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及影響因素分析

劉云波 張文琦 郭建如

摘要：本文利用“2017年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養與就業調查”中的工科專業畢業生數據，測量發現約有18%的被調查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利用Logit模型對影響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各因素進行分析發現，工科畢業生的課程性學習參與程度越高，自主性學習參與程度越高，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就會顯著下降;畢業實習與專業的關聯度越緊密，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越低;而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師的教學行為等因素均未對專業技能不足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對口就業的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顯著較低。對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項目的探討證實，專業層面的校企合作項目可以有效降低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發生率。建議重點加強學生的學業考核評估力度，實施產學深度融合，強化本科生畢業實習、工作與所學專業的對口性。

關鍵詞：地方高校;工科畢業生;技能不足;教育質量

一、 問題的提出

我國正處于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創新驅動發展和“中國制造2025”等國家戰略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這些都對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挑戰。但目前，我國的高技術人才還存在較大缺口[1]，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也屢見報端。2019年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指出，要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加快培養創新型、復合型、應用型人才，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支撐產業轉型升級。工科作為以基礎科學結合生產實踐發展起來的學科，強調學生的知識應用和實踐性。工科教育可以為我國產業的轉型升級、實現工業化強國目標提供重要的技術技能人才保障。

當下，我國工科教育培養的畢業生其技能狀況如何，是否能夠滿足企業的生產發展需要？如果存在技能不足，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響？本文將利用2017年我國“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養與就業調查”中的工科學生數據，測量地方本科院校中的工科專業學生技能不足的發生率，并從個人/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和大學教育質量三方面入手來探討其影響因素，尤其聚焦于學校人才培養的典型環節對畢業生發生技能錯配的影響作用。對上述問題的探討無論是對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養模式變革、響應國家“新工科建設”戰略，還是建設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隊伍、滿足企業行業的發展需要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文獻回顧

工作錯配是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的重要問題之一，20世紀70年代起受到學界廣泛關注。近年來，學者們的研究視域逐漸從其中的教育錯配問題轉向更能反映個人實際能力、指標測量更加合理的技能錯配研究。[2]技能錯配從縱向維度來看，可分為“技能過度”和“技能不足”兩種情形。后者是本文關注的研究對象。技能不足，主要是指勞動者具備的實際技能低于工作要求的水平。[3]

技能不足的測量方法主要有自我報告、數學統計和直接測量三類。其中，自我報告法采用受訪者對其在工作中的技能使用情況進行主觀評價的方法來測量。該方法簡單易行，調查成本較低，是學者們普遍使用的方法。[4]在使用自我報告法所做的研究中，歐洲職業培訓發展中心的一項關于技能與工作的調查，測量了2014年歐洲28個國家的勞動力技能錯配水平。結果顯示，28國勞動力技能不足平均發生率為23.2%;該報告還計算了應屆畢業生的技能不足水平，發現各專業領域平均技能不足發生率約為24%，工科專業（工程和計算機技術）在22%-25%之間。[5]

盡管國外關于技能錯配的大規模調查與實證研究正在興起，但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技能過度問題，對技能不足的關注較少。國內關于技能不足的研究則剛剛起步，實證研究成果較少。梳理技能不足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發現：（1）在勞動者個體和家庭特征方面，有研究指出男性技能不足的現象高于女性[6][7]，不過也有報告得出相反結論[8]。在前期的研究中，有學者用教育不足作為技能不足的代理變量，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性別、父母受教育情況和個體學業成績對錯配并沒有顯著影響，而家庭收入則對教育不足有正向影響。[9]（2）在工作特征方面，技能不足更容易發生在高技能需求的工作中。有研究顯示，高科技企業發生技能不足的概率更高。[10]相比于簽訂長期合同的勞動者而言，簽訂短期工作合同的勞動者由于經常更換工作，在技能積累方面處于劣勢，因此簽訂長期工作合同的勞動者發生技能不足的比例低于后者。[11]此外，于洪霞對畢業生專業對口就業的研究發現，不對口就業對教育錯配有正向影響效果，對口就業情況越差，發生教育不足的可能性越大。[12]而且在職業流動過程中發生行業領域轉變的勞動者更容易發生技能不足。[13]（3）在教育因素方面，個體接受的高等教育質量會影響其技能水平，進而影響勞動者技能錯配。 [14]從教育系統層面來看，教育質量越高，勞動者技能匹配的比例越高。[15]高等教育系統與技術實踐的導向性越強、與企業之間的聯系越緊密，勞動者發生技能錯配的可能性越低 [16]，反之，則更容易發生技能錯配[17]。

總之，目前國內外關于技能不足的實證研究數量較少，對其中影響技能不足發生因素的分析尚不夠深入、全面，尤其在技能人才培養的關鍵環節——學校教育的研究上，仍然將其視為一個“黑箱”，無法甄別出具體的教育生產的各環節對技能不足發生的影響作用。

關于我國工科專業的人才培養，當下學者們在闡釋新工科建設的理念時強調較多的是，學校辦學應服務產業發展需求，突出教育教學的實踐導向[18];教育教學改革要以學生為中心，突出學生的主動作用[19]。同時，有學者基于過程要素模型提出了師資隊伍、課程和教學設備設施等新工科專業建設質量的評價指標。[20]結合我國工科教育人才培養的相關討論，本文擬利用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養的工科畢業生數據，將工科教育質量分為學生的學習參與、實踐類課程、教師教學行為和實習安排等關鍵的過程性指標，來重點探討工科教育的人才培養過程對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影響，以期對現有的技能不足理論和工科教育人才培養改革有所增益。

三、 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與變量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養與就業調查”課題組的實地調查。該課題于2017年6月底調查了全國覆蓋不同地區的41所地方本科院校的大四畢業生，在每所院校內抽取應用型較強的學科專業進行整群抽樣，得到4410份有效的、已確定工作去向的總畢業生問卷。本文以其中的工科專業學生問卷作為研究對象，具體包括計算機、電子信息、機械和電氣等專業類的學生問卷2656份。

因變量方面，調查問卷利用主觀自我報告法測量了畢業生的技能不足問題。具體而言，筆者將調查中“我的專業技術能力與實操能力滿足當前企業需求”中回答為“很不同意”和“較不同意”的樣本定義為“專業技能不足”者，回答為“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樣本定義為“專業技能適切”者。需要注意的是，題項測量的是畢業生的專業技術能力和實操能力的不足與匹配問題，因此本研究將技能不足限定為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問題。

自變量方面，本文重點關注工科畢業生所接受的大學教育質量?；谇拔牡奈墨I研究，此處主要選取學生的學習參與程度，以及在課程、教學和畢業實習等環節上體現出工科教育的應用性與實踐性的若干指標來測量（具體測量題項見表1）。具體而言，一方面，對學生的實際學習行為的自我評價指標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得到了包括課程學習參與（克隆巴赫-α信度系數為086）和自主性學習參與（克隆巴赫-α信度系數為073）兩個公因子。另一方面，基于過程要素模型，分別聚合學生對專業的課程設置、教師教學行為和畢業實習的自我評價指標，得到了衡量工科教學過程質量的三類指標①：一是工科學生所接受的實踐類課程的“量”和“質”，分別用該類課程在總課程所占比重和課程的應用實踐性來衡量;二是專業課任課教師的引導互動型教學水平和實驗實訓課程的教學條件;三是畢業生實習與其專業的對口性。

其他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個人/家庭基本信息和工作特征變量。個人/家庭信息包括畢業生的性別、是否擔任過學生干部、經標準化后可比較的高考分數、母親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年收入;工作特征包括工作單位性質、合同期限、工作單位所在城市等級以及是否對口就業。以上指標的具體含義見表1。

（二）研究方法和模型

本文使用Logit模型來分析影響工科畢業生發生技能不足的因素，重點探討大學教育質量因素對技能不足發生率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因變量Pi代表畢業生是否發生技能不足;自變量IND代表個人特征，包括男性、學生干部、高考分數、母親受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等特征;變量JOB代表單位性質、合同期限、對口就業和就業地區等特征;變量HE代表畢業生所接受的本科教育質量，包括課程性學習參與、自主性學習參與、實訓實習學分占比、課程的應用實踐性、引導互動型教學水平、實踐教學條件和實習對口性等因素。參數b、c和d分別反映了各因素對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影響程度。

四、 實證結果

（一）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

首先，比較工科畢業生與其他學科專業類畢業生的技能錯配發生率可知（表2），被調查的2656名已簽約的工科畢業生其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是18.07%，略高于理科畢業生，遠遠高于人文藝術類畢業生。

其次，對工科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作進一步統計描述，將樣本按照本科專業目錄粗略分為三類，同時按照其院校的辦學體制劃分不同的組別，得到表3結果?？芍?，（1）不同的工科專業的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差異很小，可看作一致。計算機/電子信息類的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為181%，是最高的;土木類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最低，為1805%。因此，下文可以把這三個專業類的樣本視作一個整體進行回歸分析。（2）不同辦學體制的院校之間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差異較小。省屬本科院校的工科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最高，為1865%;民辦高校次之;最低的是市屬本科高校，為1705%，低于省屬高校不到兩個百分點。

（二）專業技能不足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模型（1），對影響工科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因素進行Logit回歸，具體系數值見表4中的（a）列和（b）列?；貧w結果發現，模型的準R2為0121，LR統計量為12232，對應的P值為000，整個方程系數的聯合顯著性很高。該Logit模型準確預測的比例為8335%，模型設定較好。

可知，在大學教育質量方面，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畢業生在讀期間的課程性學習參與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幾率比會顯著降低171%;畢業生的自主性學習參與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幾率比會顯著降低471%。也即，學生個人在專業課程方面越努力，越主動積極開展自主性學習，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將顯著降低，尤其是后者的影響作用更強。而實習實訓學分占比、課程的應用實踐性、引導互動型教學水平和實踐教學條件等因素對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接受了不同的實踐課程安排和不同的教學水平的畢業生，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沒有顯著差異。此外，畢業生的實習工作與所學專業的對口性每增加一個單位，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幾率比會顯著下降59.9%。

在個人及家庭特征方面，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家庭總收入較高的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要顯著低于家庭總收入較低的畢業生，更具體地，家庭總收入每增加一萬元，工科畢業生發展專業技能不足的幾率比會顯著降低36%?？梢哉f，經濟上處于優勢地位的家庭的本科工科畢業生，相比于那些經濟上處于劣勢地位的家庭的畢業生而言，其所掌握的專業應用技術和實操能力更能滿足企業的需要。而性別、是否擔任學生干部、畢業生的高考分數和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則對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沒有顯著影響。

在工作特征方面，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對口就業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幾率比約是非對口就業畢業生的0.5倍，也即后者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幾率比是前者的2倍，非對口就業的畢業生更容易發生技能不足。不難發現，對本科學歷的工科畢業生而言，非對口就業、所學非所用，是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重要因素。而其他諸如工作單位性質、工作合同年限和工作所在城市的等級等因素對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沒有顯著影響。

本文分別采用三種方法對上述模型（1）的Logit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使用穩健性標準誤進行Logit估計（結果見表4中的列c）。結果發現，列（c）的穩健標準誤與列（a）中的普通標準誤非常接近，可知模型設定較好。其次，變換解釋變量來估計模型。以刪去課程性學習參與變量為例，所得估計結果列（d）與全模型列（a）的估計結果一致。但前者的模型擬合優度下降，準確預測的比例下降，且AIC和BIC值均高出全模型?？芍?，列（a）的全模型的解釋力度更強，設定更好。對于其他教育質量的自變量做同樣檢驗，得到了相似的結果（限于篇幅，省略）。最后，采用二層Logit模型估計，得到了一致結論?？紤]到課程、教師教學和實習安排相關的變量是專業層面的特征，采用二層Logit模型進行估計，結果見列（d），這與列（a）的估計結果是一致的。綜上可知，上文對工科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影響因素分析是穩定、可靠的。

（三）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項目的影響

前文發現，實踐類課程的設置、引導互動型教學水平與實訓教學條件等辦學水平指標對畢業生專業技能發生率無顯著影響。為何會出現這一結果？這可能部分是由當前工科教育改革的不徹底或執行不到位所導致的。王武東等人的調研發現，目前很多地方高校的新工科建設與學校教育教學改革的密切性不夠，“新瓶裝舊酒”，產學合作深度不夠。[21]為進一步驗證該結論，筆者選取了被調研院校是否進入應用型本科轉型試點高校（以下簡稱“轉型試點院?！保?、是否入選國家“十三五”應用型本科產教融合發展工程（以下簡稱“產教融合院?！保┖蛯W生所在專業是否有校企合作人才培養項目（以下簡稱“校企合作項目”）等指標，替代課程和教學等指標代入模型（1），得到Logistic回歸結果見表5。

模型（a）和（b）的回歸結果表明，控制了個人/家庭信息和工作特征之后，被調查院校是否入選轉型試點院校和產教融合院校對畢業生的技能不足均無顯著影響?？赡艿脑蛴袃牲c，一是院校層面所獲得的國家財政專項項目并未惠及、覆蓋到被調查的工科專業建設中;二是由于缺乏組織和制度的保障，自上而下的項目建設難以激發學校內在的改革動力[22][23]，課程與教學水平的提高并未內化為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這進一步驗證了表4中的結論。

模型（c）結果表明，所在專業有校企合作項目的畢業生相比于無校企合作項目的畢業生，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幾率比下降了31.1%。這說明，與勞動力市場聯系緊密的工科教育，有效地彌補了單純學校教育的不足，促進了學生專業技能的培養，滿足了企業實際工作所需。此外，在各模型中，自主性學習參與對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均呈現明顯的負向影響，也即自主性學習參與程度越高，其發生技能不足的概率越低，與前文結論一致。

五、結論與啟示

總之，對2017年全國本科院校的工科畢業生的調查發現，工科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為18.07%，即接近兩成左右的工科畢業生接受本科教育訓練后，所掌握的專業技術應用能力和實操能力無法滿足企業的工作需要。工科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發生率略高于理科和人文藝術等專業畢業生;不同的工科專業大類之間、不同辦學體制的院校之間畢業生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差異較小，結果相對穩定。

對專業技能不足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表明，首先，在本文重點關注的本科教育質量方面，學生個人的課程性學習參與和自主性學習參與都對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尤其是自主性學習參與的影響效應更強。而專業課程的應用實踐傾向、實踐類課程的占比、學校的實踐教學條件和專任教師采用引導互動式的教學行為均未對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產生顯著的影響效用。此外，畢業生實習工作與專業的關聯度越緊密，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明顯越低。其次，在個人/家庭特征方面，畢業生發生專業技能不足，更多是受到家庭經濟收入的影響。在工作特征方面，對于初入職的畢業生而言，對口就業的畢業生，其發生專業技能不足的概率顯著降低。

為進一步驗證，分析了應用型本科轉型試點院校和產教融合院校等項目的影響，發現這兩種有代表性的財政專項對工科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不存在顯著的影響。也即，公共財政資金支持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項目盡管提高了受資助院校的辦學條件與辦學水平，但課程設置和教學行為等辦學資源的提升所產生的效益，并未傳遞到學生的專業技能與工作崗位的適切性上。這種辦學水平提升與學生專業技能發展之間的斷裂，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財政專項項目在工科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方面的局限性，即難以激發院校的內在改革動力，以緊跟并服務于行業企業的實際技能需求。另外，專業層面的校企合作項目可以有效地降低畢業生的專業技能不足的發生率。再次證實，與勞動力市場緊密聯系，是我國工科教育培養符合企業實際需要的高素質人才的關鍵因素。

針對上述發現，筆者建議如下：一是，應充分重視大學生的學習投入對其專業技能成長的能動作用。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近年來，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聚焦于改善本科院校辦學條件和提升專業建設的改革舉措，并開始重視對學生學業的考核和評估。但是，相比國外高校，我國本科教育的學業考評總體上過于寬松，“寬進寬出”，亟需改革。需要強調的是，本文的研究樣本來自地方本科院校的畢業生，與央屬高校為代表的精英高校在學生素質和教育質量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規模上，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主體部分，因此，這一大學生群體的學習投入問題尤其需要重視。針對學生學習投入的積極效用，應一方面加強本科學生學業質量要求，制定一套基于學習過程的系統的考核淘汰制度，強化學位畢業考核、嚴格把關;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職業生涯規劃指導、學業輔導和講座等多種方式，幫助學生盡快樹立人生理想，充分激發、調動學生的個人學習興趣，增強學習內驅力，培養自主學習習慣，增長才干。

二是，高等工科學生培養應立足于“新工科建設”，實行產學深度融合，緊密聯系勞動力市場，滿足經濟發展需要。一方面，利用已有的各類項目工程建設平臺，汲取政府和行業協會等多方資源，以滿足行業企業的實際技能需要為育人導向，轉變思路，深入開展育人模式改革，并將項目建設成果在校內其他工學專業上推廣、復制，擴大受益面。另一方面，探索符合各校實際情況的產學合作模式，積極鼓勵企業的參與。當前，新工科建設中存在著產學合作組織和制度保障不足、社會和企業資源引入機制不明確等問題。[24]為此，有必要加強產學合作的組織和制度建設，設立產學合作制度改革試點區，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強化科研技術成果的應用轉化機制，調動企業和學校雙方深度參與的積極性。

三是，學校應重視工科學生畢業實習工作，加強畢業生對口就業引導。一方面，制定相關規章制度來保障學生實習的合理權益，確保實習內容與專業緊密相關，提高學生的畢業實習收益;另一方面，加強學校就業指導服務，充分提供對口行業的就業信息，引導學生對口就業，以降低非對口就業對個人專業技能發展的負面影響。

注釋

①本研究對專業類層面如課程設置、教師教學行為和實習安排等情況的調查是基于學生個體的評價，因此通過Rwg和ICC檢驗后，把學生個體層面的數據聚合取均值，得到各專業類層面數據。

參考文獻：

[1]李心萍.新職業人才市場搶手.[EB/OL].（2019-06-23）[2020-03-09].http：//www.gov.cn/xinwen/ 2019-06/23/content 5402489.htm.

[2]Badillo‐Amador ，Lourdes ，Vila L E .Education and Skill Mismatches：Wage and Job Satisfaction Consequenc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2013，34（5）：416-428.

[3]Quintini G.Over-qualified or Under-skilled：A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OECD Social，Employment and Migration[M]//Working Papers No.121.OECD Publishing，2011.

[4]McGuinness S，Wooden M.Overskilling，Job Insecurity，and Career Mobility[J].Industrial Relations：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2009，48（2）：265-286.

[5][11]Cedefop.Insights into Skill Shortages and Skill Mismatch：Learning from Cedefops European Skills and Jobs Survey.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R].Cedefop Reference Series，2018：106.

[6]Yin Z Z K Y.Over-and Underskilling in the Malaysian Labour Market：Evidence from the 2003-2012 Labour Force Survey （LF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2016，6（11）：2222-6990.

[7]Falter J M.Mismatch and Skill Utilization：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DB/OL].（2009-04-09）[2020-03-10].https：//ssrn.com/abstract=99335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993358.

[8]Livanos I，Núez I.Rethinking Under-Skilling in Europe [M]//Skill Mismatch in Labor Markets.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2017：279-304.

[9][12]于洪霞.高校畢業生工作與學歷匹配情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教育與經濟，2010（4）：1-5.

[10]Haskel J，Martin C.Technology，Wages，and Skill Shortages：Evidence from UK Micro Data[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1，53（4）：642-658.

[13]Cedefop.Skills，Qualifications and Jobs in the EU：the Making of a Perfect Match？ Evidence from Cedefops European Skills and Jobs Survey 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R].Cedefop Reference Series，2015：103.

[14]Kostas Mavromaras，Peter Sloane，Zhang Wei.The Scarring Effectsof Unemployment，Low Pay and Skills Under-utilization in Australia Compared[J].Applied Economics，2015，47（23）：2413-2429.

[15]Dickerson A，Green F，Henseke G，Mane F.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Skill Underutilization[R].Cedefop & IZA，2015.

[16]Flisi S，Goglio V，Meroni E，et al.Occupational Mismatch in Europe：Understanding Overeducation and Overskilling for Policy Making[R].JRC Science and Policy Report，Luxembourg：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4.

[17]Desjardins R，Thorn W，Schleicher A，et al.OECD Skills Outlook 2013：First Results from the Survey of Adult Skills[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13，30（7）：1144-1168.

[18]吳愛華，楊秋波，郝杰.以“新工科”建設引領高等教育創新變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1）：1-7.

[19]李家俊.以新工科教育引領高等教育“質量革命”[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2）：6-11.

[20]劉衛東，熊楊，張丹平.基于過程要素模型的新工科專業建設質量分析與評價[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1）：34-40.

[21][22][24]王武東，李小文，夏建國.工程教育改革發展和新工科建設的若干問題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1）：52-55.

[23]郭建如，周志光.高職示范校的組織學習、組織防衛與糾錯能力——基于高職示范校C校的案例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2）：55-65.

（責任編輯鐘嘉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