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眾
——倫敦皇家苑囿開放歷程研究

張亦弛

以海德公園（Hyde Park）、綠園（Green Park）、攝政王公園（Regent’ Park）等 8 座皇家歷史園林為代表的倫敦皇家苑囿不僅在英國園林中占有重要地位，還在造園藝術及管理模式等方面對英國園林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由于部分皇家苑囿自16世紀起就對公眾開放，這些園林在其后的數百年內一直主導著英國公共園林的建設，從而深遠地影響了英國以及世界范圍內“城市公園”的出現、演變與運營[1]。

1 貴族在苑囿內追獵野兔Coursing the hare in the park

在現有的中、英文文獻中，人們無論從宏觀概況出發，還是從個案分析入手，都對英國皇家苑囿的園林藝術、歷史園林管理甚至園林與城市發展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2-4]。但是，對于皇家苑囿開放歷程的研究卻略顯不足。即便偶有提及者也往往將其靜態、簡單化地理解為滿足王公貴族虛榮心需要的產物，卻忽略了苑囿開放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延綿幾個世紀的，與英國經濟、政治、社會相交織的歷史過程。在英文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筆者力圖將皇家苑囿放置于其原生的時代文本下，通過歷時性的對比研究，根據苑囿的主要功能和開放程度，分階段檢視皇家苑囿的開放歷程，以期深入理解園林的“公共屬性”以及“公園”這一景觀形式。

1 私人狩獵的場所（11—16世紀）

苑囿（park）這一景觀形式最早出現于亞洲及歐洲大陸，直至1066年才由諾曼人傳至英格蘭①。隨后，這種園林形式開始廣泛出現于英格蘭的土地上，僅在1200—1350年的150年間，就有近2 000座苑囿被相繼建造[5]。與中國“苑囿”含義相近，這時的苑囿主要指圍合起來的場地，甚至特指圈養鹿的林地；但相較于“森林”而言，“苑囿”更為強調“圍合”的特性。此外，在功能上，這些苑囿也主要作為農場來使用。人們在其中種植林木，飼養牛、羊、鹿等牲畜，挖筑魚塘，養殖河鮮，對于進入也沒有特別的規定[6]5-6。

隨著12世紀末《森林法》（Forest Law）②的日趨嚴苛，苑囿的性質也逐漸發生了變化。顧名思義，這部法律旨在保護狩獵動物及其生境免遭破壞。因此，其不僅詳列了準獵動植物的種類，還明確規定了4類準獵場所，即森林、苑囿、私人狩獵區和獵園[7]13③。如若違反這些規定，違令者將遭受極其嚴格的懲罰，比如“在非準獵場所獵殺一頭赤鹿者，將處挖眼之刑”[8]。雖然這部法律并未在實質上起到保護森林的效果，但其中所列的嚴刑峻法卻令人對狩獵望而生畏。不過，由于這部法律將苑囿認定為準獵區，苑囿取代農場成為狩獵的主要場地。但即便如此，普通人也依然保有進出苑囿的權利。

自14世紀開始，苑囿卻逐漸演變為貴族專用的狩獵場。由于這時的人們已經不需狩獵維持生活，狩獵因此成為一種風靡上流社會，尤其是王室的休閑活動（圖1）。為了滿足這方面的需求，王室們開始在倫敦營建格林尼治公園、灌木公園、海德公園等一系列苑囿（表1）。

然而，有鑒于狩獵空間日趨緊張，英格蘭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法令限制狩獵，比如法律規定只有擁有土地價值為40先令（2英鎊）以上的人才有資格豢養獵犬或使用雪貂，違令者將被處以一年監禁[9]。與此同時，國王還加強了對苑囿建設的管控，要求英格蘭境內所有的苑囿必須在獲得皇室所頒發的許可證后方能建設，否則將對建設者處以罰金[7]14。于是，苑囿開始成為一種只有王室及貴族才能修建和進入的場所，而廣大民眾則逐漸被拒之于苑囿門外。

2 特權群體的宮苑（16—17世紀）

面對日益封閉的苑囿，英格蘭的一些貴族也嘗試將自己的苑囿開放給公眾使用。最早提出這一理念的當屬16世紀的約翰·韋謝伊（John Vesey）主教。韋謝伊1462年出生于伯明翰薩頓科爾菲爾德（Sutton Cold field）的一個自耕農家庭，并于1519年被按立為主教。1527年，皇室將他的出生地薩頓科爾菲爾德封贈給他，而韋謝伊也借此機會回饋鄉里。他不僅在薩頓科爾菲爾德內修建道路、學校、教堂等一系列覆蓋全城的公用設施，還對城中的老弱病殘廣為扶助。1528年，英王又將薩頓科爾菲爾德的一塊皇家獵場—薩頓苑（Sutton Park）賜予韋謝伊。韋謝伊也由此開始對薩頓苑進行改造。他先是拆毀獵苑，以使園內的鹿不被捕殺；隨后又修葺園墻，增建大門和門鎖，并在園外伏以壕溝，將薩頓苑改造成為一個養殖動物的場所[10]62。在此基礎上，韋謝伊開始將薩頓苑開放給附近的居民，使得這些居民僅需繳納極少的年費，就可在園內放牧[10]62。

盡管薩頓苑開放的最初目的僅是回饋鄉里，但由于韋謝伊主教曾任職王室并與諸多王室成員關系緊密，他的“公共”思想也對王室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于是，王室也嘗試將他們的苑囿開放給公眾。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就曾在閱兵時將海德公園開放給民眾以供瞻仰軍隊威嚴[11]。而其繼任者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則更是將皇家苑囿視為公眾的娛樂場。根據英國公共檔案館的記載，查理一世就經常允許民眾進入海德公園觀賞賽馬比賽，以享受這種與民同樂的樂趣[12]17（圖2）。

2 海德公園內的飲宴[13]A party in the Hyde Park[13]

3 1754年倫敦格羅夫納廣場[18]93A view of Grosvenor Square in London in 1754[18]93

然而，民眾入園僅在極少數的特定活動時才會發生。在絕大多數的時間內，進入苑囿依然是一項特權，但誰可以獲得這項特權則完全由王室通過頒發苑囿鑰匙進行控制。因此，王室也經常收到各類入園請求，比如懇請賜予苑囿大門鑰匙，或者要求自費在苑囿增建私人園門以供進出。而人們一旦獲準入園，則無不緊守這項特權，以防被王室收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苑囿進入特權的泛濫，僅是圣詹姆斯公園，就有超過6 500人擁有鑰匙，其中還不包括私配鑰匙的人[14]。

為了保證進入苑囿是一種只有王室才能掌控的特權，查理一世特地于1637年頒布禁令，要求“（除王室御用鎖匠外的）全國任何鎖匠和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配制白廳（Whitehall）④上任何大門的任何鑰匙，也不得配制任何皇家宮殿、花園或者圣詹姆斯公園的任何鑰匙。此外，除御用鎖匠外的任何人也不得直接或間接地配制海德（Hyde）、馬里波恩（Maribone）、溫莎（Windsor）、奧特蘭宮（Oatlands）、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里士滿（Richmond）、絕品（Nonsuch）、格林尼治（Greenwich）等任何皇家苑囿的鑰匙”[15]。

即便如此，王室還是經常以各種理由關閉苑囿，或提高入園參觀的條件。例如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就于1664年關閉了圣詹姆斯公園，并拒絕給出原因[12]380。而安妮女王（Queen Anne，1665—1714）則以“維護苑囿日常運營”的名義，不僅向持鑰匙者征收更高的年稅，還要求除外相、貴族、國會議員及女王侍從和衛兵外的所有參觀者必須再另繳納半便士（約0.002英鎊）的稅費后方可入園[12]355。

因此，盡管16、17世紀的皇家苑囿已有了向公眾開放的傾向，但這些開放卻僅是以王室的個人意志為基礎，并面向少數特權群體的開放，而絕大多數的公眾依然無法進入苑囿。

3 攫取利益的工具（18—19世紀）

進入18世紀后，人們對于苑囿的認識也逐漸有了變化。相較于13、14世紀人民對于苑囿狩獵價值的關注，這時的人們已經注意到苑囿的觀賞價值，并力圖在觀賞價值與經濟價值間找到平衡。自18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苑囿的領主們就意識到由于鹿經?？惺吃穬扔g樹的樹皮以及各類灌木，苑囿的美觀性常常會受到直接影響。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去除苑囿四周的圍欄，不惜犧牲經濟價值疏離園內鹿群，提升植物層次[16]。

隨著苑囿觀賞性的突顯，城市居民對于苑囿的游賞也寄予了更多熱情。受其鼓動，苑囿周圍的土地價格迅速增長；比如臨近海德公園、圣詹姆斯公園以及綠園等苑囿的區域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成為整個倫敦城內最受追捧的區域[17]96-97。與此同時，擁有苑囿的王室們也發現了商機。借由苑囿，他們聯想起17、18世紀存在于倫敦的方形廣場商業模式，如倫敦格羅夫納廣場（Grosvenor Square）（圖3）。這些方形廣場的商業模式通常是圍繞廣場或者花園修建精英階層住宅[18]92。正是由于中央花園的存在，這些廣場住宅的租金往往較之其他同類住宅更高，從而使得這些廣場的擁有者獲得更多的收益[18]95。

受到方形廣場啟發，王室及其幕僚們也意圖將苑囿定向開放給有需要的財富階層，以期通過增加苑囿周邊的土地價值的方式謀利。這集中體現在倫敦的攝政王公園上。1811年倫敦的攝政王，即后來的喬治四世（George IV，1762—1830）， 計 劃 將 瑪 利 爾 本 公 園（Marylebone Park）改造為攝政王公園，并邀請建筑師進行設計。在眾多參選方案中，建筑師約翰·納什（John Nash，1752—1835）提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方案，即“保留并創造出開放的空間、新鮮的空氣和自然的景致，以吸引財富階層來此居住”[17]98。為此，他不僅在園內設計了內外兩層環繞全園的道路、湖泊、運河以及王宮，還特地在外層的環路旁規劃了56棟聯排住宅用以出租[19]83（圖4）。根據納什的測算，在這些聯排住宅99年的租借期限內，王室為基礎設施、苑囿建設、養護等項目所支持的總費用為12 115英鎊，但從聯排住宅的年租中獲得的總收入則達到59 429英鎊[17]110-111⑤。此外，當99年租期期滿后，這些總價值為187 724英鎊的聯排別墅還將再次歸王室所有。由于該方案的收益比其他方案高出2倍有余，王室毫不猶豫地選定了納什的方案。

正如計劃的那樣，苑囿的開放為王室帶來了巨大的利潤。盡管原規劃的56棟聯排住宅最后僅完成了8棟，但是即便如此，這8棟住宅所產出的利潤也足以應對整個工程的開銷。因此，工務局在整個工程項目中僅承擔了修建道路、門房、開放空間及護欄的費用，而其他款項則全部源自這8棟住宅的租金[19]103，但與王室巨額收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居住在這8棟住宅內的居民們不僅要支付高昂的租金，還必須繳納2英鎊的年費獲得入園鑰匙。

即便如此，這些住戶們也并不享有同樣的游賞苑囿的權利。根據住宅的位置不同，他們所需繳納的租金也有所不同。例如，靠近市場的住宅的租金為每平方英尺10英鎊，靠近奧爾巴尼街（Albany Street）的租金為每平方英尺15英鎊，而靠近約克聯排（York Terrace）的租金則為每平方英尺18英鎊[19]110⑥。這就意味著只有那些支付更多租金的人才可以享受到更為優美的景觀。但是，只要住戶繳納足夠的費用，一些進入苑囿時的差異也可以獲得修正。例如，在早期的方案中，納什并未在哈利街（Harley Street）預留大門，使他們必須要繞道才能進入苑囿，而這引起了居住在此4棟住宅內居民們的不滿。在歷經一系列抗議及談判后，這些居民最終同意以住宅的價格向王室支付地租，進而換取在哈利街上修建一座大門[19]110。

無論如何，這些皇家苑囿的開放都是以攫取經濟價值作為首要目的。這也使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攝政王公園的所有出入口都設置在了其南側貝克街（Baker Street）、德文郡廣場（Devonshire Place）和波特蘭坊（Portland Place）等組成的富人區內，而在其他三面相對貧窮的區域內，則只留下高聳的圍墻[19]110。

4 民眾休憩的所在（19世紀至今）

隨著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的爆發，人們對于苑囿也有了更為強烈的渴求。一方面，由于工業化所導致的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及環境污染，人們開始認為城市并不是健康理想的居所，而風景綺麗的田園才是適宜棲居的所在[20]。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也帶來了城鎮的快速擴張，并造成城外的空地被侵蝕殆盡；這也使得原本利用這些空地休憩的城鎮居民發現他們已經無處可去。因此，苑囿成為最適合城市居民休閑的場所。

與此同時，人們則認為苑囿不僅可以“為普通市民提供休憩的空間，使他們不再沉迷于低俗的娛樂”，還可以“幫助他們提升健康、整潔及個人形象”，從而“有力地促進產業發展與文明進步”[21]8-9。正因如此，社會改革者們、流行病學家等也紛紛將進入苑囿視為一項普通民眾所必須獲得的權利并不斷向當局施壓，要求開放皇家苑囿以維持社會穩定及民眾健康。

迫于這些壓力，喬治四世（George IV，1762—1830）不得不于1827年宣布“開放所有皇家苑囿以使公眾得享樂趣”[22]。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開放”卻僅停留在紙上。王室不僅保留了環繞皇家苑囿的圍墻及圍欄，還要求參觀者購票入園。此外，一些苑囿還對參觀者有著更為嚴苛的要求。比如，圣詹姆斯公園和肯辛頓公園就規定“參觀者必須舉止文明且穿著得體”[23]。但是，即使參觀者在滿足這些條件進入苑囿后，也會發現很多苑囿竟然連座椅和遮蔽物也沒有；因而他們不得不選擇在驕陽下或暴雨中疲勞地欣賞著園內的美景[24]14。正因如此，人們不禁戲謔這些皇家苑囿為“僅適合富人們在馬背上或者四輪馬車內游賞的場所”[24]14。這也使得多數的城市居民并未獲得自由享受園林的權利。

然而，1832年暴發的霍亂卻最終將城市居民對于園林的渴求推向高潮。這場最先暴發于印尼、菲律賓等地的瘟疫于19世紀30年代蔓延至英國，造成了5 500余人死亡，從而重創了包括倫敦在內的英國的主要工業城市。當時的主流醫學觀點認為導致霍亂的主要原因在于潮濕、黑暗以及不流動的空氣，而只有通過改善環境的方法才能從源頭上遏制疫情[25]。鑒于園林可以有效地增加光照和促進空氣流通，設立園林也與改善排水設施、提供干凈的飲用水成為應對霍亂的主要措施。

4 1811年納什最初設計的攝政王公園平面圖[19]107Nash’s original plan for the Regent’s Park in 1811[19]107

此外，一系列貧民仇視政府的群眾運動也在這時爆發，比如《1832年改革法案》的通過⑦，以及倫敦、伯明翰、布里斯托等地的群眾暴亂。受此影響，居民們也進一步宣泄其對皇家苑囿既定開放制度的不滿。他們強調，拋開苑囿門票與規則限制暫且不論，雖然王室在名義上開放了圣詹姆斯公園、綠園及海德公園，但是這些苑囿至多能滿足倫敦西區居民的使用需求。更何況在這3個苑囿中，只有綠園和海德公園才是平民可以進入。因此，對于那些居住在倫敦北區的人們來說，他們根本就無處可去[21]5。

面對民眾高漲的情緒，王室也深感形勢嚴峻—在1830年的7月，類似呼聲也曾在法國出現，并最終以查理十世被逼退位（Charles X，1757—1836）收場。有鑒于此，英國王室不得不向民眾妥協，同意陸續開放所有皇家苑囿（表1）。比如，在攝政王公園內，王室先于1835年開放了該園的東部地區，隨后又于1841年將園西部的37 hm2的區域也納入公共進入范疇[19]103；而在海德公園內，王室先于1837年在海德公園的騎馬道上加裝了圍欄以擴大公眾的適用空間，繼而又于1868年拆掉了該園的所有圍墻，使得公眾可以隨意進出園林[6]128。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王室最終于20世紀初實現了皇家苑囿的全面開放，進而達到了其維持社會穩定和民眾健康的目的。

5 結語：苑囿功能與開放

縱觀英國皇家苑囿開放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苑囿經歷了一個從開放到封閉，到半開放，再到完全開放的過程；而開放與否則與苑囿的功能有著緊密的聯系。

在11、12世紀，苑囿概念初次引入英格蘭時，這些苑囿主要作為農場使用，對于開放也沒有特殊的規定。但自14世紀起，這些苑囿開始演變為貴族的獵苑，普通民眾也因之被拒之于苑囿門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6世紀，苑囿才開始作為一種特權由王室根據個人意愿半開放給指定群體。而隨著18世紀末苑囿觀賞性的突顯，這些苑囿又轉變為王室攫取經濟價值的工具，并由王室通過將苑囿開放給財富階層以換取財富。但是，工業革命的爆發終于促使苑囿成為提升城市居民健康和社會穩定的必需品，而王室迫于民眾的壓力也不得不陸續將其皇家苑囿完全開放給民眾。在經歷這些功能的變遷之后，倫敦皇家苑囿也完成了其開放的歷程。

2017年，英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名為皇家公園（The Royal Parks）的慈善機構專職負責公園的運營管理。雖然倫敦皇家苑囿在法律意義上依然為王室所有，但隨著運營權的分割，這些苑囿的所有權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由王室轉向民間，從而完成新一輪的開放。

致謝(Acknowledgments)：

特別感謝鄭沐妍、馮立燊在資料收集和論文撰寫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

注釋(Notes)：

① 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I，1028—1087），即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征服了英格蘭并成為第一位諾曼英格蘭國王，從而使得英格蘭受到歐洲大陸的影響日益加深，改變了自身文化。

② 《森林法》最早由征服者威廉頒布。

③ 在這4個指定狩獵場中，森林為僅限皇室使用的場所。

④ 白廳為英國倫敦的一條大道，為英國政府中樞的所在地，英國國防部、皇家騎兵衛隊閱兵場和英國內閣辦公室等部門均坐落于此。

⑤ 根據Measuring Worth網站(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index.php) 測算，1811年的1英鎊約等于2019年的73.10英鎊，約730元人民幣。

⑥ 攝政王公園內八棟住宅所有租約的租期均為99年；1平方英尺≈0.092 903 m2。

⑦ 《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是英國在1832年通過的關于擴大英國下議院選民基礎的法案，其改變了下議院由托利黨獨占的局面，加入了中產階級的勢力。

圖表來源(Source of Figures and Table)：

圖1源自畫作Coursing the Hare, Illustration to Richard Blome’s “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https://www.wikigallery.org/wiki/painting_65602/Francis-Barlow/Coursingthe-Hare%2C-illustration-to-Richard-Blome%27s-%27The-Gentleman%27s-Recreation%27-pub.-1686；圖2引自參考文獻[13]；圖3引自參考文獻[18]；圖4引自參考文獻[19]；表1引自參考文獻[3]9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