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四川方言委婉語

吳 芳，周 煒

(深圳大學 人文學院，廣東 深圳 518061)

一、委婉語概說

(一)委婉語的產生

委婉語由原始禁忌發展而來，是禁忌在語言上的體現，它源于早期人類對自然界的懼怕恐懼心理與避免受到傷害的自我保護愿望。人們對兇禍不吉事物與污穢不潔事物的委婉表達從其產生上來說是說話人為規避災禍而自我約束的結果，并非他人逼迫。但實際上，在小孩成長過程中，倘若觸及禁忌，長輩聽到后會及時糾正，因此，從傳播以及傳承的角度而言，委婉語并非完全意義上的自發行為，只有最開始一批人意識到應當避免直呼某種事物的名稱以免對自身造成不良影響時，委婉語才是自發自覺的。早期人們將語言符號等同于符號所指代的事物本身，認為在談論某一禁忌物時觸及到語言符號便等同于冒犯了禁忌事物本身。而由于漢語聲韻調組合有限，同音字較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語言禁忌的泛濫，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名稱可能與兇禍災難等不吉事件同音，相同或相近的語音建立了二者之間的聯系。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約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因此即便某一語言符號原本與禁忌事物毫無關聯，人們也會因為語音的相似性進而產生一系列的聯想，連同禁忌語的同音或諧音字也要進行回避。因此為了避免直呼事物名稱，人們選擇對語言符號進行一定的改動，在符號與所指之間設置一定的障礙，淡化二者之間的聯系，以免在思維過程中將禁忌事物與話語所指事物直接聯系起來以至觸犯禁忌。

(二)委婉語的特點

1.時代性

委婉語所指稱的事物具有時代性，特定時代對特定的事物有所避諱，隨著時代發展，政治、經濟等因素的改變，某一事物消亡或已無需避諱這一事物，用來指稱這一事物的委婉語也隨之消失，如作為中國封建時期等級特權產物的君王避諱。同時，一些委婉語也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產生，如生理缺陷類委婉語是現代文明禮儀社會人民素質化的產物。此外，委婉語自身也具有時代性，由于委婉語由社會約定俗成，隨著委婉語使用頻率的增加，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距離逐漸縮小，規約化程度增大，委婉語與指稱事物之間的聯系逐漸清晰，委婉語變得不再模糊隱曲，甚至會進一步演變成禁忌語，這時往往需要新的委婉語來指稱這一需要禁忌的事物。因此，委婉語是不斷演變發展的，不同時期對同一事物的委婉語是不同的。

2.地域性

即使處于同一個民族背景，不同地區由于地理環境、風俗習慣、語言的語音結構及人物心理等方面的差異，擁有或多或少區別于其他地區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委婉語。例如粵方言區“吉屋出租”，意為空屋出租，但由于“空”與“兇”同音，“兇屋”不吉利，因此選用其反義，構成吉祥語以取吉利，而其他地區則沒有這一禁忌。四川地區的委婉語也同當地風俗與語言特點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漢民族懼“虎”，對其多有避諱，但由于四川多地不區分[f]與[x]，因此連同讀為[fu]的一些事物也不直呼其名，例如“斧頭”，成都等地稱其為“毛鐵”，綿陽等地稱其為“開山兒”，樂至等地稱其為“貓兒頭”[1]210，可見，不同地區對同一禁忌事物采取的避諱方式也不盡相同。

3.民族性

不同民族的發展歷史、宗教習俗及人民的價值觀念與心理特征導致不同民族對不同事物的態度及禁忌原因、程度不同?！墩f文》中曾提及益州人忌諱以“肥”形容他人，以“”代替“肥”的說法，益州即今天的四川成都。而回族禁食豬肉，連同用來形容豬的“肥”也要避諱，不能用其形容其他動物，其避諱原因顯然有別于《說文》中記載的成都人對“肥”的禁忌。

二、四川方言中委婉語的類型

從人類心理與委婉語的發展演變的關系看，由于生產力以及認知能力的限制，原始時期禁忌對象大多是自然界的自然現象、猛獸等一系列令他們懼怕的事物。由此生成的委婉語大多出于原始人民趨吉避兇的心理。而隨著歷史的演進，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人類認知水平與文明程度漸趨提升，出于對他人的禮貌與尊重以及自身的廉恥心，產生了避俗求雅的需求，因此禁忌的內容也逐漸擴大到人類生理器官、生理現象、生理缺陷等方面。

本文根據人的心理與目的，參考黃尚軍《四川方言與民俗》、繆樹晟《四川方言詞語匯釋》、曹小云《躋春臺詞語研究》中整理的四川方言委婉語語料，結合自己調查得來的材料，將四川方言委婉語分為趨吉避兇類和避俗求雅兩大類，并細分為如下幾類：

(一)趨吉避兇類

1.死亡與殯葬

死亡自古以來就是人們懼怕的事物，人們認為談及與死亡及與之相關的事物便會拉近自己與死亡的距離，避之不及，因此為了避免直言死亡，歷代人民創造出一系列的死亡委婉語，如人們認為人死后去地府，將地府稱為“黃粱”，因此將死婉稱為“赴黃粱”、“喪黃粱”、“入黃粱”[2]96、或婉稱為“過命”[2]88、“倒頭”；將病人病逝婉稱為“殺角”、“煞角”[1]116；將小孩夭折稱為“丟”。

人死后的喪葬過程也有一系列的禁忌以及隨之產生的委婉語。如稱人死后穿的衣服為“壽衣”、“老衣”；將報喪稱為“下報單”、“報信”；將最次等的劣質薄板棺材稱為“火匣子”[3]108；將錢紙稱為“袱子”[3]76；給剛死的人燒紙錢稱為“倒頭紙”；將祭品稱為“刀頭”[2]44；將墓穴稱為“金井”，并衍生出“打金井”、“賀金井”、“守金井”、“燒金井”[1]81等喪葬習俗委婉語。

2.兇難與災禍

災禍也是人們極力避免的，認為一旦談及便會給自己帶來厄運，不得不提及時，往往換以委婉的說法來表達。如將失火稱為“扯紅旗”[2]25；忌“霉”，同音的“媒”也避諱，將媒婆稱為“紅葉”[2]95，做媒稱為“做紅”，將鬼稱為“二五子”[2]62。

一些特定的行業由于行業性質較為危險，易發生意外，因此在語言上往往有諸多忌諱。如船家忌“翻”，將其稱為“張面”[1]213，稱帆布為“抹布”[1]213、帆為“布篷”、“布條”[1]177，稱飯為“粉子”，吃飯為“炒粉子”[1]213；忌“誤”，將霧稱為“罩子”[1]213；忌“晚”，稱碗為“蓮花子”[1]213，有些詞語會漸漸被大眾接受，由行業內部的委婉語發展為方言的常用詞，如出于對“沉”的忌諱而將稱盛飯稱為“添飯”[1]213，“添飯”一詞的使用已不局限于船家這一特定的職業，而早已深入每一個普通家庭。

對猛獸的畏懼促進了一系列委婉語的產生，“巴蜀地區的人們與蛇朝夕共處，對蛇由畏到敬，由敬而求親，以致產生蛇圖騰或蛇崇拜?！盵1]208，四川多地將蛇稱為“梭老二”[1]208，甚至避免直接稱呼與“蛇”同音的“佘”這一姓氏，而換以“梭”或“老梭”來稱呼佘氏。將豺狼稱為“財狗”[1]212，在將令人懼怕的狼改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狗的同時，結合四川方言不區分舌尖前音[tsh]與舌尖后音[t?h]，“豺”與“財”同音，出于趨利避害的心理將“豺”換為“財”，取其吉祥富貴義。在人們印象中，狐貍為妖媚之物，往往和女性聯系在一起，一旦談及便會被妖媚女人破壞婚姻，為了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滿，人們對此避之不談，稱狐貍為“毛狗”[3]144，但仍然保留了貶損、厭惡的感情色彩。夾江等地將豹子稱為“銅錢花”[1]212，連同與“豹”同音的字也被列入了禁忌語的范圍，于是將木工刨木頭時使用的刨子稱為“推子”[1]212，用做工時的動作來代指完成這一動作所需使用的工具。懼怕龍，連同與之同音的“籠”也要避諱，將燈籠稱為“亮殼”、“泡皮”[1]207。

對老虎的恐懼心理衍生出了四川方言中一系列的委婉語，遇到“虎”便將“虎”改為與其同一科的較為弱小溫順的“貓”，如成都等地將其稱為“貓貓”。也有擇取老虎的一些外形特征用以指稱的，如崇州在“貓”前冠以老虎的毛色，稱其為“黃貓”，巴中等地稱其為“大貓”，以體型特征區別于平常的貓。而由于四川多地方言不區分唇齒輕擦音[f]與舌面后清擦音[x]，因此讀為[fu]的音也要避諱。例如“斧”、“腐”、“府”等。綿陽等地人們根據其用途將斧頭稱為“開山兒”、金堂、樂至等地沿用遇“虎”變“貓”，稱斧頭為“貓兒頭”、彭山稱為“貓兒刀”、雙流稱為“貓耳”、南充依據其構成元素稱其為“鐵腦殼”。將豆腐稱為“灰毛兒”，將腐爛稱為“朽了”、“水了”，將府稱為“縣”[1]210。

(二)避俗求雅

1.分泌與排泄

2.身體器官

性在中國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為猥褻之物，人們一般不主動提及，往往用“錘子”、“老二”、“下半截”、“鴨兒”等婉稱男陰，來進行一定程度的遮掩。同時，由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見的事物其名稱可能包含與性相關的語素，因此在提及這些事物時往往換以較為含蓄委婉的說法?！叭铡痹谒拇ㄔ捴杏写直闪x，為了避免聯想到“性”這一義項，故而將“向日葵”改稱為“向耳葵”、“望紅兒”、“太陽花”。因鵝卵石中含有“卵”這一語素，于是將鵝卵石稱為“鵝老石”、“廣耳石”、“鵝抱石”。[1]212

這一類的需要禁忌的詞語通常作為委婉語的對立面——冒犯語，在爭吵過程中用以羞辱貶損對方，“將人貶為男女性器官，性器關聯物，貶低性能力，性侵犯威脅和侮辱”。[4]149

3.生理缺陷

出于禮貌原則，顧及聽話人的感受，不傷其自尊，對其生理缺陷不直言，而采取委婉的方表達。如將只有一只眼鏡或一只眼失明的人稱為“邊花兒”，[3]14將臉上的瘡疤稱為“面花”，將斜視眼的人稱為“蘿卜花”，均是運用美好的事物對人的掩飾缺陷短處的同時進行了美化，從語義表現類型來看，是進行了語義的揚升。[5]83

三、委婉語的生成手段

委婉語的生成手段指采取語音、詞匯、語法、語用等語言手段形成的代替直陳語的、具有委婉功能的表達方式。根據對現有語料的整理歸類，我們將四川方言委婉語的主要生成手段總結為以下幾類：

(一)語音手段

1.諧音

采用Diener等人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 SWLS)測量情緒幸福感，該量表包含5個條目，采用李克特7點計分，分數越高代表生活滿意度越高(汪向東, 王希林, 馬弘, 1999)，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9。

諧音是指用相同或相似的語素代替原詞中寓意不好的語素。語音手段大多是采取諧音的手段，以取吉利。例如因“屎”與“始”同音，而恰好有“周而復始”一詞，于是在取諧音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省略與轉換，將大便、屎稱為“周二”或“周而”。再如船家忌諱談及“沉”，于是連同與之同音的姓氏“陳”也要進行避諱，而“陳”所具有的不新鮮這一義項在四川方言中讀為[nian55]，與“蔫”同音且都具有不新鮮之義，因此將陳氏喚作“老蔫”。

2.異化

異化是指直接將需要避諱的詞直接改讀另一音。如“屄”[phi55]一詞意為女陰，因此讀為[phi55]的詞，如“披”、“批”、“坯”等都改讀為[phei55]。

3.合音

合音是指在交際中加快語速，導致部分元音或輔音脫落，不同的音節合為一個音節。如烏鴉自古被視為兇鳥，四川將烏鴉稱為“老哇”，由于“烏”[u55]由一個單元音構成，“鴉”[iA55]以元音[i]開頭，二者均完全有元音構成，沒有輔音的介入，因此音節間的界限也不十分明顯，而[i]在漢語中常常充當介音，在語流中易脫落，二字連讀便成為[uA55]。

(二)詞匯手段

四川方言中采用詞匯手段構詞的委婉語大多采用的是反義手段。由于事物本身需要禁忌或名稱中含有不吉利的因素，于是取直陳語或直陳語中某一語素的反義，構成與之意義相反的全新詞語，用與原詞意義相反的吉祥語來指稱禁忌的對象。如與死亡殯葬相關的用以盛放已逝之人尸體的棺木，用含有“長壽”義的“壽”構成新詞“壽材”來進行婉指，在避免直說棺木的基礎上，傳達長壽的期望，同理將墓稱為“壽藏”。由于“舌”與折本的“折”同音，人們認為觸及這個音就會導致這一語音所指稱的事件，因此四川多地將豬牛的舌頭稱為“脷子”、“利子”，取折本的反義盈利之義。樂至、大邑等地將其稱為“賺頭”、“賺子”，也是取折本的反義賺錢之義。樂山等地將豬舌稱為“招財兒”，也是取反義構成吉祥語。由于語音上的聯系，四川人民對特定的日期也有所避諱，如因為“十四”與“失事”同音，于是將每個月的十四日稱為“太平日”[1]214以求平安順遂。對于一些與禁忌事物同音的姓氏，人們也取其反義構成委婉表達。如忌倒霉的“霉”，于是喚梅氏人為“老喜”，取其反義以求吉利；船家忌“沉”，因此喚陳氏人作“老浮”，這顯然不同于封建社會的君王姓名避諱，前者通過心理產生作用，而后者則作用于生理[6]2。

此外也存在不取反義，直接以其他詞語代替觸諱直陳語的情況，這種詞匯手段的使用對象大多是與性相關的禁忌語。如以“那個”、“辦公”指代月經，模糊禁忌事物的表達，以此達到婉轉文雅的表達效果。

(三)語用手段

1.概念隱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通過概念隱喻生成的委婉語不同于修辭上的隱喻，修辭格屬于語言表達層面，而概念隱喻并非簡單的語言表達層面的問題，應當歸于更深層次的思維層面。概念隱喻在人類已有知識和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兩個不同域之間的系統映射，生成隱喻意義的基本條件是兩個不同域的事物之間具有相似性。隱喻產生的條件必須是跨域的單向映射，同一個語義域內的映射不能稱之為隱喻，如為避“猴”將獼猴桃稱為“毛梨兒”，因為二者屬于同一語義域——水果。而正是由于源域與目標域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表層意義與深層的需要避諱的意義之間的距離得以被拉開，委婉語與所指代事物之間的關系被模糊，達到婉轉隱曲的表達效果。下面以“吃掛面”與“上吊自殺”為例，闡述概念隱喻在委婉語中的認知機制。

掛面與繩子分屬不同的語義域——事物與工具，但二者在形狀上極度相似，均為長條狀物，且質地柔軟易彎曲。而吃掛面時使用的工具——筷子屬于工具，而人的脖頸屬于器官，二者同樣分屬不同的語義域，但在形狀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近似于圓柱體，長度大于直徑，均為細長狀。吃掛面這一動作行為與上吊自殺之間也存在相似性，吃掛面時用筷子夾起掛面，被挑起的一根根掛面由于筷子的支撐形成一個U型，而筷子在掛面的中間。上吊時掛在天花板上的繩子也彎曲成U型，人的脖子在繩子中間。掛面、筷子兩個事物與吃掛面這一事件作為源域，形狀上的近似為源域向目標域的投射提供了條件，它們被成功投射至目標域：繩子、人的脖頸、上吊自殺，由此構成概念隱喻，以吃掛面這一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件來指稱上吊自殺這一與死亡相關的需要避諱的行為。

又如四川多地都將蛇稱為“錢串子”、“金串子”，二者語義域不同，外形相似，均為細長狀，且可彎曲成S型，基于形狀上的相似，源域蛇成功投射至目標域，構成概念隱喻，同時突出“錢”、“金”，在避免直呼猛獸的同時寄寓了人民收獲滾滾財富的希望。此外，四川將失火稱為“扯紅旗”，則是利用二者色彩上的相似性構成概念隱喻以達到隱曲的效果。

再如將大糞稱為“黃金醬”，二者一方屬于排泄物一方屬于食物，二者分屬不同的語義域，其外觀上的相似性提供了由源域“黃金醬”向目標域“大糞”進行投射的條件。Lakoff認為概念隱喻兼具突顯和隱藏兩種功能，具體突顯的是源域的部分優質特點，同時掩蓋目標域其他方面的作用。在這里，源域大便中好的象征義部分：黃金、財富被突出，與此同時目標域大糞臭、惡心等不潔不雅的特點被掩蓋。在概念隱喻的認知基礎上，選用吉祥語來代替直露的直陳語，人們希望黃金如同大糞一樣常見，傳達出財源滾滾的美好希冀。

2.概念轉喻

同隱喻一樣，概念轉喻也不同于語言表達層面的修辭格，概念轉喻不同于概念隱喻之處在于概念轉喻是同一個認知域內兩個實體的映射，用一個語義域內的一個事物代替另一個事物，且事物之間概念關系的本質是兩個實體在某些方面的鄰近性而非相似性。在概念轉喻中，人類的推理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推理，得出詞句中一個認知域內兩個鄰近事物之間隱含的關系。在已有的方言委婉語材料中，我們發現，相較于隱喻大多是由不同認知域事物之間形狀相似建立起的投射，轉喻有更加豐富的生成方式。如一系列關于動物的表達，成都將“老鼠”稱為“尖嘴巴”[1]211，宜賓將“雞”稱為“長冠子”，渠縣稱“兔子”為“長耳朵”[1]212，均以動物的某一身體部位代動物本體，且雞的雞冠、兔耳都是它們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大特征，而轉喻使得它們的區別特征得到突出強調，而在此之外的其他部分則被模糊淡化，以此達到間接委婉的效果。此外，還有用事物外形特征轉喻事物本體，如南江等地將狗熊稱為“黑娃子”[1]212，用動物的膚色代動物本身，避諱的同時突出了動物的外形特點。為了求雅將大便婉稱為“臭”，大便氣味臭，故用事物的氣味轉喻發出氣味的事物本身以達到轉移焦點的效果。也可用動作方式轉喻事物，如投河自盡時需要縱身躍入水中，因此將投河自盡婉稱為“跳水”。死者出殯親朋需要到山上去將其安葬，因此用“上山”這一事件中涉及到的動作代出殯安葬事件本身。四川將在地上亂爬亂竄、爬、溜的動作行為稱為“梭”，蛇爬行的動作也稱為“梭”，因此將蛇稱為“梭老二”、“梭梭”，是用蛇爬行的動作指代蛇本身。此外還可用事件發生的地點或人與動物的居住地轉喻事件本身，如雙流、金堂等地將猴子稱為“山娃兒”[1]211便是以猴子的居住地代猴子本身。還可用事物的構成原料或用途轉喻與其性質鄰近的事物本身，如由于忌“虎”，于是將斧頭稱為“開山”、“毛鐵”，人們可以通過原料或用途推理出用原料生產出產品本身或某種事物的用途。還可用地點代指事物，如將廁所稱為“東城”[2]56。

在構成委婉語時，也可將隱喻與轉喻相結合，構成隱轉喻(metaphtonymy)。如夾江等地將豹子稱為“銅錢花”，由金色圓形的銅錢映射到豹子身上的相似形狀的花紋，這屬于隱喻，二者屬于不同的語義域。同時，以豹子身上的花紋代豹子本身，屬于事物的外形特征或事物的部分轉喻事物本體。

四、結語

委婉語源于人們的原始信仰與自我保護意圖，人們為達到避兇或求雅的目的，因而自覺約束自己的言行，事實上這是傳統觀念與現代文明的交織融合。在對禁忌事物進行避諱時，四川方言更多采用的是詞匯手段，或取觸諱語素的反義對直陳語進行改造，或以吉祥語來進行指稱，亦或直接以其他事物名稱代指禁忌事物。概念隱喻與概念轉喻是委婉語生成的認知基礎。概念隱喻通過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間隔疏離禁忌事物與委婉表達之間的距離，弱化目標域中深層的避諱義；而概念轉喻則通過同一語義域中事物的鄰近性生成委婉語，如以整體代指部分、動作轉喻事物、工具轉指事件等，在凸顯某一事物的同時弱化需要避諱的部分。語音層面上，諧音通常是導致避諱產生的根源，但隨著普通話的普及，四川方言受普通話語音影響愈發深厚，年輕一輩往往難以理解四川話諧音的內涵，這種情況使得方言諧音的使用范圍逐漸萎縮。同時，隨著委婉語與指稱事物之間的聯系逐漸清晰，一些委婉語轉化為禁忌語，但由于短期內缺乏新的委婉語對原委婉義進行指稱，導致這一委婉義逐漸退出語言交際舞臺，委婉語的生命力正經受嚴峻的考驗。但總體上，委婉語仍舊體現著某一地區的歷史、風俗、信仰，是民族民系文化的載體，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委婉語為交際營造良好舒適的氛圍，無論是在語言的演變還是實際交際中的功能方面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