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曹不《典論·論文》在文學領域中的現實價值

趙婧怡

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及其理論展現出了新的面貌，產生了專門的文學批評論文和論著。其中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了具有獨創性的文學批評概念，通過思考當時文壇的種種弊病，試圖建立更加合理的文學評價標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集中討論了《典論·論文》在文學批評領域的現實價值，從文學批評標準、文體學思想、文學地位與文學自覺意識、對個人價值及政治意圖的闡發等方面來分析《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原因，對其重要意義進行再概括和再闡述。

關鍵詞：《典論·論文》;文學批評;現實價值;評價標準;文體;文學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的急劇變化，朝代的頻繁更迭，引發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大變革，傳統儒家學說式微，人們迎來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伴隨著以老莊學說為基礎的“玄學”的興起，人們的自主意識得到提高，這種自主意識反映在文學領域上就是對文學審美性的追求，對“純文學”的追求，同時促進了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繁榮發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理論批評著作，曹丕《典論·論文》無疑具有先導性意義，成為魏晉文論的開端之作，其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諸如“文氣論”“七子”“不朽論”等，都對后世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筆者將《典論·論文》的現實意義作為分析重點，對曹丕的重要觀點進行整合和梳理，探索其在當時文壇以及后來的文學理論批評發展中的影響。

一、關于文學批評標準的討論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供了對當時文人之間以及文壇中普遍存在問題的反思和規勸，他在其中，以一個公平且客觀的批評家出現，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文章伊始，曹丕以班固輕視傅毅，認為其“下筆不能自休”為依據，提出“文人相輕”的陋習，又舉建安七子為例，今之文人雖然“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創作水平可“仰齊足而并馳”，但仍然存在“以此相服，亦良難矣”的現象，曹丕指出這一點，意在對“文人相輕”的觀點做出補充，論述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即“文非一體，鮮能備善”?！跋蚵暠硨崱眲t批判了人們依據作者的名氣聲望來判斷文章好壞，人云亦云的陋習，實際上是引導批評者關注文章本身，不能因為外部條件影響判斷。

這些錯誤批評態度的提出實際上呼應了曹丕力圖建立更加合理和公平的文學批評標準的努力。曹丕在文中也提出了應對辦法，即“蓋君子審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希望文人群體可以意識到自己的才能，又不至于以一己之才來評判一切，不能“以己所長，相輕所短”。曹丕建立的評價標準也對后來的文學批評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稱：“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又在文中點出了知音難遇的三大原因是貴古賤今、崇己抑人和信偽迷真，都體現了對曹丕《典論·論文》中不以個人好惡影響判斷，客觀審視自我與他人創作觀點的繼承與發展。郭紹虞先生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指出“以各有專長的眼光，來品評不同的作品，于是很自然地會使批評漫無定準，莫衷一是，而陷于文人相輕的陋習”。后代的批評家們通過不同層面的論述，完成了對曹丕觀點的再闡釋，使其成為文學批評的重要標準之一。

二、文體學思想的建立

曹丕《典論·論文》在古典文學批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文體的分類問題，開創了文學文體論。他將各文體分為“四科八類”：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四類文體是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八個文種是奏、議、書、論、銘、誄、詩、賦。雖然相對于后來的文體劃分，如陸機在《文賦》中關于文章十體的論述，《晉書》中也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日《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的記載，明確表明了摯虞的文體分類意識，再到劉勰《文心雕龍》，更用了大量篇幅，分別論述了三十五種不同的文體，成為當時論述文體的集大成著作，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對文體的劃分還是比較粗糙的，但就前人的研究來說，《尚書》中將文本分為謨、誥、誓、命，是根據行為方式的分類，班固在《漢書·楊雄傳》中論述楊雄觀點時按照經、傳、史篇、箴、賦、辭進行敘述，是單純排比式的分類，完全或者很少對文本風格進行整體概括，他們的文體分類是作為框架而不是內容存在。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體現的文體分類思想則著眼于文體特征和特定文體的語言風格，即“雅”“理”“實”“麗”的提出，這種分類思想是具有首創性的，深刻影響了后世的文體劃分。

筆者認為曹丕文體學思想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異中求同”文體劃分思想的建立。曹丕在文中明確提出“夫文本同而末異”，這是把風格不同的文章看作一個整體，認為文學的本質是相同的，文章中間是有一個共性存在的，這種思想引導了后來的批評家對文本進行歸納和類屬。比如后來文本源出“五經”的觀念，就是在探索各類文章的源頭，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說：“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也是這種本同思想的重要體現。其次是將不同語言風格作為文體劃分的重要依據，這一點的開創意義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曹丕列敘七子在文學創作上的優劣來說明不同文體的寫作和審美要求，首開以語言風格歸類的先例，陸機在《文賦》中發展了這一分類方法：“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對每一種文體的特征做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概述，是對曹丕文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三、文學自覺與文學地位的提高

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曾說：“迨至魏、晉，始有專門論文之作，而且所論也有專重在純文學者，蓋已進入自覺的時期?！币惶岬轿膶W“自覺”，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會將曹丕《典論·論文》作為這一現象產生的標志。鈴木虎雄曾在《中國詩論史》中表達了在《論文》代表的魏晉時期，人們開始重視文學自身價值，并將其稱為“文學的自覺”，這也是將《典論·論文》與文學自覺聯系起來的開端。

曹丕極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首次將包括純文學在內的文章作為評鑒對象，這是《論文》中體現出文學自覺的重要原因，他的論述主要從三個層面展現了對文學的重視：

（一）經國之大業說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直接指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從客觀實現了將文學與事功并舉，這是從文以致用的角度出發，強調了文章對治國安邦的重要影響力，極大提高了文學的地位。筆者認為，曹丕在其論述中必然蘊含了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思想，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曹丕主觀上要求文學“尚用”，要求文人專心于文學創作，為統治者服務的思想是存在的，但文章作為獨立事業的功能仍然被強調出來。同時，這里還涉及一個如何理解文章范圍的問題，“蓋文章”中的“文章”是指代表所謂的詩賦辭作等純文學，還是包括了奏議、書論、銘誄在內的廣義文學。曹丕所處的魏晉時期，雖然出現了肯定文學審美價值的萌芽，但純文學的概念并沒有建立起來，如果將文章與純文學對等起來，實際上是對當時文學批評發展現狀的夸大，但曹丕將詩賦引入文章范圍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日本學者林田慎之助認為：“他（曹丕）的文章概念的主要因素，是針對建安文學集團成員各具特點的奏議、書論、詩賦等純文學而說的。構成這種概念的文章的自身力量，使文學家的名聲流傳千載而不朽。曹丕的這種文學價值說，宣布了從未揭示的文學的獨立性?！边@種范圍上的拓寬體現了這一時期文學自覺的發展。

（二）不朽論

“不朽論”主要是指曹丕所說的“不朽之盛世”，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睆闹锌梢钥吹?，“立言”是位于“立德”與“立功”之后的，前人王充也有相關論述：“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觀之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筆者認為曹丕從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思想，表達了更多的“自覺”意識。曹丕將“文章不朽”專門提出來，是將文學與個體價值和個人成就聯系起來，與王充否定文學的審美性，單獨強調文學的“立言不朽”作用有一定的區別，曹丕專門就“文章不朽”進行論述，也并不是要將“立言”凌駕于“立德”和“立功”之上，他字里行間也包含著讓文人潛心創作，維護統治穩定之意。與前文聯系起來，筆者認為他的突破之處在于看到了那些詩賦類純文學的不朽價值，在“立德”“立功”之外，重視并強調了“立言”之用。

（三）詩賦欲麗

“詩賦欲麗”是曹丕文體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曹丕將純文學與非純文學區分開的重要標志。在曹丕以前，楊雄曾提出過“詩人賦麗以則”，抹殺了作品的藝術性而只看到了“則”的社會功用，曹丕用“麗”來概括詩賦的風格特征，“麗”即文采華麗，削弱了傳統詩賦的教化功能，突出其審美價值。魯迅在其《魏晉風度與文章與藥與酒之關系》中曾說：“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肯定了“詩賦欲麗”在純文學批評發展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四、對個體價值的推崇

《典論·論文》中包含了對個人價值的獨到見解，魏晉時期作為“自覺”的時代，首先，體現為人的“自覺”，在這一時期，隨著玄學的興起、道教的勃興、佛教的輸人，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被削弱，“人”逐漸成為魏晉時期的主題，《典論·論文》中也隱喻了這一價值觀念。

首先，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展現了他的生命意識，表現出對生命的焦慮感?！澳陦塾袝r盡，榮樂止乎其身…‘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通過表達對人生苦短和生命無常的感嘆，來鼓勵人們進行文學創作。其次，曹丕提出著名的“文氣論”，即“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其中包括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用“氣”來說明作家的氣質稟賦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突出創作者與生俱來的氣質與風格，開辟了從作家的角度去評價作品的審美價值標準，提高了人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突出了個體價值，這也影響了后來的文論創作，劉勰在《體性》篇中專論作家創作個性與文章風格，承認“性由天定”，繼承發展了曹丕的觀點。二是，用氣來概述作品風格特征，主要體現在他對“氣”有清濁的表述，曹丕也在文中使用諸如“齊氣”“體氣高妙”等來描述作品之氣，這種做法影響了一系列以“氣”為導向的文學評論，《文心雕龍·風骨》有論述稱：“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畯也;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道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就突出了作者之“氣”與文章之“氣”的關系。

五、結語

魯迅曾說：“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坎懿俑缸又?。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弊鳛殚_啟魏晉時期文學理論專著先河的著作，《典論·論文》雖然篇幅較短，分析問題也沒有做到全面且透徹，但無論是對文學評價標準的討論，對文體分類實踐的探索，還是對文學地位的推崇方面，它都獨具現實意義，對后來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是探索魏晉時期文學發展和文學自覺的關鍵一環，具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