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傳導路徑及效應
——基于微觀數據的中介效應檢驗

楊志安，王佳瑩

(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 遼寧 沈陽 110036)

一、引 言

不斷提升人們的幸福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人們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人們對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著名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曾提出過一個經典的幸福公式：人的幸福感水平=先天因素+生活水平+心理因素，公式中的先天因素是由基因決定的，大量的研究結果顯示，其在人的幸福感總水平中起到50%以上的決定性作用，是人自身無法控制和改變的。由此可見，想要對人的幸福感產生影響，可以調控的只有后兩項，即生活水平和心理因素，它們主要包括收入、主觀健康、心理感受等。民生財政支出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中外學者對此也進行了大量研究，但現有相關文獻大多是從收入、消費等經濟因素的角度來分析民生財政支出對幸福感的影響，很少有學者從心理效應的視角來研究民生財政支出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例如，郝身永(2015)研究證實了民生財政的效率與民眾幸福感正相關，且顯著性較高。[1]劉軍強等(2012)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微觀調查數據構建了民生滿意度指數，分析了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對于省內民眾幸福感的影響。[2]洪源等(2016)研究發現，提高民生財政支出效率能提高民眾的幸福感，但兩者的關系并不顯著。[3]基于此，本文從直接路徑和間接路徑兩條路線入手，來分析民生財政支出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

二、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路徑

(一)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直接路徑：收入效應

1943年，馬斯洛在其著作《人類激勵理論》中系統論述了人的需求層次：按照從低到高的順序，可劃分為生理、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實現等五大類。馬斯洛認為，需求層次越低，人們上升的空間越大，而且在生理、安全等低層次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們不會產生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需求。李建強(2010)認為，個體都存在追求幸福的需求，個體奮斗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各種需求，只有人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他才會感到幸福。[4]孫計領(2016)也同樣證明了此結論，他認為個體需要的滿足與其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5]湯鳳林等(2014)的研究結論證明，個體收入的提升能刺激人們獲得更多的幸福感，其原因是收入增加能滿足人們的大部分需要，尤其是低層次的需要。[6]基于此，本文認為收入的增加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會增加人們的幸福感。民生財政支出的實質是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直接滿足了人們在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需要，解決了人們的后顧之憂。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民生財政支出直接表現為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而有利于人們幸福感的提高，這是民生財政支出提高人們幸福感的直接效應。

(二)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間接路徑：心理效應

本文沿著民生財政支出與機會平等、機會平等與幸福感；民生財政支出與社會安定、社會安定與幸福感；民生財政支出與社會信任、社會信任與幸福感等三條路徑，來探究民生財政支出影響人們幸福感的間接路徑。

1.民生財政支出與機會平等感

民生財政支出屬于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范疇，二次分配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公平。如果要想達到“實質公平”，政府就必須要適當地進行干預，以此確保所有人在條件一致的情況下實現全面發展，享有平等的利益分配和成功機會。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提供公平、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以此為眾人創造機會均等的競爭環境。民生財政支出作為公共產品，顯然具有非排他性特征。也就是說，由政府出面提供的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公共產品或服務，為廣大群眾創造了“教育機會均等”“治病機會均等”和“就業機會均等”等環境，有效解決了各種因素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收入平等是分配結果的平等，而機會平等是分配起點和過程的平等，人們更加重視和關心分配過程的機會平等。機會平等感是人們對分配過程平等性的主觀感知和評價，這種主觀認知影響人際間的社會關系和人們的生理心理感受程度，進而影響人們的幸福感。機會平等性決定分配起點和過程的公正性，不公正的體驗會產生憤怒感 (較低層級者)或者負罪感(較高層級者)，進而降低幸福感。 何立新等(2011)認為，教育獲得公平與個人對機會公平的感知程度具有明顯的正相關性。在機會不平等的情況下，個體所感知的社會公平性則會降低，由此便會產生明顯的“相對剝奪效應”，而這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們的幸福感。[7]從這一層面而言，機會均等與幸福感之間顯著正相關?；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機會不平等”對幸福感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民生財政支出通過提高機會平等增加幸福感，即機會平等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起著中介作用。

2.民生財政支出與社會安定感

民生財政支出會通過影響收入差距對社會安定產生影響。關于社會安定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魯元平等(2017)通過實證研究后認為，刑事案件發生率對居民幸福感表現出明顯的負面效應，即社會犯罪會削弱人們的幸福感，容易使人們產生抵觸、消極等負面情緒。[8]社會犯罪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負面效應更為顯著。為人們創造幸福美好生活是國家的根本目標，然而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國家必須要維護社會和諧安定等基本條件?；谝陨侠碚摲治?，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社會安定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民生財政支出通過影響社會安定來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即社會安定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起著中介作用。

3.民生財政支出與社會信任感

民生財政支出對社會信任感也有著較大的影響，而社會信任感對于人們的幸福感影響顯著。例如，Carr(2010)在研究報告中強調了信任對民眾幸福感的正面效應。[9]Christopoulos等(2004)也通過一系列的研究指出，社會信任與居民幸福感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10]Giovanni等(2010)指出，無論一個國家的國情或者發展程度如何，它都能夠通過社會信任來提升國民的幸福感。[11]同時，社會不信任會滋生腐敗，從而對居民幸福感產生顯著的負面效應?；谝陨侠碚摲治?，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民生財政支出能增強人們的社會信任感，而社會信任感有利于提升民眾的幸福感，即社會信任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起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民生財政支出不但能通過增加收入效應直接影響幸福感，還能通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或者社會不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等心理效應間接影響居民幸福感(如圖1所示)。

圖1 民生財政支出對幸福感的傳導路徑

三、數據來源與模型設定

1.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涉及幸福感的微觀數據均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全國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除新疆、海南、香港、澳門、臺灣)的省級層面數據。在對原始數據進行篩選，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和離群值后，得到了10 498 份有效觀測值。在具體研究過程中，隨著本文所用模型中研究變量選擇的不同，樣本量會出現一定的變化。本文所用的民生財政支出和宏觀控制變量數據均來源于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省級數據，具體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等三個分類。為平滑數據，模型中每一項支出均用當地人均支出的自然對數表示。

2.變量選取

本文模型中的主要解釋變量為民生財政支出和三個中介變量，即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具體的變量統計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另外，為了減少偏差，本文還引入影響幸福感的微觀控制變量，由性別、年齡、戶籍、健康狀況、受教育水平、政治身份、婚姻、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等構成。宏觀控制變量由省級層面的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城鎮化水平、城鄉收入差距和人均GDP等構成。

3.模型設定

本文在參考中介效應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模型，以此來探究民生財政支出對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如圖2所示，如果自變量X對因變量Y的影響是通過中間變量M實現的，則稱中間變量M為中介變量。具體地，我們用圖2來描述變量間的影響過程。

在圖2中，Y、X、M分別代表因變量、自變量、中間變量，e1、e2和e3均代表誤差項。在此模型中，中介效應等于a*b，表示自變量X影響因變量Y的間接效應。c1是自變量X影響因變量Y的總效應，c2是自變量X影響因變量Y的直接效應。它們之間滿足關系：c1=c2+a*b。

檢驗中介效應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檢驗回歸系數，即依次檢驗法，一般分為四步：

第一步：檢驗X對Y的回歸，檢驗回歸系數c1的顯著性，分析總效應；

第二步：檢驗X對M(中介變量)的回歸，檢驗系數a(即X的回歸系數)的顯著性；

第三步：檢驗M對Y的回歸和b參數(M的回歸系數)的顯著性，若a和b均顯著，則中介效應存在；

第四步：檢驗X對Y的回歸和c2參數(X的回歸系數)的顯著性，若c2顯著且小于c1，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此時，X對Y既存在直接效應，也存在間接效應；若c2不顯著，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應，此時X對Y不存在直接效應，只存在間接效應。

圖2 中介效應模型示意圖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考察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對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中介效應，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構建的基準回歸模型為：

(1)

為了檢驗民生財政支出是否通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影響人們的幸福感，本文設定了回歸方程(2)和(3)，來檢驗它們的中介作用。

(2)

(3)

若民生財政支出對幸福感的影響既存在直接效應，又存在通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作用的間接效應，那么，c2和bi都應該通過顯著性檢驗。如果民生財政支出對幸福感的影響只存在于通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的間接效應上，或言之，此時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是完全的中介變量，那么，這時c2將不顯著，而bi顯著。

把(2)式代入(3)式可得：

(4)

四、實證結果分析

在表2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別是OLS和Odered Probit方法下對基準模型(1)的估計，計算結果表明民生財政支出顯著影響幸福感。OLS和Odered Probit 的估計結果在方向上無差異。限于篇幅，宏觀變量和微觀變量對幸福感的影響在文中沒有詳述。

表2 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

表3是對公式(3)的檢驗，主要檢驗系數b的顯著性。因為Odered Probit和OLS的回歸結果方向不變，為了便于計算中間效應的大小，我們采用了OLS模型。模型2～4是在公式(3)中分別加入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對幸福感進行的回歸，它們的估計結果表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分別顯著影響幸福感，此時民生財政支出仍然顯著影響幸福感，但是系數明顯變小。

表4是對公式(2)的檢驗，主要檢驗系數a的顯著性，表4中的模型2～4分別為民生財政支出對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進行的回歸。從表4的估計結果來看，民生財政支出能顯著影響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因此，通過表3和表4的結果可以說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分別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起著中介作用。表3中模型5是在公式(3)中同時加入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對幸福感進行的回歸，估計結果顯示，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同時顯著影響幸福感，此時，民生財政支出仍然顯著影響幸福感，但是系數、t值和顯著性都明顯變小。再結合表4中模型2～4的結果，能夠說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共同起著中介作用。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是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中介變量，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3、4。

綜上可見，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都起著中介作用，即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是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中介變量。那么，這些中介變量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過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到底如何呢？他們的中介程度是否一樣呢？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過程中，到底是直接的經濟效應強一些，還是間接的中介效應強一些呢？下文將進一步分析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傳導效應。

首先，通過表3中模型2～5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單一的中介模型，還是多重的中介模型，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都顯著地影響幸福感，但是三者相比較，其作用依次減弱，即機會平等感較之社會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更能促進人們幸福感的提高，社會安定感次之，社會信任感的作用最弱。

通過表4中模型2～4的結果可以看出，民生財政支出顯著地影響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但從程度上看，民生財政支出對三者的作用依次減弱，即對機會平等感的提高作用最強，對社會安定感的作用次之，對社會信任感的作用最弱。即三者相比較，民生財政支出更能促進機會平等感的提高。同時，通過表4中模型2～4的結果我們還可以看出，系數b和系數c2均顯著，說明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均對幸福感的影響起著不完全的中介作用。

表4 民生財政支出影響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的估計結果

表5 單一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

表5和表6是單一中介效應和多重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匯總。在單一中介效應模型中，經過計算，機會平等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起的中介作用最強，占總效應的32.03%，社會安定感的中介作用占總效應的24.18%，社會信任感占 11.86%。與之相對應的，民生財政支出的直接效應占比分別為67.97%、75.82%和 88.14%。在多重中介效應模型中，經過計算，機會平等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起的中介作用最強，占總效應的25.71%，社會安定感的中介作用占總效應的21.57%，社會信任感占 7.84%，中介效應總和是56.34%。此時，民生財政支出的直接效應占比為44.66%。由此也驗證了假設1，即民生財政支出能直接作用于幸福感，與幸福感正相關。

表6 多重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的數據，并運用中介效應模型探討了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傳導路徑和效應。從傳導效應來看，民生財政支出能顯著促進幸福感的提高，民生財政支出既能通過增加收入直接提高幸福感，又能通過提高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間接促進幸福感的提高，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是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中介變量。具體來說，首先，民生財政支出能顯著影響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從程度上看，民生財政支出對三者的作用依次減弱，即民生財政支出對機會平等感的提高作用最強，對社會安定感的作用次之，對社會信任感的作用最弱。即民生財政支出更能促進機會平等感的提高，對社會安定感的作用次之，對社會信任感的作用最弱。其次，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能顯著地影響幸福感，但是三者相比較，它們對幸福感的作用依次減弱，即機會平等感較之社會安定感和社會信任感，更能促增幸福感的提高，社會安定感次之，社會信任感的作用最弱。從效應大小來看，機會平等感、社會安定感、社會信任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對幸福感的影響中起著不完全的中介作用，機會平等感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中起的中介作用最強，其次是社會安定感，最弱的是社會信任感。此時，在民生財政支出影響幸福感的整個鏈條中，直接的收入效應占44.66%，間接的心理效應占56.34%。

通過本文的研究結論可以看出，為了提升人們的幸福感，政府既可以通過適度提高民生財政支出規模增加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來提高幸福感，也可以通過優化民生財政支出結構來促進機會平等建設，保障人們社會信任感和社會安定感的提高，從而促進幸福感的提高。具體來說，首先，政府應積極推進教育機會平等建設，民生財政支出要向教育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偏遠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適當傾斜，促進義務教育的普及程度，使得人們在享有公平教育發展的基礎上，擁有公平地進入社會的發展機會。其次，應均衡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作為平等建設的重點目標和核心要素，逐步消除城鄉二元體制性障礙。最后，要加大醫療改革力度，滿足弱勢群體有病可醫、有錢可醫、有處可醫的基本需求。還要健全失業保險制度，為出現因傷失業情況的弱勢群體提供覆蓋面更全的保障措施，提供再就業培訓等，為其再次踏上工作崗位提供機會。要有效地利用民生財政支出的收入分配功能，加大對社會底層和經濟不發達地區群眾的支持力度，科學合理地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問題，盡可能減少因為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的出現所導致的主觀犯罪傾向，降低社會犯罪給人們幸福感帶來的負面影響，最終為人民群眾創建一個安全有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和諧美好的社會發展環境，不斷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