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史研究的科學、區域與觀念視角
——以明末鼠疫為例

文/趙現海

作為自然環境影響人類歷史的表現之一，瘟疫長期而巨大地影響了人類歷史的具體進程。與災荒相比，瘟疫不僅同樣對于人類社會有巨大的沖擊力，而且在古代時期，由于醫療技術不發達、醫療救助體系不健全，政府對于瘟疫的救治遠遜于對于災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眾只能倉皇、無助地面對著瘟疫的爆發。瘟疫史研究不僅是了解中國古代醫療技術的重要路徑，而且對于揭示中國古代思想觀念、治理能力也是重要的切入點。

為了全面勾勒瘟疫史的歷史面相，未來應在科學、區域與觀念視角上，展開多方位、綜合性研究。首先，瘟疫作為一種疾病，對其種類的判定，應從之前依據少量的、單一性的資料進行簡單的推定，轉變為結合大量的、多類型史料和根據現代醫學展開多文本互證，開展瘟疫科學史研究。其次，中國古代瘟疫在不同區域具有不同的種類和發生機制，對瘟疫史的研究，應從之前籠統地論述全國或某一地區瘟疫的敘述模式，轉變為從地域特征出發，結合不同地域瘟疫的種類、發生特征，開展瘟疫區域史研究。最后，中國古代的瘟疫觀念，具有不同于現代社會的特征，與宗教信仰摻雜在一起。因此，未來的瘟疫史研究，應從傳統的瘟疫觀念而非從現代瘟疫觀念出發，來開展瘟疫觀念史的研究。本文嘗試以明末鼠疫為個案，對以上三種研究范式展開探討，揭示其可能性與潛力。

明末鼠疫的研究現狀與判定標準

以往研究大都認為明末北方乃至全國普遍流行的瘟疫是鼠疫。伍連德在《鼠疫概論》（衛生署海港檢疫處、上海海港檢疫所，1937年）一書中，依據《潞安府志》關于崇禎十七年（1644）瘟疫的記載，“病者多腋下、股間生一核，或吐淡血而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吊”，指出這是他所看到的有關中國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記載。1975年，美國學者鄧海倫在英文版《清史研究》上發表了《晚明瘟疫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崇禎時期的瘟疫可能是鼠疫。1997年，曹樹基發表《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認為明末鼠疫不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削弱了明朝的統治根基，是明朝滅亡的因素之一。張劍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一書也認為明末瘟疫是鼠疫。

雖然以往研究大都得出了該次瘟疫是鼠疫的判斷，但除了伍連德以外，其他研究基本是根據死亡率和癥狀的籠統記載所展開的推定。事實上，以上研究所利用的地方志關于人口死亡率的記載不僅有籠統、夸張的成分，而且包含了其他因素導致的死亡人口，難以作為直接證據。同時，以上研究所關注的癥狀，是少量資料所記載的表面癥狀，這些癥狀在其他瘟疫種類中也普遍存在。因此，對于明末瘟疫種類的判定，應結合現代醫學，利用多種性質文本，圍繞典型癥狀，展開深入分析。

清宣統二年（1910），余伯陶輯成《鼠疫抉微》（《中國醫學大成》第6集，岳麓書社，1990年）一書，集中體現了清末傳統醫學在借鑒現代鼠疫診療觀念的基礎上，對鼠疫形成的全面系統的認知。在《辨癥淺說》一節中，余伯陶指出，至遲在清末，鼠疫有一個專門的傳統名稱——“核瘟”。之所以稱“核瘟”，是“言是癥之必見結核也”。結核的位置是在腋下或股間。鼠疫之所以會形成結核，余伯陶指出：“蓋疫毒惡血，凝結成核，核痛甚劇。審是，則鼠疫之必夾核，核瘟之必夾瘀，益明矣?！痹谠摃?，余伯陶指出，在判斷瘟疫是否屬于鼠疫時十分簡單，那便是看其是否符合兩項標準中的一項?！翱傊?，有鼠無鼠，有核無核，界限分明?！奔矗阂皇氰b于鼠疫首先在鼠間傳播，因此是否發現死鼠是鼠疫的一項標準；二是鑒于鼠疫都會導致淋巴結腫痛而結核，有無結核是鼠疫的另一項標準。如果符合其中一項標準，便可以確定是鼠疫。余伯陶之所以認為符合其中一項標準，便可確定是鼠疫，是因為鼠疫在發生時，有可能僅出現其中一項現象：或者雖有死鼠發現，但人類感染者尚未來得及結核；或者人類感染者已經結核，但由于種種原因，死鼠尚未暴露出來。相應，如果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項標準，那便應謹慎判定，以免誤珍。

明末鼠疫的多文本互證與科學化研究

崇禎末年流行包括“潞安瘟疫”“疙瘩瘟”“瓜瓤瘟”“探頭瘟”“羊毛瘟”在內的多種瘟疫。明清醫學家對于“疙瘩瘟”癥狀有詳細記述。吳有性在《瘟疫論·雜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記載了“疙瘩瘟”的癥狀?！盎驎r眾人癭痎，俗名為疙瘩瘟是也?！鼻鍎⑸杏阎抖ㄋ夹∮洝罚ā秴矔衫m編》第2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記載：“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并死?！鼻逯軗P俊與雷豐，對于“疙瘩瘟”的癥狀描述更為細致。周揚俊在《濕熱暑疫全書·疙瘩瘟》（《續修四庫全書》第100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指出：“所稱疙瘩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崩棕S在《時病論·溫疫不同論》（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年）中記載：“發塊如瘤，遍身流走者，為疙瘩瘟?！睆陌Y狀上看，“疙瘩瘟”與“潞安瘟疫”較為相似，所謂“發塊如瘤”，是“核”的另一種描述形式。周揚俊也指出“疙瘩瘟”癥狀外露，與其他瘟疫有所不同?！八Q疙瘩瘟者，內非不病也，特現于外耳?！币虼恕奥喊参烈摺薄案泶裎痢倍际欠问笠?。

清胡介祉《茨村詠史新樂府·京師疫》（清末諸暨郭氏學種花莊刊行，天津圖書館藏）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還有“西瓜瘟”“探頭瘟”等瘟疫種類?！白院笏煊懈泶裎?、西瓜瘟、探頭瘟等癥，死亡不可勝計?！薄拔鞴衔痢庇置肮先课痢?，之所以有此稱，徐樹丕在《識小錄·甲申奇變》（商務印書館，1916年）中指出，是因為“其人吐血一口，如西瓜狀，立刻死”?！肮先课痢薄疤筋^瘟”在癥狀上與“潞安瘟疫”相似，都有突然吐血的癥狀?！段烈哒摗るs氣論》指出：“或時眾人瘧痢，或為痺氣，或為痘瘡，或為斑疹，或為瘡疥疔瘇，或時眾人目赤腫痛，或時眾人嘔血暴下，俗名為瓜瓤瘟、探頭瘟是也?！敝軗P俊也指出：“瓜瓤瘟者，胸高肋起，嘔血如汁者是也?！崩棕S同樣指出：“胸高肋起，嘔汁如血者，為瓜瓤瘟?！?/p>

“羊毛瘟”與“疙瘩瘟”的癥狀一同出現，二者之間應有一定關系?！把蛎痢被颊呱酌缪?，因此叫“羊毛瘟”。清郭志邃在《痧脹玉衡書·羊毛瘟痧》（揚州有義堂康熙十四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中記載道：“此癥胸前生羊毛數莖?！钡@并非是說皮膚上直接長毛，而是皮膚上長斑，將斑挑開，可以看到白毛。清魏之琇在《續名醫類案》（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年）一書中，記載道：“其前后心間，有黑點數十如疙蚤斑，知為羊毛瘟也。用小針于黑處一挖，即出羊毛一莖。凡取數百莖乃少安?！蓖跏啃垡苍凇稖責峤浘暋ぱι诐駸岵∑罚ㄖ袊嗅t藥出版社，2007年）記載道：“羊毛瘟者，病人心前背后，有黑點如虼蚤斑者是也。以小針于黑處挑之，即有毛出，須挑枚凈盡乃愈?！?/p>

“瓜瓤瘟”“探頭瘟”“羊毛瘟”都有突然吐血的癥狀，“吐淡血而即死”“嘔血暴下”“嘔血如汁”，近似于鼠疫。而且“胸高肋起”的癥狀，反映出肺部出了問題，應該是肺鼠疫。而根據王士雄《溫熱經緯·薛生白濕熱病篇》的記載，以上三種瘟疫可以確認為鼠疫：“曩崇禎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醫禱不及。后有外省人員到京，能識此證，看膝彎后有筋腫起，紫色無救，紅色速刺，出血可無患，以此救活多人，病亦漸息，是亦醫者所當知也。蓋血出則疫毒外泄，故得生也?！?/p>

這條記載十分重要，直接指出了崇禎末年的瘟疫，有兩項重要癥狀，一項是“膝彎后有筋腫起”，另一項是皮膚呈現紫色。前者是股間結核的反映，而后者屬于典型的黑死病癥狀。王士雄在《隨息居重訂霍亂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一書中，也記載了相似的癥狀?！俺绲澥?，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兩月，死者數百萬。十月間，有閩人曉解病由，看膝彎后有筋突起，紫色無救，紅則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漸繁，勢始漸殺?！?/p>

不僅如此，雖然崇禎年間的“羊毛瘟”并未記載有死鼠現象，但清代道光年間，昆明發生羊毛瘟時，伴隨著死鼠出現的現象，卻可以作為旁證。清桂馥在《未谷詩集·天燈》（清道光曲阜桂氏刻本，國家圖書館藏）記載道：“甲子秋冬之際，昆明疫氣大作，死者無數，鼠先人死。病人皮膚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吳梅村《綏寇紀略》所謂羊毛瘟也?！痹S起在《珊瑚舌雕談初筆·羊毛痧》（《續修四庫全書》第1263冊）中也記載道：“嘉慶甲子秋冬之際，昆明疫氣大作，死者無數。鼠先人死，病人皮膚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所謂羊毛瘟也?！碑敃r流傳著描寫這一現象的詩句，同樣反映了瘟疫先在鼠間爆發，而后蔓延至人間的現象：“羊毛著物能生死，鼠鬼隨人有后先?！?/p>

此外，以上瘟疫發病極快，死亡率高，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最酷烈的瘟疫。吳有性在《瘟疫論·雜氣論》指出：“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又諸疫之最重者，幸而幾百年來罕有之證，不可以常疫并論也?！?/p>

綜合以上瘟疫的典型癥狀來看，崇禎年間流行的瘟疫，實為所有瘟疫之中，最為酷烈的肺鼠疫。通過以上研究可知，傳統醫學對于鼠疫癥狀的記載，大都較為簡單，并不全面。當前的瘟疫史研究，應結合現代醫學，采取多文本互證的方式，聚焦典型癥狀，才能真正實現科學化研究。

明末鼠疫的起源地與區域史研究

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崇禎末年鼠疫首先是從山西爆發的，逐漸傳播至北方各省，甚至南方地區。山西之所以會首先爆發鼠疫，應是蒙古高原的野鼠南下的結果。

鼠疫易發于熱帶、溫帶的半干旱荒漠草原與半濕潤草原（包括高寒草甸和草原）和濕熱沿海森林。廣袤的內蒙古草原，是嚙食草根及其他植物的野棲性鼠類即野鼠的生活天堂。鼠疫菌最初便寄生在野鼠及其他嚙齒類動物之間，通過鼠蚤傳播。但在干旱、變冷的環境下，草原上的草類及其他植物無法滿足野鼠的食物需求，野鼠于是開始離開自然疫源地，進入到南邊氣候溫暖、人類集中的地區尋找食物，于是開始將鼠疫菌傳播于沒有抗體的家鼠、家禽甚至人類身上。人類之間通過呼吸、接觸，從而造成人間鼠疫的傳播與爆發。曹樹基、李玉尚《歷史時期中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論傳統時代的“天人合一”觀》（《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9年）一文指出：“歷史時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當時的農牧分界線?！?/p>

中國歷史上的農牧分界線，大體與400毫米等降水線重合，這一等降水線大致經過大興安嶺—張家口—蘭州—拉薩—喜馬拉雅山脈東部，是半濕潤與半干旱區分界線?？梢?，農牧分界線分布于北方邊疆地帶，最明顯的標志便是長城。北方邊疆在歷史上是瘟疫尤其鼠疫的高發地帶。首先，由于處于400毫米等降水線的位置，北方邊疆對于氣候變化反映最為敏感，降雨量的微小變化便會導致旱災等一系列自然災害的發生，最終影響社會體系乃至政權統治的穩定；同時也可能會導致生物界產生連鎖反應，缺少食物的嚙齒類動物尤其野鼠進入到人類社會，從而引發鼠疫的發生與流行。其次，北方邊疆的長期拉鋸戰爭，會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促使大量民眾流離失所，容易遭受饑餓、寒冷的侵襲，直接引發瘟疫的產生。最后，在各種自然災害、戰爭與國家賦役壓力之下，北方邊疆容易爆發大規模農民戰爭，從根本上摧毀地方秩序，引發大規模的人類災難與瘟疫流行。

明代在氣候上處于小冰河期，干旱少雨的氣候促使北方邊疆長期處于生態惡化的臨界狀態；明朝、蒙古之間的長期戰爭，不僅促使北方邊疆動蕩不安，而且給這一地區帶來了極為繁重的賦役壓力。最終，晚明時期，在大規模旱災與國家賦役壓力下，農民戰爭在陜北率先爆發，最終席卷了北方邊疆，不僅滅亡了明朝政權，而且造成北方地區大量人口死亡，引發了大規模瘟疫的普遍流行。而在這一進程之中，嚙齒類動物尤其野鼠，在遭遇旱災的情況下，由于食物大量減少，開始南下進入人類社會，從而最終引發了鼠疫的發生。

地理不僅是空間的舞臺，更在其中扮演著能動角色。因此，研究歷史不僅應注重歷時性，還應該充分關注空間性。中國古代長期維持了廣闊疆域，不同的地理空間在歷史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北部邊疆的角色之一，便是中國古代鼠疫爆發的重要疫源地。未來的瘟疫史研究，應改變以往籠統地論述全國或某地瘟疫的敘述模式，改而從不同區域的地理特征出發，審視不同區域社會的瘟疫種類、發生頻率及其與區域社會的互動關系，從而開展瘟疫區域史研究，推動瘟疫史研究走向深入、具體。

明末瘟疫的救治與觀念史研究

明末鼠疫爆發后，明朝一方面也如現代社會一樣，積極救治這種疾病。但由于醫療條件所限，明末鼠疫救治效果十分有限。即使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也是如此?！冻绲潓嶄洝分怀霈F了一次國家救治瘟疫的記載，這便是命令太醫院負責救治患者，并發下兩萬兩白銀，作為收葬死者的費用。由于救治效果有限，人口大量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觀念影響下，明末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政權救治瘟疫的方式之一，是舉行宗教儀式，請求上天、神靈不再降下瘟疫。崇禎時期，朝廷采取了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釋放罪行較輕的罪犯。崇禎十七年（1644）在“瓜瓤瘟”流行的恐怖氛圍中，江南官員也紛紛跪拜神靈，期望借此消除瘟疫?！蹲R小錄·甲申奇疫》記載道：“而吳江一神甚靈，至坐，察院、縣令日行香跪拜。又放告拏人，一同上司行事。國將亡，聽命于神，哀哉！”然而這種群體活動，不僅無助于消除瘟疫，反而由于群體聚集可能加劇瘟疫的傳播與爆發。因此，未來的瘟疫史研究，應從傳統瘟疫觀念，而非現代瘟疫觀念出發，揭示傳統社會關于瘟疫的理解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現象。

結語

瘟疫作為一種傳染性疾病，攪動了整個社會，吸引了國家的關注，衍生出了眾多的社會現象。相應，瘟疫不僅應是醫療史研究的對象，也應是社會史研究的對象，還應是社會動員史研究的對象。因此，未來的瘟疫史研究，應結合現代醫學，對不同區域的瘟疫種類、發生機制、社會應對展開綜合考察，這便要求綜合科學史、區域史、觀念史三種研究范式，實現對瘟疫的種類判定、起源探討與觀念分析，從而揭示中國古代瘟疫史的完整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