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蘇州娼妓業概述

曹瑞冬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215213)

在對于近代娼妓問題的研究中，學術界已為其預設了現代化的范式，如張百慶從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的角度剖析了這一城市病的歷史及社會根源，柯必德卻肯定了娼妓在蘇州城市發展和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忻平基于社會生活的現代性探索了上海青樓業興盛的特點與原因，張曉輝從婦女解放程度和社會文明水平的角度審視了廣州廢娼的過程，江沛則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方法融入研究，論證了天津娼業與經濟發展的正比關系。①但學界對區域的差異性研究略顯不足，且以往對于娼妓問題總關注其負面影響或政府治娼，②故有必要以蘇州的娼妓業為中心，立足于區域社會經濟結構，縱向梳理其在近代的興衰過程，橫向探究該行業的群體構成、經營活動及影響。

一、社會變遷與娼業興衰

蘇州娼妓自古有之，但始于何時，無從稽考，多在豪華的蘇州風俗中見其身影。娼優或在虎邱山塘卷梢大船頭上演戲，“船中為戲房，船尾備菜，觀戲者另喚沙飛、牛舌等船，列其旁?？陀泻笾琳?，令仆候于北馬頭，喚蕩河船送至山塘，其價不過一錢六分”。[1](P758)又或是清明，城中富戶聯絡出游，其畫舫“香棗廁籌，位置潔凈，粉奩鏡屜，陳設精工，以備名姬美妓之需。船頂皆方棚，可載香輿。婢仆挨排頭艙，以多為勝”，“大船載酒肴，穹篷如亭榭，數艘并集，咸尾而進，如駕山而來，艙中男女雜坐，簫管并奏，賓朋喧笑”，公子或作牙牌、馬吊之牌局，或作清唱、賭曲之曲局，“或即涼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彈唱新聲綺調”，更有滑稽游土，演說稗官野史，謂之說書。而凡隸屬于樂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廟，該廟屬榷史所轄，以南府供奉伶人，其中有團班會在中元前后，擇日祀神演劇作青龍戲，迨至秋深，增演燈戲，“蓋金閶戲園，不下十余處，士商宴會，皆入戲園，為待客之所，酒炙紛紜，咄嗟立辦，賓朋滿座，極娛視聽”。[2](P212,P214,P241)蘇城女戲盛行，而這里的“娼兼優”是指妓女會串演戲劇以此提高自身身價，同時也有主次之別，有以“優”為主接近于專業女伶，但身份還是娼妓，有以“娼”為主，身懷絕藝，只是偶爾串演，是為名妓，一般由縉紳為之主持，“有某比部狎一女優，而此優者一銓部為之主，以比部每挾之出，出必旬日，有妨其戲，遂至相詬，語不忍聞。女優者復好與無賴作緣，亦遂與比部絕”。[3](P143)

伶業及樂戶遂而被視作“娼妓”的重要組成，位于官廳嚴禁之列，③但這些禁令隨著政府對社會控制的衰微而日漸松弛。特別是晚近以來，佳人多出自江蘇，蘇州、揚州、清江均有之，“引類呼朋，分往各省，南之閩、粵，北之遼、沈，無不為其殖民之地”。而江蘇之中，蘇妓尤美，“金閶名姬，所在皆有，其在上海者無論矣，近而浙、皖，遠而湘、鄂，且北及于燕、趙以出榆關，所至為人歡迎，固著稱于通國也”。[4](P537)吳門名妓金玉蟾，“善畫能吟，知音識曲，以故艷聲藉藉，躁遍章臺?；▏悍?，無有出其右者。然所交多名公達卿，尋常俗子未能一望顏色”，[5](P43)吳人王蘭生，“麗質妍容，自超儔偶，雖雙眉黛色，濃似遠山，然不損其美也，既拔艷幟于吳中，復擅芳名于滬上，所至狂蜂浪蝶，無不環繞其左右”。[5](P200)

滬上以蘇幫為上等妓，土娼若能竊附于蘇，“效吳語，學吳歙，歇浦水溫，自饒豐韻，柳峰山秀，妙擅風流，則如大國之有附庸焉”，[6](P151)而這時太平天國的戰火迅速蔓延，吳越陷沒，“富商巨室，皆遷峰泖間，依西賈以安。十里之間，瓊樓綺戶相連綴，阿閣三重，飛甍四面，粉黛萬家，比閭而居。晝則錦繡炫衢，異香扇霄；夜則笙歌鼎沸，華燈星璨，入之如天仙化境”，遂造就海上繁華之紅燈區。[6](P210)但蘇州閶門遭受兵燹之禍，“幾索索無生氣，而上塘至楓橋一路，以前市肆櫛比者，至是僅存斷井頹垣，遙望斜陽古塔，亦如在荒煙蔓草之中”，娼業也因此急遽衰落，歌女船娘“或則秋娘老去，輾轉江湖；或則綠珠墮樓，香消玉隕；或則鄉村偕隱，舉案竟及齊眉，或則桃源避地，出世不肯入世”。后至光緒年間，倉橋浜及下塘等處漸漸興盛，娼家遂搬至此地，幾至聚族而居，“笙歌畫舫，雖亦微存古意，而減燭留髡，橫陳玉體，亦屬司空見慣”。[7]蘇州開埠后，日方辟青陽地為租界，城內妓院相率遷徒于盤門外。久而久之，“倉橋浜等地香鬢艷跡日見其少，于是漸染上海習氣，亦傲氣凌人矣”。[8](P7)青陽地妓界全盛時代約有二三年，待城外建設馬路，商務局主持其事，欲興馬路市面，“密請按察使朱之榛驅逐城外，遂在今桃源坊、同春坊、楊樹里等處。倉橋浜至今尚有娼妓住家”。[9](P102-103)

至此，閶門是蘇州最繁盛處，妓院則多在閶門外列星而陣，“門懸小牌，各標芳名，以是問津劉郎，不難登堂入室。惟設宴一切，有半在燈舫內，幾類廣州之蛋女生涯。故曲院規模，與他處略有差別，惟大同小異耳。燈舫環泊于閶門外河中，大者可容數十人，小者可容十人左右，備客出游，玩景之用”。[10]原先蘇州有一種蕩湖船，由女子把槳，此時這類船已不見于蘇州，均變成了專供娼妓生活的“花船”，恰如吳歌描繪之狀：“五月端午天氣好，熟羅長衫馬甲罩。頭上戴只細草帽，娘舅篤去借一票。出閶門，上吊橋，十八只燈船一齊叫，哥哥看見姊姊妹妹暈淘淘，一夜功夫嫖完了！”[11](P102)但在辛亥光復初期，閶門之長三書寓屢遭兵變，備受蹂躪，日漸式微，有一次兵變是先鋒隊與敢死隊的兩百個士兵在小店里買東西因口角而打了起來，波及城外的戲館、書場、菜館、妓院等許多小店，士兵在按戶們搶掠后，又開始搶劫窯子、污辱妓女，致使妓女作鳥獸散，遷地為良，冶業移種上海。[12]所幸的是，蘇州娼妓業不久便重新發展，并于20世紀20年代達到極盛：“姑蘇本江南佳麗地，只今金閶十里一片笙歌，女閭三百，頗極一時之盛，而在當時初無艷藪，問有一二勾闌花草，粉飾太平，正如天半晨星，寥落可數?！盵13]

長三（妓）在阿黛橋畔之桃源坊、同春坊、同安坊列屋而居，每當燈火初上，“珠簾銀箔間，笙歌相聞，珠笑玉香，花團錦簇，依舊繁華景象，寂寂湖山亦可不少點綴也”，書寓則在城內觀前附近一帶，門前懸掛某某彈詞之牌者，專以賣曲而非賣身，但亦皆是妓女。[14](P64-65)二等娼妓“幺二”分布在樂榮坊、石佛寺、小楊樹里、公和里等處，三等娼妓“雉妓”，俗稱野雞，多在閶門外大馬路一帶活動。[15](P278)每有次等妓女，往來于各旅館中，“各客以旅中岑寂，正堪籍此消遣。每令度曲一二支，照例給以局洋一元”，又或出賣身體伴宿，足以窺測蘇州社會之思想與行為的一斑。[16]而根據一些報道作出的統計，當時蘇州淫婦計19867 人，咸肉莊總調查來往人數計195173 人，且據1927 年征收妓捐之機關調查，去年馬路上之娼寮，長三妓院有80家左右，幺二堂子有200 家左右，花煙間則有300 家左右，現在長三約30 家左右，幺二堂子維持原狀，“花煙間獨能大發達，于此可見狎宿煙妓者，今年較去年多矣”。[17]

關于娼妓業在此時期的繁盛原因，在此不多作贅述。且自1928 年以來，由于吳縣公安局長鄒競因處置蕭家巷慘案不力而被控，江蘇省民政廳以“該縣煙賭娼妓，未能禁絕，而有不肖長警，難免私收陋規，殊堪痛恨”，指令該縣局長速籌根本肅清娼妓之策，限期驅逐出境。④蘇州禁娼以后，娼業再度衰微，昔日車馬笙簫歌、粉紅黛綠之金閶亭畔則“冷靜寂寥，點點燈光，均暗若磷火”，馬路市面更是一落千丈，呈現出冷水盤門之狀，首當其沖的是旅館菜館，“平時以百數十元之營業，今則門市所入，僅十之一二”，且城外已無娛樂場所，大世界閉歇，新舞臺關門，民興社等不足以使人留戀，但也有人因長三妓寮清歌供賞而不欲奪其生機，故在阿黛橋畔、久華樓上設民生茶社以振馬路商市。[18]而一般娼妓則多遠走高飛，仍操賤業，之前鎮江禁娼，首都妓女紛紛離京，大抵揚歸揚或蘇歸蘇，本次蘇州禁娼，則又向上海遷移，以鄰為壑。[19]蘇州厲行禁娼約有7 年，流弊愈多，故公安局特援照省會辦法，設立公娼區，指定民慶里為一等（長三書寓舊址），同春坊等為二等，樂榮坊等（幺二妓院舊址）為三等，花名牌燈，一等紅色金字，二等紅色藍字，三等紅色白字，住宿費一等10 元，二等7 元，三等5 元，并訂有檢驗辦法等詳章。[20]娼業在取得公開營業的資格后，一時大事鋪張，公開招徠，“放炮竹，燒路頭，排桌酒，列笙歌，往賀之賓朋云集，往來之稔客繁多，鶯燕交歡，龜鴇交換，煞是熱鬧”，而且，“房間之鋪設則窗明幾凈，床褥都新，使喚有人，茶煙并備，另有一番氣象”。更有銀香班、葉紅班在同春坊一帶營業的二等妓，因雙方在營業上發生利害沖突，遂各以贈品為號召，或備美麗牌香煙，或贈送茄克立香煙，最后直接實行拉客主義，攔路行劫。[21]

但好景不長，接連不斷的戰禍使蘇州商業日漸蕭沉，而由人禍造成的天災，又加快了農村經濟之破產，賣兒鬻女便成為了農民舒困的辦法。舊時女子首重貞節，但為饑寒所迫，往往置“貞節”二字于不顧，“邇來物質文明，凡事棄舊從新，貞節之說本不注重，于是女子之不耐貧苦者，無不相率而走此道矣”。[22]這時，上海已有向導社之設立，作為私娼暗操淫業之蛻化，蘇州深受上海風氣影響，閶門外丹陽碼頭徐洽坤等7位發起人，特地先行呈報縣黨部，請求許可，成立“滄浪社游導部”。[23]特別是事變以后，許多達官貴人、公子豪客以及無數囤積居奇的奸商，為繁榮蘇州市面，大力倡建向導社，妓院亦追隨潮流，兼之生活程度的高漲，使無數無辜女性流入“人肉市場”。據1942 年統計，目前蘇州向導社共有20 余家，妓院僅以北局“中新里”一處計算，已有10家左右。無論是在酒樓、菜館或旅館里，都有他們雇的一個“跑街”，向任何男子兜售色情，而導女營業不可或缺的是一紙以“歌女”為名義的照會。[24]1938 年，汪偽江蘇省政府在蘇州成立，不僅日偽機關人員麋集于此，外地往來人員亦倍增，且日偽施行毒化政策，煙、賭、娼、押店四多，菜館、旅社、茶肆、酒店、書場等行業畸形發展，還有咖啡館、音樂茶室、舞廳，向導女相繼在蘇州出現，呈現一時的虛假繁榮。日偽從中致力搜刮，除鴉片公賣、妓院花捐早已舉辦外，還對旅館、菜館及車夫橫征暴斂。[25]抗戰勝利后，吳縣公安局為整飭社會風紀，重新實行禁娼，設立風化區。常熟與蘇州情況略有相似，在風化區開張不久，主辦官員借口按照蘇州之例，在妓女“夜廂”費中抽出20%給警局行政課作為補助，而妓女們所患花柳病毒程度的檢驗工作，由警局委任檢驗醫師擔任，醫師借口物價高漲，列有材料費、驗血費等項目，增收費用，妓女被剝削更重，收入益微。[26](P95-102)蘇州娼業也益受物價高漲影響而日漸衰落。

二、娼業結構及其影響

“娼妓”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其存在有著社會的背景，市面的興衰、生活的高低則與娼妓的多少互為因果，這點在上海十里洋場中尤有體現，而蘇滬雖僅有咫尺之隔，但彼此雅俗迥殊，總有涇渭之別。蘇州妓院多分等級，其等級依警廳所區別，在征收花捐時，“視等級之高低以定征收之多寡”，但在妓女本身則應一視同仁，“頭等妓每入二等，或三等妓院而二等，或三等妓亦有入頭等妓院者”，其最初并無軒輊之分，只因警廳強行分別等次。[27]但這種等級也足可見為妓者的色之妍媸、藝之優劣、年紀之大小、資格之老嫩、與酬應房術之工拙、風頭架子之健否及拆賬分利之多寡。

蘇州長三妓院，皆在閶門外一隅，有人考證其起源，稱其始于晚清成同年間，其后蛻變為妓女，故稱女校書，又有人稱“女彈詞、女說書、詞史、書寓、校書、長三、先生、妓女幾成一丘之貉”。[28]（P354)阿黛橋畔、同春坊里有一名姝，“貌可傾城，才奪薛濤，非多情多意之情樓侍史而誰乎？侍史乃小家碧玉，為吳宮胭脂，實具大家風范，無青樓習染。二八芳齡，豐韻流麗，工酬應，善酬應，談吐風生，和藹可親，且秋波送媚，姣態橫生，尤令人色授而魂興”，該名姝“席間殷勤獻曲，珠喉玉潤”，有狎客一見傾心，嘆賞不已，“即于翌朝報效和酒各一，以為酬庸”。民慶里花葉老三為菊第妓院之柱石，后有老友王君柬招諸友，為老三碰和吃酒，與會者以政報兩界中人為多數，侑觴之妓皆為佳品，“老三之沉默寧康，足以壓倒群芳”，與召者如金媛媛“嫵媚天成，又善京戲”，雪花“美在秀骨，倍憎情趣”，花月樓“旖旎溫柔，情致纏綿”。[29]蘇州風俗首推游手，滿足溫飽，即可列入紳富之列，且官氣甚深，子弟輩復為紈绔，以公子少爺自命，“輕裘肥馬，馳騁花叢，結習堪哂，此或由于地理沿革使然也”，故冶游者以貂冠珠履之輩為多，“即若商賈之流，十不二三也”。[30]狎客冶游大體有叫局、打茶圍、做花頭等舊例，⑤其報效之值與滬上大同小異，如下文所述：

叫局例須銀幣三圓，旋以欲廣招徠，改為二圓，后又貶值至一圓。不問生熟客，皆可召之。如有素識之娘姨、大姐在其處，可于箋上書明某某跟局字樣。同座之客，若為舊相識，遇之亦可轉局。局錢，熟客年節結，過路之客則臨行時結算。做花頭置酒于其家也，每席銀幣一圓，犒賞男女傭者五圓。新歲元宵以前及冬至夜酒，下腳加倍。酒錢、局錢隨后結算，下腳飲畢即付。在如佳節及壽日等，妓家多有打唱，每席點曲二出，另賞二圓。如遇清明、立夏、端午、七夕、中秋、重九、冬至、燒路頭、等及生日，客例以和酒為報。每酒一席，謂之一臺，兩席曰雙臺，四席曰雙雙臺。若召友博于妓家叉麻雀者，謂之碰和，每八圈十二圓，客各出三圓，碰畢即付。碰和之日，妓家例有四盤四碗之和菜敬客，由客點菜亦可。冬夏二季，對先生則給以帽錢及手巾錢，至少十圓。年節將屆，及熟客出門時，娘姨、大姐送盤，男傭進手巾，均須以二圓賞之。轎飯錢，即犒客之車夫者，通例馬車四角，東洋車二角，此費即在下腳中取給?？投?，則須津貼若干，至少一圓。

上海李伯元，抱匡濟才略，作游戲事業。自客海上，創辦小報，“研螺搗麝，品葉評花，錄南部侍兒小名。作平康嬌子別志，一經題品，聲價靡不十倍”。[31](P96)1915 年蘇人自辦的《吳語》小報亦是如此，“蘇州妓界向分三級，吳語花界廣告削弱二三等，以抬身價，此舉并非抱階級制度，實因價值上之高低，出人頭等者皆偉人闊商”，以致有幺二向嫖客乞憐：“今者吳語報章，獨刊長三之妓；花界廣告，竟除幺二之名。祗因姊妹花中，遍體未除楊梅，脂粉隊里，賣身無異花煙間，因此糊口難艱，誰識憂心如搗，縱或青眼能邀，畢竟紅顏薄命?！盵32]蘇州妓女以幺二為最多，凡閶門外各小巷中，均可見此輩蹤跡，以同安里、安定里、同春坊、樂榮坊一帶為著。對于幺二，“無論生張熟魏，茍腰懷數金，即可真個消魂，無深閉固拒之盧。亦無可望不即之虞，誠所謂俛拾即是者也，是則冶游者即惠而不費”，[33]但其較于長三，身份較低，似足傷雅，“故應局祗限于旅館，而絕無菜館中及生意上也，又凡旅館中之局票，無論徵么二長三，形式一律”。這里的旅館集中于閶門外馬路上，實為娘女薈萃之所，“管弦之聲，通宵達旦，甚有碧玉小家，為人所誘，亦借此為歡會之所”。[34]他們的賣淫方法，是與旅社的茶房溝通，在晚上九點鐘后由跟包的娘姨帶著小姐去旅社兜攬，每晚的夜度資非八九元不能辦到，后因同業習蠹，于是減價求沽，“上至五元，下至三元，茶房的拔頭錢，也在其內”。旅館茶房也稱茶博士，“蓋其獲正當之酒資外，猶不能愜意，遂不恤作奸犯科，以圖厚利”，其中以娼的推銷力為最大，故為勾欄中兜攬夜廂，而其所得之代傭金每在三四成以上，“既不費服侍之勞，又獲獨厚之資”。且未在禁娼前，出局須有局票，否則不能外宿，“倘有一夜廂成，必須持局票往賬房蓋印，并隨繳拔頭錢三角，有或盡獲茶房，有或東移分潤，殊不一律”。[35]應局局資例須現給，夜廂之費又須先付，但有時也會先由茶房代墊，后由客籌款歸還，而茶房之傭金可能也會被鴇母拒付。[36]

據《吳縣晶報》統計，1934年蘇州城內外鴉片煙窟共153家，民生歌女34家，私娼咸肉不計。[37]“咸肉”已成為私娼之固有名詞，亦在一定程度上指代“野雞”。野雞多在閶門以南，沿馬路而居，迤邐至胥門而止，在胥門至洋橋一帶，所居尤多，且與幺二相比，營業雖有不同，卻均屬賣淫無異，“或則逞資獻媚，或則迎風斗趣，客人不計老少，無非金錢注意”。[38]但這類妓女不比長三幺二，作為下流社會泄欲之機關，既無牌酒盈場，又無茶房兜攬，一般立于路旁，見行人就行招呼，并作種種丑態，“爾乃宵深露冷，雨苦風凄，三三兩兩，整整齊齊，首翹翹以鴨先，目耽耽而廣睽，聲哇哇以鴉噪，態綏綏而狐迷”。在蘇州，若客一人獨自住棧房，如不欲宿娼，須將房門關上，以免野雞闖入。若要做夜廂，須將房門半開半掩，野雞即可入內，當時即可成交，拔頭錢以新老蘇臺最貴，大東中華第一次之，名利、利昌、新江最便宜。[39]而野雞無須和酒茶圍，“入其門者，關房門例需一金。無論何時，皆可入而關房門焉。一關之后，此妓仍出而營業故一妓每日十關其房門，不以為奇也。住夜無定值，視夜分之長短為定，顧最高亦不過二金。若夜半之后，番佛半尊，亦得消魂真個，不亦廉哉”。[40]野雞仍須繳納花捐，使其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皇皇開設，漫無顧忌”。除了要認花捐的以外，沒有什么明顯的分別，“也許昨天是娼寮，今天閉門停業，不再為娼，又怎能因為他從前是娼寮，如今一定要繼續營業呢”。[41]但長三、幺二、野雞因色藝高低等差別形成了各異的行規，而行規則直接創造了娼妓等次高低的利潤空間，從其所依附的地方社群便可窺測一二，而幺妓與鴇母之間的利潤關系更能映射出妓業等級制度的界限，如下文所見：

幺二有拆賬、押賬及自己鋪房間之分，此所謂本身之關系也。最自由為自己鋪房間，次拆賬，又次為押賬，則逕可云毫無自由之權，一聽本家之指揮呵斥而已。自己鋪房間云者，以自己之身體為娼，又以自己之資本設妓院也，了無約束，一隨己意為定?？椭趾氛?，欲不接則逕不接，無本家為之勉強?？椭弦庹?，若加優遇則逕優遇，無本家為之阻障，可謂極自由矣。第非有充裕之資本，不足以設院，非有動人之色藝，不足以支持，尤非有老練資格，難免受人之愚也。拆賬云者，雖係自己之身體，而被包于他人生意上者也，包賬多以一節為期，多則兩節一載，先由蓐頭為之說合，復由保人為之擔保，然后視其色之妍媸、藝之優劣、年紀之大小、資格之老嫩、與酬應房術之工拙、風頭架子之健否，而定拆賬之多寡，倘凡百俱臻上乘，則拆賬自得最優之分肥。蓋有此色相，有此身手，可保營業之發達也。最優之分肥云者，對拆也，十則各得其五，以次為四六拆、三七拆，最低者為二八拆。然對拆與二八拆甚少，善通以四六三七為多，包定后，茶飯皆由院主供給，妓傭亦由院主分配服侍。蓋妓傭為本家之耳目，兼以監察行止者也。至若押帳之妓則皆系貧苦之家，無以為生，乃由蟻媒為之撮合，而鬻諸鴇婦，多以十年五年為期，而身價則祗二三十金以至五六十金而已。未至滿期，不得贖身，贖則須依原價十倍為率，滿年則逕由父母備價贖回。凡未滿期中，院中供其膳宿衣飾，教之歌曲酬應，以及種種媚術。而諸凡身體生命諸事，若破瓜、度夜、刑虐、呵罵、疾病、死亡等等，父母皆不得過問。但若一經走亡，則須追其父母責問，此實天下最慘苦之事也。[30]

但同時，這些行規也使娼業完成了與蘇州城市經濟的復雜對接。恰如前文所見，近代以來蘇州娼業之興衰總伴隨著馬路市面之繁榮或消沉。閶門外的娼妓業富有蘇州特色，譬如有一種特有的“說、噱、彈、唱”的女彈詞，以普裕社為陣營，有范雪君、林娟芳等人，或以藝見勝，或以色見長，都擁有一部分聽眾，早先在喜慶堂會中彈唱。后有了書寓，這種演出方式遂而蛻變，“書樓乃書場之變相，概在閶門馬路。本開場時，先以鑼鼓鬧場，每日午后三點，名校書至此奏曲。三面團坐十余人，以登臺之先后挨次輪唱一二書。如無點戲，唱畢既下臺，以讓后來者。入座游客，見有當意之妓女，可點戲，令唱每出一元。既點戲，妓傭既以水煙袋進，可詢明居里，前往打茶圍。唱畢既妓女乘轎先回，妓傭則引領客人同往”。[42](P119)蘇州畫舫多停泊在蘇州閶門外方基，極具蘇州特色，不僅體型精美，氣派高雅，尤其船內文化內涵豐盈，氣韻雅致，在舊時專為冶游子弟挾妓飲酒而置，雇資甚昂。近世以來，蘇州曲院有所謂船菜，太抵是家廚制饌而設筵于燈舫，“水陸錯陳，精潔無比，而尤長于制點，其點之種別以粉以面，凡數十計，雖老饕不能遍嘗也”。其最初而負盛名者，首推李雙珠，“其家有畫舫兩艘，船菜之佳，亦為一時鳳毛麟角，每年出廠時，先期一月，游客先預定船菜，否則實無時間與地位容客之開筵其間”，其盛況可想而知。[43](P187）閶門一帶馬路可以說是旅館業的大本營，蘇州四鄉的紳富總愿攜錢上城來做瘟生，還有拆白和淌白們也很垂青蘇州，他們往往選擇這些旅館組織臨時機關。而可與旅館業媲美的就是燕子窩，其數目比較旅館不知還要多上幾倍，他們所行銷的煙大都來自皖北，有人專門為之販運。而且，蘇垣自閶門外開筑馬路之后，曲院中人每喜乘坐馬車，仿效上海人兜風。但蘇地馬路不多，祗有鴨蛋橋一帶可兜圈，于是甫經兜過，旋復兜回，每有五六次乃至七八次。[44]

各等妓院與市面商家極有關系。換言之，嫖客是娼業收入的來源，娼業則組成了城市經濟的重要結構。在周作人《娼女禮贊》中有提及娼妓的經濟意義：“資本家不但利用她們(女工)的無經驗，給她們少得不夠自己開銷的工錢，而且對她們暗示，或者甚至明說，只有賣淫是補充收入的一個法子。在資本制度之下，賣淫成了社會的臺柱子。而圣人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世之人往往厄于貧賤，不能兩全，自手至口，僅得活命，若有人為‘煮粥’，則吃粥亦即有兩張嘴，此窮漢之所以興嘆也。若夫賣淫，乃寓飲食于男女之中，猶有魚而復得兼熊掌，豈非天地間僅有的良法美意？”[45](P250)但這類意義卻也被視作民間惡俗，一如湯斌稱“三吳風尚浮華，不安本分，婿隸屠沽，倡優下賤，無不戴貂衣繡，炫麗矜奇。文人喜作淫詞。又有優觴妓筵，酒船勝會，排列高果，鋪設看席，靡費不貲，爭相夸尚。更或治喪舉殯，戲樂參靈，尤為無禮”，一如《走進房門笑瞇瞇》道：“走進房門笑瞇瞇，三言兩語成夫妻，假情假意假知己，騙了銀錢轉身起，你往東來他往西，她管什么情和意？用掉洋錢還猶可，生下梅毒真難醫?！盵46](P148)且娼妓之害不止于此，作為一種不道德的職業，不但危害個人的利益，而且阻害社會的發展。娼妓的存在，一方面“使社會道德敗壞，趨于腐化和病態，陷于污穢惡劣的氛圍中”，一方面在社會中間散布病菌，“不僅是破壞人們的健康，而且種族繁殖的前途也發生一種危險”。[47]關于娼妓的負面影響，在此不多作贅述。

歷來學界以娼妓賣淫為線，從正反兩面各執一端，直接冠以“進步”、“畸形”等概念。然而，近代中國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的社會，其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48](P3)恰如蘇州娼妓業，其興衰變遷蘊含于城市經濟結構之中，而由于蘇州社會、經濟等各領域層面多元勢差結構的存在，娼業結構呈現出復雜多元的特征，印證了近代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另外，本文將娼妓業所促進的社會利益以城市商業利益概括之，當這種利益被官方所接收，則表現為花捐等稅利，相關研究一如本文，需從社會史視域進行探索。

注釋：

①張百慶：《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過程中的娼妓問題》，《史學月刊》1999年第1期；柯必德：《20世紀初期蘇州的花柳區》，收錄于《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忻平：《20-30 年代上海青樓業興盛的特點與原因》，《史學月刊》1998年第1期；張曉輝：《20世紀20年代的廣州廢娼運動》，《廣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江沛：《20世紀上半葉天津娼業結構述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②近年來此類研究成果主要有劉雅婧：《近代蘇州娼妓問題初探(1921～1928)——以《吳語》的相關報道為中心》，《近代史學刊》2014年第1期；葉揚兵：《日偽統治時期南京的娼妓業》，《學?！?010年第6期；熊林：《論新桂系時期的煙賭娼禁政》，《廣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宋明軍：《南京國民政府戰前首都禁娼初探》，《民國檔案》2004年第2期。

③相關禁令有不準開設女茶館，男茶館不準有婦女雜坐，男茶館有彈唱詞曲者，不論有目無目，止準男人，不準婦女，止準唱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勸人為善之曲，不準唱才子佳人、私奔茍合，以及豪強斗爭、誘人為惡之曲，戲園不準男女雜座，戲園不準演唱各種淫戲，花鼓淫戲不準演唱。參見（清）顧震濤撰：《吳門表隱》，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2頁。

④關于吳縣蕭家巷慘案的論述，參見拙作《蘇州廢娼運動視野中的房租改革與市政參與（1927-1932）》；《廳令吳縣督責公安局長嚴查煙賭娼》，《江蘇省政府公報》1931年第658期，第9頁。

⑤叫局是指狎客假菜館叫局，初次必須于局票上寫明于局票由何人所代，庶不冷漠或一坐就走，叫局下一步便可造訪妝閣，藉稍坐談，謂之打茶圍。碰和吃酒稱之為做花頭，蓋視妓女之身價如何耳。參見鄭逸梅編：《最新蘇州游覽指南》，大東書局，1930年，第91-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