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路徑

張金山，葉 毅，陶 穎

(1.梧州學院 商學院，廣西 梧州 543000； 2.云南財經大學 旅游文化產業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00)

保持經濟不斷增長是每個國家政府施政的核心內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經濟增長和發展來擺脫貧困、改善民生、增強國力和走向發達，是其所面臨的緊迫任務。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人口占世界人口總量的13%，但GDP僅僅占世界GDP總量的1%。全球10億正在挨餓的人口中，有8.65億集中在該地區，每天生活標準僅僅36美分。[1]眾多的拉美國家尚未完全擺脫債務危機，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增長問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政要們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經濟學家們一直關注和研究的課題。經濟學家托達羅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征作出了這樣的概括：低下的生活水平、低下的生產率水平、失業現象嚴重、對農業和初級產品高度依賴和在國際關系中處于被支配、依附的地位。[2]為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這種貧困狀況，經濟學家們從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經濟條件出發，通過對影響經濟發展因素的分析、對經濟發展規律的研究和如何破解發展難題的探討等，提出了一些具有價值的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梳理，探討發展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思維路線圖，并用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經驗對此進行實證。

一 、經濟增長理論梳理

經濟增長理論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主要研究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借助于一定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消除影響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和創造有利條件以實現經濟增長和擺脫落后的一種理論。

(一)哈羅德—多馬模型：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哈羅德—多馬模型是經濟增長理論中一種最基本的增長模型，由哈羅德模型和多馬模型組合而成。

哈羅德模型是經濟學家哈羅德依據凱恩斯的乘數原理和漢森的加速原理提出的一種動態的經濟增長模型：

其中，G代表經濟增長率，s代表儲蓄率，C代表資本—產出比。該模型表示經濟增長取決于邊際儲蓄傾向和資本—產出比。模型強調儲蓄是投資的來源，投資是通過儲蓄轉化而成的。投資既能夠增加收入，又能夠增加生產能力。

多馬模型是經濟學家多馬提出的一種經濟增長模型：

其中，I表示投資，△I表示投資增長率，1/α表示投資乘數，σ表示投資效率。該模型表述了投資增長率、資本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也認為投資具有二重性，既可以創造收入，也可以增加產能。模型左邊表示通過乘數作用創造收入，右邊表示可以通過投資效率的作用增加產能。

上述兩個模型雖然表達形式不同，但實質內容是一致的，于是，一些經濟學者把二者合并起來，形成了“哈羅德—多馬模型”：

ασ=s/C

該模型中，國民收入增加是投資增量的函數，投資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促進了經濟增長。該模型的意義在于強調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積累資本進行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二)貧困惡性循環：發展中國家資本稀缺的成因

哈羅德—多馬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投資決定經濟增長，這種思想已被經濟學界所普遍認可。經濟學家在對眾多發展中國家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這些國家的落后確實是因為資本稀缺。但經濟學家在研究發展中國家資本稀缺的原因時發現，并不是因為資源不足，而是這些國家自身存在一個惡性循環機制，無法依靠市場自發積累資金進行投資。

1953年，美國經濟學家羅格納·納克斯在其著作《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一書中提出了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納克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資本形成不足的原因是社會在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存在一種貧困惡性循環機制。

供給方面的惡性循環機制是：經濟不發達導致人均收入低，人均收入低導致國民把收入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費而不是儲蓄，儲蓄水平低導致資本形成不足，資本形成不足導致生產規模難以擴大，生產規模難以擴大又導致人均收入低。如此循環往復。

需求方面的惡性循環機制是：經濟不發達導致人均收入低，收入低導致國民購買力不足，購買力不足導致投資引誘不足，投資引誘不足導致資本形成不足，資本形成不足導致生產規模難以擴大，生產規模難以擴大又導致人均收入低。如此循環往復。

納克斯也認為資本形成不足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和約束條件，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是，納克斯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自身是難以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于是得出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一國窮是因為它窮?！?/p>

在納克斯提出貧困循環理論后，1956年美國另一位經濟學家納爾遜從人口角度論證了發展中國家資本形成不足的原因。納爾遜認為，發展中國家資本之所以形成不足是因為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增長率高于投入產出增長率導致人均收入增長率長期無法提高，因此會陷入貧困惡性循環怪圈。納爾遜稱此為低水平均衡陷阱。

雖然同樣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資本形成不足的原因，但與納克斯的悲觀論不同，納爾遜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可以消除的。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促進資本形成。提升收入水平有兩種方法，一是增加投資，促使國民收入增長率大于人口增長率；二是控制人口，促使人口增長率小于國民收入增長率。

雖然納爾遜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但其把資本形成不足的原因僅僅歸咎為人口因素，雖然也成立，但其理論卻顯得有些單薄和片面。

美國經濟學家繆爾達爾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是由技術、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由單一或者少數幾個因素決定的。他主張對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原因進行分析時，應從產出與收入、生產條件、生活水平、工作和生活態度、國家制度、國家政策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

繆爾達爾也認為發展中國家資本形成不足的原因是人均收入水平低，但人均收入水平低不是由人口增長單一因素決定的，而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導致國民生活水平低下，生活水平低下導致民眾營養不良、衛生健康狀況惡化和受教育水平不足，這致使勞動力素質不高，勞動力素質不高導致就業困難和生產效率低下，生產效率低下導致產出的停滯或者下降，產出的不足導致低收入，低收入又導致資本形成不足。這就形成了循環積累因果關系。

繆爾達爾的論證思路與納克斯并無二致，但其理論的價值體現在多因素綜合分析方法上，特別是涉及到了一個國家制度層面因素。為此，他主張通過國家干預和調節來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土地分配關系及教育等實施強力改革，消除收入不平等現象，改善民生，提升消費，進而通過提高投資引誘促使資本形成，以克服循環積累因果關系魔咒。綜上所述，經濟學家研究了發展中國家資本形成不足的原因，都強調依靠發展中國家自身很難積累足夠的資本進行投資。

(三)利用外資：資本形成的路徑

既然發展中國家無法依靠自身儲蓄積累資本，則利用外資是一種可行的資本形成路徑。

關于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對本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經濟學家錢納里和斯特勞斯提出“兩缺口”理論對此進行了論證。

錢納里和斯特勞斯認為，影響一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儲蓄、投資、出口和進口。他們根據凱恩斯的國民收入均衡模型和哈羅德—多馬模型構建出儲蓄約束與外匯約束模型：

Y=C+I+(X-M)

其中，Y是指國民收入，C是指消費，I是指投資，X是指出口額，M是指進口額。該模型經過移項處理后變為：

I-S=M-X

其中，S是指儲蓄，S=Y-C。該模型表示一個國家投資與儲蓄之差等于進出口之差，從而形成儲蓄約束和外匯約束。其中，儲蓄約束是指在國民收入的核算中投資大于儲蓄；外匯約束是指進口支出超過出口收入。由于等式兩邊必須平衡，所以，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時，即出現儲蓄缺口時，必須用外匯缺口來彌補。這里的外匯缺口是指貿易順差。

但是，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劣勢地位，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通過貿易順差獲取外匯來平衡儲蓄缺口。錢納里和斯特勞斯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通過引進外資，利用外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提升出口創匯能力，增加外匯收入，有效彌補儲蓄缺口。外資如果應用在直接出口的項目上，可直接增加出口；如果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可使出口產品的生產環境得以改善，降低成本，間接地推動產品出口。通過增加出口創匯能力，源源不斷地增加外匯收入，可為本國經濟騰飛積累足夠的資本。所以，經濟學家主張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和利用外資時，在經濟發展初期，應把資本重點投放在出口主導型產業上。例如學者阿比吉·特班納吉對利用外資評價道：外資能夠啟動一種良性循環，能夠輔助窮國在關鍵領域投資，從而提高其生產力；由此產生的更高的收入會帶來更多的投資，收益將呈螺旋狀上升。[1]3

(四)適度的國家干預：經濟增長的保障

與新自由主義學派反對國家干預，完全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主張相反，發展經濟學派主張國家干預，其代表人物哈羅德就非常認可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張，認為經濟的不穩定和周期性的波動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最大特征，必須依靠政府發揮有形的手的作用進行適度的干預。在發展經濟學家看來，由于發達國家控制了先進技術，壟斷了發展研究，又是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所在地，所以具有強大的支配力量和凝聚力量。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基礎設置、制度體系、社會環境和自然條件都無法和發達國家相比，在某種程度上不適宜私人資本長期投資和發展。出于逐利的本能，發達國家的資本投向發展中國家并不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而是利用東道國的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逐利，具有很強的投機性。在利用完東道國的紅利優勢后，或者國際形勢出現波動時，出于資本安全的需要，外資通常會撤離或者轉移。在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下，經濟全球化主要受益者是發達國家，而不是發展中國家。所以，發展經濟學家主張發展中國家經濟不能完全放開，特別是金融領域更是不能放開。國家要對外資的流入進行適當的引導、干預和控制。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要發揮主導作用，否則，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種觀點在后來的拉美債務危機中得到了驗證。

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反復證明，國家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經濟運行的左右兩舵，失去任何一舵都會使經濟這艘大船偏離健康發展的航道。正如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說，政府和市場是一種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取代的伙伴關系，如果政府能夠充分發揮其作用，市場也能夠更好地發揮其作用。[3]特別是市場機制尚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就特別依賴國家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功能的發揮。政府不能缺位，絕不能任由經濟發展放任自流。在亞洲，一些已實現經濟騰飛的國家，比如日本的戰后黃金期、韓國的江漢奇跡、新加坡的發達富裕等，背后都有政府干預的因素。而且，通過政府主導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可以引導外資的投向，規范外商的經營行為，最大限度地規避利用外資推動經濟增長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理論給出這樣一個經濟增長思維路線圖：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的基礎動力，發展中國家很難通過自身積累到足夠的資本，利用外資是擺脫貧困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比較可行的途徑，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要進行適當的干預。前提是國家必須對外開放，必須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錢納里和斯特勞斯通過對世界50多個國家進行考察后發現，大部分不發達國家都是依賴外部資源的輸入來提升人均國民收入，進而形成資本來推動本國經濟成功轉型?？梢哉f，發展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給出的經濟發展思路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普適性的規律。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實證。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路徑

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加入世貿組織，主動把國內經濟與全球經濟對接，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里就創造了一個擺脫貧困、走向繁榮的經濟奇跡。從經濟增長理論角度分析，中國經濟發展路徑與該經濟增長理論思維路線圖高度吻合。

(一)主動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

經濟全球化使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國經濟互相依賴、產業模式高度分工的程度日趨加深，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趨勢。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無論是主動或者是被動，每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這個洪流中。國家只有順應時代潮流，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去，在產業鏈全球化分工中找準自己的位置，明確自身角色，發揮自身優勢，使外部資源和內部資源有效結合，外部市場和內部市場有效對接，才能在經濟全球化中得以發展和實現經濟騰飛。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黨在新時期的歷史任務是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決定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對內改革是為經濟發展理順內部關系。在所有的關系中，最重要的是產權關系。通過對內改革，逐步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制度，以激發內部經濟的生機和活力。對外開放即積極主動地擴大對外交往，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中國對外開放的實質是順應時代潮流，不自我孤立，通過發展對外貿易和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充分利用國際分工的好處，發揮自身優勢，利用難得的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對內不折騰，對外韜光養晦，加快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真正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標志是加入世貿組織(WTO)。經過15年的艱難談判，中國于2001年1月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和加入世貿組織，形成了足夠的投資引誘，使外資源源不斷地流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錢納里和斯特勞斯認為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除資本約束外，還存在吸收能力的約束。這里的吸收能力約束是指一國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術、管理經驗、管理人才及內部機制的不合理等，無法有效地吸收、消化和利用外資，從而影響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有利于吸引和利用外資，還可以倒逼國內理順經濟運行機制，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更加開放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市場機制這只 “看不見的手”的自發調節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的交互作用，促使內外部資源配置更趨合理化、科學化、效率化。而且，加入世貿組織，把中國企業推向國際經濟競爭的前沿，促使中國企業放眼世界，直面國際跨國企業，樹立競爭意識，通過“與狼共舞”，不斷增強自身競爭能力，學會在競爭中求生存和在競爭中求發展。

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理順內部經濟運行機制，提升國內企業的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培養經營管理人才，中國有效地克服了吸收能力的約束，為高效利用外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和做好了充分的鋪墊。

(二)積極引進和利用外資

改革開放前，中國和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人均收入水平低，無法形成有效的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本。中國也曾經模仿過前蘇聯模式，利用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通過犧牲農業和農民的利益來為工業發展積累資本。但很快就意識到這種做法的不可持續性和可能會導致的嚴重后果，終止了這種做法，并及時進行政策調整，轉而通過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來彌補國內資本的缺口。鄧小平曾在多個場合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資金缺乏，必須利用外資。鄧小平在1979年10月的《關于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的談話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破壞得很厲害的國家，包括西歐、日本都是采用貸款的方式搞起來的，不過他們是引進技術、專利?！F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外資太可惜了?！盵4]鄧小平認為，通過利用外國資金來發展中國的經濟，不僅可以解決中國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而且會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如調整產業、產品結構，擴大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引進先進的技術、人才、經驗，解決城鄉就業等。[5]鄧小平的利用外資的思路與發展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可謂是不謀而合。

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引進和利用外資。1978～1991年是引進外資的起步階段。這階段主要是通過試辦經濟特區的形式吸引外資來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該階段中國年均實際使用外資17.9億美元。1992～2000年是引進外資的發展階段。這階段中國開始大規模全面引進外資，鼓勵和引導外商投資領域從出口加工業擴大到高新技術等產業，從制造業擴大到服務業。該階段中國年均實際使用外資447.9億美元。2001～2012年是引進外資的騰飛階段。這階段中國正式加入了WTO，全面與世界經濟對接，外商來華投資數量和資金額度都呈加速增長狀態，規模不斷擴大。該階段中國年均實際使用外資803.2億美元。2013年至今是引進外資的成熟階段。這階段中國出臺相關政策引導外資投資的領域更聚焦于新興產業。該階段中國年均實際使用外資1261.2億美元。從1978～2018年改革開放四十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累計達2.1萬億美元，有效地緩解了國內資源不足，填補了儲蓄和外匯的“雙缺口”。[6]

在吸引外國私人資本直接投資的同時，中國還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和政府間的援助資金，得以大規模地進行諸如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碼頭、信息設備等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的增長和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發揮海外華人資本的作用

之所以單獨闡述海外華人資本，是因為海外華人資本是一種特殊性的外資。由于歷史原因，中國海外華僑和華人眾多，遍布世界各地。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所在地經營工商業取得了成功。據統計，目前海外華僑華人已達6000余萬人，分布在全球198個國家和地區，國內歸僑僑眷3000余萬人，全球華商企業資產總規模約5萬億美元。[7]

與其他外資不同，海外華資積極來中國大陸投資不是純粹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他們更多是因血緣、親緣、族緣及鄉緣的關系，想通過造福鄉梓來表達愛鄉和愛國的情感。所以，他們投資更看重的是社會效益。鄧小平曾經說華僑華人是中國大發展的獨特機遇，他強調說：“對于中國人來說，大發展的機遇并不多。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對祖國做出了很多貢獻”。[8]為吸引海外僑胞前來投資，中國于1980年最先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深圳毗鄰香港，珠?？拷拈T，汕頭是因為東南亞華人中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者多。特區的設置是針對海外華人的愛鄉情結和便于投資而量身定做的。經濟特區設立后，成效立彰，早期進入特區投資的外商企業幾乎全是海外華資。

海外華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表現在三個方面，即開拓推動作用、示范牽引作用和壓倉穩定作用。

海外華資的開拓推動作用是指中國出臺吸引外資政策后，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貢獻了第一桶金，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據統計，改革開放期間海外華人華僑投資占在華外資的百分比最高時達60%～70%; 僑港澳企業占中國外資企業總數的百分比最高時達70%以上。此外，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累計捐助善款達 1000 億元人民幣以上，惠及教育、醫療衛生、交通、文化體育、社會福利等多個領域。[9]

海外華資的示范牽引作用是指通過海外華資來華投資和牽線搭橋影響和促進了其他外商來華投資。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中國的利用外資政策充滿疑慮，對來華投資持觀望和保守態度，海外華資的投資并不斷獲利逐漸消除了廣大外商的疑慮。正是海外華資的示范效應，歐美日韓等經合組織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私人資本接踵而來，并向更多產業、更高層次拓展。其中，有許多經合組織成員國私人資本的進入得益于華人華僑的穿針引線。例如在2002年英國私人資本進入中國的約2億英鎊的直接投資中，約有一半是由英國華人促成的。[10]

海外華資的穩定壓倉作用是指當國際關系和世界經濟出現波動時，外資可能紛紛撤離，但華僑華人資本卻留了下來，起著防波堤和壓艙石的作用。例如1989年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外商減少和撤出了部分對大陸的投資。但海外華資不但沒有撤出，反而借機擴大對大陸的直接投資。1992年，80%的外商直接投資來自于海外華資。[11]海外華資的行為有效地減緩了中國經濟因外資的撤出而帶來的波動。

總之，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凝聚著海外華僑華人強烈的愛國情懷，海外華資功不可沒。海外華資和其他外資一道，彌補了中國資本的短缺，改善了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帶來了市場經濟觀念和現代企業制度，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促進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融合。

(四)國家干預的制度優勢

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轉型就是在讓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國家宏觀干預作用，對經濟行為進行有效調控和引導而實現的。這得益于中國獨特的制度優勢。

2019年9月24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國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舉行的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制度的四大優勢，即堅持黨的領導的優勢、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優勢、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優勢、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優勢。這種制度優勢的最大特點就是能夠確保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經濟增長不偏離人民的利益和能夠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來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這種獨特的優勢，使中國政府能夠在宏觀層面對市場進行有效干預和調節，特別是根據內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制定有效的利用外資政策，引導外資的投向，使其在獲利的同時能夠真正服務于中國經濟發展，實現雙贏。在國民收入合理分配及消除貧困方面，中國所具有的嚴密的組織系統和制度體系，能夠有效統籌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資源，集中力量實現發展目標。

正是借助于這種制度優勢，發展經濟學家所主張的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目標在中國得以迅速實現。在經濟增長方面，1978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僅為3679億元人民幣，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達82.71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197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81元人民幣，僅為同期印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是當時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國家；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達59 660元人民幣(近 8800美元)，已經躋身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12]在脫貧方面，從2012年底到2018年底，中國每年減貧人數都保持在12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1.7%，農村貧困人口從9899萬人減少到1660萬人，2020年的目標是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三、結 語

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經濟和消除貧困，經濟增長理論給出的答案是有效利用外資，這已被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所證實。由于發展中國家無力通過自身來積累足夠的資本進行投資，需要利用外資和國際社會給予援助。曾任聯合國顧問的著名貧困問題研究專家杰弗里·薩克斯在其2005年的著作《貧困的終結》中指出，只要富國在2005～2025年間每年拿出1950億美元的資金來援助窮國，那么貧窮問題到2025年末便可以完全得到解決。[1]3但是，據瑞士信貸研究所發布的《2019年全球財富報告》披露，到2019年中期，全球總財富增量都來自最富有的10%的人，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擁有82%的財富，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45%的財富。從國與國財富對比看，人口占世界11%的7國集團GDP卻占世界總量的65%?？梢哉f，在全球范圍內貧困國家和貧困人口有增無減。

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地球是人類共有的，擺脫貧困和追求幸福是每個地球公民最基本的人權。不僅應當消除一個國家內部的居民的貧困現象，而且應當消除全球范圍內的國家的貧困現象。實踐證明，人類社會當前的治理模式已無法解決人類社會貧窮和落后問題，只會導致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人類應當轉換思路，攜起手來，構建能夠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治理新模式。在構建新模式的路徑上，中國的治理模式無疑最具有參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