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博弈中公平感知及行為決策的影響因素的述評與展望

李雪瑩 賈寧

摘?要?公平是人們生活中重要的行為規范。在經濟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領域中，研究者們通常采用經濟博弈的范式來探討人們面臨經濟分配問題時的公平感知及行為決策，研究發現個體的公平感知與行為決策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本文通過梳理新近的研究成果，重點歸納和述評了三方面的影響因素：被試的個體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及實驗任務情境。未來的研究可以從三方面進行嘗試：第一，關注特殊群體的公平感知與行為決策; 第二，創設更加真實的實驗情境和實驗任務，提升研究生態效度。而且，研究不僅要關注結果公平，也要關注過程公平; 第三，研究應該應用先進的認知神經技術及數據建模方法，通過多學科融合研究來揭示經濟決策中的心理加工過程和認知神經機制。

關鍵詞?經濟博弈; 公平感知; 決策

分類號?B842.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11.006

1?引言

中國自古便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公平一直受到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關注。通常，人們把公平看作是物質財富分配過程中的規則，指的是人們希望在經濟互動中的投入與得到的結果成正比（Dijk & Vermunt， 2000）。在公平感知的研究中多采用經濟博弈任務。研究發現，人們對分配方案公平與否的主觀感知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人們的公平感知又影響著后繼做出的行為決策（Sanfey， 2007）。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范式和獨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DG）范式是應用最為廣泛的經濟博弈任務，用于研究經濟互動中的公平感知及行為決策（Güth & Kocher， 2014）。最后通牒博弈任務由兩名玩家構成，其中一位是提議者（proposer），承擔分配任務，因此也被稱為分配者; 另一位是回應者（responder）。任務的規則為：提議者向回應者提出分配方案，如果回應者接受這一方案，則按照這種方案進行分配; 如果回應者選擇拒絕，則雙方都拿不到錢（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獨裁者博弈范式是最后通牒博弈范式的一種變式（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86），在該范式中，對于提議者提出的任何分配方案，回應者都沒有權力拒絕，只能選擇接受。

利用經濟博弈任務，研究者不僅可以觀察到提議者對利益或公平的選擇，也可以考察回應者對提議的公平感知和反應（周曉林，胡捷，彭璐， 2015）。早期研究者提出經濟理性假說來解釋人們在經濟博弈任務中的表現（Zanolie， Cremer，?Gürolu， & Crone， 2015）。該假說認為，如果人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應當最大化個人所得。按照這一假設，理性的提議者應該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拿出最少的錢給回應者，而理性的回應者最經濟的決策是接受所有大于零的分配（Güth et al.， 1982）。然而，大量的研究發現，兩種游戲中的提議者都會提供更加公平的分配（Chen， Wu， Li， & Wang， 2018; Fernandes et al.， 2019; Li， Xu， & Wang， 2018; Qiu， Yu， Li， Cheng， & Zhu， 2017）; 而回應者也會選擇“非理性”地拒絕大多數低于總價20%的分配（Güth et al.， 1982）。并且， 隨著分配方案不公平程度的增加， 回應者對方案的拒絕率也隨之上升（王珍珍， 蔣文明， 2016; Biella & Sacchi， 2018; Güth et al.， 1982）。在經濟博弈中人們表現出了強烈的公平偏好（Qiu et al.， 2017; Shaw et al.， 2014; Zanolie et al.， 2015）及對不公平結果和意圖的厭惡與憤怒（譚千保， 鄧磊， 張湘一， 常志彬， 歐陽益， 2019; Mcauliffe， Blake， & Warneken， 2014; Sheskin， Bloom， & Wynn， 2014）。

因此，人們在進行經濟博弈時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產生對分配方案的公平感知，并影響隨后的行為決策。已有研究結果表明人們在面對經濟博弈時很可能有自己的公平準則，即接受公平的提議， 拒絕不公平的提議（Schroeder， Steel， Woodel， & Bembenek， 2003）。在經濟博弈中還會出現劣勢不公平方案，也就是人們得到的錢較少的不公平方案。這種方案同時違背了公平和利益這兩種偏好，利益少且不公平。那么，人們拒絕這種劣勢不公平分配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是因為獲得的利益少，就是利益偏好的影響; 如果是因為感到不公平，就是公平偏好的影響。為了分離公平偏好和利益偏好的影響，Tabibnia，Satpute和Lieberman（2008）在控制金錢回報的同時，研究了自我報告的幸福感和對公平、不公平待遇的神經反應。研究發現，在控制金錢數額的情況下，幸福評分與分配方案公平的程度密切相關，公平程度可以預測被試的幸福程度。而且在公平情況下，幾乎所有常見的與獎勵有關的腦部區域，包括腹側紋狀體、杏仁核、腹內側前額葉皮層等區域都被激活。研究證實分配的公平程度可以預測人們的幸福程度，而與金錢的數額無關，也就是說人們更重視公平而不是利益。

近年來，大量關于公平的研究表明在經濟博弈中進行決策時，人們的公平感知與行為決策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本文通過對這些研究進行歸納和梳理，重點從個體自然屬性、個體社會屬性和實驗任務情境三個方面來述評人們公平感知和行為決策的影響因素。

2?個體自然屬性

在自然屬性方面，性別及年齡都會影響個體在經濟博弈中的公平感知和行為決策。

2.1?性別差異

在經濟博弈中，人們都會根據性別刻板印象來調整他們的經濟決策（Fabre， Mickael， Francesca， & Cristina， 2016）。Póvoa， Maffezzolli， Pech 和da Silva（2017）利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進行調查時發現， 男性與女性在不公平方案的提出比例上存在顯著的差異， 不公平的提議中有72%是由男性提出的，可見女性更有可能提出更為公平的分配方案。Georgantzís， Parasyri和Tsagarakis（2016）的研究同樣發現，男性更擅長討價還價，而女性則更加慷慨，提出的分配方案也更加公平。Booth 和Nolen（2014）提出了風險規避觀點來解釋女性的這種行為。因為在經濟博弈中，公平方案的接受率會顯著高于不公平的方案。因此，女性會為了避免提出的分配方案被拒絕而提出相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但是，Ma和Hu（2015）研究發現當面對不公平的方案時，人們更加傾向于接受被主觀評價為可信賴的分配者的方案。這就是經濟博弈中存在的另一種性別效應，即回應者更愿意接受女性提出的提議。即便男性和女性提出同樣的不公平方案，女性分配者的不公平方案更有可能被人們接受（Chew， Ebstein， & Zhong， 2013; Wu et al.， 2018）。而且當男性參與者面對的圖片或者場景中存在有吸引力的女性時，他們會表現出更多的合作行為， 同時也更加慷慨（Bhogal， Galbraith， & Manktelow， 2017）。

2.2?年齡差異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變化都會對社會決策產生影響，例如人們的意向性、對他人的理解、 對公平的敏感性等等（Marchetti et al.， 2018）。因此在經濟決策任務中，不同年齡階段參與者的公平感知與決策也有著不同的表現（van Damme et al.， 2014）。

在一歲以前，嬰兒對公平的敏感性似乎是動態變化著的，以往的研究并沒有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Meristo， Strid， & Surian， 2016; Ziv & Sommerville， 2017）。而一歲半左右的嬰兒不僅希望公平地分配資源，也更愿意和公平分配的人進行互動（Kelsey， Jacqueline， Sommerville， & Mitchell， 2018）。兩歲左右的幼兒愿意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物品（Geraci & Surian， 2011; Schmidt & Sommerville， 2011; Stephanie， Renée， & David， 2012）。六歲左右的兒童開始理解社會規范， 并愿意付出代價來反對不公平的分配（Mcauliffe， Jordan， & Warneken， 2015）。 八、 九歲的兒童已經可以在經濟博弈中做出較為公平的決策（Sandy， Berna， & Crone， 2012）。 但也有研究發現，年齡小的孩子表現的更像“經濟人”，更易接受不公平的分配。年齡較大的兒童則已經有了公平的概念，會傾向于認為像“5∶5”或者接近“5∶5”（如“4∶6”或“6∶4”）這樣的分配方案是公平的（Castelli， Massaro， Sanfey， & Marchetti， 2014）。成長至青少年時期，人們更傾向于接受公平的提議，拒絕不公平的提議。因此，對公平的判斷可能在兒童后期和青少年早期經歷了重大的變化（ Marchetti et al.， 2018），在此階段，人們對公平分配的偏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Castelli， Massaro， Sanfey， & Marchetti， 2010， 2014; Sandy et al.， 2012）。

對于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公平感知與決策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分歧。早期的研究表明，老年人接受不公平待遇的可能性要比年輕人小得多，而且預期得到較高的待遇（Harlé & Sanfey， 2012）。而Vieira 等人（2014）在研究中卻發現，老年人在經濟博弈中扮演回應者時，比年輕人接受了更多的不公平提議，表現出了明顯的親社會情緒。也就是說，老年人會比年輕人做出更多符合“經濟人”的決策（Bailey， Ruffman， & Rendell， 2013）。Fernandes等（2019）在探討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面對不公平分配時的行為和神經反應的差異時也發現，老年人接受的不公平待遇相對較多。在電生理方面的結果顯示：第一，年輕人在公平和不公平的分配條件下，內側額葉的負波振幅有顯著差異，不公平條件下的振幅更高; 第二，中老年人在公平和不公平的情況下的振幅相似。由此推論，老齡化可能伴隨著對不公平的不敏感，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老年人對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更高。

2.3?小結

綜上，大量研究證實了人們在經濟博弈中的公平感知及行為決策不僅會受到性別的影響，還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發生變化。研究表明，通常情況下，男性在經濟博弈中的表現要比女性更加理性，更加利己，而女性則表現得更為慷慨和公平。從發展研究的視角來看，在個體畢生的發展中，對公平的敏感性可能經歷著先逐步升高再慢慢降低的過程。一般來說，在低年齡階段，隨著兒童對公平規則的認知，對公平的敏感性逐步升高，主要表現為對公平規則的維護。而中老年人在公平與不公平的情況下，大腦都表現出相似的振幅，對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也比年輕人更高。但對不同年齡階段參與者的表現，國內外的研究并沒有得出較為一致的結論，這可能是由于實驗條件與實驗背景的不同所導致的，因此關于其內在的心理理論值得進一步探討。

4?實驗任務情境

4.1?不公平情境

分配方案本身的公平性會影響人們在經濟博弈中的公平感知與行為決策（Wang， Li，?Li， Wei， & Li， 2016），由此引發的不公平的情境也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憤怒情緒（Gadi et al.， 2015）與拒絕行為（王珍珍， 蔣文明， 2016; Biella & Sacchi， 2018）。

人們發現參與者不只是厭惡對自己不利的劣勢不公平方案，也會厭惡對自己有利的優勢不公平方案（Yu， Calder， & Mobbs， 2014）。 Gao等（2018）利用fMRI對優勢和劣勢不公平情境的認知神經機制進行研究時發現，優勢不公平的情境主要與左前島葉、右側背外側前額葉皮質和背內側前額葉皮質有關，而劣勢不公平的情境更多地與左后島葉、右杏仁核和前扣帶回皮質有關，兩者涉及到不同的心理過程。但不論是優勢不公平還是劣勢不公平，相對于不公平的分配，人們總是更頻繁也更快地接受公平的分配方案（Biella & Sacchi， 2018）。

在多人共同面臨不公平的情境時，人們也會關心同伴的情況并預期得到與同伴相同的待遇。此時人們的公平感知及行為決策取決于與他人的比較。Zheng等（2015）在研究他人境遇如何影響回應者的決策時，使參與者在做出自己的決策之前知曉其他玩家的分配方案。結果發現，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和公平性評分均低于公平分配，而且雙人面臨不公平分配情況時的接受率和公平性評分均顯著高于單人。這說明共同經歷不公平情境會降低人們的不公平感?？梢?，人們追求的可能是相對的公平，希望得到與他人同等的對待。

在經濟博弈的實驗中，研究者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引發參與者的不公平感知。唐菁華和仲金麗（2019）在研究中通過誘導被試閱讀不公平事件或想象自己的不公平經歷，使參與者產生不公平的體驗，再結合最后通牒博弈任務觀察參與者的決策行為。結果發現不公平的經驗可以提高被試對不公平事件的容忍度，在不公平的分配情況下， 想象不公平事件的被試比想象公平事件的被試給予了更高的公平性評分。 Walasek， Juanchich和Sirota（2019）在實驗中使用了網絡球范式使參與者遭遇不公平的排斥，結合經濟博弈任務，觀察參與者的行為決策時發現，當參與者經歷過被排斥的不公平感后，再次面臨經濟決策時會有幾種不同的表現：當被排斥過的參與者面對陌生人時，合作的水平與常人沒有顯著差異，但是當面對曾經排斥過他的人時，會表現出明顯的拒絕合作的傾向，即使會付出金錢的代價也依然拒絕合作，表現出強烈的公平偏好。相對于被排斥，被社會包容的人則會更多地接受不公平的提議，表現出積極的互惠行為（Falco， Albinet， Rattat， Paul， & Fabre， 2019）。綜合人們在不公平情境中的表現可以發現，不論是由哪種方式所觸發的不公平情境，人們總是表現出較為一致的公平偏好。

4.2?損失情境

現實生活中，損失情境也是經常出現的，指的是參與經濟互動的雙方共同承擔損失。損失被認為比等效收益具有更高的主觀價值（Tom， Fox， Trepel， & Poldrack， 2007）。參與者往往傾向于將損失與“不公平”聯系在一起， 而將獲益與“公平”聯系在一起。在主觀評級上，不公平的損失被認為比不公平的收益更加不公平， 從而導致在損失背景下人們的拒絕率更高（Zhou & Wu， 2011）。王紅芳、陸兆甜、劉雷和張鋒（2018）在研究中也發現，相對于收益情境，抑郁與非抑郁的個體均對損失情境中的不公平方案有更多的拒絕。Guo等（2013）在研究損失與收益情境對最后通牒博弈中拒絕行為的調節機制時發現，在行為層面，與不公平收益相比，不公平損失的公平評級更低; 在神經層面，左背外側前額葉皮質、雙側島葉、扣帶回前皮質、前中扣帶回皮質和雙側背紋狀體在損失情境下與拒絕有關，在收益情境下則沒有激活。這些研究說明，在損失情境中人們對不公平的分配表現得更加敏感，在遭受不公平時更強烈地希望制裁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表現出對公平更多的需求。

4.3?多人博弈情境

Bahr和Requate（2014）在研究中觀察了三個參與者A、B、C在獨裁者博弈中的間接互惠行為，發現與傳統的兩人獨裁者博弈相比，三人獨裁者博弈中參與者的慷慨程度有所提高，表現為如果A對B很慷慨，那么B也會表現得對C慷慨，以回報A。研究還發現，社會互動可以增加參與者的慷慨程度，且間接互惠行為也會受到人們動機的影響。Otto和Dittmer（2018）的研究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討面對多個分配者時回應者的行為表現。在博弈過程中，回應者接受或拒絕某個分配方案可以以另一個平行方案為依據。當收到兩個分配方案中較低的一個時，回應者也可以通過拒絕較低方案來誘導多個分配者之間的競爭。研究表明，回應者的拒絕率會隨著分配者人數的增加而降低，回應者對分配方案的拒絕不僅受到當前方案的影響，也同時受到平行方案的影響。另外，研究發現觀察其他分配者的提議也可能讓分配者調整他們自己的分配方案，這說明回應者和分配者的行為都會受到具有相同社會角色的另一人行為信息的系統影響。在多人博弈的實驗中可以觀察到更多有趣的結果，這大大豐富了傳統的經濟博弈范式， 而且多人博弈的情境也更為貼近實際，有更高的現實意義。

4.4?小結

研究者通常會設計不同形式的任務情境來考察人們的公平感知及行為決策。從上述三種情境中可以發現，不公平情境可以觸發更多的不公平厭惡，相對于收益情境下的不公平，損失情境中的不公平影響更甚。人們在損失情境中的不公平體驗會更加深刻，因此可能比收益情境下產生更多的拒絕行為。在多人博弈的情境中，可以發現，人們的感知與決策會受到他人的影響，并且會根據他人的表現來調整自己的感知與行為。以上研究說明人們的公平感知和行為決策有著較強的情境依賴性，在經濟博弈的過程中會涉及到多重信息的整合，并且會進行動態的調整。

5?總結與展望

近年來對經濟博弈的大量研究已經證明，公平不只是結果的均等，還會受到博弈對象和實驗情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趯σ延醒芯康姆治雠c討論，未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

第一，擴展研究對象類型。在經濟博弈中，分配者與回應者的個體情況均會對公平的感知及經濟決策產生影響，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正常人指標，更多考慮人們的性別與年齡因素（Bhoga et al.， 2017; Fernandes et al.， 2019; Kelsey et al.， 2018; Wu et al.， 2018），以及人們在正常社會功能下參與經濟決策的情況（孫倩等， 2019; Candelo et al.， 2018; Ferguson & Lawrence， 2018）。但對特殊人群，例如精神疾病患者（Yerstein， Carr， Jimenez， & Mendez， 2020）、反社會人格者（van den Bos et al.， 2014）、成癮者（Hou， Zhao， Yao， & Ding， 2016）、腦損傷病人等的研究較少，因此，對特殊人群的公平感知與經濟決策及其內在的神經機制應該做進一步的研究。另外，環境可以影響個體的發展（Luo， Chen， He， & Gao， 2019），在不同條件下成長的個體是否會對公平有不同的感知，是否會做出不同的經濟決策還有待研究，這也可以為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提供研究基礎。

第二，提高研究的生態效度，多開展現實情境的實驗研究。目前對公平及經濟決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實驗室（Biella & Sacchi， 2018; Walasek et al.， 2019），大部分研究會借助計算機來構建虛擬被試（Bhoga et al.， 2017; Falco et al.， 2019; Zheng et al.， 2015），這大大降低了研究結果的現實推廣度?，F實中的經濟決策所面臨的情境要更加復雜，而且人們在進行經濟博弈時往往有著較強的情境依賴性，因此關于公平與決策的研究可以創設更多的現實情境，在現實或貼近現實的情況下使被試進行面對面的博弈游戲，觀察被試的行為或反應，可以得到更加真實的數據，也能為公平與決策的研究增加更多的現實意義。而且近些年的研究更多注重結果的公平以及最終做出的決策，很少有研究重視整個博弈過程中人們對公平的感知及決策是否產生變化，腦區激活是否有改變等等，因此研究過程中的公平也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第三，增強認知神經科學與數學建模在研究中的綜合應用。研究者們借助fMRI、腦電、FNIRS等技術，以及各種改進的實驗范式，對公平感知及經濟決策的神經機制做了相當多的研究（Fernandes et al.， 2019; Guo et al.， 2013; Gao et al.， 2018; Hu et al.， 2015）。目前已經證實了前島葉、前扣帶回皮質、背外側前額葉等腦區與公平感知及相關決策的聯系（Feng， Luo， & Krueger， 2015），且這些腦區的激活也會受到不同實驗任務的影響。另外，已有研究證明血清素、催產素、睪酮素與人們在經濟博弈中的表現也存在聯系，今后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多地揭示人們公平感知及相關決策的認知神經和生物基礎?，F已有一些研究把計算模型與人類的公平感知及決策結合起來（Saez， Zhu， Set， Kayser， & Hsu， 2015），考慮模型與腦機制的關系，這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多地了解公平感知與行為決策背后的機制。未來可以將多種先進技術與計算模型相結合，深層次探索人們公平感知的認知神經機制與人們的行為模式。

參考文獻

孫倩， 龍長權， 王修欣， 劉永芳（2019）. 公平或是利益？權力對分配公平感的影響. 心理學報， 51（8）， 958-968.

談晨皓， 王沛， 崔詣晨（2017）. 我會在誰面前舍棄利益？——博弈對象的能力與社會距離對名利博弈傾向的影響. 心理學報， 49（9）， 1206-1218.

譚千保， 鄧磊， 張湘一， 常志彬， 歐陽益（2019）. 社會距離與分配差距對兒童有利不公平厭惡的影響. 心理科學， 42（5）， 1141-1147.

唐菁華， 仲金麗（2019）. 想象膨脹對最后通牒博弈中公平性體驗的影響. 教育教學論壇， 39， 72-73.

王珍珍， 蔣文明（2016）. 公平加工的情境依賴性：來自行為的證據. 心理與行為研究， 14（5）， 600-604.

王紅芳， 陸兆甜， 劉雷， 張鋒（2018）. 獲益/損失情境中抑郁個體對不公平決策的反應模式. 應用心理學， 24（4）， 248-258.

周曉林， 胡捷， 彭璐（2015）. 社會情境影響公平感知及相關行為的神經機制. 心理與行為研究， 13（5）， 591-598.

Biella， M.， & Sacchi， S. （2018）. Not fair but acceptable… for us！ Group membership influences the tradeoff between equality and utility in a third party ultimatum ga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7， 117-131.

Bailey， P. E.， Ruffman， T.， & Rendell， P. G. （2013）.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social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the ultimatum game.?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8（3）， 356-363.

Bhogal， M. S.， Galbraith， N.， & Manktelow， K. （2017）. Physicalattractiveness， altruism and cooperation in an ultimatum game. Current Psychology， 36（3）， 549-555.

Booth， A. L.， & Nolen， P. J. （2014）. Can risk-taking preferences be modified？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Cesifo Working Paper， 61（1）， 7-32.

Bahr， G.， & Requate， T. （2014）. Reciprocity andgiving in a consecutive three-person dictator game with social interaction. German Economic Review， 15（3）， 374-392.

Chew， S. H.， Ebstein， R. P.， & Zhong， S. （2013）. Sex-hormone genes and gender difference in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Israe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0， 28-42.

Castelli， I.， Massaro， D.， Sanfey， A. G.， & Marchetti， A. （2010）. Fairness and intentionality in childrens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57（3）， 269-288.

Castelli， I.， Massaro， D.， Sanfey， A. G.， & Marchetti， A. （2014）. “What is fair for you？”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about fairness and theory of mind.?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1（1）， 49-62.

Candelo， N.， Eckel， C.， & Johnson， C. （2018）. Socialdistance matters in dictator games： Evidence from 11 mexican villages. Games， 9（4）， 77.

Chen， W.， Wu， T.， Li， Z.， & Wang， L. （2018）. Evolution of fairness in the mixture of the ultimatum game and the dictator game.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519， 319-325.

Dijk， E. V.， & Vermunt， R. （2000）. Strategy and fairness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Sometimes it pays to be powerl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1）， 1-25.

Falco， A.， Albinet， C.， Rattat， A. C.， Paul， I.， & Fabre， E. （2019）. Being the chosen one： Social inclusion modulates decisions in the ultimatum game. An ERP study.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4（2）， 141-149.

Fernandes， C.， Goncalves， A. R.， Pasion， R.， Ferreira-Santos， F.， Barbosa， F.， Martins， I. P.， & Marques-Teixeira， J. （2019）. Age-related changes in social decision-making：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analysis of unfairness evaluation in the ultimatum game. Neuroscience Letters， 692， 122-126.

Fabre， E. F.， Mickael， C.， Francesca， P.， & Cristina， C. （2016）. The respondersgender stereotypes modulate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of proposers playing the ultimatum gam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12）， 1-9.

Ferguson， E.， & Lawrence， C. （2018）. It is only fair： Blood donors are more sensitive to violations of fairness norms than nondonorsconverging psychometric and ultimatum game evidence. Vox Sanguinis， 113（3）， 242-250.

Fatfouta， R.， Meshi， D.， Merkl， A.， & Heekeren， H. R. （2016）. Accepting unfairness by a significant other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connectivity between medial prefrontal and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ocial Neuroscience， 13（1）， 61-73.

Feng， C.， Luo， Y.， & Krueger， F. （2015）. Neural signatures of fairness-related 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2）， 591-602.

Güth， W.， Schmittberger， R.， & Schwarze， B. （1982）.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4）， 367-388.

Güth， W.， & Kocher， M. G. （2014）.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experiments： Motives， variations， and a surve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8， 396-409.

Gao， X.， Yu， H.， Sáez， I.， Blue， P. R.， Zhu， L.， Hsu， M.， & Zhou， X. （2018）. Distinguishing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text-dependent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inequity aver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33）， 7680-7689.

Guo， X.， Zheng， L.， Zhu， L.， Li， J.， Wang， Q.， Dienes， Z.， & Yang， Z. （2013）. Increased neural responses to unfairness in a loss context. Neuroimage， 77， 246-253.

Guo， X.， Zheng， L.， Cheng， X.， Chen， M.， Zhu， L.， Li， J.， ... Yang， Z. （2014）. Neural responses to unfairness and fairness depend on selfcontribution to the incom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10）， 1498-1505.

Geraci， A.， & Surian， L. （2011）. The developmental roots of fairness： Infants reactions to equal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s of resourc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5）， 1012-1020.

Gadi， G.， Tamar， L.， Gal， R.， Shir， A.， Eyal， F.， Dan， A.， & Talma， H. （2015）. Neural substrates underlying the tendency to accept anger-infused ultimatum offers during dynamic social interactions. Neuroimage， 120， 400-411.

Georgantzís， N.， Parasyri， D.， & Tsagarakis， K. （2016）. Inter-gender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ultimatum game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4（12）， 858-862.

Hu， J.， Cao， Y.， Blue， P. R.， & Zhou， X. （2014）. Low social status decreases the neural salience of unfairness.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8， 402.

Hu， J.， Blue， P. R.， Yu， H.， Gong， X.， Xiang， Y.， Jiang， C.， & Zhou， X. （2015）. Social status modulates the neural response to unfairnes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1（1）， 1-10.

Harlé， K. M.， & Sanfey， A. G. （2012）. Soci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cross the lifespan： An fMRI investigation. Neuropsychologia， 50（7）， 1416-1424.

Hou， Y.， Zhao， L.， Yao， Q.， & Ding， L. （2016）. Altere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abstinent heroin addicts： Evidence from the ultimatum game. Neuroscience Letters， 627， 148-154.

Kahneman， D.， Knetsch， J. L.， & Thaler， R. H. （1986）. Fairness and th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59（4）， 285-300.

Kelsey， L.， Jacqueline， P.， Sommerville， J. A.， & Mitchell， R. （2018）. Fairness informs social decision making in infancy. PLoS One， 13（2）， e0192848.

Luo， J.， Chen， Y.， He， H.， & Gao， G. （2019）. Hukou identity and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Theory and Decision， 87（3）， 389-420.

Li， O.， Xu， F.， & Wang， L. （2018）.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does not always exist： The role of determining allocations modulates preferences for advantageous inequity.?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749.

Marchetti， A.， Baglio， F.， Castelli， I.， Griffanti， L.， Nemni， R.， Rossetto， F.， ... Massaro， D. （2018）. Social decision making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ultimatum game and cognitive bias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2（1）， 135-154.

Mcauliffe， K.， Jordan， J. J.， & Warneken， F. （2015）. Costly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young children. Cognition， 134， 1-10.

Mcauliffe， K.， Blake， P. R.， & Warneken， F. （2014）. Children reject inequity out of spite. Biology Letters， 10（12）， 20140743.

Mendoza， S. A.， Lane， S. P.， & Amodio， D. M. （2014）. For members only： Ingroup punishment of fairness norm violations in the ultimatum gam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5（6）， 662-670.

Ma， Q.， & Hu， Y. （2015）. Beauty matters： Social preferences in a three-person ultimatum game.?PLoS One， 10（5）， e125808.

Meristo， M.， Strid， K.， & Surian， L. （2016）. Preverbalinfants ability to encode the outcome of distributive actions.?Infancy， 21（3）， 353-372.

Otto， P. E.， & Dittmer， D. （2018）. Simultaneous but independent ultimatum game： Strategic elasticity or social motive dependen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48（1）， 61-80.

Póvoa， A. C. S.， Maffezzolli， M. R.， Pech， W.， & daSilva， W. V. （2017）. Gender influenc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ultimatum game.?RACRevista de Administrao Contemporn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dministration）， 21（4）， 481-499.

Qiu， X.， Yu， J.， Li， T.， Cheng， N.， & Zhu， L. （2017）. Childrens inequity aversion in procedural justice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inequity.?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855-1863.

Sandy， O.， Berna， G.， & Crone， E. A. （2012）. Fairness considerations when I know more than you do： Developmental comparis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 424.

Shaw， A.， Montinari， N.， Piovesan， M.， Olson， K. R.， Gino， F.， & Norton， M. I. （2014）. Children develop a veil of fair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1）， 363-375.

Sanfey， A. G. （2007）.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sights from game theory and neuroscience. Science， 318（5850）， 598-602.

Sheskin， M.， Bloom， P.， & Wynn， K. （2014）. Anti-equality： Social comparison in young children. Cognition， 130（2）， 152-156.

Schroeder， D. A.， Steel， J. E.， Woodel， A. J.， & Bembenek， A. F. （2003）. Justice within social dilemm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7（4）， 374-387.

Schmidt， M. F.， & Sommerville， J. A. （2011）. Fairness expectations and altruistic sharing in 15-month-old human infants. PLoS One， 6（10）， e23223.

Stephanie， S.， Renée， B.， & David， P. （2012）. Do infants have a sense of fairness？Psychological science， 23（2）， 196-204.

Sáez， I.， Zhu， L.， Set， E.， Kayser， A.， & Hsu， M. （2015）. Dopamine modulates egalitarian behavior in humans. Current Biology， 25（7）， 912-919.

Tom， S. M.， Fox， C. R.， Trepel， C.， & Poldrack， R. A. （2007）. The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Science， 315（5811）， 515-518.

Tabibnia， G.， Satpute， A. B.， & Lieberman， M. D. （2008）. Thesunny side of fairness： Preference for fairness activates reward circuitry （and disregarding unfairness activates selfcontrol circuit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4）， 339-347.

van den Bos， W.， Vahl， P.， Guroglu， B.， van Nunspeet， F.， Colins， O.， Markus， M.， ... Crone， E. A. （2014）. Neural correlates of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 severely antisocial adolescent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12）， 2059-2066.

van Damme， E.， Binmore， K. G.， Roth， A. E.， Samuelson， L.， Winter， E.， Bolton， G. E.， ... Azar， O. H. （2014）. How Werner Güths ultimatum game sha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8， 292-318.

Vieira， J. B.， Almeida， P. R.， Ferreira-Santos， F.， Barbosa， F.， Marques-Teixeira， J.， & Marsh， A. A. （2014）. Distinct neural activation patterns underlie economic decisions in high and low psychopathy scorer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8）， 1099-1107.

Walasek， L.， Juanchich， M.， & Sirota， M. （2019）. Adap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ace of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2， 35-46.

Wang， G.， Li， J.， Li， Z.， Wei， M.， & Li， S. （2016）.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reflects advantageous inequality aversion of proposers in the ultimatum game： An ERP study. Brain Research， 1639， 38-46

Wu， Y.， Leliveld， M. C.， & Zhou， X. （2011）. Social distance modulates recipients fairness consideration in the dictator game： An ERP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 88（2）， 253-262.

Wu， Y.， Gao， L.， Wan， Y.， Wang， F.， Xu， S.， Yang， Z.， ... Pan， Y. （2018）. Effects of facial trustworthiness and gender o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6（3）， 499-516.

Yu， R.， Calder， A. J.， & Mobbs， D. （2014）. Overlapping and distinct representations of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inequality. Human Brain Mapping， 35（7）， 3290-3301.

Yerstein， O.， Carr， A. R.， Jimenez， E.， & Mendez， M. F. （2020）. Neuropsychiatric effects on decision-making in early alzheimer disease.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33（2）， 68-72.

Zanolie， K.， Cremer， D. D.，?Gürolu， B.， & Crone， E. A. （2015）. Rejection in bargaining situation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PLoS One， 10（10）， e0139953.

Zhou， X.， & Wu， Y. （2011）. Sharing losses and sharing gains： Increased demand for fairness under advers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3）， 582-588.

Zheng， L.， Guo， X.， Zhu， L.， Li， J.， Chen， L.， & Dienes， Z. （2015）. Whether others were treated equally affects neural responses to un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3）， 461-466.

Zhou， Y.， Wang， Y.， Rao， L.， Yang， L.， & Li， S. （2014）. Money talks： Neural substrate of modulation of fairness by monetary incentives.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8（3）， 265-266.

Ziv， T.， & Sommerville， J. A. （2017）.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infants fairness expectations from 6 to 15 months of age. Child Development， 88（6）， 1930-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