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型政策范式下的中國扶貧報道研究

魏亞萍 陳東方

【摘要】精準扶貧報道的研究，需立足于精準型政策范式的分析。以2013—2019年重大精準扶貧政策的梳理為基礎，研究了同時期《人民日報》對精準扶貧的相關報道發現，精準扶貧報道與精準扶貧政策之間存在明顯的時間序列關系，分為四個階段;其報道內容、報道體裁、報道主題以及報道主體形象塑造在不同階段出現不同變化;而“政策闡釋”“工具策略”以及“精神引導”的報道框架也在這一變化過程中逐步構建。

【關鍵詞】精準扶貧;扶貧報道;政策范式

一、在精準型政策范式下研究中國扶貧報道的意義

在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反貧困歷程中，扶貧報道在助力扶貧工作、推動扶貧實踐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媒體報道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都表明：只有深刻理解扶貧工作的時代背景、把握扶貧政策的內涵，扶貧報道才能有的放矢，有效發揮其傳播力、影響力與引導力，為反貧困工作提供強大的輿論動力與精神支持。因此，對中國精準扶貧報道的研究，需要首先借助政策范式理論，從社會結構背景出發對扶貧政策的思維框架進行把握，梳理精準扶貧政策的重要發展歷程，從而更好地把握精準扶貧報道及其變化，并進一步梳理精準扶貧報道話語框架的建構過程。

政策范式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所采取的由概念和標準所組成的思維框架。[1]本文使用政策范式理論分析發現，精準型范式規定并指導了2013年至2019年間的扶貧政策。借助政策取向、政策問題、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這四個政策范式分析要素，對2013年至2019年間的扶貧政策進行識別與分析，發現其中最為關鍵的三項精準扶貧政策分別為《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2014年1月25日）、《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2014年5月12日）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15年11月29日）。這些政策為后續扶貧報道變化分析及話語框架建構過程分析奠定了基礎。

二、精準扶貧報道與精準扶貧政策之間的時間序列關系

根據2013年以來中央三項重大精準扶貧政策的頒布，本研究選取《人民日報》2013—2019年間的精準扶貧報道，在對報道內容、報道體裁、報道主題以及報道主體形象分析的基礎上，將其分為四個階段。通過描述統計與內容分析發現：第一，精準扶貧報道與重大扶貧政策的時間序列變化較為一致，相對及時、準確地反映了精準扶貧政策的變化，具有較好的時效性;第二，根據不同政策階段的媒體宣傳以及輿論引導的不同需要，報道內容、體裁、主題以及主體形象塑造等隨之發生變化，以有效發揮精準扶貧報道的傳播力、影響力與引導力[2]。

（一）第一階段（2013年末至2014年5月）：概念與政策闡釋

該階段重要的政策背景為2013年11月3日“精準扶貧”概念的提出，以及2014年1月25日《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的頒布。在這一階段，“精準扶貧”的工作機制及具體實施方案都還沒有出臺落實，精準扶貧的媒體報道主要為概念闡釋與政策解讀，屬于精準扶貧政策實施的前期信號釋放。

就報道內容而言，這一階段主要為政策宣傳與政策解讀，報道主要傳達了國家關于“精準扶貧實施”和“建立精準扶貧制度”的政策、決策或會議精神。政策解讀主要面向各級政策執行者，為后續精準扶貧工作的具體實施提供理論指導。由于報道內容主要涉及精準扶貧政策的宣傳、解讀，因此報道主題主要為政治層面。與本階段精準扶貧報道主要目標與報道內容相符的是，報道體裁主要以消息和評論為主（占比約70%）。消息或評論的表述直接、報道迅速，具有較強的時效性，能夠滿足此階段精準扶貧政策及時傳播的需求，并且，在第一階段，精準扶貧政策初步實施，成果突出的典型案例相對較少，相關通訊報道極少，因此沒有塑造出比較典型的主體形象。

（二）第二階段（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政策實施方案的廣泛傳播

該階段重要的政策背景為，2014年5月12日《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的頒布。此時，精準扶貧的頂層設計已較為成熟，扶貧報道主要特征為精準扶貧實施方案的廣泛傳播。

就報道內容而言，雖然本階段涉及較多的政策解讀，但突出的重點已由概念或政策內涵轉向精準扶貧具體措施。相關報道通過強調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大力宣傳扶貧舉措，實現精準扶貧實施方案的廣泛傳播。在報道體裁上，為了實現精準扶貧實施方案的廣泛傳播，該階段的報道體裁形式多樣，通訊以及調查報告的占比有明顯提高（約占40%）。在報道主題上，與前一階段相比沒有明顯變化，以政策宣傳為主，主要涉及政治層面，并且，隨著通訊報道的豐富，該階段扶貧報道逐步塑造了比較典型的政府主體形象，宣傳了政府對精準扶貧的堅定決心及實施的有效措施，塑造出“有決心的行動者”的負責任政府形象。

（三）第三階段（2016年至2017年）：輿論的影響力與引導力

該階段最重要的政策背景為，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的出臺，《決定》明確要求，“在輿論上加強扶貧宣傳”，“扎實做好脫貧攻堅的宣傳工作”;在報道內容方面，“宣傳脫貧重大成就”“準確解讀政策”“生動報道典型”，以實現“大力營造良好氛圍”“為脫貧攻堅提供強大精神動力”的宣傳作用。因此，本階段精準扶貧報道數量顯著增加，報道的主要特征是強化扶貧報道的輿論影響力與引導力。與政策對報道內容的要求相一致，該階段報道內容主要包括政策解讀、扶貧案例宣傳等?！度嗣袢請蟆防猛ㄓ嶓w裁，通過精準扶貧典型事件或人物的報道，弘揚扶貧經驗、展現扶貧重大成就，鼓舞群眾脫貧的信心與決心，凝聚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例如，2017年5月開設的《砥礪奮進的五年·駐村手記》欄目，實現了“融入群眾聆聽大地心跳——賦予中國故事更蓬勃生動的傳播力”，“激蕩起中華兒女投身反貧困偉業的正能量”的宣傳效果。

為了更好地發揮媒體報道的輿論影響與引導，這一階段的報道主題呈現多元化，政治層面占比顯著降低，經濟主題比重提高，并且開始重視社會、文化層面的報道，強調對貧困人口的“精神扶貧”。該階段扶貧政策所推動的“大扶貧格局”①的構建，也深刻地反映于精準扶貧的報道中，表現為報道主體形象塑造的多樣化，尤其是以企業為代表的其他社會組織、社會力量的形象更為突出。

（四）第四階段（2018年至2019年）：輿論引導繼續強化

經歷了過去5年的精準扶貧實踐發展，截至2017年末，中國的脫貧攻堅成效顯著，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在本階段，雖然沒有重大扶貧政策頒布，但是對剩余貧困問題的解決，中央有針對性地發布了多項指導意見。例如，《關于金融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意見》《健康扶貧三年攻堅行動實施方案》等。與扶貧政策未出現重要變化相一致的是，該階段的扶貧報道在報道內容、報道體裁方面沒有明顯變化。而扶貧報道主題范圍則持續多樣化，政治、經濟主題除外的其他主題報道，例如社會、科技等，占比不斷提高。隨著企業等社會力量在扶貧工作中參與的深入，其主體形象更為豐滿。社會力量在精準扶貧工作中的深入程度不斷提高，不僅從經濟層面的產業、項目幫扶擴展到社會、教育等層面幫扶，還通過扶貧干部隊伍培育，幫助完善基層組織治理建設，“大扶貧格局”構建的成果顯著。

三、精準型范式下扶貧報道框架的建構與變化

通過對扶貧報道的內容分析，本文將精準型范式下的扶貧報道分為政策闡釋框架、精神引導框架和工具策略框架，并根據精準扶貧報道的時間序列分析梳理其具體的建構過程。

（一）政策闡釋框架

以政策闡釋為框架的扶貧報道，其報道體裁以評價為主，報道主題以政治為主，報道內容為對扶貧政策內涵、扶貧措施等進行解讀和傳達。[4]在扶貧報道的四個階段中，精準型范式下的政策闡釋框架經歷了以政策執行者為主要受眾到以大眾為受眾的轉變。

在精準扶貧報道的第一階段，精準扶貧具體施行方略尚未頒布，因此，該時期政策宣傳的主要目的是向政策執行者闡釋精準扶貧政策概念，以為將來的政策實施做好準備。面向政策執行者的政策闡述主要目的在于，使政策具體執行者能更深入地把握精準扶貧的內涵和外延，從而更好地指導精準扶貧工作的具體實施。

進入第二階段，精準扶貧政策闡釋的報道意圖不再只局限于加深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的理解，而是要促進精準扶貧政策實施方案的廣泛傳播?？紤]到報道受眾的大眾化，政策闡釋的語言靈活性以及親和力都有明顯提高。

（二）工具策略框架

工具策略框架是扶貧報道中使用范圍較廣的報道框架。以工具策略為框架的新聞報道主要包括脫貧成功經驗的傳播、分享，以及對精準扶貧實踐工作的反思、批評。根據表達方式的不同，工具策略框架可分為榜樣典型框架和策略評判框架。榜樣典型框架，通過精準扶貧優秀人物與事跡的案例，分享脫貧成功經驗;策略評判框架則是通過對扶貧策略工具進行監督、評價，發現問題，提出改進措施。

在精準扶貧報道的第一、第二階段，隨著政策措施與實施方案的逐漸完善，工具策略框架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建構過程。報道的第一階段，《人民日報》于2014年5月11日刊登了《河北平泉實施精準扶貧 貧困戶入駐扶貧產業園》，試圖通過樹立典型形象分享精準扶貧政策工具經驗。但該報道的主要內容仍集中于傳統的扶貧政策工具，并未能體現出精準扶貧政策工具的主要特征，精準扶貧的工具策略框架尚未成熟。進入第二階段，同年6月7日報道的《精準扶貧看建寧》中提到了“因戶施策”“一戶一法”等語句，此時精準扶貧政策工具的話語體系已初步形成。之后，2014年9月21日刊登的報道《確保戶戶摘下貧困帽》就展現了成熟的精準扶貧工具策略框架。該報道通過塑造扶貧干部榜樣，以“扶誰的貧”“誰去扶貧”“怎樣扶貧”為邏輯，詳細報道了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中的細節與經驗。至此，精準扶貧報道的工具策略框架已成熟并穩定下來。

（三）精神引導框架

以精神引導為框架的報道主要通過宣傳、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等，激勵貧困地區干部、群眾樹立脫貧決心，鼓舞凝聚干群力量。根據報道內容的不同，精神引導框架可分為“幫扶者”精神引導和“被扶者”精神引導兩個方面，并隨著精準扶貧實踐的推進在不同階段分別表現為精準扶貧重要性表達與榜樣典型樹立。

在第一、第二階段，因為精準扶貧實行時間較短，典型案例較少，因此精神引導框架主要依靠表明政府的決心和重視程度，來激勵貧困地區干部群眾。例如，《精準扶貧，成就最大善政》一文中特別提道，“省委書記、省長親自帶隊，所有廳局長，地級市書記、市長，縣委書記全部參加”。通過報道領導作風來體現當地政府對精準扶貧的重視。而在第三、第四階段，隨著精準扶貧實踐的深入進行，榜樣典型數量大大增加，因此精神引導框架主要依靠典型人物或事件案例，反映精準扶貧的巨大成果，樹立榜樣作用。如在《先富帶后富 精準扶貧路 富腦袋鼓心氣，中！》中，新聞話語運用強烈的前后反差對比，凸顯了扶貧干部和貧困群眾的脫貧成就，以激發其工作熱情。此外，隨著大扶貧格局的建立，精神引導框架報道所激勵的扶貧者也不再局限于政府干部，而是逐漸擴展到企業等社會力量。

四、結語

本文根據重大精準扶貧政策的發布時間，將精準型政策范式下的扶貧報道分為四個階段。精準扶貧的報道框架在這四個階段中經歷了一個逐漸建構并不斷成熟的過程。政策闡釋框架完成了以政策執行者為主要受眾到以大眾為受眾的轉變;工具策略框架則隨著精準扶貧政策的逐漸完善，逐步完成其建構;精神引導框架則隨著精準扶貧實踐的進行，其呈現方式逐漸改變。

后2020時代的扶貧報道，也需要深刻把握政策的社會結構背景與思維框架，深入理解新時期扶貧報道需求與報道意圖，構建適應新階段變化的扶貧報道話語框架，從而更好地發揮扶貧報道的傳播力、影響力與引導力，助力推動中國反貧困工作的發展。

注 釋：

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站的決定》中，“（三）基本原則‘明確指出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來源http：//www.gov.cn/zhengce/2015-12/07/content_5020963.htm。

參考文獻：

[1]HALLP A.Policy paradigms，social learning，and the state：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J].Comparative politics，1993：275-296.

[2]丁柏銓.論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J].新聞愛好者，2018（1）：4-8.

[3]謝天勇，張國良.大眾傳媒與扶貧報道：以1990—1999年《安徽日報》為例[J].新聞大學，2001（2）：23-29.

[4]蔡騏，吳夢.我國精準扶貧報道中的主體形象與話語框架解析（2013-2018）[J].新聞記者，2019（6）：70-76.

（魏亞萍為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東方為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社會學系碩士生）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