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
——理解石一楓小說的一種方式

◆宋 嵩

一

2018年，石一楓憑借中篇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以下簡稱《陳金芳》）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不到半年后，憑借“魯獎效應”，他早期的幾部長篇小說便很快獲得了再版的機會，這其中自然包括迄今為止他篇幅最長的作品《紅旗下的果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簡稱《果兒》），而此時距離該書初版（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不知在“版本批評”已成文學研究領域“顯學”的當下，“青年作家”（石一楓出生于1979年，剛過四十歲的他仍然符合文壇對“青年作家”概念的界定）作品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是否也會被納入研究的視域？然而，盡管新版《果兒》并無任何作者“前言”或“后記”證明這是一個“修訂版”，筆者仍然在閱讀這個2.0版本的《果兒》時發現了它在文字上的若干不同之處。如果說，楊沫對《青春之歌》的歷次修改可以被視為建國后作家心態隨時代和社會政治變化而作出調整的絕佳標本，那么，從石一楓在十年后對“少作”的修改中，我們或許也可以探得某種解讀他思想發展歷程的密碼。

新舊兩版《果兒》在文字上的不同，集中體現在對男主人公陳星父母及家庭關系的敘述上。陳星的父母都在一所區屬圖書館工作，“可以說，他們是這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堅守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風格的知識分子。當然，這種堅守也是被迫的。他們沒機會和上面的人勾結，也沒資格受到下面的人同情。他們的清高是真清高，悲憤也是真悲憤?！盵1]作為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因為腰肌勞損，陳父在家里只能坐在沙發里“一遍又一遍地復習各個電視臺的新聞”。但就是在對待電視新聞的態度上，兩個版本的描述大相徑庭。新版中的陳父僅僅是這樣的：“陳星從未聽他對新聞，以及對那些新聞評論員的水平發表過意見，這其實就很不像一個知識分子了。對于新聞與新聞評論，父親唯一的興趣就是單方面接收?！盵2]但在舊版中，陳父的表現卻復雜得多：

看新聞時，父親大多數時間都是沉默不語，雙眼目視前方，那表情既像在看，又像什么都不看。他也幾乎從不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那些新聞做出評論。這其實就很不像一個知識分子了。

只是別讓他喝酒。一旦父親的手里握著一瓶“牛欄山”牌二鍋頭，他的眼睛就睜大了，額頭也放出了光芒，有時甚至會不顧勞損的腰肌，一下子從沙發上彈起來。對于正在發生的新聞，他也要做出評論了——只不過，那些話仍然不符合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常常是“什么玩意兒”“這些狗娘養的”“你們丫的騙誰呢”之類的只言片語。那些短句飽含著冷嘲熱諷，輕輕地從他的嘴唇里爆出來。[3]

在作者的進一步敘述中，這種行為上的分裂被賦予了復雜的歷史原因：陳星的父母當初都是知青，恢復高考之際，分別考入了大學哲學系（具體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文系?！八麄儺敃r還是相當風光的，據說那時候，只有成績最好的學生才能進這兩個專業?！倍@種“風光”在幼年陳星的印象中，就是父親“迷戀于在家里高談闊論”“揮斥方遒”：

在那個年代，父親一度被視為一個“思想啟蒙者”……是幾條胡同里知識青年的偶像。他們在一起討論“人性解放”“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以及弗洛伊德。據說這個習慣還被當地的治安聯防部門“注意過”，但這又是多么值得驕傲的待遇??！那年頭，幾乎所有詩人都被定性成潛在流氓犯呢！[4]

日后發生的事情，所有經歷過二十世紀末重大社會變革的人都心知肚明，但唯獨只有陳父“想不通”：“當年他認為，庸俗的人一定愚蠢，但現在看來，人家的庸俗反而是因為聰明。那么多他當初看不上的人，或者變成了‘民營企業家’，或者在官場上平步青云，甚至還有成為知名學者的?！倍@種“想不通”，亦是前面引文所述“（被迫的）堅守”的根本原因。

但在新版《果兒》中，這些內容都被刻意刪去或改寫了。而陳星對父母的看法也隨之在兩個版本中產生了偏差。在舊版中，“剛開始，他認為父親的內心充滿了厭惡——厭惡一切。但厭惡久了，連厭惡的力氣也沒了，就只剩下了漠然——生活在別處，對什么事情都毫不關心了。他的心態當然也會影響到母親?！盵5]而在新版中，這一段敘述卻被改成了：“剛開始，他認為他們的內心充滿了厭惡——從互相厭惡到厭惡一切。但后來他發現自己錯了，父母并不厭惡生活。當父親因為腰椎間盤突出住院的時候，母親照顧父親時的責任心，以及手術后父親在恢復身體方面表現出的毅力，這一切都不是厭惡生活的人所能具備的?！盵6]

對比這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在舊版中，“厭惡一切”的僅僅是父親，而由“厭惡”發展而來的“漠然”（具體表現為“生活在別處，對什么事情都毫不關心”）又影響了母親，因此夫妻二人才會表現得如陳星好友小北所評價的那樣：“早就把頹廢貫徹到骨子里了”；而在新版中，一開始被陳星認為“從互相厭惡到厭惡一切”的卻是父母二人，但他很快便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因為他從母親對待父親病情的態度上明確地意識到“父母并不厭惡生活”（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于是，舊版《果兒》中冷酷而生硬的家庭關系（包括夫妻、父子兩方面），在新版中卻令人驚訝地閃耀出了溫情的光芒，盡管這光芒微弱，卻有了融化當代都市人心底堅冰的可能。

二

這種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閃現出的溫情關系，在石一楓的小說序列中顯得格外另類。他筆下的主人公往往幼年喪父，如《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借命而生》中的許文革、《陳金芳》中的陳金芳、《我在路上的時候最愛你》中的莫小螢；此外，《特別能戰斗》中雅喬的父親因為妻子苗秀華的過于強勢而毫無存在感，《我在路上的時候最愛你》中的林渺干脆連自己的生父是誰都無法確定?；蚋改敢蚋星槠屏讯x異，如《我妹》和《心靈外史》里的楊麥、《節節最愛聲光電》里的節節、《借命而生》中“有爹也相當于沒爹”[7]的姚斌彬；而在《果兒》中，盡管男女主人公的家庭都是完整的，兩代人之間卻存在著顯而易見的隔閡：陳星驚嘆于張家父女之間居然可以坦率交流，但張紅旗卻對這種“民主的氛圍”感到“越來越不舒服”，而更期待“野馬”式的生活。種種“缺失”給小說主人公們的成長過程造成了巨大的心靈傷害，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們的家庭破損幾乎都能尋找到深刻的時代、社會乃至歷史根源：許文革的父親作為一名“政治積極分子”，因為曾在特殊年代帶頭批斗老工程師、組織造反戰斗隊而在運動結束后被清算，最終把自己吊在了車間的鋼梁上；姚斌彬的母親作為“有政治污點的人”的女兒，拒絕組織上安排的婚姻而一氣之下嫁給農民，后來因為觀念的鴻溝和家庭暴力而離婚；作為土木工程師，安小男的父親因為不肯與公司領導同流合污而被誣陷，最終“為一個浩浩蕩蕩的宏大謎團殉葬”[8]；楊麥父母之間的關系在作者筆下更是化身為“不同意識形態、‘大我’和‘小我’之間的激烈斗爭”而互相敵視：“我父親自認為是某種光明的、宏大的思想理念的化身，致力于改造我母親身上那些被他視為自私和無聊的剝削階級習氣。后來政治氣氛寬松了，母親卻又搖身一變成為‘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代表，對我父親反戈一擊?！盵9]孟繁華和張清華在為《身份共同體——70后作家大系》撰寫的序言中曾指出：“整體看‘70后’作家的創作，歷史全面隱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雖然切合了這代人的身份，但也從另一個方面暴露了他們難以與歷史建構關系的真實困境?！盵10]而在石一楓的作品中，克服這一困境的一種方式，便是通過復雜家庭關系的溯源，使歷史的夢魘融化在主人公們看似令人眼花繚亂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貫穿于一首首時代交響詩始終的“執拗的低音”。

另一方面，這種“缺失”以及隨之而來的彌補這一“缺失”的努力，成為石一楓許多作品情節發展的動力。在幾部早期作品中，主人公們即使表面上玩世不恭，孤獨得“酷”勁十足，但無論是陳星、李紅旗還是節節、許洋、趙何，亦或是楊麥、小米、莫小螢，卻又無一不在尋找家庭的溫情。盡管張紅旗早已拿定了主意“要做一個心理獨立的人”，認為“心理獨立的人應該盡量擺脫對人際關系的依賴”，卻只有在身懷了陳星的孩子、并最終在汶川大地震的廢墟上與陳星重逢，她才真正“覺得自己是一個女人了”。[11]而在白手起家的孤兒趙何眼中，節節“是他親手抓到的唯一一個與愛有關的東西”[12]，為此他寧可放手賣掉公司，下定決心離婚，打算帶著節節出國定居；盡管這段感情因節節的放棄而沒有了下文，但這份感情注定將成為趙何灰暗的一生中難得的亮色，而節節最終與母親和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她從這段經歷中領悟出了愛與親情的偉大。即使是在被視為克服了“青春后遺癥”（盡管并不徹底）并在石一楓創作道路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陳金芳》中，我們仍然能看出“我”和陳金芳試圖“相濡以沫”、互相溫暖的痕跡：當“我”未能如愿考進音樂學院而頹喪時，在街上偶遇為買鋼琴而與豁子爭斗的陳金芳，一場“見義勇為”后，“毫無預料地，陳金芳轉過身來，像鳥一樣張開雙臂。我便如同受到了什么神秘的召喚，一頭扎過去和她擁抱?！藭r此刻，我卻毫無邪念，就連少男下意識的血脈僨張也沒有發生。我心里很清楚，這是一個失意人和另一個失意人的擁抱?！盵13]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幾年后儼然已是“新貴”和“交際花”的陳金芳對失意人“我”的第二次主動擁抱，但此時二人在財富和心理上的巨大落差（集中表現在陳金芳精心策劃的那場弦樂四重奏上），卻只能促使“我”決絕地推開陳金芳。而那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相濡以沫，在《心靈外史》中“大姨媽”和楊麥的關系中表現得更為突出，甚至貫穿小說始終，成為支撐敘事的一條龍骨。

有論者指出，“石一楓近期的一系列中長篇小說，很多都同時帶有‘成長小說’及‘社會問題小說’的雙重特征”，作品中“‘渴望—出發—尋求解答’的基本模式，與‘成長小說’十分相似”，只是“缺少了最后的關鍵一環，那就是‘獲得解答’”[14]。嚴格意義上說來，所謂“成長小說”，源自德語中Bildungsroman一詞，該詞由“修養”（Bildung）和“小說”（Roman）兩詞復合而成；而作為產生于德國18世紀下半葉的一個綜合人文概念，“修養”（Bildung）含有人格塑造、成長發展和教育的意思，因此“修養小說”這個德語文學中的特殊體裁又被翻譯成“成長小說”或“成長發展小說”。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在《體驗與詩》中將“成長發展小說”的特征概括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在幸福的朦朧中踏上生活旅途，尋找意氣相投的心靈，遇到友誼和愛情，陷入與世間殘酷現實的交鋒，在獲得豐富人生經驗后逐漸成熟，找到自我，并堅定自己在這個世上的使命?！盵15]而在艾布拉姆斯看來，“這類小說的主題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發展，敘述主人公從童年開始所經歷的各種遭遇——通常要經歷一場精神的危機——然后長大成熟，認識到自己在世間的位置和作用?！盵16]從“漫游”“尋找”等角度來考察石一楓的這些作品，的確可以看出某些“成長小說”的意味。但問題在于，作為一種伴隨著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興起而出現的文學傾向，“個體”和“自我”在“成長小說”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拔鞣降男≌f扎根于浪漫主義文化傳統中，這就是它的觀念性，以自我為中心，表現情感，表現病態的情感，表現人的精神困境，表現人的內心世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以至于是病態的和絕望的”；“如此的文學經驗，都是從個人的內心向外發散的文學。一切來自內心的沖突，自我成為寫作的中心，始終是一個起源性的中心，本質上還是浪漫主義文化”。[17]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通常被認為是最典型的Bildungsroman，譯者楊武能先生將全書主題歸納為“逃避庸俗”：“逃避庸俗，擺脫自己商人家庭的無聊市民生活，既是威廉登上舞臺、長期在外浪蕩漂泊的初衷，也是他進入貴族圈子、參加秘密會社的動機。逃避庸俗，是剛脫離了蒙昧狀態的新人進一步自我完善的要求。逃避庸俗的結果，使威廉認識了社會、人生，經受了磨煉，完成了‘學業’?！盵18]此處的“初衷”和“剛脫離了蒙昧狀態”，都說明成長小說主人公在開始“漫游”的時候心中并不是一片空白，他似有所知，但并不成形，因此需要通過“漫游”“學習”的過程來加以確證和考驗?！锻み~斯特的學習時代》中有一段話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同演員梅利納交談之后，威廉發出了如下感慨：

你缺少一個融會貫通的整體感覺，這種感覺，只能靠心智去發現、理解和求得。你感覺不到，在人的內心，活躍著一顆向善的星火；它即使得不著養料，未受到激發，深深地埋藏在了日?，嵭夹枰吐唤浶牡幕覡a下面，卻久久不會、甚至永遠不會被窒息。你感覺不到內心存在任何能吹燃這星火的力量；你心胸狹隘，沒有滋養這復燃星火的豐富蘊藏。[19]

也就是說，“成長小說”的主人公在漫游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將原本已經存在于內心的“向善的星火”吹燃，這與“尋求解答—獲得解答”的模式顯然有所區別，反倒有了禪宗“守得云開見月明”的意味。我們還可以參考《奧德賽》中特勒馬科斯（Telemachus）尋父的情節來理解“求證”：特勒馬科斯是大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與珀涅羅珀（Penelope）所生的兒子。父親在外征戰多年未歸，兒子長大后在雅典娜的陪伴和指點下踏上了尋父之路，并最終找到了父親，一起回鄉；兒子亦在此過程中成長為像父親一樣的英雄。父子二人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確鑿無疑的，但各地的王子都來向珀涅羅珀求婚并揮霍奧德修斯的財富、珀涅羅珀面臨若不改嫁母子二人的生存便難以為繼的危機時，原先的父子關系就有可能動搖。特勒馬科斯的尋父之舉，即是從個體出發、主動復燃父子關系“星火”的努力。

在解讀石一楓小說的時候，以上關于“成長小說”概念的分析，或許能給予我們啟發：“渴望—出發—尋求解答—（不一定）獲得解答”的模式，對于他的小說來說并不完全適用，倒不如說他筆下的許多人物是在“尋求確證”。這樣一來，便很容易理解石一楓在小說中屢屢用來形容人物性格的那個詞：“軸”。而對于新版《果兒》中那些修改之處，我們便也有了理解的可能——生活的本來面目應該是在平淡中充滿溫情的，那種激昂的“風光”并非常態；既然溫情日復一日地衰變、耗散了，那么就要用時間、甚至用青春去把它尋找回來。

三

在討論“軸”這個詞之前，我們還要對比兩處異文，它們來自《陳金芳》中“我”家鄰居老太太對拒絕回湖南老家、堅決要求留在北京的陳金芳的評價。小說最早在《十月》刊發時，這句話寫作“沒見過那么狠的孩子”，此后的多個選本（如山東文藝出版社的《合奏》、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2014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等）均是如此；唯獨2014年第7期的《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在轉載時將這句話改成了“沒見過那么犟的孩子”?！昂荨薄瓣瘛倍?，字形字音均差別很大，應該不是魯魚帝虎、手民誤植的錯誤，不知選刊編輯此處改動用意何在？

石一楓小說中至少還有一處用“狠”來評價人的地方，那就是在《地球之眼》中，莊博益說李牧光“從來就不是一個心理強悍的狠角色”。而“犟”這個詞在《借命而生》中用來形容姚斌彬和他的母親，其他作品中，凡是類似的意思基本上都用“軸”來代替?！拜S”是典型的北方方言，形容一個人愛鉆牛角尖，說話或做事情愛較真兒、不變通，而且不聽人勸。從莊博益的角度看，一個角色似乎只有“心理強悍”才配得上“狠”這個評價，而這顯然不是“軸”或“犟”必須要具備的。換句話說，死纏爛打強詞奪理可以被視為“軸”或“犟”，但肯定不是“狠”。結合《陳金芳》中老太太的語境，把“狠”改成“犟”可謂敗筆，因為這樣一來不但抹煞了陳金芳“心理強悍”的特征，還使老太太話中那種感嘆、甚至不無贊嘆的意味流失殆盡。

在石一楓小說中被直接賦予“軸”這一特征的，有顏小莉（《營救麥克黃》中黃蔚妮斥責她“你這人也太軸了”）、苗秀華（《特別能戰斗》中女兒雅喬評價說“她性子軸”）、安小男（《地球之眼》中“我”評價他的性格“一根筋、特別軸”）等等，而他在近年來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會設置一個或幾個特別“軸”的人物。這些人物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秉持著某種信念，并在生活中不惜代價地為這些信念求證。

顏小莉的“軸”最簡單，基于最樸素的“人命大于天”的觀念，同時她早就清醒地認識到黃蔚妮與自己之間所謂的“友誼”是虛假的，本質上是“互相利用”，因此在試圖勸說黃蔚妮而遭到失敗以后，她能夠義無反顧地和于剛聯手“執行那個計劃”。安小男的“軸”，源于他堅信人和社會應該有“道德”，因此他要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求解決中國人道德缺失的問題、恢復社會道德體系的辦法，包括學歷史、對雇用自己替考的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直至用高科技監控和“黑客”手段來向不道德的人實施懲罰與報復，像“螻蟻”那樣“鉆過現實厚重的鎧甲縫隙，在最嫩的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苗秀華的“軸”則與“特別能戰斗”互為因果，有其深刻復雜的歷史原因：用女兒雅喬的話來說，她“年輕的時候脾氣也好著呢，沒說話先臉紅，根本就不是能跟人家吵架的人”，但是為了在特殊年代里不被人欺負，只能以“戰斗”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而這種方式的有效又反過來加劇了她的“軸”，“內化成了苗秀華的本質”。在《借命而生》中，無論是警察杜湘東、老徐，還是犯人姚斌彬、許文革，都屬于理想主義者，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自我價值，“在新的世道里，人應該有種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樣”，只不過他們選擇了不同的方式。當懷揣刑警夢卻一輩子只能當獄警的杜湘東認識到“許文革、老徐，他們都是撲在塵土里也身上帶光的人”，為“他依稀也想過那樣去活，而許文革卻替死去的姚斌彬活了出來”而感到痛心和慚愧時，心底那種“星火”也便復燃了，促使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光輝燦爛的舉動——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焰火中，救出了試圖自殺的許文革。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目前能夠見到的關于石一楓作品的評論中，對于苗秀華這個人物似乎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隙ㄕ哒J為，“石一楓的思想力量表現在不服輸、不認輸。他要挑戰時代的主流意識，那就是安小男對李牧光的勝利，苗秀華對單位、對物業的勝利，盡管這些勝利道德上可疑，有精神瑕疵，但邁出了積極抗爭的一步?？範幎皇钦J同，是我們時代最稀缺也最寶貴的品質。這個小說的能動性、創造性溢于字里行間，在彌漫當下小說的悲觀氣息之外，平添了一種昂揚氣息?！盵20]“苗秀華精力充沛、疾惡如仇，……《特別能戰斗》讓我們看到，這世界上還有一種邏輯——面對不公，積極發聲；面對問題，迎難而上?！盵21]而否定者則大多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她的“文革”思維。其實，將這兩方面的觀點推而廣之，石一楓筆下的很多人物都會把讀者推向兩難的境地，比如說上述第一段引文提到的安小男。再比如說陳金芳這個人物，通常我們會認為她的悲劇是由“虛榮”導致的，是咎由自??；但是，她所有的行為都是建基于“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這一信念之上的，我們能否輕易斷定杜湘東、許文革等人“實現個人價值”的信念就一定比這個信念高？同樣，對于因涉及宗教和信仰問題而格外復雜的《心靈外史》，在幾乎所有評論者都認為小說反映的是中國人“信仰缺失”的普遍狀況，并根據大姨媽“我的腦子是滿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須得相信什么東西才能把心填滿”和“我覺得心一空就會疼，就會孤單和害怕，……信什么都無所謂了，關鍵得是先找個東西信了，別讓心一直空著”的自述而將其冠以“盲信者”之名加以否定時，是否忽略了鄉村牧師劉有光所說的“主都有安排”和“可我們也不能不信主”本身就是一種信念，而“啟蒙思想”與“懷疑主義”在同信仰問題直接交鋒的時候有可能并不在同一頻道上而陷入“雞同鴨講”的尷尬境地？因為在西班牙作家、哲學家烏納穆諾看來，信仰意味著“我愿意相信”而非“我相信”（《生命的悲劇意識》），而大姨媽的信念恰恰就是這種“我愿意相信”[22]。

“男人戰斗，然后失敗，但他們所為之戰斗的東西，卻會在時間的某個角落里恍然再現?！?/p>

“這座城里，我看到無數豪杰歸于落寞，也看到無數作女變成怨婦。我看到美夢驚醒，也看到青春老去。人們煥發出來的能量無窮無盡，在半空中盤旋，合奏成周而復始的樂章?！?/p>

無論是《借命而生》還是《陳金芳》，石一楓都選擇以抒情的方式來結尾?！爸芏鴱褪嫉臉氛隆薄盎腥辉佻F”，仿佛在向讀者昭示一種五味雜陳的循環論，就好像他在《戀戀北京》中曾經提到的一首小提琴曲《無窮動》[23]那樣，可以永無休止地演奏下去；而Perpetuum Mobile這個曲名，原本就是“永動機”的意思。任何一個具有初中物理知識的人都清楚，“永動機”并不存在，因為它違反了熱力學第一、第二定律。幾個世紀以來，盡管無數人遭到了失敗，但始終有人秉持著永動機的信念，試圖去挑戰看上去堅不可摧的熱力學定律。王小波曾借熱力學第二定律打比方，說爬山、寫作這些“趨害避利”的行為都是“反熵”的；而石一楓筆下的安小男、顏小莉、杜湘東們，同樣也在做著“反熵”的事情，僅僅是為了不讓自己心中的“星火”熄滅。

那周而復始的樂章為他們而鳴。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

注釋：

[1]石一楓：《紅旗下的果兒》，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頁；亦見于石一楓：《紅旗下的果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97頁。

[2]石一楓：《紅旗下的果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98頁。

[3][4][5]石一楓：《紅旗下的果兒》，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頁，63頁，64頁。

[6]石一楓：《紅旗下的果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99頁。

[7]石一楓：《借命而生》，《十月》，2017年第6期。

[8]石一楓：《地球之眼》，《十月》，2015年第3期。

[9]石一楓：《心靈外史》，《收獲》，2017年第3期。

[10]孟繁華、張清華：《“70后”的身份之謎與文學處境》，《文藝報》，2014年6月20日第2版。

[11]石一楓：《紅旗下的果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558頁。

[12]石一楓：《節節最愛聲光電》，《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1年第2期。

[13]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十月》，2014年第3期。

[14]李壯：《如此完好的撕裂——談石一楓近年來的小說創作》，《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

[15]谷裕：《德語修養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9頁。

[16]【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第 7版），吳松江等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頁。

[17]陳曉明：《世界性、浪漫主義與中國小說的道路》，《文藝爭鳴》，2010年第12期。

[18]楊武能：《逃避庸俗——代譯序》，【德】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楊武能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

[19]【德】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楊武能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頁。

[20]師力斌：《思想力和小說的可能性——從石一楓、蔣峰看70后、80后小說》，《創作與評論》，2016年第22期。

[21]李婧婧：《超越“人與城”——石一楓論》，《名作欣賞》，2018年第3期。

[22]相關論述參見宋嵩：《仿佛若有光——讀石一楓的長篇小說〈心靈外史〉》，《芒種》，2018年第3期。

[23]“無窮動”是18、19世紀流行于歐洲的一種器樂體裁，特點是樂曲自始至終保持一種重復的音型，速度極快，給人的感覺是音樂、時間永遠在流動，人和萬物也都隨著時間前進而成長、變化著。在德語中，“無窮動”（Perpetuum Mobil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永動機”，因此也有人譯成“常動曲”。許多作曲家都寫過“無窮動”，其中以意大利作曲家帕格尼尼和奧地利作曲家約翰·施特勞斯所作最為著名?！稇賾俦本分刑岬降摹稛o窮動》應該就是帕格尼尼的作品（Niccolò Paganini:Moto Perpetuo,O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