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少數民族工作（連載十一）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建設西南之三

文/薛慶超

一、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除臺灣省及一些沿海島嶼外，實現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領土完整和統一

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勢如破竹，連戰皆捷。國民黨軍隊潰不成軍，望風披靡。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指揮部隊配屬第四野戰軍，1949年10月下旬在廣東陽春、陽江消滅國民黨軍隊余漢謀集團4萬余人，12月間在廣西的博白、陸川、廉江地區殲敵第3兵團及13兵團大部，粉碎國民黨軍隊從雷州半島向海上逃跑的計劃，6日解放欽州，全殲白崇禧集團主力。此后，陳賡兵團仍然歸屬第二野戰軍指揮。

1950年1月，陳賡司令員指揮第四兵團和第四野戰軍一部由少數民族地區——廣西百色地區向云南進軍，得到長期堅持游擊戰爭的人民解放軍桂滇黔邊縱隊有力配合，先后在滇南蒙自、個舊、元江、南嶠（今勐海）等地殲滅企圖向境外逃跑的國民黨軍隊第26軍和第8軍大部，生俘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兼第8兵團司令官湯堯。

2月20日，陳賡率領第四兵團和桂黔滇邊縱隊在云南昆明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入城式。軍威雄壯、斗志昂揚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受到漢族、各少數民族人民群眾和各界代表人物的熱烈歡迎。

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陳賡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

周保中，白族，云南人，早年投身中國革命，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總指揮等職務，是著名的抗日將領和民族英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時，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考慮到周保中的少數民族身份，有利于溝通西南各少數民族，因此特意將周保中調到云南和西南地區工作。

3月中旬至4月初，西南軍區（即原第二野戰軍）一部發起西昌戰役，全殲國民黨軍1萬余人。至此，盤踞在西南地區的國民黨軍全部被殲。

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的作戰，歷時5個多月，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及地方武裝93萬余人，解放云南、貴州、四川、西康4省，徹底粉碎國民黨企圖割據西南，待機反攻的圖謀。

對于解放大西南取得偉大勝利的原因，與鄧小平并肩運籌帷幄、指揮作戰的劉伯承司令員在給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西南進軍作戰經驗匯集》的題詞中，作了精辟概括：“西南進軍是在毛主席的戰役指導下，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上進行的。在部署上為出敵不意，突然拊其側背，斷其逃路。在行動上，則猛打猛追，使敵人無喘息余地，更來不及變動原有部署，被動作戰。在政策上，尤本軍委布告的八項切實執行，收效很大?！?/p>

為了盡快實現祖國的領土完整和統一，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1950年初，西南局、西南軍區開始準備進軍西藏，為此調集兵力，配備必要的物資，成立了以張國華為書記、譚冠三為副書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10月，人民解放軍第18軍發起昌都戰役，經過20天戰斗，取得昌都大捷，打開進軍西藏大門。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在號稱“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上迎風飄揚。

至此，除臺灣省及一些沿海島嶼外，實現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領土完整和統一。

鄧小平回顧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歷史時指出：“進軍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沒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場的是剿匪戰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規定的1950年的任務概括為幾個數字：90萬，90萬，6000萬，60萬?！?/p>

“什么叫90萬、90萬呀？頭一個90萬，就是起義、投誠、俘虜的國民黨官兵有90萬，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這是個大難題，需要解決?！?/p>

“還有一個90萬，就是土匪，要把他們消滅。這個完成得很順利。打土匪本來是很困難的事情，我們聲威雄壯啊，把他們打怕了，費勁也不大?！?/p>

“6000萬就是西南地區人口中90%的基本群眾，要把他們發動起來，搞土改鬧翻身?！?/p>

“還有一個是要提高我們部隊60萬干部戰士的質量，以擔當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務。這4項任務都完成得不錯。這時二野還增加了一個18兵團，18兵團原先也是晉冀魯豫的部隊?！?/p>

二、總結經驗，明確方向，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第二野戰軍首長率全體同志致各戰略區感謝支援電》

自古以來，勝利之師因為勝利而驕傲自滿，腐化墮落，紀律松弛，導致失敗的前車之鑒史不絕書。飽讀史書的鄧小平對此極為重視。他認為，因為形勢和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能否戒驕戒躁，避免李闖王進京所犯的那樣的歷史性錯誤，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

1950年元旦過后，鄧小平在成都戰役總結大會上，針對干部中正在發展的享樂思想，一針見血地問道：西南的仗到底打完了沒有？他如實分析了改造90萬國民黨軍隊、發動6000萬基本群眾、提高60萬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素質的艱巨任務，十分動情地警示與會者，在這樣嚴峻的形勢面前，有些同志卻認為仗已經打完了，該享樂了，這是何等的危險與可怕！

鄧小平強調，所謂享樂思想，實際上是團級以上干部的思想。不愿住鄉村，不愿到小城市，不愿住無電燈的房子，也是團級以上干部的思想。而各高級首長能否以身作則，關系尤大。鄧小平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重慶鬧房子不夠住的現象，說這簡直是要搞“華爾街”。為此專門由有關部門發出通知，明令不設私人公館，房子擠著住，集體辦伙食，嚴防鋪張浪費，同時要求特別注意下級干部及戰士在制度規定范圍內的福利。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正式簽訂

隨后，鄧小平又督促成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專司監督之責，以便隨時揭露與清除干部中的腐敗現象。鄧小平率先垂范，廉潔儉樸，不搞特殊化，自己全家與劉伯承全家擠在一起住，使別人無話可說。他的這些要求與舉措，實際上是在歷史發展轉折關頭發出的動員令，在解放初期的西南地區黨政軍民中，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起到了鞭策落伍，轉變風氣，弘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保持人民軍隊政治本色的歷史推動作用。

5月18日，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參謀長李達向中央軍委寫出報告，匯報第二野戰軍（除第4兵團）進軍西南的基本經驗：

一是準備充分。我軍經過京滬杭作戰的補充與華東局對二野各種物質之充分供應，故兵員及裝備均較充實，物質準備都很滿意，經過華中地區，又受到華中人民及四野的熱烈支援與愛護，更增加我們部隊的信心和物質力量。

二是任務明確。進軍以前之政治動員很深入普及，充分闡明了毛主席及中央的戰略方針，說明解放西南的光榮與艱苦任務，說明了西南各地的具體情況。在進軍的指揮工作上，強調了只要以各種方法把部隊完整健康地帶到西南，就是勝利的道理。故無論干部或戰士，都認為情況清楚，目標明顯，任務明確而不含糊，所以大家都有精神準備，一般的沒有懷疑、畏怯現象。

三是不畏艱險。11月初由湘西開始出動，以后即遭連續半個月甚至一個月的淫雨，加之公路很少且多被敵破壞，前進道上橫亙著連綿不絕的武陵山脈，路小、山陡、流多、水急，所過之處又人少糧缺，增加了嚴重的困難，但由于我們物質準備尚好（特別是每人有四雙膠底鞋），政治動員深入而明確，故所有部隊都以高度的努力與堅強的信念，不避艱險，不怕困難，一致向指定目標邁進。干部戰士差不多每天都要跌幾跤，有的甚至每日渾身都是泥巴，自軍長以下的大多數干部，在將近半月時間內，都因山路崎嶇而丟掉了乘馬和鋪蓋，步行和衣而眠。為了奔殲敵人，為了跳出無糧區，大多以日行120至180里的行程連續前進，甚至有連續幾個晝夜施行急行軍者。過貴州的部隊，尚以為貴州并不如過去所說的那樣苦以自慰，因之，都順利地戰勝了當前的困難。

四是進軍神速。由于我們戰勝了上述的困難，進軍非常神速，到處出敵意表，故敵人處處被動，一切部署都落在我軍之后，所有企圖抵抗之敵人，都在其尚未到達預定地點時，即被我軍擊潰或消滅，因之一般地未遇到較有組織的頑強抵抗，我之傷亡不大（連最后殲擊李文兵團在內，共計傷亡不到五千人），敵人的破壞企圖均未得逞，重慶、成都、貴陽諸城市均較完整地獲得解放。

五是政策正確。執行了毛主席和中央統戰政策的明確指示，在進軍過程中，對過去的舊政權人員及武裝，只要不積極反對我們，都實行招撫和寬大，并提出“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的方針，故凡大軍通過之地區，大多數人員及保安武裝都與我們接頭，維持治安，籌辦糧草和自動組織解放委員會，籌辦維持性質的機構，臨時維持秩序，聽候接收。一般地方補給尚較穩定，未遭受較大的危害。

六是紀律嚴明。第5兵團在進入貴州的階段中，群眾紀律特別好，得到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的熱烈擁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會議上，鄧小平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作《關于西南工作情況的報告》。他對于進軍大西南作了概括：人民解放軍第一、第二、第四三大野戰軍的部隊，從11月初開始進軍西南的戰役。我第二、第四兩野戰軍部隊首先在湘鄂川邊以神速突然的動作一舉殲滅蔣軍宋希濂部主力，乘勝猛追，沿途殲滅蔣軍增援部隊，并以平均每天百里以上的速度直逼長江南岸，寬正面地搶過長江。蔣介石11月29日張皇逃走。我四野、二野各一部于30日同時進入重慶市區。

毫無疑問，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在劉伯承、鄧小平的指揮下，從解放戰爭開始到挺進大別山，逐鹿中原，決戰淮海，強渡長江，占領南京，橫掃大西南，第二野戰軍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建立了不朽功勛。在革命戰爭勝利后，勝利應當歸于誰，這確實是一個勝利之師應當正確對待的問題。對此，第二野戰軍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治委員一直保持著無產階級政治家冷靜清醒的頭腦，用深邃的智慧和寬廣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他們始終認為，勝利應當歸于黨中央的領導、歸于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歸于兄弟部隊的有力配合。

為此，在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后，劉伯承、鄧小平率第二野戰軍全體同志發出《感謝電》，向第二野戰軍曾經戰斗過的地區的黨政軍民，特別是向并肩作戰的兄弟般的第三野戰軍、第一野戰軍、第四野戰軍表示衷心感謝。

1949年12月底，第二野戰軍領導人在一起研究工作，鄧小平首先說：我們西南區解放較晚，現在正值新年，大家都在慶祝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這個勝利來之不易，首先是我們堅持執行了毛澤東主席、中央軍委的戰略方針和各項政策，再就是由于我們全體指戰員戰勝各種困難、英勇作戰得來的，同時也是與各戰略區黨政軍民的大力支援分不開的。中央在新年要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向全國軍民祝賀勝利。

鄧小平提議，我們應該給各戰略區發個感謝支援的電報。劉伯承司令員和其他領導同志都非常贊成。張際春副政委提出由政治部起草辦理此事。鄧小平當即說：“我自己寫吧，這樣快些?！钡谝惶煺f完，第二天就寫好了《第二野戰軍首長率全體同志致各戰略區感謝支援電》，由第二野戰軍新華分社發出。這篇文稿，鄧小平用毛筆寫就，字跡流暢剛健，共六七頁，1300字左右，全文一氣呵成，沒有一處修改。通篇充分表達了第二野戰軍對各戰略區的真摯感情和深切謝意，其基本思想是教育部隊指戰員應把勝利的榮譽歸功于黨，歸功于人民。

三、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中國古代有一副著名的對聯，評價著名政治家諸葛亮治理蜀國的得失：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西南是多民族聚居地區，地域遼闊，少數民族眾多，國境線長達數千公里，交通不便，民族關系復雜。解放前，國民黨在西南地區集結90多萬軍隊，妄圖負隅頑抗。國民黨覆滅后，國民黨軍隊的殘渣余孽、散兵游勇很多，政治土匪、武裝特務活動十分猖獗，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社會情況尤其復雜，經濟破敗蕭條，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重慶是大西南重鎮，國民黨政府長期盤踞的地方。蔣介石曾經幻想在重慶設立所謂“臨時首都”，糾集國民黨軍隊殘余勢力垂死掙扎，等待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卷土重來。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一開始就高度重視重慶。當時的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司令員陳錫聯回憶：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指示劉鄧大軍，在賀龍司令員率十八兵團協同下，進軍大西南。我軍采取戰略大迂回、大包圍的方針，猛打猛追，所向披靡，很快打下了國民黨抗戰時的“陪都”重慶。有一天，劉鄧首長找我談話，讓我任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市長。我說，我不會也不懂地方工作，還是讓別的同志干吧！小平同志說，打仗是為人民，當市長也是為人民，不會可以學嘛。這樣，我就按照組織上的安排，緊張地投入了地方工作。

當時，西南局、西南軍區，還有重慶市軍管會、市政府等黨政軍機關都住在市區，大家忙著找好房子住。小平同志知道后，把機關的領導同志召集到他家里開會。他非常嚴肅地說，聽說你們來了以后房子不夠??？大家來西南是為人民辦事的，不是來享受的，人民期望我們要做的事很多，我們剛來，還沒做多少事，就鬧房子。你們想一想，原來住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啦？到會同志看到劉鄧首長兩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擠。覺得既受了批評，也受了教育。大家什么話也不說了，回去立即動手，讓的讓，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間就把問題解決了。

西南地區解放初期，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經濟，繁榮市場，保障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安居樂業，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特別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以極大的精力狠抓了公安工作。一名從太行山到大西南一直在鄧小平領導下從事公安保衛工作的老同志回憶：

進軍西南到達重慶后，我奉派參加重慶市的公安接管工作，在新的條件下，聆聽鄧政委在各種大小會議上的講話指示的機會，比戰爭年代更多一些。由于重慶在抗戰時期曾是國民黨政府的陪都，屬于解放較晚的地區，國民黨的各類殘渣余孽，軍警憲特分子，大量逃竄麇集于此，加之從1949年初開始，國民黨特務機關就有計劃地布置潛伏和游擊組織，敵情是十分嚴重的。

為了有效地打擊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現行破壞活動和欺壓群眾罪大惡極的“東霸天”“南霸天”，發動群眾同反革命作斗爭，鄧政委當時對公安工作曾多次作過及時的指示和具體的指導。

1950年6月3日，鄧政委為內部刊物《西南公安通訊》題詞：“加強隱蔽斗爭肅清匪特，是今后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這不但需要我們公安工作同志機智和有辦法，更重要的還在于依靠群眾和掌握政策”。

1951年元旦，鄧政委為公開發行的《西南公安畫報》創刊號題詞：“1951年，我們應在清除美國毒素的思想戰線上，在土地改革的斗爭中，在經濟建設的事業中，在肅清匪特，特別是在反對隱蔽敵人的斗爭中，進一步地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它民主愛國分子，做出更多的成績?！?/p>

1951年元月24日，鄧政委在西南區第一屆公安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講實事求是，“成績要看到，但不能過高，才是實事求是”，公安工作要有群眾基礎，“我們在群眾中有了耳目手足，群眾能自動起來反對反革命了，我們才可以放心一點”。對反革命的斗爭是長期的，等等。

1950年10月的一天，鄧政委把西南公安部的周興、劉秉琳、趙蒼璧3位部長和市公安局的正副局長劉明輝、段大明和我叫到他的住處的客廳里，研究貫徹執行中央“雙十指示”，開展鎮反運動的有關問題，特別強調了要掌握政策。根據中央、西南局關于鎮反肅特工作的指示精神，我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組織了1950年1月18日，5月19日和1951年3月13日3次大逮捕行動。在1950年1月18日，大逮捕前夕，西南公安部周興部長和趙蒼璧副部長都曾到老街“慈居”市局政保處（重慶市公安局政治保衛處）具體指導。周興部長傳達了鄧政委關于在大逮捕行動中一定要貫徹落實“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精神的指示。

這次大逮捕行動共逮捕特務、反革命分子等1315人，在大逮捕的震懾下，在十一天里就有1736名特務分子前來自首登記。同時根據立功表現情況，從寬處理了包括保密局西南特區中將副區長李修凱等150名自首特務，達到了打擊敵特囂張氣焰，分化瓦解敵人，擴大戰果，發現更多敵特線索的目的。

在這段時間里，鄧政委對一些大要案件和事關統戰對象的事，他都親自過問。如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中校專員冉益智，解放前曾是地下黨的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主管學運（學生運動）。1948年4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后即叛變，供出了重慶市委的領導班子和沙磁區、北碚、南岸和城區學運特支書記和黨員20多人，并帶領特務到下川東萬縣等地，指認逮捕了江竹筠（江姐）等11人，重慶解放后，冉益智冒充“脫險同志”到臨江路介中公寓的“脫險同志登記處”登記，當場被人揭穿后，才被迫到市公安局19分局（北碚）登記自首。這是一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1950年9月1日，鄧政委在關于冉益智的處理報告上作了批示，10月27日市公安局將冉逮捕押審，11月的一天，西康省委書記廖志高同志（抗戰初期曾任川東特委書記）來重慶參加西南局的會議，得知冉益智還沒有處決，便到鄧政委處提出意見。23日，西南局電話傳達鄧政委關于處決冉益智的口頭指示。24日西南公安部趙蒼璧副部長批示“以反革命殺人罪，不以叛徒罪處決”。1951年1月19日，人民法院判處冉益智等4名叛徒、特務死刑。

又如在“三一三”大逮捕中，由于（重慶市公安局）第五分局對舉報材料核查不認真，誤將李杜（曾任東北抗日將領）以一貫道首領上報市局，造成錯捕，關入石板坡監獄，第二天即接到鄧政委的秘書的電話，指示我們立即糾正并作好善后工作，當即由西南公安部情報處長于炳然同志（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的政治部副主任）帶領政保處科長郝涌昌同志專程趕往監獄，向李杜道歉后將其接出送回到南岸清水溪家中，有關責任人作了書面檢查。

再如1951年11月23日，西南公安展覽在大田灣廣場展出，展出的前一天，請鄧政委、賀龍司令員來審查展覽內容。兩位首長看得很仔細認真，當看到一塊展板上的照片說明詞中，寫有“龍云部××反水叛亂”的語句時，鄧政委當即嚴肅指出，龍云先生是愛國民主人士，舊部反水叛亂，同他沒有什么關系，要將這種有嚴重錯誤的詞句立即改正。

再如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民生輪船公司實業家盧作孚先生于1952年2月8日晚，在新華路家中臥室內于睡眠中突然死去，鄧政委接到報告后，十分震驚，當即指示西南公安部周興部長，徹查情況。周部長指定由西公部經濟保衛處處長李俊成同志和我具體負責，抽調得力干部組織專門力量進行徹查工作。

經過一段工作，將情況弄清。當時在鎮反運動中派到民生公司的有關負責干部，對運動掌握不當搞出了一個失實的青年黨案件，株連公司不少高級職員，造成混亂情況，問題雖未直接弄到盧先生頭上，對他卻造成壓力，他對此很有意見，但又不便提出。以后又開始了“五反”運動，隨著這個運動的日益升溫，在私營工商業者中形成十分緊張的氣氛。

鑒于當時重慶已有工商業者由于對運動不理解，發生自殺現象，鄧政委批示了對西南地區工商業者的保護對象有200多人，其中重慶市的有38人，此時民生公司的“五反”運動也在逐漸展開，一天軍代表定要盧先生參加第二天的公司職工大會，卻沒有向他交底說明情況，造成誤會，盧作孚平時家里備有安眠藥阿米妥鈉，以便失眠時使用，當晚就吞服了過量安眠藥去世，我們將這一調查結果報告周興部長轉報鄧政委，并得到認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鄧小平，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堅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一系列重要決策，團結一致，和衷共濟，齊心協力，凝聚人心，為解放西南、穩定西南、建設西南、保衛西南邊疆，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導西南地區人民群眾，建立各級人民政府，恢復國民經濟，剿匪反霸，開展土地改革，穩定社會秩序，繁榮市場經濟，用極大的力量進行各項建設事業。同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分化原來敵人營壘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謹慎穩妥地消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促成各民族緊密團結，廣泛發動人民群眾，順利地進行各項社會改革。通過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加強各級人民政權的民主建設，在西南地區創造了政治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繁榮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