧。比如，“為了照顧邊疆兄弟民族的生活困難，食鹽減稅供應?！?951 年11 月，每百斤鹽稅從5 元降為1 元，每市斤食鹽銷售價從0.13元降為7 分5 厘（后來稍微調整到8 分2 厘）。（李世榮：《福貢市場史況與解放初期的民貿工作》）

據《怒江調研》的作者李道生說，“食鹽一項為賠本供應，僅1952 年政府補貼食鹽差價和稅款就達2.5 萬元?！彼信e的數字，應該是針對包括貢山、福貢、碧江、瀘水在內的“邊四縣”的情況。

他說民族貿易政策，對不同的物資分別采用 “不賠不賺、少賺和有些商品賠本經營”等三種策略。而鹽巴就屬于賠本經營。（李道生：《怒江調研》，第6 頁）

鐵器的需求太多樣，供應更有難度。

獨龍族使用的小鐵農具有砍刀、斧頭、鋤頭，形制與內地有所不同，這些過去大部分是從緬甸進來，內地沒有現成的模板。為了滿足獨龍族需要，“我就帶了這些農具的樣品，直接到麗江農具廠訂做，”李華說，結果是麗江“加工出來的產品和群眾使用的一模一樣，而質量比緬甸的要好，從而很受當地群眾的喜愛”。到寫這篇文章的上世紀90 年代時，這些農具已經可以在貢山縣自己加工了。

民族貿易流通中的那些農具、生活用品的供應，不僅傾注了當地民族工作者的心血，而且也牽涉內地、乃至外省的各族人民。

“為了幫助兄弟民族發展生產，改變貧窮落后面貌，昆明鋼鐵公司根據各民族喜愛和要求，制造供應了大量的‘昆鋼鋤’，取代了國外進口的高價‘洋鋤’?！?/p>

李世榮介紹的是福貢情況，一部分也適用于貢山。除了“昆鋼鋤”，他還提到昆明和附近地州調進了成批的打谷機和包谷脫粒機，另外日常用具，還包括從德宏引進的阿昌刀，麗江加工生產的板鋤、砍刀、鐮刀和斧頭。

滿足民族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方面，傈僳族和怒族的鐵三腳，民貿公司專門定制供應，還有他們喜歡的煮玉米稀飯的鐵腰鍋。還供應了天津生產的鋁制鋼精鍋，請國家紡織部門專門為傈僳族生產了制作服裝用的素底條花棉布，還派專人到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組織生產硨磲片、瓷白圓珠等頭飾品和胸飾。

“這些民族特需商品的供應，對于增強民族團結，穩定邊疆，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榮總結說。李世榮1950 年代初在福貢擔任縣長，他的觀點可能比較貼近當時的歷史情形。當時民族地區，“把發展民族貿易工作，作為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內容來抓”。

民族貿易和黨的民族工作的關系，直接反映在民族貿易的方針中，這個方針就是“加強物資交流、增進民族團結、促進少數民族的生產和生活的改善”。另外，李世榮還列出“三照顧”的政策，其中一條是價格照顧，虧本經營，“對各族人民生產生活必需品如鋼鋤、鐵鍋、食鹽、茶葉等供應，實行最高限價，對農副產品如黃連、漆蠟、香菌、木耳等的收購實行最低保護價。對棉布、藥品等重要工業品實行全省統一價格，以照顧邊遠地區”。

融合了經濟照顧、政策關懷的民族貿易，跟新中國成立前相比，其發展程度不可同日而語。而且，隨著網點擴大，民族貿易在50 年代也一天比一天繁榮起來。

李世榮提供的這組數據，是很生動的詮釋：

1951 年至1955 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從5363元增加到321184 元，增長了60 倍，農副產品收購總值，從3168 元增加到108714 元，增長了34.3 倍。黃連的收購量也從2250 市斤增長到62650 市斤，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李世榮：《福貢市場史況與解放初期的民貿工作》）

把服務做到最基層

民貿基層網點的意義，不止于收購與銷售，它也是農業技術、商貿知識普及的窗口。

獨龍江民貿商店每年秋冬季節，都要舉辦藥材培訓班，組織各村群眾學習，教他們怎樣識別藥材，加工藥材，并組織群眾上山采集、加工。還教會他們種植黃連的技術和黃樟油的制作方法。（李華口述、馬朝福整理：《獨龍江第一個貿易商店的建立》）

加納所在的丙中洛商店也同樣兼有技術推廣的功能。1960 年她調到丙中洛，送貨下鄉時兼收購一些農副產品，進而發動老百姓種辣椒、草煙，養雞、豬、牛、羊，商店還調來木香、當歸、黨參等藥材種子，發動群眾種植，商店給每個職工分配任務，晚上他們就到村子去召集社員開會落實種植面積，還在技術上給予指導。（加納口述、何秀春整理：《獨龍族第一代女售貨員的回憶》）

貿易的基層網點，通過具體的服務，還踐行民族團結。

在獨龍江，有一個群眾背藥材來換生活用品。由于工作失誤，少算40 元的商品。發現后第二天他們派人請他回來，按價補給他兩背食鹽。他回去之后，對其他人說，“中國共產黨的商店真好，很講信用?！?（李華口述、馬朝福整理：《獨龍江第一個貿易商店的建立》）

丙中洛商店規模要大一些，工作人員發展到10多人，6 個民族。晚年的加納回憶這段經歷，很愉悅地說，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團結互助的民族大家庭”。那時候工作很累，送貨下鄉，走10 多公里的山路，背著糖、茶、煙、鹽、火柴和膠鞋、縫衣針、線等日用百貨。盡管一路辛苦，但遇到群眾在地里干活，還是會放下籃子，跟他們一起勞動。等群眾休息時，趕緊擺出貨來賣，等群眾收工，又挨家挨戶去服務。

加納會傈僳語、怒族語，所到之處，跟各族群眾都處得愉快。西藏察瓦龍有藏族馬幫來趕街，加納進而又學了藏語。

“我對顧客從不耍態度，只要是他們滿意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倍櫩蛡円步洺Ｔ陔x開商店時，“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加納口述、何秀春整理：《獨龍族第一代女售貨員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