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學類型如何影響讀研計劃？
——九所“雙一流”高校本科生抽樣調查的結果分析

徐國興

(華東師范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一、研究問題提出

無論從本科教育的硬件與軟件的任何側面看，“雙一流”高校都位于我國高教系統的頂端。于是，進入這些高校讀書就成為無數高中學子的夢想。參加全國統考并獲得高分是獲得入學通知書的常規途徑。除此之外，還有特殊招生途徑。特殊招生包括自主招生、專項招生、保送生、高水平藝術團、高水平運動隊、藝術專業、體育專業和空軍招飛等。[1]就招生規?？?，其中主要是自主招生(含保送生)和專項招生。自主招生指高校根據政策規定，自己出題并設定選拔標準和招生程序的方式。自主招生的本意是選拔某一方面具有突出特長的學生，以培養創新人才。盡管自主招生一般均要求考生必須參加全國統考，但對統考分數要求相對較低。雖然從2020年秋學期起，“強基計劃”將取代實施17年之久的自主招生，但對于考生而言，“強基計劃”的自主招生性質并沒變。多年來，對自主招生的政策目標達成度，研究者眾說紛紜。但從實證研究來看，整體上支持結果居多。從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的關聯來說，有研究認為，在本科階段，自招生表現出來的綜合素質高于統招生；[2]前者在校期間不僅表現了出類拔萃的自主學習能力，[3]其取得的學業成績也高于統招生。[4]不過，針對自招生的懷疑論也一直沒有消停。[5]但這懷疑主要指向自招生與家庭背景的高度相關，也并沒有否定他們與統招生二者在能力和學業上的差距。當然，也有謹慎的懷疑者認為很難簡單地界定不同就學類型本科生之間的學業成績孰優孰劣。[6]同時，為擴大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進入一流大學的機會，我國開始實施國家專項計劃(2012年)、高校專項計劃(2014年)和地方專項計劃(2014年)。該類計劃允許高校(“雙一流”為主)以低于統考分數線或自主選拔形式招收上述學生，其實專項招生是另種自主招生，但目的不同。隨著專項招生規模持續擴大，社會開始擔心反向歧視，[7]實證研究者也表明專項生很難跟上教學進度，甚至達不到最低學業標準。[8]當然，也有研究對專項生學業表現與發展持樂觀態度，[9]但此類研究較少。

對于“雙一流”高校本科生來說，學業成績顯然不能僅僅局限于專業課程學習獲得的知識和認知能力，從事學術職業的強烈動機和興趣的養成也是重要側面。在高等教育已經普及的當下，本科畢業繼續攻讀研究生是從事學術職業的必由之徑，故讀研計劃確立與否就成為本科生學術動機與興趣的最有效的外在指標。而且，讀研計劃確立實際上還能促進專業學習質量。與畢業前才匆匆準備考研的本科生相比，那些較早就堅定地明確考研的本科生投入專業學習的時間和精力相對較多。即使部分本科生畢業后并沒有實際讀研，其專業學習的收獲也會較大。對于“雙一流”高校這一組織來說，本科生讀研規模也是整體學術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只有立志走學術(academic)和專門職業(professional)之路的本科生越來越多，學校整體學術水平才會更高。調查表明，大部分“雙一流”高校本科生實際讀研比例(應屆和歷屆合計)已經超過30%。有些“雙一流”高校對此并不滿足，甚至下達硬性指標，要求下屬院系鼓勵本科生讀研，爭取使讀研比例超過50%，最好至70%。從宏觀政策的預期而言，在準備讀研的本科生規模上，自招生應高于統考生，統考生應高于專項生。如果并非如此，那么相應政策就需反思。如果事實確如預期，那么為了促進弱勢學生發展，培養措施就需調整和改善。迄今為止，盡管也有研究分析本科生讀研計劃，[10]但上述的本科生讀研計劃的多重價值顯然并沒有被完全意識到，也沒有研究者系統分析就學類型對讀研計劃的影響。

有鑒于此，本文擬定量分析“雙一流”高校三類本科生讀研計劃的異同。具體分析以下三個遞進關聯的側面：第一，“雙一流”高校本科生讀研計劃的整體特征；第二，就學類型與讀研計劃的雙變量的相關性；第三，在控制其它可能變量的前提下，就學類型對讀研計劃的獨立影響。然后，從上述分析結果出發，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調查概要、數據整理與分析程序

為獲得針對上述問題的詳細數據，本研究綜合使用了問卷調查和多種形式的訪談調查。

問卷調查使用網絡問卷，以9所“雙一流”高校(4所一流大學，5所一流學科高校)的在校本科生為對象。調查結合了隨機分層和目的抽樣等多種取樣方式，收集于2018年4～5月的時間內。最終獲取樣本5812人。去除非1～4年級20人，共5792人。

在調查問卷中，與本研究相關的問題條目除讀研計劃之外，還包括個人屬性、家庭背景、入學前學業準備、在讀的高校/學科/學級和學業成績等變量。根據統計分析的要求，對各變量進行了適當整理。本科生讀研計劃的整理結果見表1，其它各變量的整理結果見表2，表3。

訪談調查采取結構式和半結構式相結合的方式，分兩次進行。第一次訪談在問卷調查之前進行。這次訪談主要是用于確定必要的樣本規模和可能的取樣程序。以本科生輔導員(3人)和學生管理部門負責人(3人)為對象，結構式訪談為主，半結構式訪談為輔。第二次訪談在對調查數據進行初步統計分析之后進行。這次訪談主要是在統計分析結果基礎上，確認進行因果關系推測的合理性。以本科生(20人)、高校任課教師(3人)和學生事務管理部門人員(3人)為對象，結構式訪談為輔，半結構式訪談為主。

統計分析包括三個遞進程序：首先，統計描述就業(不讀研)/國內讀研/國外讀研的本科生規模與比例；其次，使用χ2檢驗分析就學類型與讀研計劃的統計關聯；再次，使用多變量多元邏輯回歸控制其他變量的統計影響，析出就學類型的單獨的統計影響。

三、本科生讀研計劃的整體特征的統計描述

本科生讀研計劃以調查問題“請問您本科畢業后最希望選擇的發展方向是：就業/國內讀研/國外讀研/還沒有想好”來獲取。在5792名本科生中，回答“還沒有想好”的本科生有202名。從樣本中剔除這些本科生后，畢業后有明確發展方向的本科生為5590人。

在5590名本科生中，計劃畢業后讀研的為70.61%。這個數字遠高于國內同類既有調查的結果。[10]其背后可能存在三個原因：第一，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張，所以，選擇讀研的本科生自然越來越多。第二，九所樣本高校均位于我國研究型大學排行榜的中上層，其本科畢業生讀研率一直比較高，個別學校早就超過了50%。 第三，這是計劃而非實際入學。鑒于當前研究生棄讀頻現，[11]實際讀研規?？赡芤缘陀谶@個數字。但是，若與前述的部分“雙一流”高校的發展目標相比，這個比例應該說比較接近客觀現實。

近年來，“雙一流”高校本科生選擇畢業后國外讀研的比例逐年升高。[12]本調查的結果再次佐證了這個趨勢。在3947名計劃讀研的本科生中，選擇國內讀研的為65.80%，國外讀研的為34.20%。盡管計劃國外讀研本科生總人數明顯低于國內讀研，但仍然占據了計劃讀研人數的三分之一。其原因值得研究者進一步全面和深入分析。訪談調查結果的初步分析表明，目前，我國社會普遍認為，國內與國外同類高校的學術水平在某些側面尚存在明顯差距。所以，才會有越來越多的“雙一流”高校的本科生畢業后選擇國外讀研。盡管這種認識未必正確，但國內讀研和國外讀研的區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讀為讀研計劃的質量差異。

讀研計劃會隨在學時間推移發生不同程度變化。本文數據盡管為截面數據，不過因數據樣本代表性較高，故也可以通過橫截面的年級差異間接地推測時間序列的變化趨勢。分年級看，整體讀研計劃呈現波動而非一直下降趨勢：二年級先略微降低，三年級又回升，四年級再明顯降低。國外讀研比例的變化基本也是如此。這些變化趨勢頗能反映“雙一流”高校本科生學術追求心理的實際變化。入學肇始，剛剛適應之后，作為精英學生，個個信心滿滿，自命天之驕子；但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后，面對競爭激烈的殘酷現實，學術激情中的水分和空想成分就被擠了出來，計劃讀研的本科生比例逐漸降低；不過，這些本科生畢竟綜合素質較高，所以很快就能根據現實條件對學術期望和學習行為加以相應調整，使其回復到舊有水平；然而，到了大四，為各種現實所無情制約，讀研計劃就又明顯降低。

在調查對象的有效樣本中，統招生為3801名，占71.42%。專項生和自招生分別為843名和678名，各占15.84%和12.74%。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樣本中自招生數量確實不少，但其實專項生的規模更大，可見宏觀政策對公平傾斜的向度、力度與效果。不過，本研究最關心的是不同就學類型間本科生讀研計劃是否存在顯著差異。那么，不同就學類型間的本科生讀研計劃究竟有無差異呢？以下，將分析就學類型與讀研計劃的雙變量的統計相關性。

表1 “雙一流”高校本科生讀研計劃的描述統計

四、就學類型對本科生讀研計劃影響的χ2檢驗

鑒于國內讀研與國外讀研的內在性質有所不同，這里把讀研計劃細分為兩個嵌套的“二選一”的遞進選擇：就業(非讀研)/讀研和讀研之中的國內讀研/國外讀研。

(一)就學類型對讀研與否選擇的影響

首先，通過χ2分析檢驗不同就學類型間的讀研計劃差異。表2表明，在p<.001水平上，不同就學類型間的讀研計劃呈現統計顯著性。具體而言，與專項生的不讀研34.88%對讀研65.12%相比，統招生的是不讀研28.60%對讀研71.40%，自招生的是不讀研21.98%對讀研78.02%。隨就學類型變化，計劃讀研的本科生規模逐漸增加，且增幅異常明顯。

(二)就學類型對國內讀研/國外讀研選擇的影響

其次，通過χ2分析檢驗不同就學類型的國外讀研與國內讀研的差異。表2表明，在p<.001水平上，不同就學類型間的差異呈現統計顯著性。具體而言，與專項生的國外讀研15.30%對國內讀研84.70%相比，統招生的是國外讀研33.75%對國內讀研66.25%，自招生的國外讀研54.25%對國內讀研45.75%。隨就學類型變化，國外讀研的本科生規模增加，且增幅異常明顯。另外，這個層次的讀研計劃的差異比上一層次更明顯。尤其是自招生這一類型。

表2 就學類型對讀研計劃的統計影響：單變量分析的結果

五、本科生讀研計劃影響因素的多變量多元邏輯回歸分析

(一)其它可能的影響變量的統計特征

就學類型之外，影響本科生確立讀研計劃的因素主要有四類：個人先天屬性、家庭背景、入學前學業準備和高校學習經歷。個人先天屬性主要有性別、年齡和智商，本文選用性別。家庭背景被認為是影響學習動機和興趣的最重要因素。[10]但是，家庭背景構成要素復雜，隨時空條件而不斷變化。不同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所使用選擇的家庭背景指標略有不同。本文選擇城鄉、東中西部、父親學歷和父親職業作為指標。學業準備以高考成績為指標，并把不同省份的總分百分化。高校學習經歷包括專業學習成績和影響成績的學習環境。學習環境以高校類型、學科類型和年級為指標。上述各變量的特征如下表3所示。

表3 其它影響變量的統計特征

(二)多變量分析的統計模型選擇

本研究中的因變量是本科生讀研計劃，具體有非讀研、國內讀研和國外讀研三類，所以多元邏輯回歸最合適。多元邏輯回歸實際上是多個二元邏輯回歸的組合。與單個二元邏輯回歸相比，它的優點是：不僅可以比較不同解釋變量在同一方程中對同一因變量的統計效應，而且還可以比較同一解釋變量在不同方程中對不同因變量的統計效應。本文以非讀研為參照，把讀研計劃化為：國內讀研/非讀研和國外讀研/非讀研兩個二元選擇。

以“國內讀研/非讀研”為例，二元邏輯回歸模型的數學方程的表記為

β3Ge+β4Fe+β5Fp+β6Ep+

(1)

在公式(1)中，P為某本科生相對于不讀研而選擇國內讀研的概率。β0是常數項，Sex、Re、Ge、Fe、Fp、Ep、Un、Di、Ar和G分別是性別、城鄉、東中西部、父親學歷、父親職業、高考分數、高校類型、學科類型、專業成績年級排名和所在年級。β1至βk為各變量的回歸系數。Exp(B)=eβ為某變量對p值變化貢獻的統計效應值。比如，在表4中，男性國內讀研可能性就是女性國內讀研可能性的e-0.512=0.599倍。即實際上男性讀研可能性低很多。

(三)多元邏輯回歸的分析結果

1.就學類型的獨立的統計影響

在統計控制了其它的可能變量的影響后，就學類型的“純”的統計影響自然就凸顯了出來。很明顯，多種因素共同影響下的這個影響與雙變量χ2分析的結果明顯有所不同。首先，專項生、統招生和自招生之間，在國內讀研選擇上，盡管仍然存在著系統差異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已經不具有任何顯著統計意義(p<0.05)。同時還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差異的方向性：不是統招生國內讀研的可能性高于專項生，而是專項生的國內讀研可能性高于統招生，具體為1.202倍。其次，在國外讀研上，三者差異與χ2分析的結果相似：不僅具有統計顯著性，且差異巨大；專項生的概率僅僅是統招生的0.663倍，而自招生則是統招生的2.221倍。

2.其它因素的獨立的統計影響

除就學類型外，學業成績、家庭背景和年級的影響也頗為特別(表4)，值得將來深入分析。

首先，學業成績影響微弱。社會對專項生、統招生和自招生之間差異的基本共識是：三者學業存在明顯差異。專項生在知識貯備和學術能力上要低于后兩者。自招生的知識貯備與統招生相當或者稍低，但學術能力要明顯優于后者。否則，怎么參加自招呢？本科生專業成績和入學時高考成績是三者學業差異的最有力的兩個表征。理論上，二者應該對本科生讀研計劃有遠遠超過其它因素的影響作用。但本文的統計分析的結果表明，其實不然。在排除其它各種因素的影響后，入學時的高考成績和在校期間的專業成績年級排名都僅有極微弱的統計影響。尤其是高考成績，根據統計原則，其影響可忽略不計。

表4 就學類型對讀研計劃的統計影響：多元邏輯回歸分析的結果

其次，家庭背景影響顯著。除個別情況外，城鄉、地區、父親學歷和父親職業大都對本科生讀研計劃有統計影響。其中，城鄉和父親學歷的影響尤其顯著。著名教育社會學者布爾迪約認為家庭居住地和父母學歷是家庭文化資本的重要指標。[13]由此可見，讀研作為本科生走向學術職業的必經之路，家庭既有的文化資本積累仍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再次，在學年級影響復雜。從國內讀研的選擇來看，隨學年升高，計劃讀研的本科生人數逐漸減少。這符合高等教育升學期望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14]但是，從三年級到四年級的減少程度尤為明顯。這與調查的時間節點有密切關系。在問卷調查進行的4、5月份，四年級本科生已經確定了是否被錄取為研究生。所以，四年級的讀研計劃與讀研的現實可能性幾為同義詞。由于我國近年考研競爭激烈，原本具有讀研計劃的部分本科生這時候因為未被錄取而打消計劃很正常。與國內讀研相比，國外讀研隨年級升高下降得更為劇烈，并且下降開始更早。當然，獲得國內讀研資格而不去入讀的本科生近年也逐漸多起來。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主要結論如下：首先，樣本“雙一流”高校本科生讀研計劃的整體水平較高，國外讀研比例更高，但國內讀研和國外讀研比例均隨年級升高而明顯下降。其次，盡管就學類型與讀研計劃的雙變量相關分析的結果呈現統計顯著性，但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因素后，就學類型對國內讀研失去了統計影響。不過，就學類型仍對國外讀研存在顯著影響：自招生的可能性高于統招生，統考生的可能性高于專項生。這對相關政策有一定啟發意義，主要兩點如下。

(一)相關招生制度的反思與完善

當前的自主招生和專項招生均需要不同程度的反思與完善。讀研計劃的確立與堅定化是“雙一流”高校本科生學業發展的重要指標。從對本科生讀研計劃形成的促進作用來看，自主招生并沒有很好地實現預期目標；與此同時，專項招生卻遠超預期。有研究者認為自主招生效果不佳是因為自主招生的實施機制不完善，導致所招非其人。[6]其實，訪談調查表明，真相更可能是，自主招生根本就無法按照理想設計去實際運行，至少在當下不可能有盡如政策預期的實施機制。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認為專項生學業優異是弱勢群體獨有的底層文化資本發揮了意想不到的結果。[15]不過，訪談調查表明，這更可能與我國本科教育教學的相對剛性的制度設計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剛性制度設計盡管看似與目前流行的“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有所沖突，但客觀上實則更能發揮“學生為中心”的實際效果，一定程度地控制原有的學業基礎多樣性對學習結果階層分化的影響，削弱學習過程中的學業成績不平等再生產的規模。這主要是因為，整體上，弱勢群體本科生缺乏對本科專業課程學習的針對性目標、核心內容和有效方法的明確而準確的自我調適性認知，而一定程度的課程與教學的剛性制度設計恰好提供了一個有徑可循和有法可依的強制性學習框架體系。不管上述效果的生成機制如何，研究結果都預示著從源頭上兩個招生政策均急需反思與調整。當然，自主招生目前已經處于調整中，盡管具體方向尚不明朗。但是，專項招生的正向功能尚未得到理論界的積極關注與適當評估，自然也就沒有任何調整的可能性。如果二者的調整能夠提上議事日程，那么首選的方案應是自主招生規模適度縮小和專項招生規模逐漸擴大。

(二)準確把握讀研計劃的時代價值，并采取相應的促進措施

促進讀研計劃確立并保持其在本科學習過程中的穩定性。這應是“雙一流”高校同時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本科培養質量明顯下降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16]“雙一流”高校也未能獨善其身，這進而導致研究生培養質量普遍下降。因此有研究者認為“雙一流”高校提升研究生培養質量必須從本科階段入手。[17]隨著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和審核招生方式逐漸展開，研究生入學考試今后可能不再成為本科生讀研的制度制約手段。讀研與學術追求將變得幾乎純粹取決于個人的動機和興趣。然而，學術動機與興趣絕非天成，而是個體長期與學習環境互動后不斷磨礪而成的個人學習體驗升華的必然結果。這雖然首先需要本科生能夠樹立明確而堅定的學術追求計劃，但個體學術追求計劃從無到有并由弱變強卻更需要外在制度的強力扶持。

然而，“雙一流”高校目前不僅明顯缺失相應的制度推進措施，大部分高校也似對該制度的現實缺失和建立緊迫性毫無警覺。與從事應用型職業技術和通識型本科教育的大多數“非雙”高校截然不同，“雙一流”高校的本科教育的事業主體已經不可能再是終結型教育。即使“雙一流”高校選擇畢業即就業的少量本科生實際上也主要面向專門職業崗位，而這些崗位所需知識與碩士研究生教育課程的內容有高度近似性，這也是國外專業碩士發達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雙一流”高校本科教育理應把服務于研究生培養作為重要目標。

當然，高校運營中的慣性行為也是外部制度和文化環境的產物，所以把制度的缺失和建設遲滯的責任全部推給高校也屬武斷。試想，目前哪個“雙一流”高校敢于面對外部社會，勇敢地宣稱：“本校鼓勵本科生讀研”？在占據主導地位的現實高等教育話語體系里，本科生考研本身似乎就自帶某種原罪色彩。然而，在至少30%而至多70%本科生畢業后均讀研的“雙一流”高校里，如何為讀研做準備的系統教育和指導不僅缺失而且被漠視實屬不可思議！ 總之，今后的相應制度建設必須從相關高等教育話語體系改變入手。但主流話語體系再造實屬官方意識形態變革的下位事業，而意識形態變革唯有通過頂層設計的積極介入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