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的“燕山楚水”

蕭奉

“天地秋風動，荊襄落日斜。江云騷客國，一酬吊長沙?！?899年的秋天，一位28歲的日本年輕人準備動身前往中國旅行，友人為他寫下這首送行詩。

這年是光緒二十五年，戊戌變法已告失敗，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海外，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被革職，帶子陳三立、孫陳寅恪等回到了江西老家，次年“忽以微疾卒”，坊間盛傳是慈禧賜死，真相至今成謎。同年也是明治三十二年，明治憲法正式頒布的第十個年頭，日后以科技興國的那個現代日本已經初見眉目——日本第一家與外資合辦的公司日本電氣（NEC）在這一年成立。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這位年輕人從山東煙臺上岸，在三個月的時間里，游歷中國華北、華東、華中等地，拜訪了嚴復、張元濟、文廷式、羅振玉等政壇文壇領袖，而后將其所見所聞所思寫成游記《燕山楚水》。

他就是內藤湖南，現代日本最重要的漢學家，或許沒有之一，其首創的“唐宋變革說”至今仍在引導中國中古史的解釋。由于內藤的職業和學術背景——1907年前有長達20年的新聞記者經歷，后長期擔任京都大學東洋史學講座教授——這本游記不僅僅是旅行觀光，也是他對晚清時局的深度報道、對中華大地風土人情的歷史考察。

對喜歡旅行的人來說，讀《燕山楚水》是一場穿越過去與現在的時空之旅。內藤在中國各地的地理、建筑、人文、風物著墨甚多，比同時代游歷中國的日本人對中國文化抱有更多的溫情與敬意。有些旅途見聞，今天讀來依然令人會心，比如他通過北京和上海的字體來觀察南北風氣：北京、上海的店鋪招牌都用院體（館閣體），這是清代科舉考試的官方字體，但上海還有很多人使用秦篆、漢八分（隸書）、魏晉楷行等，連貼紙聲明也用奇逸的六朝字體，可見“北方人質樸近于遲鈍，凡事討厭變化；南方人敏銳而多輕薄，凡事喜歡新異”。

日本學者游歷中國，免不了要將兩國的風景進行比較。在內藤的筆下，19世紀末的中國很難看到清澄秀朗的景色，中國風景的特點是“蒼茫、宏闊、雄健、幽眇”，只有少數地方如杭州西湖才具有“明麗、秀媚、細膩、曲折”的風景，但和日本京畿地區比起來還是“略顯暗淡”。今天看來，內藤的風景觀免不了有一些國族主義，但他對當時中國城市缺乏科學而整潔的規劃、城郊和鄉村多數破敗不堪的描述，和當時游歷中國的大多數人的記載一致。風景的衰敗，恰恰是帝制中國內部問題最重要的表征。

從內藤的游記可見，中國從19世紀邁入20世紀，過程是動蕩和不安的，而歷史并沒有隨著1899年的結束或1900年的開始而擁有新氣象。

1899年9月中旬，內藤在天津見到了嚴復和王修植。采訪結束后，內藤請嚴復介紹其他采訪對象，希望多了解當時中國的時事。嚴復答曰：“（戊戌）政變以來，士大夫們都鉗口結舌，哪里有談時事的人？”當問及有無再次變法的可能時，王修植的回答是“放長雙眼”：“大約十年以后，列強會頻頻緊逼，即便上邊不變，下邊也會變的?！?/p>

1900年后，內藤還多次來華考察時政，這些游歷和訪學經歷最終深刻地融入到他的歷史觀和學術關懷里。歷史學家張廣達指出，內藤將宋代作為中國近世的開端，是著眼于此時平民主義的崛起與貴族政治的衰落，而這一歷史潛流到清末民初再次勃興，社會革命和文化運動紛至沓來，共和政治實乃千年“大勢之必然，自然之所成”（內藤語）。

今天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20世紀幾乎是人類史上戰爭罪孽最深重的一個世紀，這些是否為歷史之必然？我們已經無從請教內藤湖南了。1934年內藤湖南離世，同年，日本扶持偽滿洲國復辟帝制，已經踏上了擴張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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