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到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轉變

摘 要：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工農真正當家作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并且成立了臨時中央政府。但是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主力不得不被迫轉移，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在1935年11月3日于甘泉下寺灣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先后為博古、林伯渠。隨著1937年全面抗戰的爆發，西北革命根據地也不得不將其具有工農蘇維埃性質的西北辦事處改為抗日民主政權陜甘寧邊區政府。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到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轉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利益面前，選擇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偉大精神。

關鍵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陜甘寧邊區政府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至此，以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為基礎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即“中央蘇區”?！爸醒胩K區是全國最大的蘇區，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國紅軍主力軍所在地 ”。但就在此時，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罪惡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危機。而蔣介石卻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策略。大敵當前，蔣介石卻只知個人的利益，不顧廣大人民的反對，接連對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中央蘇區進行了四次的圍剿。就在1933年，蔣介石又不顧全國人民及國民黨內高級將領們的反對，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這一次因博古等人的左傾錯誤喪失了戰機而失敗，不得不轉移革命根據地被迫長征。

當時，全國人民反對內戰，國民黨內部的許多高官也都不滿蔣介石的策略。雖然國民黨在軍隊數量上占優勢，但是這一時期，共產黨的力量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撤離長江南北各蘇區，轉戰兩年行程約二萬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順利會師。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為了快速結束當時陜北地區的肅反錯誤，以及為加強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于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下寺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先后為博古、林伯渠。

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成立西北辦事處發了一則布告，記載道：為著統一和加強中國西北各省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使中國西北各省的蘇維埃運動在更鞏固的基礎上更猛烈的發展起來，決定在陜晉蘇區設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西北辦事處的成立團結了當時分散在西北各省區的革命力量。并且在布告中，中央執行委員會也號召全西北的廣大工農群眾一致擁護西北辦事處，堅決執行今后其所頒布的一切法令條例，并熱烈的參與并幫助其在西北各省的一切設施，為爭取蘇維埃運動在西北的勝利而斗爭。[1]

西北辦事處下設置七部一局：財政部、糧食部、土地部、經濟部、勞動部、教育部、司法內政部、工農檢查局。1936年1月26日又設立了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長，伍修權任秘書長兼交際處長。在軍事方面，設立中共中央軍委西北辦事處，周恩來兼任主席，聶洪鈞兼副主席，張云逸兼參謀長。[2]

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把陜甘和陜北兩個特委改為陜甘和陜北兩個省委。并將關中和神府兩個蘇區改為兩個特區，歸西北辦事處領導，便于日后推行政治經濟的改革。西北辦事處成立后，為了加強對陜甘蘇區的領導，實行了一系列政策。例如，1935年11月25日，毛澤東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了對《紅色中華》記者的談話。[3]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名發表《抗日救國宣言》。[4] 12月10日，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對蒙古人民的宣言》，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命令，改變對富農的政策[5]。以及創辦了陜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和蘇區中央局機關報《紅色中華》和《斗爭》，并且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

中華蘇維埃陜北蘇區的建設，也更加緊密地將西北的各個革命根據地聯系在一起，使得西北的蘇維埃工農政權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為日后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在組織上制度上做了重要的準備，并且使其成為日后抗日戰爭大后方的重要保障。

西北辦事處的成立，統一了陜甘寧蘇區的領導，為邊區政府的成立創造了條件。國共兩黨關系的緩和以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國共關系創造了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使得邊區政府成立的條件日趨成熟。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林伯渠主持西北辦事處的工作，開始籌建陜甘寧邊區政府。4月，西北辦事處召開會議，討論把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轉變為特區政府的問題，并成立了四個專門委員會研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具體轉變。由此可見，將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轉變為特區政府，是順應當時的大趨勢，團結一切力量一致抗日的必要途徑。5月12日，西北辦事處會議正式通過了《陜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和《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開始使用“陜甘寧邊區”這個名稱。同時，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方面也進行了誠懇的談判，蔣介石也在廬山宣布承認陜甘寧邊區。

隨著日本展開全面侵華后，形勢緊急，1937年9月6日，西北辦事處改組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經中共中央決定由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郭鴻濤、馬明方、高崗九人為邊區政府委員（也稱主席團委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為邊區政府副主席，宣告邊區政府正式成立。

邊區政府成立后，西北辦事處的下屬機構相繼改為邊區政府的廳、處。隨后，為了進一步完善邊區政府的組織機構，1937年9月6日，邊區政府成立了秘書處。下設秘書長、主任秘書和文書科、收發科、管理科、總務處以及巡視團，伍修權為秘書長。在同一天，西北辦事處的財政部改組為邊區政府財政廳，財政廳張林伯渠兼任，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以劉鼎、宋裕和、莫均濤、蔡子偉、伍修權五人組成，主任蔡子偉，負責制定財政經濟計劃、決定投資等事項（1938年劃歸建設廳，為建設委員會）。1937年10月，西北辦事處司法內務部改組為邊區政府民政廳，下設民政科、社會保證科、衛生科等，廳長馬明方;西北辦事處教育部改組為邊區政府教育廳，下設社教科、學教科、編審科、行政科等，廳長徐特立，副廳長陳正人（1938年1月20日由周揚接任）;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改組為建設廳，下設工礦科、農牧科、貿易科（后改為合作科）、交通科等，廳長劉景范;西北保衛局改組為邊區政府保安處，下設六科，處長周興，副處長杜里卿。與此同時，原西北辦事處的外交部、勞動部和工農檢查局等單位撤銷，增設審計處，為邊區政府的直屬處（1938年3月改為財政廳下屬的審計科）。1937年10月12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第333次會議通過任免決議（未正式公布），承認陜甘寧邊區，直屬行政院領導。陜甘寧邊區政府在成立之后，為加強蘇區的民主建設，在選舉等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變，這些都是為了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做出的努力。

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正式成立標志著工農蘇維埃政權階段的結束和建設抗日民主政權階段的開始。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立不僅僅在陜甘寧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史上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政權建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的一個抗日民主政權，在全國豎起了一面抗日民主的偉大旗幟。[6]陜甘寧邊區政府從1937年9月6日成立到1950年1月19日撤銷，一共存在了12年之久，為建設和發展邊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參考文獻

[1]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成立西北辦事處的布告（1935年11月），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M].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版，第128頁.

[2] 申沛昌 任學嶺：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簡史[M].中共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69-70頁.

[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M].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版，第489 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卷，[M].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頁.

[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M]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年版，第495-496 頁。

[6] 申沛昌，任學嶺;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簡史，[M].中共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73-74頁.

作者簡介：解曦（1998年），女， 漢族， 陜西省延安市人，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單位：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