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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價值鏈

2020-11-09 03:26劉昕
陸家嘴 2020年10期
關鍵詞:價值鏈因素新冠

劉昕

2020年在全球范圍內暴發的新冠疫情(COVID-19)顯然對全球經濟形成了極大的沖擊,除了疫情本身對于勞動力投入的影響,各國為了抑制疫情蔓延所采取的封鎖、保持社交距離等一系列手段更是破壞了國內與國際間的經濟活動往來。

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看,在此次疫情的背景下,多個國家都采取了斷航、封鎖邊境、注銷簽證的措施,這對于國際間的人才、資本和貨物流動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戰。

我們正處于全球價值鏈的轉折點

事實上,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我們目前所熟悉的國際化分工體系就已走在了十字路口,高度全球化的生產體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就已停止擴張,而此次的新冠疫情危機無疑將對現有的全球化體系形成新一輪的重擊。

在全球化面臨瓶頸的背后主要有三大趨勢。

第一是新工業革命帶來新的生產布局。隨著越來越多的工種被先進機器人及人工智能所取代、越來越多的生產關系轉向數字化,傳統的以經濟成本為導向對全球勞動力進行布局的邏輯已不再適用于當下。許多制造業企業可以通過工業自動化對人工進行替代,這削弱了它們在全球搜尋廉價勞動力的動機。

第二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邏輯也已發生改變。過去被各國建制派政客所信奉的全球化時代已在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后被打得粉碎,在貿易和投資上采取單邊的保護主義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即使出于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考慮,各國之間的合作關系也正從傳統的多邊合作轉向雙邊合作,全球性組織的權威性正在被削弱,未來多國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更有可能被區域組織所界定。

第三是跨國企業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上的戰略布局同樣會影響國際生產網絡。這些可持續發展目標涵蓋一系列廣泛的社會議題,例如氣候變化、性別平等、人權問題等。當跨國企業將上述議題納入其投資考量時,就會影響國際間的人員、資本以及知識的流動。

COVID-19成為新的“催化劑”

在這樣的背景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毫無疑問會成為進一步推動上述因素的“催化劑”。

從科技層面來看,由疫情所引發的生產鏈中斷以及人員之間減少接觸會進一步促使資本擴大對工業自動化、物聯網、云計算等高新科技產業的投資。

從經濟治理層面來看,由于在疫情高發期間,全球個人防護裝備(PPE)面臨嚴重短缺,多國政客趁此機會表示要進一步推動制造業回流,以保障本國生產鏈條的安全。

從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角度來看,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把重要的社會議題納入自身社會責任范疇內,例如生產線上勞工的權益保障、工業生產對于全球變暖的影響等。

中國可能面臨的產業遷移現象

產業最終是否會遷移取決于多個因素。我們可以從經濟因素以及非經濟因素兩個維度來進行衡量。經濟因素包括市場份額的已有變化、資本密集程度、知識密集程度、自然資源、產品復雜度、地域貿易強度等。非經濟因素則包括國際安全、國家競爭力和供應鏈安全等。

在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產品中,計算機和電子產品、電氣設備、紡織品及服裝都是占出口比重最大的幾個行業。其中,服裝、紡織品行業的遷移主要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例如勞動力成本、租金、稅收優惠等,目前中國服裝和紡織品的出口已有一部分被轉移至柬埔寨和越南。電子產品是否會遷移同樣更多地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但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正讓事情變得更為復雜。

高新科技行業顯然更容易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例如,一些政府會以國家安全為名干涉半導體和通訊設備的制造和出口,或者從國家競爭力以及產業政策的角度限制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行業的資本或知識轉移。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更多國家意識到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制藥、醫療器械等領域。目前全球制藥業價值鏈呈現出整體分散、但某些產品集中在個別國家制造的局面,例如中國雖然在全球醫藥產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額較小,但在抗生素、鎮靜劑、布洛芬等產品類別中,中國是全球主要生產國,出口占比超過60%。如果僅從經濟因素的角度來看,全球目前的制藥業價值鏈格局并不會發生明顯轉變,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顯然會促使多國政府重新審視是否需要恢復國內在一些關鍵藥品及醫療設備上的生產,以保證公眾健康。

中國的政策應對

客觀上,此次新冠病毒帶來的全球大流行病迫使全球價值鏈面臨中斷的壓力測試,即使在全球疫情有所緩和的情況下,全球價值鏈能否恢復至疫情前水準仍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主觀上,包括美國、日本、印度在內的主要經濟體已確立了增加貿易保護主義、貿易雙邊主義或區域化的政策基調。在此背景下,全球價值鏈調整已成為未來十年不可忽視的趨勢。對此,我們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是鼓勵企業出海投資,分散企業投資風險。以電子產品制造業為例,許多蘋果產業鏈上的中國企業,如立訊精密、歌爾聲學等企業,已布局在海外投資設廠,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規避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掣肘,以維持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二是強化區域化貿易談判的主導地位。面對全球貿易規則的變化,中國應積極承擔起亞太經貿戰略領導者的責任,例如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最終簽署落實、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培養適宜的土壤。

三是加強新基建建設,實現生態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新型產業結構?,F有以勞動力成本為驅動的價值鏈體系正面臨不可避免的解構,而由科技創新所驅動的新型價值鏈體系會帶來新的機遇和投資機會。例如,價值鏈數字化有望縮短價值鏈長度,使產業鏈整體更為平臺化和輕資產化,但這需要更高質量的軟、硬數字基礎設施。此外,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平臺將催生新的服務和應用,使企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接入全球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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