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儒家政治理想述評

摘要：在近代中國面臨內外交困之際，“五四”全盤性反傳統潮流中，梁漱溟提出了復興儒學的救國之路。面對西方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梁漱溟面臨著兩難，既要使中國走向富強，抵御列強的侵害，又要使儒家的珍貴遺產得到保留。于是，他的政治理論中便難免充滿了矛盾和文化調和的色彩。這種矛盾決定了他政治理想的致命要害，并最終由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所證明。雖然梁漱溟給中國開出的藥方無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但他提出的問題，即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問題，仍然值得我們深深思索。

關鍵詞梁漱溟;儒家政治理想;鄉村建設運動

作者簡介：夏卿（1978-）女，漢，云南昆明人，碩士研究生學歷，講師，研究方向：中國政治思想史 政治學理論。

一、早年儒家政治人格的形成

出生于儒學世家的梁漱溟，雖然早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父親梁濟的儒家人格對其影響頗深，“一種傳統的崇高和一種道德領導的意識——梁家的這兩種氣質滲透在梁漱溟年輕時的環境中，形成了他青年時期的態度?！盵i]梁漱溟早年的人生思想是功利主義的，但儒家的精神內蘊卻處處可見。他不但繼承了父親傳統儒家的品格和心性，也一如父親般追隨著儒家傳統富有生命力的一端——積極入世，憂國憂民，具有以社會、國家為己任的強烈的道德責任感。這種精神激勵著梁漱溟積極投身于大革命，并在受挫之后重新振作，用其畢生精力尋求中華民族的崛起之路。

二、《東西文化極其哲學》中儒家政治理想的萌芽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標志著梁漱溟新儒學思想的形成。書中梁漱溟對西方、印度、中國三種文化體系進行了比較，認為西方文化的優勢在于對自然征服的能力，然而其已發展乏力;印度文化在討論終極問題層面具有優勢，但眼下并不具備現實意義;只有中國文化既符合當下又具有光明的發展前景。

梁漱溟認為，中國危機的形成是由于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因此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文化危機。而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解決之道是復興傳統文化。梁漱溟的理論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并在不改變中國文化舊質的前提下與西方文化的調和。體現了傳統儒家以維護“道統”為己任的理想以及中庸的態度，充滿了濃重的改良主義色彩。

然而，梁漱溟的解決方案中包含了一個無法克服的矛盾?？v使中國傳統儒家的精神如他所說是以“直覺”和“仁”為本（這正是中國得以避免西方文化由功利主義而產生精神痛苦的根本）;而西方文化以“對外部世界的理智計算”和“明確區分人我”維持，這與中國文化崇尚中庸、注重人和的精神顯然是相悖的。于是梁漱溟又提出應首先“踏實地奠定一種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兩精神下的種種學術種種思潮而有個結果?！盵ii]這種人生態度就是孔子的精神，即“孔子之所謂‘剛”[iii]，它不但可以成功吸收西方的精神，扭轉中國物質方面的劣勢，同時也能在中國恢復真正的孔家生活。但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政治理想的本質，是構建一個和諧的等級社會，這與西方的“科學”“民主”在本質上是不相融的，即使梁漱溟對孔子的理論做了適于調和的解釋，但這一矛盾從根本上無可消解，這也注定了梁漱溟的儒家政治理想在近代中國無法實現。

三、20世紀30年代儒家政治理想的成熟

20世紀30年代以后，梁漱溟新儒學的分析重點轉向了社會學和史學。對中國社會及其結構的分析使他從社會學及史學的角度更進一步論證了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提出的觀點——中國特殊論以及中國文化優越論。其儒家政治理想也逐步清晰起來，而實現他的理想的途徑就是鄉村建設運動。

梁漱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與西方存在著顯著區別。這種不同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倫理本位，另一是職業分途。中國的倫理關系是由家庭推及社會與國家的整體性社會規范，因此人與人之間強調人倫、責任與情感。因此傳統中國善治的目標就在維持“倫理的相安”。[iv]傳統中國沒有階級的對立，只存在職業的分途，因為士、農、工、商并列四民，各出其位，各謀其職，“各有前途可求，貧富貴賤升沉無定?！盵v]

梁漱溟認為這種差異決定了中國只有一治一亂的周期而無革命。倫理本位是無革命的內因，職業分途則是無革命的外因。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分析充滿了儒家的理想主義色彩，這正是為了引出他的政治理想——重建以儒家人生態度為根本的社會秩序，這是中華民族自救之最后覺悟。鄉村建設運動要構建的是梁漱溟認為的“新禮俗”?！靶隆斌w現在以儒家思想為本位的，對西方民主、科學的吸收利用。他認為儒家人生態度有兩個要點：“一是互以對方為重的倫理情誼;一是改過遷善的人生向上?！盵vi]西方文明有四點可以吸收借鑒，一是團體組織性，二是參與積極性，三是尊重個體，四是財產社會化。吸收融合后就能形成一種“人治的多數政治”。

由上我們認為，梁漱溟新儒學的發展并沒能解決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的矛盾。他的政治理想仍然沒有脫離傳統中國社會政治倫理化的傾向。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仍然局限在一種倫理模式中，而并非一個符合政治發展潮流的可構建政體。他提出的中華民族自救之路，無法逃出“中體西用”的舊模式;他理想中的“政體”——“人治的多數政治”其實是傳統儒家“圣王”理想的翻版;而他理想中的社會——“富足、和諧”是否也體現著傳統儒家的“盛世”理想呢？他所采取的方式——通過群眾性的講學運動以重新奠定儒家之人生態度，也透著傳統儒家道德教化的色彩。梁漱溟也一如傳統儒家追求“知行合一”，通過鄉村建設運動，他找到了他的政治理想與中國社會現實的結合點。

雖然梁漱溟給中國開出的藥方無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但其以社會、國家為己任的責任感，以及積極探索中華民族自強之路的精神，值得敬佩;而他提出的問題，即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價值問題，仍然值得我們深深思索。

注釋

[i]艾愷.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M]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ii]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難[M]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13頁。

[iii]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難[M]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13頁。

[iv]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頁。

[v]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頁。

[vi]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