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義覺迷錄》看雍正帝的民族思想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 昆明，650000）

《大義覺迷錄》是雍正帝在處理曾靜、張熙的文字獄案時的產物。滿清政權自入關后，經順治、康熙兩朝數十年的治理，其統治已經得到鞏固，但民眾對于清王朝正統性的認識還不統一，以呂留良等人為代表的漢族知識分子，仍然固守“夷夏之防”的傳統民族思想。雍正六年（1728年），受到呂留良著作影響的湖南儒生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鼓動川陜總督岳鐘琪反叛清王朝，聲稱“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并列舉雍正帝十大罪狀和雍正繼位以來的各種災異現象，指出岳鐘琪作為岳飛二十一世孫且受到雍正猜疑，繼而鼓動岳鐘琪起兵推翻滿清。岳鐘琪將此事上報朝廷，雍正帝馬上逮捕、審訊曾靜，查出呂留良是幕后主使后，雍正帝一方面以“謀大逆”罪嚴懲呂留良家族，另一方面于雍正七年（1729年） 親自發動了以華夷之辯、君臣之義為主題的大辯論。經過辯論，雍正帝將案件所涉及的材料和案犯供詞等合成一部書，名為《大義覺迷錄》，并在結尾附上了曾靜認罪悔過后所著的《歸仁說》。雍正帝將曾靜、張熙二人無罪釋放，并讓他們到各地宣傳自己的歸仁思想。

《大義覺迷錄》是雍正帝公開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和清朝的正統性進行辯解、從而加強對全國思想統治的重要工具，因此比較集中地體現了雍正帝的民族思想。關于這一點學術界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①但多偏向對清朝文字獄的討論。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著重分析書中所體現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并對其局限性進行簡要論述。

一、“華夷一家”的大一統觀念

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大力駁斥了漢族知識分子“夷夏之防”的固有思想，表現出了“華夷一家”的民族觀。雍正帝認為：“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丑德齊，莫能相尚……今逆賊等于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1]5-6他認為清朝已經實現了遠超前代的大一統局面，不能再以“此疆彼界”來劃分華夷。

雍正帝在訊問曾靜時說：“九州四海之廣，中華處百分之一，其東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載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氣，豈中華與夷狄有兩個天地乎？”[2]178雍正帝在這里駁斥了曾靜等人“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與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氣，轉遠轉與禽獸無異”的觀點，轉而強調了“天下一家，萬物一源”的理論，認為無論中華還是夷狄，都生在同一個天地之中，都是被天地所孕育、涵養，“圣人之所謂萬物育者，人即在萬物之內，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因此中華和夷狄都有接受圣人教化的能力，“是圣人尚欲感格豚魚，豈以遠與中國，而云禽獸無異乎”。[2]179可見雍正帝欲通過辯駁傳統的“華夷之分”思想來論證他的大一統觀點。

在此基礎上，雍正帝提出“夷”只代表地域，批判了對于“夷”的文化歧視。他認為：“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盵2]4他一方面承認滿洲是“夷”，“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2]85另一方面又極力淡化“夷”的文化概念，而著重強調其單純的地域屬性，“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2]696同時駁斥了曾靜等人以衣冠分別華夷的做法，“至若衣冠文物之語，最為謬妄，蓋衣冠之制度，自古隨地異宜，隨時異制，不能強而同之，亦各就其服習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賢否，政治之得失，毫無關涉也”，[2]211從而進一步說明清朝的大一統對華夷界限的消弭，“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更殊視？……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眾，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2]3

伴隨民族大一統的政治觀念，雍正帝還提出以“誠”對待各民族的觀點：“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誠，若存籠絡防范之見，即非誠也。我以不誠待之，人亦以不誠應之，此一定之情理?！盵2]256在頒行《大義覺迷錄》之前，雍正帝就曾主張尊重各地、各民族的風俗習慣，“蓋天下之人，有不必強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洲長于騎射，漢人長于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余，東南之人穎慧較勝，非惟不必強同，實可以相濟為理者也。至若言語嗜好，服食起居，從俗從宜，各得其適”，[3]1101可以說是一種有極強包容性的民族和地域觀念。

此外，他也批評了明代君主防范夷狄的做法，“然終明之世，屢受蒙古之侵擾，費數萬萬之生民膏血，中國為之疲敝……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為一體，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先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之規！”由此雍正帝認為，歷代君主之所以防民防邊，皆是因為“不能使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耳”。[2]255-256他的這種看法，應當說是較為切中要害的，相比前代修筑長城以防御邊患、嚴格固守“夷夏大防”的傳統思想，不得不說是一種進步，也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締造提供了實踐的可能性。

雍正帝還認為，“華夷”的概念是隨著歷史發展而變化的，“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2]9-10這種認識相比于前代可以說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在此基礎上，雍正帝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大一統思想：“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2]10在雍正帝看來，在清朝遠超前代的大一統局面下，再強分華夷疆界是一種不合時宜亦沒有道理的觀念。他的這種“華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統觀念，有其積極的歷史意義，有利于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二、以文化論華夷的正統觀

在“華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統觀念基礎上，雍正帝進一步提出不應以地域或民族來作為評判君主的標準，而應當以“德”作為評判君主正統性的準則，“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為感孚，而第擇其為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未聞億兆之歸心，有不論德而但擇地之理……惟有德者乃能順天，天之所與，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2]1-2

隨后，雍正帝舉出許多事例來進一步論證他的觀點，他引用《尚書》中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以及孔子的“故大德者必受命”作為論據，并認為“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圣德乎”，進一步推論出“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游，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于周書之后矣”，[2]4-5以漢族知識分子心目中傳統的圣人入手，從根本上否定了以地域、民族評判君主的做法。

在確立了以“德”作為評判君主的標準后，雍正帝評判明代氣數已盡，“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盜賊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寧”，而“明之天下喪于流賊之手”，清朝取代明朝是“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的，并宣揚了清朝的一系列“德政”，“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寰宇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由此得出結論：“是我朝有造于中國者大矣，至矣！”[2]6-7，13-14雍正帝以清朝的功績說明了清朝有“德”，從而肯定了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統性。

此外，雍正帝還為中國歷史上其他的少數民族政權進行了辯護。例如他對元朝就給予了一定的肯定，“歷代從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后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后人則故為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于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2]16-17，可以說對元朝進行了較漢族知識分子更為客觀公正的評價，并且批判了漢族知識分子對“外夷”的文化歧視。他認為這種文化歧視事實上對國家的發展有害無益，“倘故為貶抑淹沒，略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為既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為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于載籍之褒揚，而為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其為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只有對“外來之君”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才能夠對政治建設有所裨益，“于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為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為善，而深戒為惡，此文藝之功，有補于治道者，當何如也”。[2]17-19雍正帝以少數民族帝王的視角來看待對君主的評價準則，認為應以德行和功業而非地域或種族來評價少數民族君主，這番見識應當說是較前代更為高明。

雍正帝以“德”評判華夷的思想，事實上是一種以文化而非地域區分華夷政權的正統觀，他在《大義覺迷錄》中也多次借用韓愈“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的思想，強調以文化論華夷的觀念，認為在清朝多民族大一統的局面下，邊疆少數民族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文化禮儀和道德觀念，“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爾喀等，尊君親上，慎守法度，盜賊不興，命案罕見，無奸偽盜詐之習，有熙寧靜之風，此安得以禽獸目之乎”，[2]80-81不應當再以“夷狄”對待。而清朝“自入中國，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禮樂昌明，政事文學之盛，燦然備舉”，[2]81更是早已成為華夏的代表，絕非“異類禽獸”。對于曾靜所引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思想，雍正帝認為“是夷狄之有君，即為圣賢之流，諸夏之亡，君即為禽獸之類。寧在地之內外哉”，[2]81-82對孔子之言進行了新的解讀，進一步駁斥了以地域、種族強分華夷的傳統觀念。

三、雍正帝民族思想的局限性

盡管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表現出的民族思想，既有多民族大一統的包容性，又有以文化論華夷的進步性。但作為一位封建帝王，雍正帝的民族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許多認識上仍存在著不合理之處，這需要我們今天予以客觀對待。

首先，雍正帝雖然提倡大一統局面下的“華夷一家”，不應對“夷”抱有文化歧視，但他自己仍然對除滿蒙之外的其他少數民族用了許多貶低、歧視之語，比如他在駁斥曾靜“夷狄異類，詈如禽獸”時就說：“若僻處深山曠野之夷狄番苗，不識綱維，不知禮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獸無異之名”。[2]80這樣的話事實上仍然是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歧視。此外，雍正帝也時常表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民族優越感，“我滿洲人等，純一篤實，忠孝廉節之行，豈不勝于漢人之文藝、蒙古之經典？”[3]由此可見，雍正帝的“華夷一家”思想是建立在滿洲作為統治核心、滿蒙優于其他少數民族的基礎上，有其前提和局限。

其次，雍正帝為了論證清朝有“德”，過分宣揚清朝的功業和對百姓的恩惠，卻對清朝入關前后的一系列弊政避而不談。他一方面強調清朝是以無與倫比的德行而得天下的，“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夫以十萬之眾，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強哉？實道德感孚，為皇天眷顧，民心率從，天與人歸”，另一方面又極力夸大清朝的功績和“仁義”，不談清朝入關前后的一系列過失，“若夫本朝，自關外創業以來，存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即古昔之賢君令主，亦罕能與我朝倫比”。[2]81-83雍正帝不承認女真曾接受明朝統治的歷史事實，而是宣揚“至于我朝之于明，則鄰國耳”，反而是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2]12以貶低明朝的正統性來洗脫清朝的“篡竊”之名?？梢?，雍正帝也將《大義覺迷錄》作為一種政治宣傳，極力美化、粉飾清朝的統治。

最后，雍正帝的民族思想歸根結底，是以君臣倫理作為核心的。無論是“華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統觀念，還是以文化論華夷的正統觀，都是為“君臣大義”而服務。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 中，從頭至尾都在不斷強調忠君的倫理道德，并將其作為“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為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2]21-22雍正帝在訊問曾靜時說：“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倫，父雖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則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盵2]254可見他以父子比喻君臣，無非還是要求民眾無條件地服從君主，順之則為良民，逆之則為奸民，從而大肆批判呂留良等明末清初的漢族知識分子，“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誅戮，為萬古之罪人而已”，[2]21由此也就找到了發動文字獄以統一思想的借口。

雍正帝認為，曾靜不過是受呂留良蠱惑，“夫呂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只譏及于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圣祖皇考之圣德；曾靜之謗訕，由于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因此呂留良才是罪魁禍首，“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誠有較曾靜更為倍甚者也”，[2]445-446因此對已死的呂留良等人開棺戮尸，并對其家族進行嚴懲，同時將《大義覺迷錄》“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貯一冊于學宮之中，使將來后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2]25通過這種方式，雍正帝將“君臣之倫大于華夷之分”的忠君倫理向全國廣為宣傳，并進一步加強了思想專制。

綜上所述，《大義覺迷錄》作為雍正帝處理文字獄案的產物，集中反映了雍正帝“華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統觀念，以及以文化而非地域或種族論華夷、以“德”評判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觀。相比前代固守“夷夏之防”的傳統思想具有一定進步性，對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締造和發展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根本上說，雍正帝的民族思想是以君臣倫理作為基礎的，雍正帝在提倡“華夷一家”的同時仍然無法消除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歧視以及自身的民族優越感，并借此極力粉飾、美化清朝的統治，《大義覺迷錄》也終究成為雍正帝借以發動文字獄、實行思想專制并鞏固清朝統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