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壽州窯執壺造型年代考

陶治強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碧拼娙送醪g留下的膾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中，以冰心玉壺自喻，表露了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韻味無窮。執壺是壽州窯瓷器中較為常見的一類，就現存資料而言，可以初步理出它的型式和年代，型式有圓鼓腹、弧鼓腹、深弧腹和斜直腹四種，年代分為唐早中期、中期、唐晚期。造型各異，功能多樣的執壺深受市場喜愛，它不僅豐富了唐代的酒文化和茶文化，也以物質形式攜載和傳播著唐代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唐代最流行的瓷壺造型

隋代出現了一種嶄新式樣的帶流帶把壺，這種壺即是我們通常說的“執壺”。齊東方教授認為執壺是“器物的一側裝有一弧形把手，另一側安裝有管狀流，有時叫帶把壺，有的出土器物上自銘‘酒注也常常被稱作‘注壺”?！肚喟状设b定與鑒賞》：“壺的造型多種多樣，有瓜棱壺、提梁壺、獸流壺、葫蘆式壺、扁腹壺等，較普遍的是體型較大，都帶有執柄，故一般通稱為執壺?！?/p>

在唐宋文獻中，根據酒和茶的不同用途，對這類器物的稱呼有別。配有溫碗的用來溫酒注酒，被稱為“酒注”“注子”或“偏提”;用于茶飲的稱為“茶瓶”“湯瓶”，或“茗瓶”“瓶”。楊俊艷在《唐代器用：注子與偏提》①一文中，詳細地說明了“注子”與“偏提”的形制和特點，注子的特點是盤口、束頸、溜肩、扁腹、平底、管狀長流、橫柄，與西漢流行的青銅平底盉肖似。長沙窯譚家坡遺址出土了一件長條形橫柄壺，上印“趙”“注子”。1978年長沙窯遺址也出土了一件藍綠釉“注子”，高16.3厘米，子母口蓋、寶珠式蓋鈕、圓肩鼓腹、肩部裝一長條形橫柄、六棱管狀流、平底內凹。1976 年在合肥市北郊火車站機務段建設工地中出土一件邢窯凹弦紋橫柄注子。而“偏提”是注子去掉橫柄安系，即加上圈把柄，也就是唐代執壺的一般式樣，短流、曲柄、瓶身、假圈足，假如除去柄（把手）和流（壺嘴），那么它便是一只端莊美麗的瓷瓶。

唐代是執壺的發展繁榮期，它的出現基本上取代了雞首壺，成為唐代最流行最時髦的瓷壺造型。唐代的執壺在南北名窯中均有燒制，如越窯燒制的青瓷執壺、邢窯白瓷執壺、長沙窯詩文執壺等特點鮮明、匠心獨運。壽州窯作為安徽唐代著名瓷窯，也與時俱進，瞄準市場需求，不失時機地生產了各式各樣的執壺。近些年來，隨著各地考古工作的開展，壽州窯執壺不斷地破土而出。據《壽州窯》一書記載可知，目前在安徽省文博機構收藏的執壺有53 件，以淮南市博物館收藏的執壺最多最具特色。

型式演化，路徑清晰

現存的壽州窯執壺，依據其腹部形態的演變，可以分為四型。

A型：圓腹罐型執壺，侈口、尖圓唇、束頸、溜肩、圓鼓腹、假圈足（平底）。在這類型中由于系的變化可以分為三式：AⅠ式、AⅡ式、AⅢ式。

B型：弧鼓腹型執壺，喇叭口、長束頸、廣折肩、腹部直徑上大下小、假圈足。根據執壺的流與系的變化，可分為三式：BⅠ式、BⅡ式、BⅢ式。

C型：深弧腹執壺，喇叭口、腹部呈弧形、較深、短流、弧形鋬手空間加大、假圈足。根據系、流、腹部最大直徑位置的不同分為三式：CⅠ式、CⅡ式、CⅢ式、CⅣ式。

D型：斜直腹執壺，喇叭口、短流、壺璧斜直、假圈足。依據口部、流、系的不同可分三式：DⅠ式、DⅡ式、DⅢ式。

綜合考察壽州窯隋唐時期現存的各類器物，可以發現壽州窯執壺的早期形態為A型，圓腹罐形執壺，體形矮胖。它的形制接近隋代青釉附加繩索紋四系罐，尤其是口、沿與繩紋特點被早期執壺吸收借鑒，但四系罐的腹部弧鼓較深，而A型執壺腹部圓球略扁。唐代流行的水盂，圓鼓腹，假圈足，有的在肩部裝置了短圓管狀流，與A型執壺的流、腹部和底相似，如果加上系或柄就變成執壺了。王念石在《中國歷代酒具鑒賞圖典》中說道：“注子中唐時又稱‘扁提，其形如執壺，體形矮胖，廣口，有嘴無把手，既可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取代了以前的尊杓?！雹谟纱送茰y，壽州窯早期A型罐形執壺的外觀來源是吸收了隋代的青釉四系罐和唐代水盂的某些外部特征綜合而成的，它的年代應該在唐代早中期。孫機在《唐宋時代的茶具和酒具》一文中談到“真正裝有管狀流的酒注，出現于中唐時”。③

壽州窯B型執壺，又稱弧鼓型執壺，它由早期罐形執壺演化而來，腹部略瘦，頸部增高，變成了標準的喇叭形口頸，它與浙江慈溪市越窯石馬弄窯址Ⅰ式唐期侈口溜肩鼓腹壺相似，又接近浙江省紹興市上虞龍浦Ⅱ式唐中晚期喇叭口平底內凹執壺。④據此推測壽州窯B型執壺出現在唐中期，并在晚期的前段可能仍在燒制。

壽州窯C型深弧腹執壺，與唐代黑石號沉船出水的喇叭口長鋬無系執壺類同，同出的長沙窯瓷碗上銘有唐代寶歷二年（826年）文字。那么可知，這批長沙窯瓷器應是826年之前幾年內燒制的，屬于唐晚期瓷器。依次判斷，壽州窯C型深弧腹執壺的年代應該在唐晚期，年代在826年前后。

壽州窯D型斜直腹執壺，如DⅡ式醬黑釉盤口執壺，從造型看，它與安徽繁昌窯柯沖窯址出土一件盤口執壺（現藏于銅陵市國盛民俗博物館，五代時煎茶用茶瓶、細束頸、兩泥條系、短圓管流、長弧形柄）有著一定相似和淵源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五代繁昌窯盤口執壺可能受到壽州窯盤口執壺的影響而產生。壽州窯D型斜直腹執壺與浙江寧波市義和路晚唐遺址出土的無系執壺和浙江寧波市出土的五代無系執壺在形制上有較強的相似性。⑤宋代的耀州窯燒制有一件青釉刻花牡丹紋執壺，喇叭口、長頸、斜直腹⑥，與壽州窯D型斜直腹執壺較為相似。從以上分析可以判斷，壽州窯D型斜直腹執壺出現的年代在唐晚期至五代，并且這種器形一直影響到宋代。

參照國內出土的執壺標準器，壽州窯執壺發展過程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起始階段、上升階段、鼎盛階段和衰微階段;三個時期：即唐代早中期，唐代中晚期，唐代晚期。各階段執壺均有著鮮明的特點：

起始階段，只見A型執壺，器型胖圓，稚拙渾厚笨重。常施青黃釉、黃褐釉，半釉，流釉痕多見。頸都很短，略束。有的執壺有三系卻無鋬，有的兩系一鋬，系有橫置繩索系和豎置泥條紐扣形系，鋬的形制有時和系一樣，比系稍大一些?？偟目磥?，這一階段的鋬和系正在分化，有時候很難區分開來?；⌒武兊目讖蕉驾^小，很難伸進一根手指。流為短管狀流，有六棱、七棱和八棱，執壺均平底。

上升階段，以B型執壺大宗，腹部弧鼓，頸部增長，廣肩，肩、腹部轉折明顯。釉色有黃釉、青黃、醬黑釉、黑釉和鱔黃釉。系有無系和雙系。裝飾有剪紙貼花云紋和葡萄紋，以及釉下褐彩。流有圓管流和六、七、八棱流。鋬手孔徑增大，鋬手拉長，鋬手上端位于壺頸部，離口沿有一段距離。

鼎盛階段，以C型深弧腹執壺為大宗，數量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和以上形態的執壺。器型規整，勻稱剛勁沉穩。頸部繼續增長，有的口與頸演化為喇叭形。器身瘦削增長，有的腹部上寬下窄，有的腹部上窄下寬。釉水肥厚，施釉均勻，出現了光亮的黑釉，猶如“烏金釉”。釉色有黃釉、黑釉、青黃、醬釉、黃綠釉，施釉幾乎覆蓋全腹，僅剩足部未施釉。流有圓管流和六、七、八棱管流，以六棱居多，圓管流增多且增長。系有無系和雙系，均為泥條系。鋬手拉成，弧形孔徑明顯擴大。

衰微階段，以D型執壺為主，數量明顯少于C型深弧腹執壺。頸部長，鋬手長。鋬手的弧形孔徑大。腹部瘦長，腹壁斜直。釉色有黑釉和黃釉，黑釉數量明顯增多。流有六棱和圓管流。系部已經嚴重退化，幾乎不見，明顯向五代、宋代無系執壺演化，甚至是元、明、清無系執壺的始祖。出現了盤口斜直壁執壺，而盤口執壺在五代繁昌窯有較多燒制。

演化規律，壽州窯執壺早期罐形，胖圓，笨重，平底。頸部甚短，侈口，鋬與系有時一樣，分不清是系還是鋬。鋬手的孔徑都較小，甚至容不下一根手指。中期頸部增高，鋬手空隙空間擴大，壺體變得高挑。晚期壺頸部繼續增長，喇叭口常見，鋬手一端已粘接器口沿，鋬手拉長，孔徑繼續擴大，可以放進四根手指頭，器腹變得更直，顯得修長高挑，有的器底出現平底內凹。

匠心獨運，人性化設計

壽州窯執壺兼具功能性、審美性、文化性，其產品造型體現了匠人無限的智慧。壽州窯執壺制作是拉坯成型和手制流、系、鋬相結合，坯體多飾白色化妝土，裝飾釉色有青黃、黃、鱔黃、蜜蠟黃、黃褐、黑釉、醬黑、絳紅等。多施釉不及底足和腹末端，只有少量器腹全施釉。早期執壺流釉明顯。

壽州窯執壺的一般形態為一流、一柄和一個壺體，流一般設置在肩部，都很短，但由于其安置位置較高，且流口都是向左上方傾斜，除A型罐形執壺外，其余型式執壺的流口高出了頸肩接合處，這樣，當注入的液體達到肩部時，一般不會從流口溢出。壺上加流，能夠在倒水的時候把出水集中一束或一線，做到不拋撒，不外溢，不浪費，有時候在缺少杯和碗的時候，很方面直接吸吮，像一個吸管。

壽州窯執壺制作貫穿了人機工學的設計理念，即以人的尺度為中心的理念，具體體現為人使用器物的實用性和宜人性。從人體運動力學分析，流一般向左上方45°角傾斜，這是比較科學理想的角度。當執壺使用時，用一手扶于流與肩的下部，另一只手抓住系進行傾倒，腕部用力較小。短管狀流加上45°角傾斜，比較容易控制水流的角度和力度。壺嘴小而斜削，又尖又利，既防止積液又克服了涎水。為了增強審美和實用性，執壺的早期圓球腹也逐漸改造為深弧腹，甚至斜直腹，這樣壺體顯得高挑修長、美觀，重量減輕，提起時不會太墜手。后期，隨著審美情趣的變化，執壺的主體和附件也在發生著變化，表現在局部構建的大小、胖瘦、高低、有無、多少、裝飾圖案等細節。

唐代執壺，既可用于注酒，又可用于斟茶。用于酒具的例子，1978年長沙窯遺址靈官嘴出土，流下方褐彩書寫“陳家美春酒”五字。據楊俊艷解釋可知，“春酒”即凍醪，是在寒冬釀造，春天飲用的糧食酒。這句話明確了執壺的功用，也打出了店家的“老字號”。用于茶具的例子，陜西西安唐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出土，器底部墨書“老口家茶社瓶”題銘白釉執壺，為茶肆定燒器。2010年長沙窯遺址出土的唐代晚期青釉執壺，流下用褐彩書寫“陳家茶店”四字，壺上標記了茶店字號。執壺的出現成為酒文化和茶文化傳承的載體，豐富了人們的飲食文化，促進了宴飲制度的發展和變革。

總而言之，壽州窯執壺促進了唐代陶瓷產業的興旺發達，活躍了商貿文化，推動了茶和酒產業的發展。執壺的暢銷也帶動了陶瓷工藝的創新、進步與傳承，為后世的執壺制作和其他器類的生產提供借鑒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